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之死：狱中受拶指酷刑，留下托孤信，就义前被迫脱下外衣鞋袜

1948年6月14日中午，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江竹筠在四川万县法院街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出卖她的叛徒，经考证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冉益智以及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

这场叛变的源头，是《挺进报》被敌人破获。徐远举在交代材料中承认：“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后当天即叛变，将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秘密向敌人和盘托出，随后又供出了涂孝文。

涂孝文在万县被捕后随即叛变，出卖了万县、开县和宜昌的大批同志，导致下川东地工委所属24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捕。

值得一提的是，被涂孝文出卖而遭逮捕的24名共产党人，全部经受住了酷刑的血与火考验，无一人叛变，除《烈火中永生》、《红岩》作者之一的刘德彬在“一一·二七”大屠杀时被机枪扫射未击中要害负伤侥幸逃脱之外，其余23人全部壮烈牺牲。

江竹筠当时以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收费处雇员的身份作掩护，在川东从事地下工作。

与江竹筠一同被捕的，还有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被捕时，冉益智假意寒暄，江竹筠察觉有异欲走，却被特务团团围住，就此被捕。

6月20日，江竹筠等共产党人被押上轮船，解往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关押。她的丈夫彭咏梧在数月前领导武装起义时已经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奉节竹园坪的城楼上示众。作为川东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和联络员，江竹筠掌握着大量组织机密和人员名单，因此她立刻成为了特务们重点审讯的对象。

主持审讯的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军统特务头子、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着徐远举及参与审讯的法官张界、特务陆坚如等人当年的交代材料。

徐远举知道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而李青林是负责万县基层组织的副书记，于是命令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和司法股股长张界对她俩严加刑讯，妄图从她俩身上打开暴动地区和万县农村组织的缺口。

审讯一开始，江竹筠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普通家庭妇女，甚至说不认识自己的丈夫彭咏梧。

张界煞有介事地提了十多个问题，江竹筠一概一问三不知，甚至连彭咏梧都说不认得，后来干脆什么都不回答了。

徐远举随即搬出叛徒冉益智进行威胁，说“他什么都说了，你能不知道吗？”

江竹筠一字一字地回敬：“你们可以逮捕我，但不可以叫我交出组织。老实告诉你，我没有什么组织，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审讯陷入僵局后，徐远举气急败坏，下令动刑。

法官张界的交代材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徐匪叫当班的军士拿来一把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个指尖上，特务军士两手紧握筷子两头，江烈士脸变得苍白……”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艺作品中广为流传的“竹签钉手指”情节，在史料中并未有记载，特务对江竹筠实际施用的是“夹竹筷子”之刑，这是一种名为“拶指”的古代酷刑，用麻绳连起的竹筷子夹紧受刑者的十指，十指连心，同样惨无人道。

剧痛之下，江竹筠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冷汗顺着脸颊流下，但她紧咬牙关，一声不吭。

特务们越夹越紧，竹筷子深深嵌入她的皮肉，鲜血顺着指缝渗出。

她整个人痛得抽搐起来，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可她始终没有叫喊一声。

她痛昏了过去，被凉水浇醒，如此反复多次。即使这样，得到的仍是她的厉声斥骂：“你们这帮狗东西！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命就这一条，要组织，没有！”

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夹竹筷子，长达四十多分钟，江竹筠始终没有开口。

除了夹手指，她还遭受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吊索等酷刑。据史料记载，渣滓洞中有多达70余种酷刑可供特务使用，在极刑拷讯中，她曾昏死过三次。

据当年与她同牢的难友盛国玉回忆，当她后来进入渣滓洞时，江竹筠“已经浑身是伤疤，手也残了”。

每次江姐受刑回来，手指无法使劲，只好吃力地用手腕去勾住扶手爬上上铺，盛国玉总是流着泪将她推送上床。

尽管敌人的肉体折磨残酷至极，但真正触动了江竹筠内心最柔软处的，却是徐远举打出的“亲情牌”。

审讯中，徐远举突然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江竹筠说：“你的情况我完全清楚。游击队政委彭咏梧不是你的丈夫吗？他的下场怎么样？你的儿子在哪里？要让他当孤儿吗？”

