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学修鞋三年，师姐每次只分我一点干粮，出师那天瞬间眼红

一、拜师

一九九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我还记得那天是腊月初三，天还没亮我就从家里出发了。我娘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二十块钱，是借了半个村子才凑齐的。她把钱塞进我贴身的口袋里，又用手按了按，像是在确认那钱不会在半路上飞走。

“二娃，到了师傅家要听话，眼里有活，嘴上要甜。”我娘的声音被冬天的晨风吹得断断续续的，像一根快要断了的线。

我嗯了一声，没敢抬头看她。我知道她眼圈红了，我这个人见不得女人哭，见了自己也想哭。

从我们村到县城，坐班车要两个小时。我背着蛇皮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床薄被子，还有我娘连夜烙的十张葱油饼。葱油饼用油纸包着，油渗出来，把蛇皮袋洇出一个一个的圆印子。

班车上挤满了人，有进城卖菜的，有去火车站打工的，还有像我一样去学手艺的半大孩子。我靠窗坐着，窗户关不严，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把领口竖起来，缩了缩脖子，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地，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那年我十七岁。

家里穷，念不起书了。我爹说，你哥学了木匠，你姐学了裁缝，你也得学门手艺，将来好糊口。修鞋这门手艺是我舅爷爷介绍的，他在县城认识一个姓周的修鞋师傅，说是修了二十多年的鞋，手艺好，人也厚道，收了几个徒弟都出息了。我爹一听，当即拍板，让我去。

拜师不能空手去。我爹从窖里翻出两瓶老窖酒，又让我娘蒸了一锅白面馒头，用红布包了，算是拜师礼。加上我娘塞给我的那二十块钱学费，这就是我们家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了。

到了县城，我找到周师傅的铺子。

说是铺子，其实就是一间窄得只能转身的铁皮棚子，在人行天桥底下，隔壁是卖烤红薯的，对面是公共厕所。棚子外面挂着一块木牌，用红漆写着“周记修鞋”四个字，漆掉了大半，得仔细看才能辨认出来。

我到的时候，周师傅正在给一个客人钉鞋掌。他五十来岁，矮矮胖胖的，两只手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胶水和鞋油。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手里的蛇皮袋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钉他的鞋掌。

“你就是李家沟那个娃？”

“是，周师傅，我叫李二娃。”

“嗯，先站着看。”

我就站在棚子门口，怀里抱着蛇皮袋，看周师傅钉鞋掌。他一锤子一锤子地钉，不急不慢的，每一锤都落在同一个地方，精准得像一台机器。钉完鞋掌，他又用一把小刀把多余的皮子削掉，再用砂纸打磨光滑，最后涂上一层鞋油，拿布擦亮。那双旧皮鞋在他手里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差不多二十分钟，等递回客人手里的时候，那双鞋像是新的一样。

客人满意地走了。周师傅把手上的灰在围裙上拍了拍，这才正眼看了看我。

“拜师礼带了没有？”

“带了。”我把两瓶老窖和红布包着的馒头放在他面前的小凳子上。

“学费呢？”

我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二十块钱，那钱被我捂了一路，带着我的体温，热乎乎的。我两只手捧着递过去，周师傅接过去，在手里捻了捻，塞进裤兜里。

“行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徒弟了。我这儿规矩不多，就三条：眼里有活，嘴上别贫，手脚要干净。能做到吗？”

“能。”

“那进来吧。”

我抱着蛇皮袋钻进棚子。棚子里很窄，靠墙放着一台手摇补鞋机，旁边是一个木头架子，架子上摆满了鞋跟、鞋掌、皮子、胶水、钉子、锤子、锥子、线团，各种工具堆得满满当当的。棚子最里面用一块旧布帘隔了一个小间，布帘后面隐约能看到一张单人床和一副铺盖。

周师傅指着布帘后面说：“你住里面，晚上把帘子拉严实，别透风。”

我把蛇皮袋拎到布帘后面，里面果然窄得可怜，那张单人床是靠墙搭的两块木板，铺着一条旧军毯，被子薄得像纸。但我不嫌弃，能在县城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睡觉，比在老家的柴房里强多了。

从布帘后面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棚子里多了一个人。

一个女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袄，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脸被冬天的风吹得红扑扑的。她正蹲在地上，把散落在各处的工具归拢到一起，用抹布把架子上的灰擦干净，动作麻利得像是做过一千遍。

“二娃，这是你大师姐，姓宋，叫宋桂兰。以后你就叫她师姐。”周师傅指了指那个女人。

“师姐好。”我叫了一声。

宋桂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低下头继续擦灰。她擦得很仔细，连锤子柄上的灰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擦完一样摆一样，整整齐齐的。

周师傅在旁边说：“你师姐跟了我快三年了，手艺学得差不多了，你这三个月先跟着她学，把手艺打好了底子，我再教你。”他又转向宋桂兰，“桂兰，这是新来的师弟，你多带带他。”

宋桂兰嗯了一声，没再说别的。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识到师姐的“小气”。

周师傅中午回家吃饭，棚子里就剩我和师姐。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铝饭盒，打开，里面是半盒白米饭和一点炒白菜。她看了我一眼，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搪瓷碗，从饭盒里拨了半碗米饭出来，又夹了几筷子白菜，递给我。

