我又看见老父亲了

母亲要卖老屋，又无法亲自前往，便将目光落在了我和二姐身上。二姐立刻建议，“老三，趁你现在正放暑假，不如我们现在就跑一趟”。

母亲的老屋在西宁，确切说是西宁市的青海省水利厅。母亲上世纪五十年代来青海支边，在水利厅遇到了同为四川人的父亲，二人生下了我们几个长在西宁的四川人。我家在西宁的住房换了一次又一次，终究还是没有离开水利厅。

我和二姐回西宁的日子是今年八月。

被高温炙烤久了，突然来到一凉爽之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欢喜。老屋既然要卖，那就得挨着清理，所有具有纪念价值的物件都不能放过……正想着呢，卧室里传来二姐的声音，“老三你快来看！”

二姐手里拎了双黑色的老北京布鞋，圆口，橡胶硬底那种。父亲活着时最喜欢穿。母亲为此没少嘲笑他“老土”，“都啥年代了，还穿这种鞋？”

父亲也不言语，没事了去街上溜达，见到就要买几双……正说着呢，二姐又翻出两双，一双跟先前那双一样，另一双则是夹了棉的。

“爸去世时我到处找，就想让他穿着他自己买的鞋去天国，可我找遍了家里所有的地方，就是没有找到。”二姐说此话时带着哭腔。

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十余年，不知为什么，凡见他的遗物，就像遇到命定的指针，刻骨铭心的苦闷、烦躁、激动和兴奋……不小心就会变得泣不成声。仿佛，年幼时的岁月来到了当下的生命。

今儿，那个人人都不愿、准确说是不敢触碰的，在这几双鞋这里，似乎变成了局部的重生，灵魂之眼再次明亮起来。

父亲出生于民国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927年。还没等他长大就遇到了旷日持久的抓壮丁，一个殷实的家庭因此破败。父亲被迫背井离乡。先是去了老家资阳附近的几个县，后又去成都，再后来到了北京、加入抗美援朝的队伍，再再后来便转业到青海。在水利厅，他的工作就是常年穿行于祁连山的大小皱褶里……父亲这一生，路是走了不少，可鞋却没穿过什么好的。

许是在北京时发现了老北京鞋特别符合人体工程学，可以减少行走时的疲劳……老北京鞋便早早地在我家登堂入室、在父亲后来的日常生活中愈来愈显得重要。

印象中，父亲从未穿过皮鞋。方口的、圆口的，粗布的，条绒的……老北京换了一双又一双。记得有年春节，我和二姐去成都春熙路，二姐一眼就看中了双皮鞋，黑色的，猪皮鞋。

二姐立刻就要买，可待付钱时却被告知，最大的只有四十一码，而父亲平时穿的老北京鞋一般都是四十二码。卖鞋的反复跟我们说这款皮鞋的码子偏大，可以考虑试试。

“二姐，不行，皮鞋容易夹脚，何况码子还小，爸肯定穿不上。”

“说不定能穿上呢”执拗的二姐又去央求售货员，能不能帮着找双四十二或四十三码的，售货员已注视我们很久，挺感动的，听了二姐的请求很配合，可翻遍了货柜，没有。

怀着一丝侥幸心理的二姐，最后还是买下了这双四十一码的黑皮鞋。

回西宁是二姐单独回去的，父亲是不是穿了我不知道，但此后的任何时候我回西宁，父亲还是像过去我看到的那样，穿着老北京鞋。

很多年了我才明白，有时候父亲对儿女、对自己的要求，不经意之间，就打上了时代的某种印记。

母亲的年龄比父亲小了十岁，许是老夫少妻的缘故，不仅家里的饮食起居，更有父亲自己的穿戴，能做到不给母亲添麻烦的，永远都是父亲自己扛。

所以，从小我们就知道父亲会做很多别人家父亲不会做的事情，如，带着老花镜在灯下为我们裁剪鞋垫；自己制作烤火炉、沙发；当然，还有一手做得绝妙的川菜……待我们长大，也能进厨房了，父亲便开始了一对一的评说：“小蓉就是个油厨子……”

父亲真的充满了能量，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在非高潮的时候，他用父爱给了你一个高潮。

就这样过了许多年，在父亲的教导下，我们学会了长幼有序，学会了孝顺。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孝顺，什么又为孝道，但我们早早知道了年龄比我大一点的得叫哥，再长一点的叫叔，头发花白，怎么也得叫伯。好吃的、少见的、稀罕的、金贵的，一定要留给长者。

