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年底没钱买票，同乡借了我两百块，说回去再还，我问她叫什么

那年年底，厂里押了半个月的工资，说节后补发。

消息是队长贴在饭堂门口的，一张白纸，几行字，说公司资金周转，请大家理解。我站在那张纸跟前看了两遍，纸边上用透明胶带粘着，有一角已经开始翘起来。

我回宿舍把钱翻出来数了数。两张五十，几张十块，零散的硬币不算，拢共一百三十几块。火车票要两百一十。

宿舍里其他几个也在各自数钱。老陈坐在床沿，把几张票子摊开来，对着灯看了看，又叠好装回口袋。他比我大几岁，来这边有五六年了，说这种事以前也有，等过了正月十五基本就补下来了。我没说话，坐到自己铺上去，头顶上那盏灯泡没有灯罩，灯光白晃晃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问了出纳，出纳那间屋开着一扇小窗，玻璃上贴了张纸，写着办公时间。我等窗口那个女人把头抬起来，说了我的情况，她说你们的工资是组里核的，我这边解决不了，让我去找组长。我在那扇窗口站了一会儿，她已经低头看别的东西了，我就走了。

出来的时候厂区里有人在用水管冲地，水流过来，绕着我的鞋底走了一圈。

那天下午我去了趟火车站。

站前广场上人很多，全是行李。大的箱子小的箱子，蛇皮袋编织袋，有人把行李用绳子捆了，背在身上，背得很低，走路有点弓着。广场那边有人支了个炉子卖烤地瓜，烟往上飘，飘一截就散了。

我在售票厅门口排了队，前面大概有二十几个人，慢慢往前挪。等到窗口，里面那个人问我去哪，我说了，他在屏幕上点了几下，说两百一十，三天后有，你要不要。我没接话，站了一下，说我再想想，转身走了。

出来的时候风很大，把我外套的领子往上翻。

广场边上有排长椅，我走过去坐下来。椅子是铁的，坐上去有点凉。旁边坐了个女人，面前放了个红色的大行李袋，袋子用一根粗绳扎着，绳子上打了个很结实的结。她侧了一下身，给我让了点地方。

我们都没说话。

广场上的广播在播报什么，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楚。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等人？

我说不是，就坐坐。

她嗯了一声。

风又来了一阵，她用手把衣领往上拢了一拢。她的手指头有些红，指节那里的皮肤皴裂着，不像是新裂的，像是皴了很久又长了又皴，一层一层的。

她那时候穿着一件深蓝色棉袄，棉袄上第三颗扣子松了，只剩一点点线在那里挂着，她自己不知道，坐着望着广场上的人流，神情有点发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口问她，你也是等车？

她说，等个人，顺便看看有没有站票。然后问我，你是哪里的？

我说了县名。

她抬头看我一眼，说，我们那边的？

我说是。

她说她是隔壁镇的，说了个地名，我知道，从我们村走过去要大半天的路，中间翻一段山。

后来就说起来了。她问我在哪个厂，做什么，我说电子厂，焊接。她说她在鞋厂，来这边六年了，今年是第七个年底。我说我今年才来。

她问，那你回不回家过年？

我说想回，就是钱差了点，厂里押着工资，手头凑不够票钱。我说这话的时候没多想，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就是那么回事。

她听完，沉了一下，问，差多少？

我说七八十块，够不着。

她没有马上说话，低头从棉袄里头摸出一个布袋，布袋上绣着花，红色的，颜色洗得很旧了，花样都淡了，只能看出大概的形状。她把布袋打开，从里头数出两张一百块，递到我这边来。

我没接。

她把钱往我手边推了推，说，两百，够买票了，剩的路上当零用。回去再还，不急，开春大家又都出来了。

我看了看那两张钱，说我给你写个字条。

她说不用，摆了摆手，然后转过头去，继续看广场上的人，像是这件事已经翻过去了。

我拿过来了。

那两张钱是折过的，软的，带着她棉袄里的温度，我捏在手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广场上有人推着车过去，车轮轧在地砖上，咕噜咕噜的声音，走远了还能听见。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像是没想到我会问，停了一下，才说，魏冬梅。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她说，你呢？

我说了我的名字。

她点了点头，低头去看她那个红色的行李袋，用手把那根绳子的结又拽了拽，看看有没有松。

没多久，广播里报了一趟车次，她站起来，说她要去接人了，弯腰拎起那个袋子，红色的袋子很大，她拎着走起来有点费力，身子往一边斜着。她走了几步，没有回头。

我坐在那里，看她走进人群里，走了一段，被人流盖住了，看不见了。

我又坐了一会儿，才站起来，去排队买票。

排了将近一个钟头，买到了，三天后出发，下铺，两百一十块。找回来的那几块零钱我攥在手里走出来，站在售票厅门口，风把门口一个塑料袋吹起来，打了个转，贴着地皮往远处跑。

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那时候我们这种人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好留，厂里有公用电话，家里也有，但那种电话你要知道号码，而那个号码你要提前问到。

三天后我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把行李塞进头顶的架子里。对面坐了个老头，抱着个网兜，里头装了些橘子，橘子皮有点皱，不知道摆了多少天了。老头一上车就睡着了，嘴微微开着。车窗外是站台，有人在跑，赶最后一段路。

火车开起来，站台慢慢往后退。

——

回来以后过了个年，又出来，还是回这边。

那年开春，我托同村的老侯往隔壁镇捎了两百块，让他找一个在鞋厂的，叫魏冬梅，说是还钱。老侯说不认识，我说你去那边找人打听打听，姓魏，冬梅，在鞋厂做。

他后来说，托人问了，没找着，也不确定有没有找对人。

也不知道那两百块最后到没到她手里。

后来有一次在路边面馆吃饭，隔壁桌坐了个女人，穿蓝色棉袄，我抬头看了一眼，不是她。我低下头，把碗里剩下的汤喝完了。

店门口挂着半截帘子，帘子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