“吃吧。”

我把碗接过来，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师姐，我自己带了饼。”

“那你也得吃。”她的语气不容商量，说完就端着自己的饭盒蹲在墙角吃了起来，吃得很快，三口两口就扒拉完了，然后用开水把饭盒涮了涮，把涮饭盒的水也喝了。

我看着她喝涮饭盒的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说不出的滋味。来之前我舅爷爷跟我说，周师傅这个人厚道，他带出来的徒弟也厚道，让我放心去。可师姐这个“厚道”，跟我理解的厚道不太一样。

那半碗饭我没舍得一次吃完，分成了两顿，晚上又把剩下的半碗就着凉水吃了。

睡觉的时候，布帘外面的灯还亮着，师姐在补鞋机前坐着，手里拿着一只皮鞋，在机子上哒哒哒地缝着。缝了一会儿，停下来看看，不满意，拆了重新缝。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布帘上，瘦瘦的，像一棵被风吹斜了的树。

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哒哒哒的声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二、三年

修鞋这手艺，看起来简单，学起来不容易。

头三个月，师姐不让我碰任何鞋。她让我干的事只有一样：看着。

看她怎么选皮子，怎么调配胶水，怎么钉鞋掌，怎么补鞋底，怎么上线，怎么打磨，怎么上色。她干活的时候不说话，我也不敢问，就蹲在旁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有时候蹲久了腿发麻，她不说让我起来，我也不敢起来，咬着牙忍着，等到她站起来去拿东西的时候，我才跟着站起来，跺跺脚，把麻劲跺过去。

师姐这个人，话少得可怜。

除了干活时必要的交流，她几乎不跟我说一句多余的话。我问她什么，她回答得也简短，能用一个字绝不用两个字。有一次我问她：“师姐，你老家是哪里的？”她头都没抬：“乡下。”我又问：“哪个乡的？”她这次连“乡下”都没说，直接沉默。

我后来就不问了。不是不想知道，是觉得问多了招人烦。

周师傅说我先跟师姐学三个月打好底子，但三个月过去了，师姐还是没让我碰鞋。我又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她还是不让我碰。每次我想上手试试，她就把我挡开，说“还不到时候”。

我开始急了。

学了一年，连一块皮子都没摸过，这算哪门子学手艺？跟我一起来的表弟学木匠，三个月就学会刨木头了，半年就能自己打小板凳了。我在这儿蹲了一年，光看，连根针都没拿过。

有一天趁师姐出去买菜，我跟周师傅说了这事。

“周师傅，我什么时候能上手试试？”

周师傅正在修一双女式皮鞋，鞋跟断了，要换新的。他一边用钳子拔断掉的鞋跟，一边说：“听你师姐的，她说行了就行了。”

“可她一直不让我上手啊！”

周师傅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不冷不热的，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二娃，你师姐跟了我三年，她的活你见过没有？”

“见过。”

“比你怎么样？”

我沉默了。师姐的活确实好，好到没话说。她补的鞋底平整得像原装的，她上的线匀称得像机器缝的，她调配的胶水粘性刚好，不稀不稠，不会把皮子弄脏。她修过的鞋，看不出来是修过的。这份手艺，不是我一个看了一年的人能比的。

“你师姐不让上手，有她的道理。”周师傅把鞋跟装好，用锤子轻轻敲了敲，递给我，“你看看，她补的鞋跟，跟你上次看她补的有什么区别？”

我接过鞋，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没看出什么区别。

“没区别吧？”周师傅说，“但你知道她练了多久才做到没区别的？整整一年。她刚来的时候，给人家修了一双鞋，鞋跟换得太厚了，客人穿上去一高一低，回来骂了她一上午。从那以后，她再没让这种事发生过。她不让你上手，是怕你刚学就出错，被人骂，心里难受，不想干了。”

我攥着那只鞋，没说话。

第二年开春，师姐终于让我上手了。

第一双鞋是一只解放鞋，鞋底磨穿了，要补一块皮子。师姐先把工具一样一样地摆好，然后教我怎么选皮子——要选厚度刚好跟原鞋底差不多的，太厚了硌脚，太薄了不耐磨。然后教我怎么涂胶水——涂匀了，不能多不能少，多了会溢出来脏了鞋面，少了粘不牢。最后教我怎么钉——锤子要拿稳，落点要准，一锤是一锤，不能东一锤西一锤，把鞋底钉成蜂窝。

我听得认真，做得笨拙。第一块皮子裁歪了，第二块胶水涂多了，第三块钉的时候把手指砸了，疼得我龇牙咧嘴。

师姐在旁边看着，一句话都没说。等我把第三块皮子勉强补上去，拿给她看，她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然后放在地上，用脚踩了上去。

我愣住了。

她在上面踩了几下，拿起来，递给我。

“感觉一下。”

我接过来，手摸上去，那块补上去的皮子比原鞋底高出来一截。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手指摸过去，能清楚地感觉到那条凸起的棱。

