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护国：不应被遗忘的“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1968年12月5日，中南海怀仁堂，暖意融融却藏着几分肃穆——周恩来总理正在接待外宾，神色从容，谈吐沉稳。

可就在这时，一位秘书神色慌张地快步走进来，弓着腰凑到周总理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说了几句话。

一向处变不惊的周总理，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微微一颤，当即站起身，对着外宾匆匆致歉，转身就走。

没人敢多问，直到后来，工作人员才知道，总理回到办公室后，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他听到了一个让他心碎的名字，一个中国科学界不能失去的名字：郭永怀。

一场空难，13人遇难，偏偏带走了这个撑起中国“两弹一星”的男人。这一天，中国的力学界、核科学界，塌了一根擎天大柱。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让总理痛哭、让同仁扼腕的科学家叫郭永怀，在他的身上书写着中国人的骨气与担当。

郭永怀1909年出生在山东荣成滕家镇郭家村，是家里的老四。

和历史上那些出身书香门第的才子不同，郭家世代务农，父亲郭文吉也只是粗通几个字，能看懂简单的书信而已。

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吃饭都是难题，读书更是奢望。

但郭永怀从小就透着一股机灵劲儿，别的孩子在地里摸爬滚打、打闹嬉戏，他却总爱蹲在私塾门口，听里面的先生讲课，认那些不认识的字。就这么靠着“偷听”，他居然也认全了不少常用字。直到9岁那年，本家三叔郭文秀开办了一所学堂，见这孩子实在好学，便破例让他免费入学——这是郭永怀第一次正式走进学堂，也是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

一旦抓住机会，郭永怀就像海绵吸水一样，疯狂汲取知识。

1922年，13岁的他，凭着一股韧劲，被送到石岛镇的明德小学读高小；

1926年，17岁的他，一路过关斩将，以优异成绩考取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成了家乡有史以来第一个公费中学生，消息传到村里，全村人都为之振奋，都说郭家出了个“文曲星”；

1929年，20岁的郭永怀再进一步，考上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又成了家乡第一个大学生；

1931年，他转入本科，果断选择物理学专业，拜在国内知名教授顾静薇门下；

两年后，凭着过人的天赋和勤奋，被顾静薇推荐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深造，一步步朝着科学的高峰攀登。

1938年夏天，一场改变郭永怀一生的考试，悄然来临。当时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举办第七届留英学生招生考试，拟录取20人，可报名的人足足超过3000，录取率不足1%，比现在的顶尖名校考研还难。

更残酷的是，郭永怀报考的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专业，只招1人，却有50人同台竞争，相当于50人中挑一个“天之骄子”。

换做别人，或许早就打了退堂鼓，但郭永怀偏不。考试结束后，他以5门功课总分超350分的成绩，稳稳拿下第一——可万万没想到，还有两个人和他考了一模一样的分数，三人并列第一，却只招一人，这可难住了董事会。

最终，董事会经过反复讨论，做出了一个破格决定：这三个人，全部录取！能让董事会打破规则，可见这三人的天赋有多出众。而和郭永怀同分的另外两个人，后来也都成了响当当的人物——一个是钱伟长，后来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一个是林家翘，后来的著名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三个天才，从此踏上了不同却同样辉煌的科学之路。

1940年1月，郭永怀和几十个被选中的学子，在上海集合，准备远赴海外留学。可当时二战已经爆发，英国陷入战争泥潭，根本无法接收他们，只能将这些学子分流到各个英联邦国家。就在他们辞别亲人、登上轮船，以为即将开启求学之路时，一个让所有人都愤怒的发现，打破了这份期待——他们的护照，居然是日本政府签发的，上面还赫然写着：“允许在横滨停留三日，上岸游玩。”

那一刻，所有人都沉默了。当时的中国，正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多少同胞死于日军之手，多少家园被日军焚毁。让他们拿着日本签发的护照，还要在日本领土停留游玩，这无疑是一种羞辱，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亵渎。

英国人态度强硬：护照不能改，要么拿着护照出国，要么就留下来，放弃这次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不少人陷入了挣扎，一边是梦寐以求的求学机会，一边是民族尊严，两难抉择，让人煎熬。就在这时，平时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郭永怀，猛地站了出来，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掷地有声：“不出国就不出国。中国人要有自己的骨气！”

话音刚落，他转身拿起自己的行李，毅然走下轮船。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一群学子跟着他，纷纷走下轮船，宁愿放弃留学，也绝不接受这份屈辱。幸好，经过多番波折，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其他途径，踏上了留学之路——这份骨气，也成了郭永怀一生的底色。

事实证明，这批留学的中国学子，确实是当时中国精英中的精英，而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三人，更是精英中的佼佼者。他们被一起送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别人要花一两年才能拿到的硕士学位，他们三人只用了半年时间，就顺利毕业，速度之快，让国外的教授都为之惊叹，纷纷称赞“中国出了三个天才”。