有父亲在的日子，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它好比漆黑无比道路上的一盏路灯，光彩夺目，是支撑我们姊妹走下去的希望。

这一切，都在父亲去世的那天，结束。

悲戚的意境扩展开来，不需要明白，只需要领悟和感受。可以说，我们是咀嚼着断肠的苦味，开始独自走向各自未知的世界。可无论怎样，我们都坚韧地活下来了。

多少年了，在父亲祭日的这一夜，仰头望着天上那轮月，像冷眼瞪视着我。

不止一次，我梦到他，几乎全都在祭日或春节前一天。他又何曾离开过我们？不管我在何处落脚，孤身一人，碰壁或无助时，脑中浮现的都是他那张亲切却再也见不到的容颜。没有他的手可以握，没有哪个电话能够拨……

对于这几双鞋，二姐的第一反应就是必须留下，凡见到父亲的东西她必珍藏似乎已成了习惯。

我接过二姐手里的鞋子，郑重地放到了留存物件最中间的地方。突然，我手背上有点痒，一只小黑虫正从我手背上悠闲地爬过……

“二姐，鞋里长虫了。”

“不会吧？在青海，很不容易长虫的……”

黑虫是从那双带夹棉的鞋里爬出来的。准确说，这双夹棉鞋里面加的不是棉，而是羊毛毡。父亲虽当兵出身，但国防身体也经不住高原飞沙天气的摧残。五十不到就变得畏寒起来，且愈来愈甚。我知道，还有艰难生活的阴影。

“市面上一般都是棉花做里，为啥不用动物毛，就是怕长虫。为了这双羊毛毡垫的，不知父亲跑了多少路？”二姐说着，眼圈又红了。随即又将父亲的一套灰色、已经洗得泛白的棉毛衫揣进了旅行箱。

商议后，二人一致决定将这几双鞋剪碎（主要是怕被人拾捡去当废品卖了）、埋到楼前的花椒树下。二姐说，水利厅院里的花椒树都是从四川引进的，父亲这一生就没离开了花椒，既然带不走，就让他长眠于此吧。

再说了，我们的家人都爱植物，相信他们更愿意在父亲住过楼旁的树下送出祝福。

第二天一早，天刚放亮，看到树影已经隐隐绰绰现出些斑驳了，想着，一会儿就下楼。

刚走出居民楼大门，立即后悔出来晚了。挨着我家窗户最近的那棵花椒树下有两个人正在打羽毛球，楼头一条内部路上几盏灯白亮得刺目。路对面楼栋口有人正趿着拖鞋走来走去。

我和二姐一个肩上挎着装有布鞋的袋子，一个拿着掘土的工具，心虚地向较远的一棵花椒树走去，不知道这艰巨的任务能否在这充满了能量的早晨顺利完成。

仰头看天，树和楼遮了视线，那一小块残缺的天幕上，我们望不见太阳。到了树下，正准备挖土，忽有声音传来，“我们到那边去打吧！”我立刻打了退堂鼓，可心里又不甘，大凉的天，身上已全是汗水，却并不觉得热。

二姐没搭理我。此时她正蹲在树下，小心翼翼地刨着土。我又环顾四周，打羽毛球的不知去了哪里，晃眼的路灯也暗了下来，院子里复又归于沉寂。

我的心瞬间被一股隐秘而巨大的力量攫住。

跟着二姐，小心翼翼地挖，全神贯注地挖，全然听不见车辆与人声。很快，一个个，一块块，只是一瞬，就像阳间与阴间的转换一样迅速。“爸爸！”我们小声呼唤着，看到他就蹲在黑暗中望着我和二姐。“这样好，可以做树肥。”是父亲干瘪、缓慢的声音。

二姐用手轻轻将已被我们剪成了碎块的布鞋埋进露着泥土的树坑，我找了根木棍仔细翻动着，好让每一片布都进入，好让它们无一例外地进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而我们的心情，却像铅块，里头注满了孤独的重量。相比之下，掩埋伤痛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轻。

往家走，仍是没看到行人。

回到屋里，脱掉外衣换上睡衣。

“放心吧，没有被凉着。”我和二姐对亲人们说。

好在，对于老父亲，我又看见了，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