师姐把那块皮子拆了，重新裁了一块，当着我的面，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补上去。她补完以后，我用手摸，平整得像是一整块皮子，没有任何凸起或凹陷。

“差多少？”她问我。

“差……一点。”

“一点是多大？”

我想了想，用手指比了个小拇指甲盖的宽度。

师姐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失望，又像是无奈。她把鞋放在我面前，说：“你再补一次。”

那一天，我补了拆，拆了补，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天快黑的时候，我终于补出了一块摸不出凸起的皮子。我拿给师姐看，她用手摸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点头。

我的心跳得很快，像是考了第一名被老师表扬了一样，又激动又不敢相信。

从那以后，我开始真正地学手艺了。

补鞋底、钉鞋掌、上线、换跟、改色、缝补鞋面……一样一样地学，一样一样地练。每一样都要练很久，练到我以为已经够好了，师姐还是会挑出毛病。

线上歪了，拆了重新上；胶水涂得不匀，擦了重新涂；鞋跟钉歪了，拔了重新钉；皮子裁得不够整齐，扔了重新裁。

有时候我烦了，忍不住顶嘴：“师姐，就差一点点，谁看得出来？”

师姐不说话，把我补的那只鞋和一双新鞋并排放在一起，让我自己看。

我看了半天，没看出多大区别。

她又放了一双她补的鞋在旁边。

第三双鞋放上去的时候，差距就出来了。我补的那双，像个豁了牙的嘴，怎么看怎么别扭；师姐补的那双，规规矩矩的，不抢眼，但挑不出毛病。

“客人花了钱，买的是满意，不是凑合。”师姐把那三双鞋收起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我耳朵里。

我站在棚子里，脸上火烧火燎的。

那之后，我再没说过“差一点点”这样的话。

三、干粮

学手艺的日子很苦，但最苦的不是学手艺本身，是吃不饱。

周师傅不收我饭钱，但我得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从家里带的钱交了学费以后，就剩不下几个了。每个月我爹会托人捎十块钱来，加上周师傅偶尔给的零花钱，一个月也就十五六块。刨去房租——周师傅不收我房租，但让我分担电费——剩下的钱刚好够吃饭。

我说的吃饭，是吃饭，不是吃菜。

早上一个馒头，中午一碗素面，晚上一碗稀饭配咸菜。偶尔买一根葱，切成葱花撒在面上，就算是加菜了。肉是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月能吃上一回鸡蛋，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身体饿，心里更饿。

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最能吃的时候。那点东西根本不够填肚子，每天早上醒来肚子就是空的，干活的时候饿得前胸贴后背，晚上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冬天的夜里最难受，冷风从铁皮棚子的缝隙里钻进来，肚子又叫，被子又薄，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只被遗弃的狗。

师姐大概看出了我吃不饱。

她开始在分饭的时候，多给我一点。

第一次是半碗饭。她把自己的饭盒打开，拨了半碗到我碗里，说“我吃不了”。我看着她的饭盒，里面剩下的米饭只有一小口，配菜是几根咸菜，比我碗里的还少。

“师姐，你自己吃吧，我够了。”

“让你吃你就吃。”她端起饭盒，把那口米饭几口扒拉完，然后像往常一样用开水涮了涮饭盒，把涮饭盒的水也喝了。

我看着那个空空的饭盒，心里堵得慌。

从那天起，每次吃饭，师姐都会分我一点。有时候是半个馒头，有时候是几口米饭，有时候是一筷子咸菜。东西都不多，但每次都正好够把我从“饿得受不了”拉到“能撑过去”的那个临界点。

像是她算过一样。

我开始留心观察师姐。

她吃得比我还少。早上一个馒头，中午一小碗米饭，晚上有时候不吃，有时候喝一碗稀饭。她的饭盒里的东西，从来没有一次是装满的。她吃饭很快，快到我怀疑她根本没有嚼，直接咽下去的。吃完以后，她会用馒头或者米饭把饭盒擦一遍，把上面沾着的每一粒米都擦干净吃掉。

那个动作让我想起我奶奶。我奶奶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一辈子改不掉舔碗的习惯。每次吃完饭，她都会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的，像洗过一样。

师姐大概也是饿过的人。

有一天中午，周师傅不在，师姐破天荒地买了一份菜。不是咸菜，是炒青菜，一份要三毛钱的那种。她把菜分了两份，一份放在我碗里，一份倒进自己碗里，然后用筷子把菜汤拌进米饭里，搅拌均匀，让每一粒米都沾上绿色的菜汁。

“师姐，你吃菜，我不用。”

“吃你的，别废话。”

我跟她相处了一年多，已经习惯了她这种说话方式。在这个棚子里，师姐就是天，她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低头吃饭，青菜拌着米饭，味道很淡，几乎没放盐，但那个味道我记到现在。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那是师姐买给我的。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

三年里，师姐分了我无数次干粮。半个馒头，几口米饭，一筷子咸菜，一份青菜，一个鸡蛋——我记得有一次，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鸡蛋，煮了，剥了壳，放在我碗里。我说师姐你吃，她说她不爱吃鸡蛋。我没再推，我知道推也没用，她说出来的话，从来不会收回去。