听特务提起丈夫和儿子，江竹筠的眼眶瞬间湿润了，她沉默了片刻，然后突然大声说：“你们是人吗？打死我的丈夫还把头砍下，你们狼心狗肺，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她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这短暂的情绪波动，更凸显了她作为一位妻子和母亲的人性光辉。据当年的看守回忆，江竹筠是一个身高只有一米四五左右的娇小女性，但就是这副娇小的身躯，撑起了钢铁般的意志。面对这个结果，徐远举曾无奈地感叹：“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这些地方……看来江竹筠也死心了。”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极大地鼓舞了狱中难友。

他们自发地秘密开展了慰问活动，慰问品有小小的罐头、几滴鱼肝油乃至半个烧饼，更多是难友们用竹签子蘸着红药水或自制炭黑写在黄色草纸上的诗和慰问信。

难友何雪松写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楼二室的全体难友写道：“多次的严刑拷问，并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深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江竹筠的坚贞扫却了因为遭到大破坏而给监狱带来的沉闷气氛，激励了整个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使全体难友坚定了革命意志，形成了空前的凝聚力。

她也因此成为这个战斗集体的领导核心之一，她提出的口号——“坚持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成了难友们共同的精神支柱。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江竹筠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写下了一封感人至深的“托孤信”。

遗书纵十四点五厘米，横十二厘米，写在一张淡黄色毛边纸上，全文五百余字，密密麻麻，墨迹有浓有淡。

狱中笔墨纸张都难以寻觅，江竹筠将衣被中的棉花烧成灰，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吃饭时偷偷藏起的竹筷子磨尖作笔。

信是写给丈夫彭咏梧前妻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的，落款自称“竹姐”。

信中写道：“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话又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信中还特别嘱咐：“孩子们决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这封信后来由被感化的看守黄茂才带出监狱，交给了谭竹安。

黄茂才是四川自贡荣县人，家境贫穷，为糊口被迫来渣滓洞当看守，为人老实本分。江竹筠以老乡之名与他拉近距离，通过观察发现他对狱中的共产党员心怀敬佩和同情，便与狱友一起对他进行感化教育。黄茂才受到教育后，同意为他们传递信息和物品。正是通过他，这封遗书和狱中的其他信件才得以送出渣滓洞。

时间推进到1949年下半年，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南，重庆解放已指日可待。

就在这“血色黎明”的前夜，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阴谋正在酝酿。

根据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飞抵重庆，亲自部署了这场旨在清理“政治犯”的屠杀行动。

毛人凤在传达命令时直言不讳地说：“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并要求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江竹筠作为被关押的“重要共党分子”，名字赫然在列，她不在后来的“一一·二七”集体大屠杀之列，而是被单独列为先期处决的对象。

对于这场屠杀，中共方面早就有所警觉。

在被关押期间，狱中的革命者们通过秘密渠道，曾试图向组织传递求救信息。狱中的地下党员胡其芬（化名胡南）曾成功送出过一封信给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信中详细描述了狱中同志的悲惨处境和敌人即将进行大屠杀的迹象，并请求组织设法营救。

信中写道：“我们的生命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可能……务请同志们在外面发动起来，用一切方法，如发动舆论、发动社会人士、发动学生、发动工人、发动各机关公务员等，来制止这次屠杀。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是可以制止这次屠杀的。”

然而，由于当时重庆地下党组织也已遭到严重破坏，且时间紧迫，营救工作最终未能成功展开，这封求救信成了狱中同志最后的呼唤。

1949年11月14日，距离重庆解放仅剩半个月。

这天，特务通知江竹筠和李青林等人“转移”，狱友们心里都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

脱险志士傅伯雍亲眼目睹了江姐等人从渣滓洞牢房被押出的情景，他回忆道，江姐高大的形象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江竹筠平静地脱下囚衣，换上自己被捕时穿的蓝旗袍，梳理好头发，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塞给同牢房的难友后，与大家挥手作别。