1941年，郭永怀远赴美国，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学习。这里是当时全世界顶级的航空航天研究机构，因为它的主持人，是世界气体力学的“大神”——冯·卡门，这位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在这里，郭永怀不仅遇到了一位好老师，还认识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师兄——钱学森。

师兄弟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一起钻研科研难题。在学习期间，郭永怀没有选择稳妥的课题，而是主动挑战当时空气动力学领域最前沿、最难啃的“硬骨头”——“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研究。这份勇气和魄力，连冯·卡门都为之赞赏。最终，郭永怀凭借这项研究，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在国际科学界崭露头角。

1946年，冯·卡门的学生威廉姆·希尔斯，准备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研究院，第一个就想到了郭永怀，冯·卡门也极力推荐自己这个得意弟子。当时准备去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钱学森，特意开车一路护送师弟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这份师兄弟情谊，成了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到了康奈尔大学，郭永怀一头扎进了科研之中，主攻飞机突破声障的研究。当时，人类刚刚实现超声速飞行，但一个致命的难题困扰着全世界的科学家：一旦飞机速度接近声速，阻力就会急剧增加，操作失灵，往往会机毁人亡，很多人甚至断言，突破声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郭永怀不信这个邪。他废寝忘食，反复计算、模拟，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发表了一系列引起业界轰动的论文，开创了一套全新的计算方法，为人类突破声障、实现超声速飞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钱学森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特意将这套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其中的“K”，就是“郭”的第一个字母发音，以此致敬自己的师弟。

凭借这项成就，郭永怀在美国声名鹊起，成了航空工程和应用数学领域的顶尖专家。不少知名大学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开出丰厚的薪资邀请他任教；各大企业更是开出天价年薪，想挖他去工作。此时的郭永怀，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还是航空工程研究院的三大核心主持人之一，在美国有车有房，生活富足舒适，妻子李佩温柔贤淑，女儿乖巧可爱，日子过得令人羡慕。

可在郭永怀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念头，从未打消——回国。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郭永怀更是彻夜难眠，归国之心愈发迫切。有朋友劝他：“你在这里什么都有了，孩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你何必回去那个贫穷落后、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

郭永怀看着远方，眼神坚定，缓缓说道：“家贫国穷，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一个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可回国，哪有那么容易？早在刚到康奈尔大学时，郭永怀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声明：“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在适当的时候会离开。”这句话，早已被美国当局记在心里。由于他从事的航空工程研究，会接触到大量美国的机密资料，当时美国当局给了他一张表格，其中有一项是：“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郭永怀没有丝毫犹豫，提笔写下了“不”字。也正是这个字，让他失去了查阅机密资料的权利，也成了美国当局重点监视的对象。

当时，美国正盛行“麦卡锡主义”，对华人科学家百般猜忌、百般打压，尤其是像郭永怀这样，想要回到中国的顶尖专家，更是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50年，师兄钱学森因为提出回国，被美国当局关押，家里被抄，所有书籍、手稿都被没收，这让郭永怀更加清楚，回国之路，必定充满荆棘。此后，郭永怀的出国自由被严格限制，就连去英国讲学，都被美国当局拒绝。

这种被监视、被限制的日子，一熬就是5年。直到1955年，中国和美国在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达成一致，允许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和科学家回国，钱学森率先踏上了归国之路。师兄的回国，让郭永怀看到了希望，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回到祖国，每天都和妻子李佩商量回国的事情。

为了留住郭永怀，康奈尔大学开出了更高的薪酬待遇，承诺给他更好的科研条件；台湾当局也派人找上门来，许以高官厚禄，劝他去台湾发展。但郭永怀的心，早已飞回了祖国大陆，无论面对多大的诱惑，他都不为所动。

终于，回国的日期确定了。为了顺利回国，郭永怀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烧掉自己十多年来积累的所有科研资料和讲义手稿。妻子李佩看着丈夫亲手烧掉自己的心血，心疼不已，忍不住劝阻，可郭永怀一边流泪，一边继续烧，哽咽着说：“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都装进我脑子里了。”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亲眼目睹了师兄钱学森回国时的遭遇——钱学森带了800千克的书籍和笔记本，全都被美国海关没收，他不想让自己多年的科研心血，落入美国人手中。就在烧掉手稿的第二天，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的院长，为郭永怀夫妇举办了一场大型野餐会践行，可就在这场野餐会上，郭永怀又当众烧掉了自己一部即将完成的书稿。在场的师生们看着熊熊燃烧的火光，全都默然不语，他们知道，这个中国科学家，是铁了心要回到自己的祖国了。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夫妇和几位归国的中国科学家一起，登上了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可就在轮船即将启航的那一刻，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突然登船，要求搜查所有回国中国科学家的行李。那一刻，李佩才真正明白，丈夫当初烧掉所有手稿，是多么明智的决定。经过两个小时的搜查，美国人一无所获，只能眼睁睁看着轮船启航。

这一年，郭永怀47岁。在外漂泊16年，历经磨难，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回国后，郭永怀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当周总理问他，有什么要求时，郭永怀只说了一句话，简单而坚定：“我想尽快投入工作。”在他看来，祖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多一分时间，就能多做一分贡献。