但在心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师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们非亲非故，她不是我的姐姐，不是我的亲戚，甚至算不上朋友。她只是我师傅的一个徒弟，比我早来几年，比我会的手艺多一点。按这个棚子里的规矩，她是大师姐，我是小师弟，她把该教的东西教给我，就可以了。分干粮这件事，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

可她做了，一做就是三年。

三年，不是三天，不是三个月，是一千多个日夜。一千多个日夜的半个馒头、几口米饭，加起来是多少？我算不清，但我知道那些东西是从她自己嘴里省下来的。她吃得本来就少，分给我以后，她吃得更少了。

她瘦，三年了一直都瘦。颧骨高高的，锁骨凸出来，手腕细得像一截干柴。冬天的棉袄穿在她身上空荡荡的，像挂了一件太大的衣服。

有一次我跟周师傅聊到师姐，我说师姐太瘦了，是不是身体不好。周师傅正在修一双皮鞋，手里的锥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扎。

“她不是身体不好，是舍不得吃。”周师傅说，“她家里的情况你不知道，她爹瘫了好几年了，她娘身体也不好，还有个弟弟在上学。她一个月挣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去了，自己就留一点吃饭。跟着我学手艺，头两年没工钱，第三年开始有了，也不多。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钱全给了家里。”

周师傅又补了一句：“她这个人，对自己小气得很，对别人倒是大方。”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原来师姐不是天生小气，她是把对自己小气的份额，用在了我身上。

那天晚上，我躺在布帘后面的木板床上，听着棚子外面呼呼的风声，眼泪顺着太阳穴流进了耳朵里。

四、出师前的夜

一九九四年秋天，周师傅跟我说，我可以出师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给一双皮鞋上线，手摇补鞋机哒哒哒地响着。周师傅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喝茶，看着他补鞋机的皮带有点松了，顺手紧了紧。

“二娃，你来我这快三年了吧？”

“三年差两个月。”我说。

“手艺学得差不多了，可以出去自己干了。”

我的手停了一下，补鞋机还在哒哒哒地响，但我的手已经停了。机针还在上下移动，我赶紧把手放回原位，继续摇。

“周师傅，我还想再跟您学学。”

“再学就学不到新东西了。”周师傅喝了一口茶，茶杯是那种搪瓷的，磕了好几个豁口，“你师姐跟了我三年，你也跟了三年，该教的都教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练了。修鞋这行，没什么大道理可讲，就是手熟。你回去自己开个铺子，干上一年，比在我这儿学三年都强。”

我没说话，把那只鞋上完线，拿下来，用剪刀把线头剪掉，然后用打火机把线头烫了一下，压平。

周师傅说得对。该教的都教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事了。

可是出师以后，我就得走了。走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师姐了。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不疼，但一直在那儿。

那几天我干活心不在焉的，师姐大概看出来了。她没问我为什么，只是在我出神的时候，把手里的锤子敲得重一些，声音响一些，把我拉回来。

出师的头一天晚上，我跟师姐两个人在棚子里。

周师傅下午有事先走了，说晚上不回来，让我们自己吃。师姐去买了两碗素面，加了个蛋，一份在碗里，一份埋在碗底。她递给我的时候，我没注意到蛋在碗底，低头吃了几口，筷子碰到蛋，夹起来一看，是一个完整的荷包蛋，金黄金黄的，边有点焦了，但香气扑鼻。

“师姐，你又把蛋给我了。”

“你明天就走了，吃了好上路。”

我把那个荷包蛋掰成两半，一半放回她碗里。

“师姐，一起吃。”

这次她没有推。她低头看着碗里那半块荷包蛋，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夹起来，小口小口地吃着。她吃得慢极了，像是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又像是在拖延一段不得不面对的时间。

棚子里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自行车铃声和远处火车站的广播声。秋天的夜晚凉了，风吹进棚子，把那些挂在墙上的鞋楦头吹得晃来晃去的，像一群沉默的人在点头。

“二娃，”师姐忽然开口了，声音很低，低着头不看我，“你回去以后，打算在哪儿开店？”

“在镇上吧，离家近，能照顾到我爹娘。”

“嗯，镇上也好，人不多，但够你糊口了。”

“师姐，你呢？你什么时候出师？”

师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出师了。”

我愣了一下。

“我就在这儿干。”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像秋天早晨的湖面，没有一丝波纹，“周师傅年纪大了，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在这儿给他搭把手。”

“那你……这辈子就在这个棚子里了？”

“这个棚子不好吗？”师姐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在灯下很亮，但不是那种尖锐的亮，是一种温润的、沉稳的、像磨了很久的玉石一样的亮，“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天有活干，有饭吃，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当然知道这个棚子不好。铁皮搭的，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下雨天铁皮被雨点砸得噼里啪啦响，吵得人睡不着觉。但这些话我说不出口，因为师姐说得对，对她来说，这个棚子足够了。

可对我来说不够。不只是不够，是不够好。不是为我，是为她。

“师姐，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嫁人什么的？”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师姐低下头，把那半块荷包蛋吃掉，又开始用馒头擦碗底，把沾在碗上的每一粒米都擦干净。那个动作她做了无数次，熟练得像呼吸一样自然。