据盛国玉回忆，江姐没来得及跟她们说什么，她只看到江姐把一直带在身上的相片拿出来亲了亲，然后又装了回去。

她被押往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此处距渣滓洞步行约二十分钟，位于歌乐山半山腰，原为中美合作所军统电台。

1946年电台迁移后，房屋坍塌，道路草木丛生，无人居住，被特务选为理想杀人场所。

特务们早已在此地挖好了一个大坑，分三批将江竹筠、李青林、陈以文、邓兴丰等30人（有史料称29人）押至此处进行枪杀。

从后来刑场挖出的子弹残体可以判断，特务当时很着急，长枪短枪都用上了。一阵罪恶的枪响过后，年仅二十九岁的江竹筠与战友们一起，倒在了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特务们在行刑前强迫烈士们脱去外衣鞋袜，为的是事后将衣物拿到磁器口摆地摊贩卖。

关于参与迫害江竹筠的刽子手们，其最终下场各不相同。

作为主要元凶的徐远举，于1949年12月被卢汉的部队抓捕，后关押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此人脾气暴躁，在管理所内仍不改其嚣张跋扈的秉性，常与他人发生冲突。

1973年1月21日晚，同组战犯开会检查缝衣质量，认为徐远举生产的衣服质量不好，要他重做，徐听后很生气。

次日他发病，被诊断为高血压急性发作，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终年五十九岁。

中央对此曾下达指令要求严查，后经调查，徐远举在事发前一天曾与人争执，并以凉水洗澡，导致血压升高，最终引发脑溢血。

另一名军统高层周养浩，时任西南特区副区长，他与徐远举素来不和，虽参与了对革命者的迫害，但在刑讯江竹筠的问题上据称与徐远举意见相左。

他于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获得特赦，之后远赴美国洛杉矶定居，1990年病逝于美国，终年八十四岁。

而直接动手逮捕江竹筠并参与行刑的刽子手漆玉麟，其身份是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警卫组中校行动组长。

此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参加军统，此后成为一个铁杆特务，曾在河北保定大肆破坏地下党组织，逮捕无数地下党员。

在重庆期间，他多次参加对民主党派人士的破坏，参与渣滓洞、白公馆对地下党的审讯工作，几乎所有的酷刑都出自此人之手，还曾在审讯中打断了地下党员李青林的一条腿。

更为关键的是，在解放前夕，他亲自参与了杀害江姐、李青林的行动。

此人极为狡猾，重庆解放后，他化装潜逃至江西萍乡，伪装成农民长期潜伏下来，甚至一度被评为当地的劳动模范。

直到1957年7月，他因骑永久牌自行车展现非凡车技，引起了治保主任的怀疑——自行车在农村还是一件特别稀罕的东西，一般人别说会骑，连见都没见过，最终在1958年大年初二于农业社团拜会上，被公安机关逮捕。

1965年，漆玉麟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因病死于劳改队中。

值得一提的是出卖江竹筠的叛徒们的下场。

冉益智、刘国定在解放后均于1951年被逮捕枪决，而涂孝文，在叛变后虽出卖了一些地、县领导人，但对暴动地区的组织领导和乡村基层组织却佯装不知，把责任完全推卸在已牺牲的彭咏梧身上。即便如此，他的叛变行为终究不可饶恕。

在殉难半个多月后的12月9日，重庆解放，人们开始在电台岚垭收殓烈士的遗骸。

现场的情形极为惨烈，据《大公报》当时的报道，挖出的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

人们最终是依据尸体长长的黑头发，才辨别出江姐和李青林。

在整个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殉难者尸体三百三十一具。

据记载，渣滓洞被集体屠杀的200多名难友中，能辨认的只有19人，其余同志均被大火烧成残骸、灰烬，现场惨不忍睹。经过数百口棺材的装殓，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才最终尘埃落定。

在渣滓洞与白公馆的这场大屠杀中，当年从白公馆侥幸逃出了17人，从渣滓洞逃出了15人，总共只有35人幸存。三百多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歌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