1956年底，中国力学研究中心成立，钱学森担任所长，郭永怀担任常务副所长，师兄弟二人并肩作战，一起推动中国力学事业的发展。第二年，力学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合办工程力学研究班，郭永怀担任班主任和主讲人，手把手培养中国自己的力学人才；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骨干。期间，他还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翻译出版了大量力学学术名著，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如果说教学和基础研究，是郭永怀为祖国播下的种子，那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就是他为祖国筑起的屏障。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所有的技术专家、设备和资料，中国的“两弹”工程陷入绝境，没有图纸，没有资料，甚至连基本的实验设备都极其匮乏，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想要造出原子弹，比登天还难。

就在这样的困境中，郭永怀临危受命，和王淦昌、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当时的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郭永怀领导的场外实验委员会，负责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是整个“两弹”工程中最关键、最危险的环节之一。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郭永怀一方面给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一方面迅速建立实验室，反复研究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数据，同时还要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研究。尤其是在爆轰物理实验中，郭永怀带领团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反复实验、反复计算，克服了无数困难，最终提出“两路并举，最后择优”的方法，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整个中国第一代核武器一直沿用，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经费。

1963年，郭永怀主动提出，随核武器科研团队一起，迁到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那里海拔高，气候恶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寸草不生，荒无人烟，还伴随着严重的高原反应，心悸、胸闷、浮肿，是每个科研人员都要面对的难题。已经54岁的郭永怀，和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一起，吃粗粮、住帐篷，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在实验室反复实验，晚上在煤油灯下反复计算，累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醒了继续工作，没有一句怨言。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上空，一道耀眼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响彻天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那一刻，所有的科研人员都欢呼雀跃，泪流满面，压抑多年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释放。而郭永怀，这个为了原子弹研制耗尽心血的男人，却因为过度劳累，流着眼泪，累得瘫软在了地上。他知道，这一声巨响，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让中国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杆。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郭永怀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又投入到氢弹和导弹的研制工作中，与此同时，1965年9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重新启动，郭永怀又受命参与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人身兼数职，忙得脚不沾地。

长时间高强度、高密度的工作，让郭永怀彻底没有了自己的业余时间。他喜欢听音乐，从美国带回来两箱珍贵的唱片，却连封都没拆过，最后只能送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爱好集邮，收集了三大本精美的邮票，后来也全都送给了邮政总局；他还喜欢摄影，带回来一台相机，却忙得连镜头都没空摸一下。在他的心里，只有国家的科研事业，没有自己的个人爱好。

由于要经常往返于试验基地和北京，为了节约时间，郭永怀一直选择坐飞机，而且偏爱夜航飞机——他总说，晚上坐飞机，在飞机上打个盹儿，第二天一到北京，就能立刻投入工作，不耽误进度。中央知道后，十分担心他的安全，不鼓励他坐飞机，周总理也专门为此事叮嘱过他，让他尽量坐火车，可郭永怀总是嘴上答应，转头还是选择坐飞机，他太想抢时间，太想为祖国多做一点事情了。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在实验中发现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数据线索，这条线索，直接关系到热核弹头的研制进度，他当即决定，立刻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

身边的同事纷纷劝他：“郭先生，天色已晚，别坐夜航了，明天早上再走，安全第一。”可郭永怀摇了摇头，还是那句熟悉的话：“晚上飞省时间，打个盹儿就到了，第二天不耽误工作。”在赶到机场等待飞机的间隙，他还不忘听取课题组成员的汇报，丝毫没有放松对工作的要求。

12月5日凌晨，郭永怀搭乘的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可就在飞机距离地面只有400米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挣扎了几下之后，轰然坠毁在离机场只有1公里的玉米地里，一团巨大火球猛然腾空而起，灼耀了半片天空，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如大地撕裂般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

机上一共有14人，只有1人重伤生还。据这位幸存者回忆，飞机失控的那一刻，他清晰地听到郭永怀大喊了一声：“我的材料！”这，是郭永怀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救援人员赶到坠机现场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悲痛不已——13具遇难尸体，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黑乎乎的一团，连五官都无法辨认，散落一地，惨不忍睹。可就在这片狼藉之中，有两具尸体，紧紧地抱在一起，无论救援人员怎么拉，都拉不开。

当救援人员费尽全力，将这两具焦黑的尸体分开时，所有人都哭了——在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几乎完好无损的公文包，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的，正是郭永怀拼死也要保护的、要带回北京汇报的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

郭永怀的遇难，震动了整个中国。周总理当即下令，彻查空难原因，最终查明，是飞机导航系统在最后关头出现故障，导致了这场悲剧。钱学森听到消息后，悲痛欲绝，痛哭失声，后来他在文章中写道：“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研究专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

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而就在同一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距离郭永怀遇难，仅仅过去了20天。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这份沉甸甸的胜利，用自己的坚守，践行了对祖国的承诺。

1999年9月18日，国家授予23位“两弹一星”功臣“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是其中唯一一个，在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三方面，都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一个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