“我这辈子不嫁人了。”她说。

声音小得像针尖在地上划了一下，轻得几乎听不到，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爹瘫在床上，我娘身体不好，我弟还没毕业，我走了谁管他们？”她抬起头，看着我，嘴角有一个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嫁人？嫁给谁？谁愿意娶一个带着瘫爹病娘和念书弟弟的女人？”

我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师姐看到了，她把头转过去，面对着墙，背对着我，声音硬邦邦的。

“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又不是见不到了。你镇上离县城又不远，想来随时来。”

我盯着她的背影。昏黄的灯光下，那个瘦削的、穿着灰蓝色棉袄的背影，像一根孤零零的柱子，撑着一间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铁皮棚子。

五、出师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六，农历九月十二，我出师了。

那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布帘外面已经有了动静，师姐在生炉子。这是她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把铁皮炉子里的煤灰掏干净，放上新的煤球，用废纸引着，等火旺起来，才开始烧水做饭。

我掀开布帘，师姐蹲在炉子前面，脸上被火光映得红红的。她看到我出来，说：“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睡不着。”

“去洗把脸，水快烧好了。”

我端着搪瓷盆去外面，从水龙头接了一点冷水，等师姐把热水提过来，兑成温水，蹲在棚子门口洗脸。秋天的早晨很凉，水蒸汽从盆里升起来，在晨光里白花花的，像是在烧一锅看不见的饭。

洗完脸回到棚子里，师姐已经把早饭做好了。两碗稀饭，两个馒头，一碟咸菜。今天破例，多了一个鸡蛋。鸡蛋照例是放在我的碗里，我夹起来，刚要掰，师姐按住了我的手。

“今天别分了，你吃吧。”

“师姐——”

“你今天要坐班车回去，路上没东西吃，吃了抗饿。”

我没再推，把那个鸡蛋一口一口地吃了，吃得很慢，慢到像是在数鸡蛋的每一层。蛋黄是金黄色的，有点噎人，我就着稀饭咽下去，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不只是蛋黄。

吃完饭，我开始收拾东西。

三年了，东西不多。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床薄被子，两双自己补过的旧鞋，还有几样工具——一把锤子，一把锥子，一块磨刀石，一捆麻线。这些是师姐昨晚帮我准备好的，用一块旧布包着，打了个结实的结。

蛇皮袋瘪瘪的，比三年前来的时候还轻。三年前来的时候，里面还有十张葱油饼，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把蛇皮袋背在肩上，站在棚子中间，看了看四周。手摇补鞋机放在墙角，木头架子上的工具整整齐齐的，墙上的鞋楦头像一群沉默的观众。墙上贴着几张年画，有一张已经褪色得看不清图案了，但师姐一直没揭下来。

“师姐，我走了。”

“嗯。”

“周师傅那边，帮我跟他说一声，我以后来看他。”

“嗯。”

“师姐，你……照顾好自己。”

她没再嗯，背对着我蹲在地上，正在整理架子上的皮子，把那些碎皮子一张一张地归拢，叠整齐，用绳子扎起来。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很多耐心的事情。

我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走了。

走出棚子，走过天桥，走到车站。班车还没来，我站在站牌下面等。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煤烟味和烤红薯的香气。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骑自行车上班的，有提着菜篮子上菜市场的，有牵着小孩送幼儿园的。新的一天开始了，所有人的日子都在往前走。

班车来了。

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窗上蒙着一层灰，我用手擦了擦，擦出一小块透明的地方。透过那一小块玻璃看出去，正好能看到天桥底下那个铁皮棚子。

棚子很小，夹在两个水泥桥墩之间，像一只缩在墙角的灰猫。门口挂着那块掉了漆的牌子，“周记修鞋”四个字隔得太远，已经看不清了，但我记得每一个字的笔画，记得那个“修”字的最后一笔写得有点歪，记得那个“鞋”字的左边比右边大。

车子发动了。

突突突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棚子。

棚子门口站着一个人。

灰蓝色的棉袄，扎着马尾辫，瘦瘦的，像一棵被风吹斜了的树。

她站在那里，抬着手，像是在对我挥手。隔得太远了，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能想象出她脸上的表情，一定是面无表情的，一定是硬邦邦的，一定是什么都不肯流露出来的。

可她站在那里。

我趴在车窗上，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但车子转弯了，棚子被桥墩挡住了，被楼房挡住了，被行道树挡住了。我看不到她了，但我能感觉到她还在那里。

站着的。

挥手的。

送我走的。

我把脸埋在胳膊里，肩膀一抖一抖的，像个孩子一样哭了。

车厢里有人看我，有人小声议论，有人递过来一张皱巴巴的卫生纸。

我接过去，擦了擦脸，纸太糙了，擦得脸生疼。

六、回去

回到镇上以后，我开了自己的修鞋铺。

铺子很小，租的是街边一间旧仓库的角落，一个月十五块钱。我用师姐送我的那些工具，又添置了一些，把铺子拾掇了一下，门口挂了一块木牌，写着“李记修鞋”。

开张那天，一个客人都没有。

我在铺子里坐了一整天，从天亮坐到天黑，把一把锤子擦了又擦，把一捆线理了又理，把一块磨刀石磨了又磨。天黑透的时候，我关了门，去街角的面摊吃了一碗素面。

素面三毛钱一碗，清汤寡水的，上面飘着几片葱花。

我吃着面，忽然想起了师姐。

她分给我的那些干粮，半个馒头，几口米饭，一筷子咸菜，一个鸡蛋。三年来她分了我多少次？我不知道，但那每一份干粮，都是她从我嘴里省下来的。她吃了三年的半饱，省出来的那些口粮，养了一个跟她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师弟。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这个问题我没问过她，她也从来没解释过。但在周师傅告诉我她家里的情况之后，我隐隐约约明白了。

师姐不是小气，她是对自己小气。她不是话少，她是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苦。她不是不想嫁人，她是把嫁人的机会让给了家人。

她这辈子，都在把自己能省下来的东西，分给别人。

分给瘫在床上的爹，分给身体不好的娘，分给还在念书的弟弟。分完之后，还剩了一点，就分给了我这个从李家沟来的、吃不饱饭的、十七岁的小师弟。

这就是师姐。

修鞋铺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了。镇上的人实在，鞋坏了舍不得扔，拿来修修补补又能穿一年。我手艺不算最好，但也不差，价格公道，人也好说话，一来二去的，就有了回头客。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都会存下一部分。除了给家里寄钱，剩下的就攒着。攒到一定数目，就买点东西去看师姐。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元旦，我买了一袋米、一桶油、一箱苹果，用自行车驮着，骑了一个多小时到县城。到了天桥底下，棚子还是那个棚子，门口还是那块掉了漆的牌子，师姐还是穿着那件灰蓝色的棉袄，蹲在地上修鞋。

她看到我来，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二娃？”

“师姐，我来看你了。”

她看了看我自行车后座上的米和油，眉头皱了一下，走过来把东西搬进棚子。她搬米的动作很吃力，腰弯得很低，像是米袋很沉，但我买的那袋米只有十斤，不沉的。她是太瘦了，没力气。

“买这些东西干什么？花那个冤枉钱。”她把米和油放在墙角，声音硬邦邦的，但我看到她转过身去的时候，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师姐，你瘦了。”

“没瘦，老样子。”她走到炉子旁边，提起水壶给我倒了一杯水，“路上骑了一个多小时？冻坏了吧？喝口热水暖暖。”

我接过杯子，水很烫，烫得我手一哆嗦，但我没放下，两只手捧着，让那股热气从手掌蹿到胳膊上，蹿到心里头。

“师姐，周师傅呢？”

“回家吃饭了，下午才来。”

“那你中午吃什么？”

“随便吃点。”

她去柜子里拿出那个铝饭盒，打开，里面是白米饭和昨天剩下的炒白菜。饭盒里的饭比我走的时候更少了，差不多只有小半盒。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师姐，你吃得太少了。”

“够吃了，一个人吃不了多少。”她把饭盒放在炉子上热了热，端下来，像三年前一样，拨了半碗到我面前。

那半碗米饭，白花花的，冒着热气，在冬天的冷空气中像一朵小小的云。

“师姐，我不要，你吃。”

“让你吃你就吃，别废话。”

三年了，这句话一点都没变。

我端起碗，夹了一筷子米饭塞进嘴里，嚼着嚼着，眼泪就掉下来了。米饭是甜的，越嚼越甜，甜到发苦。

师姐在对面吃饭，还是那个动作，三口两口扒拉完，然后用开水涮饭盒，把涮饭盒的水也喝了。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自然，像是身体的本能，不需要思考，不需要犹豫。

我放下碗，看着她的那双手。三年了，那双手更粗糙了，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胶水和鞋油，洗都洗不掉。指节粗大，关节凸出，像一棵老树的枝干，皮肤上布满了细小的裂口，有些裂口里还有没洗掉的黑线头。

“师姐，你这双手……”

“干活的手，都这样。”她把饭盒收好，回到补鞋机前坐下，拿起一只皮鞋继续缝。

哒哒哒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跟三年前一样，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那个声音我听了三年，熟悉到能在梦里听到。每一次哒哒哒，都像是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一句话。那句话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我知道是什么。

七、后来

日子一年一年地过。

我的修鞋铺从街角搬到了临街的门面，生意从一天几个客人变成了几十个。我开始收徒弟，一个，两个，三个，有的学成了自己开店，有的干几天就不干了，嫌这行太苦太累，挣不了大钱。我不拦他们，各人有各人的命。

我那把锤子用旧了，换了一把新的。那块磨刀石磨薄了，换了一块厚的。那捆麻线用完了，又买了好几捆。但师姐送我的那几样工具，我一直没舍得用，用一块红布包着，放在柜子最里面。

每隔一两个月，我都会去县城看师姐。

每次去，她都在那个棚子里。冬天在，夏天在，晴天在，雨天也在。那个棚子像是她长在上面的，分不开，挪不动。

她还是那么瘦，还是那件灰蓝色的棉袄，洗得颜色都变了，从灰蓝洗成了灰白，还舍不得扔。我跟她说过好多次，让她买件新的，她嘴上答应，下次去一看，还是那件。

她的头发白了一些，不多，藏在马尾辫里，要仔细看才能看到。脸上的皱纹多了，额头上，眼角边，像被刀刻出来的，一道一道的。

“师姐，你该歇歇了，别那么拼。”

“歇什么歇，闲着也是闲着。”她蹲在地上修鞋，头都不抬。

我蹲下来，跟她一起干活。我修左脚，她修右脚，两个人并排蹲着，谁也不说话。哒哒哒的声音在棚子里回荡，像是两个人在对话，又像是一个人自言自语。

中午的时候，我去对街的面馆买了两碗牛肉面，用塑料袋提着回来。师姐看到牛肉面，眉头又皱起来了。

“又乱花钱。”

“师姐，我今天挣了不少，请你吃好的。”

我把面倒进两个搪瓷碗里，一碗推到她面前。她看了看碗里油亮亮的汤和几块大块牛肉，咽了一下口水，拿起筷子，慢慢地吃了起来。

她吃东西的样子还是那样，快，很快，像怕被人抢走似的。但这次她吃得很干净，连汤都喝完了，一滴没剩。

“好吃吗？”我问。

她放下碗，用手背擦了擦嘴，说了一个字：“嗯。”

那一声“嗯”，我记了很久。

一九九九年，我结婚了。

媳妇是本镇的，在一个小商店当售货员，人老实，话不多，长得不算好看，但过日子没问题。结婚前我带她去县城看师姐，路上跟她说：“到了那儿，你叫师姐就行，别的少问。”

媳妇点了点头。

到了棚子门口，师姐正在忙，抬头看到我们，愣了一下。她的目光在我媳妇身上停了一下，然后又很快移开了，低下头继续修鞋。

“师姐，这是我对象，下个月结婚。”

“嗯，好。”她的声音很平，平到听不出任何情绪。

那天她破天荒地提前收了摊，带我们去街角的小饭馆吃了顿饭。她点了四个菜，一个红烧肉，一个炒鸡蛋，一个酸菜鱼，一个炒时蔬。菜上来以后，她把红烧肉和炒鸡蛋都转到了我媳妇面前，说：“多吃点。”

我媳妇不好意思，说“师姐您也吃”。

师姐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在自己碗里，慢慢地嚼着。

那顿饭吃得有些沉闷。师姐不怎么说话，我问她答，不问就不说。她偶尔会抬头看一眼我媳妇，目光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吃完饭我买单，师姐不让，非要她买。她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钱包，一层一层地打开，从里面数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数了两遍，才递给服务员。

我看着她数钱的样子，心里酸得厉害。

走在回去的路上，我媳妇忽然说了一句：“你师姐对你真好。”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看你的眼神，不像是看师弟，像是看……像是看弟弟。”

我没接话。

我媳妇又补了一句：“她一个人太苦了，你以后多去看看她。”

我点了点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八、后来的后来

两千零三年，周师傅去世了。

师姐给我打的电话。那天我正在铺子里修一双登山鞋，电话响了，接起来，对面是师姐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出来。

“二娃，周师傅走了。”

我放下手里的鞋，骑了摩托车就往县城赶。

周师傅是在自己家里走的，走得很安详，没什么痛苦。他儿子从外地赶回来料理后事，棚子里那些工具和材料，能卖的卖了，不能卖的扔了。

师姐站在棚子门口，看着那些东西被搬走，一句话都没说。

等人都走光了，她还站在那里。

“师姐，你以后怎么办？”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回老家。”

“回老家？那你爹娘怎么办？”

“我爹去年走了，我娘前年走的。我弟大学毕业了，在省城安了家。”她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平静得出奇，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没什么可操心的了。”

我站在她旁边，看着那个铁皮棚子。铁皮已经锈迹斑斑，石棉瓦的顶被风吹走了好几块，露出了里面的木条。门口那块“周记修鞋”的牌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只剩两个钉子还钉在门框上，孤零零的。

这个棚子，师姐待了十几年。

从二十多岁待到快四十岁。

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都在这个不遮风不挡雨的破棚子里，在一锤一锤的敲打声中，在哒哒哒的补鞋机声里，在一双双破旧的、被主人舍不得扔掉的鞋中间，过去了。

“师姐，以后你想干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远处的天。秋天的天空很高很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像一群不知疲倦的羊。

“没想过，”她说，“先回老家再说吧。”

我送她回的车站。她拎着一个蛇皮袋，跟我十几年前来县城的时候一模一样。蛇皮袋瘪瘪的，装不了多少东西，她的全部家当，一个蛇皮袋就装下了。

“师姐，你到了给我打电话。”

“嗯。”

“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跟我说。”

“嗯。”

“师姐……”

她转过身，看着我。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给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她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深了，背也驼了，但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种温润的、沉稳的、像磨了很久的玉石一样的光。

“二娃，”她说，“这些年，谢谢你来看我。”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师姐，你说这话干什么？”

她没回答，伸出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那一拍很轻，轻到几乎感觉不到，但那只手在我肩膀上停了一下，停顿的时间短到只有一眨眼，但我感觉到了。

那只手很凉，很瘦，骨头硌得我肩膀疼。

但它是热的。

很热。

热到我现在想起来，肩膀还是烫的。

班车开走了。我站在车站外面，看着那辆破旧的大巴车拐过街角，消失在车流里。

我蹲在路边，把脸埋在掌心里，哭了很久。

九

两千一零年，我去看师姐。

她老家的房子是土坯的，跟她人一样，老了，旧了，但还撑着不倒。院子里种了两棵柿子树，秋天的时候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像一盏一盏小灯笼。

她自己住的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墙上挂着她爹她娘的照片，黑白的那种，镜框擦得锃亮。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是她唯一的电器，也是她唯一的伴。

我在她家住了一晚。

晚上我俩坐在院子里，头顶是柿子树，再头顶是满天的星星。秋天的夜风凉嗖嗖的，师姐给我披了一件旧军大衣，说是周师傅以前留下的。

“师姐，你一个人住这儿，不害怕吗？”

“怕什么，习惯了。”

“无聊了怎么办？”

“听听收音机，做做针线活，一天就过去了。”

我看着她被月光照亮的侧脸，那张脸上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不是平静，不是满足，是一种淡淡的、像月光一样的东西。不亮，但一直亮着；不暖，但不会凉。

“二娃，你记不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吃不饱饭？”

“记得。”

“你那时候瘦得跟猴似的，第一天我就看出来了，这孩子肯定吃不饱。”

我没说话。

师姐继续说：“我那时候也没什么能给你的，就分你点干粮。半个馒头，几口饭，不值几个钱，你别放在心上。”

“师姐，那些东西不是钱的事。”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那个笑容很淡很淡，淡到像秋天的柿子树叶子，黄了，但还没落。

“二娃，你是师弟嘛，我对你好应该的。”她说，“师弟就是弟弟，我没弟弟，你就是我弟弟。”

那天晚上我在师姐家的土坯房里睡了一觉，睡得很沉，一夜无梦。

第二天走的时候，她给我装了一袋子柿子，说是自己种的，甜。我接过来，袋子沉甸甸的，大概有七八斤。她站在院门口送我，还是穿着那件灰蓝色的棉袄，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

“师姐，我走了。”

“嗯，路上慢点。”

“我过段时间再来看你。”

“来不来都行，你忙你的。”

我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

“师姐，你保重身体。”

她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转过头，往前走。走了好远了，再回头，她还站在院门口，灰蓝色的棉袄在秋风里被吹得紧贴在身上，瘦得像一棵树。

那棵树，在我心里站了一辈子。

十

两千一五年腊月，师姐走了。

是隔壁邻居给我打的电话，说她走得很安详，早上没起来，发现的时候已经没了。床头放着收音机，收音机还在响着，播的是天气预报。

我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被安放在了堂屋里，身上盖着白布。我跪在她面前，磕了三个头。

布掀开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的脸。

她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凸着，眼窝深深地凹下去，嘴唇发白，没有一点血色。但她的表情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嘴角甚至有一个微微的弧度，像是一个还没来得及笑出来的笑容。

我把她生前用过的几样东西收拾了一下。一个搪瓷缸子，一个铝饭盒，一块磨刀石，一把锤子，一捆麻线。

搪瓷缸子上有好几个豁口，刷洗得很干净，里面还有半缸子凉水。铝饭盒打开，里面还有几口剩米饭，已经硬了，发白了，像风干了的石头。她把分干粮的习惯保持了一辈子，少吃一口，多省一口，省下来的给谁？

没人要了。

磨刀石磨得很薄很薄，中间凹下去一个大坑，像一条被流水冲刷了千百年的河床。她磨过的每一把刀、每一把剪刀、每一把锥子，都在这块石头上留下了痕迹。那些痕迹叠加在一起，变成了这条深深的、圆润的、像月牙一样的沟。

我蹲在院子里，用那块磨刀石磨那把锤子。锤子不需要磨，它只是钝了，用久了，锤头有点歪。我把锤头拆下来，放在磨刀石上，一下一下地磨。

磨着磨着，我哭了。

哭得像个十七岁的孩子，蹲在秋天的院子里，抱着一块磨刀石，嚎啕大哭。

我不知道邻居们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在背后议论。我不在乎了。

师姐走了。

分我干粮的师姐。

话少的师姐。

对自己小气的师姐。

一辈子没嫁人的师姐。

灰蓝色棉袄穿了一辈子的师姐。

我欠她的那些半个馒头、几口米饭、一筷子咸菜、一个鸡蛋，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可是师姐，你在天堂要对自己好一点。

多吃一点饭，多穿一件衣，多说几句话，多笑一笑。

别老蹲着，腰不好就多躺着。

别对自己那么小气了。

分够了，这辈子。

来世投个好人家，别那么苦。

或者，来世还做我师姐。

我还做你师弟。

那你分给我的干粮，我这一辈子加上下一辈子，慢慢还。

慢慢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