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下乡第三年，房东大爷半夜塞我双胶鞋：翻过后山，有人等你

1976年深秋，我下乡的第三年。那年我十九岁，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磨出了一手老茧，也磨没了回城的念想。可那个雨夜，房东赵大爷突然推开我的门，往我怀里塞了双半旧的胶鞋，声音压得极低：“换上，翻过后山，有人等你。”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又补了一句，“别让任何人知道。”那双胶鞋湿漉漉的，沾着新鲜的泥。

一、雨夜的山路

我叫周远山，名字是爷爷取的，说男人要有靠山。可我十九年的人生里，从没靠上过什么山。

1974年下乡的时候，我十六岁，个子还没锄头高。别的知青好歹有个行李卷，我就一个化肥袋子装着两件换洗衣服，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来接人的生产队长老郭头看了我一眼，咂了咂嘴：“又是个没人疼的。”

这话不中听，但说得没错。

我妈走得早，我爸再娶之后，家里就没我什么位置了。后妈带过来一个儿子，比我大半岁，我爸对他比对我还亲。下乡的名额本来是我那个继兄的，后妈哭了两天两夜，我爸就把名字换成了我的。走的那天，他在院门口塞给我二十块钱，说了句“好好干”，转身就进屋了。我在院门口站了五分钟，听见里头后妈在笑，继兄在喊“爸，吃饭了”。没人喊我。

绿皮火车晃了两天一夜，到地方的时候是傍晚。北大荒的秋天来得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三十几个知青被分到各个生产队，我分到了靠山屯，全大队最偏的一个点，拢共十二户人家，加上我十三个。

赵大爷是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

他当时蹲在队部门口抽旱烟，看见我拎着化肥袋子走过来，眯着眼睛打量了半天，开口就是：“城里娃子，你这身子骨熬不过一冬。”

我心里凉了半截，但还是硬撑着说了句：“我能干。”

赵大爷没再说什么，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领我往他家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队里安排接待知青的房东，家里三间土房，腾出了一间给我住。

头一年是真苦。三九天刨粪，镐头下去溅一脸冰碴子，手上冻疮烂了又好，好了又烂。夜里睡在炕上，炉子灭了之后冻得蜷成虾米，牙齿打颤到天亮。想家的時候就蒙着被子咬枕头，不敢出声，怕赵大爷听见。

我没给家里写过信，也没收到过信。有一回公社邮递员来送信，好几个知青都收到了，围在一起拆开看，嘻嘻哈哈地念。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默默走开了。赵大爷蹲在门槛上抽烟，瞧了我一眼，也没说话，只是第二天晚饭桌上多了一碗鸡蛋羹。

“多吃点。”他把碗往我这边推了推，“长身体呢。”

我低头扒饭，眼眶热得厉害，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到了第二年开春，我个子蹿了一截，人也结实了，能扛百十来斤的麻袋走田埂不喘气。赵大爷教我使唤牲口、辨天气、垒土墙，他老伴赵大娘则管着我的吃穿。裤子划破了，第二天就补好了叠在炕头；发烧了，她守在炉子旁熬了一夜姜汤。

村里人有时候打趣：“老赵头，你这白捡个大孙子啊。”

赵大爷总是摆摆手：“知青嘛，上头交代了要照顾好。”

可我知道，上头交代的事多了，能做到这个份上的，也就是人心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渐渐觉得自己跟这片黑土地长在了一起，回了城也不知道能干啥，大概就在这儿过一辈子了吧。

直到那个雨夜，一切都变了。

那天是十月初七，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白天队里刚分了秋粮，我扛了整整一天麻袋，肩膀磨掉了一层皮。晚上随便扒拉了两口饭就躺下了，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门被推开了。

赵大爷站在门口，身上披着件蓑衣，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滴。他没开灯，借着外头闪电的光走到炕边，往我怀里塞了一团东西。

我摸了一把，是胶鞋，半旧的，鞋底还带着湿泥。

“赵大爷，这是——”

“别问。”他压着嗓子，那声音我从没听过，像是绷紧了的弦，“换上鞋，从后山走，翻过岭子就是官道，路边有片松树林，有人在那儿等你。”

我脑子嗡的一下，彻底清醒了。

“谁等我？出啥事了？”

赵大爷没回答，只是把蓑衣也脱下来披在我身上，干瘦的手紧紧攥着我的胳膊，劲儿大得出奇。闪电亮了一下，我看见他的脸，沟壑纵横，眼窝深陷，嘴唇抿成一条线。

“周远山，你记住，到了那儿不管看见谁，不管听见啥，都别咋呼。天亮之前必须回来，回来之后就当啥事没发生过。”他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了，“你是个好娃子，我信得过你。”

我还想再问，他已经转身出去了，门在身后轻轻关上。

我坐在炕沿上，心跳得咚咚响。外头雨越下越大，打在屋顶上噼里啪啦的。我摸了摸那双胶鞋，鞋里子还是温的，不知道是赵大爷揣在怀里捂热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换了鞋，披上蓑衣，我推开后窗翻了出去。冷雨打在脸上，激得我一个哆嗦，但脑子反倒清明了。后山的路我熟，夏天跟赵大爷上去打过柴，闭着眼睛都能摸到。

上山的路全是泥，脚底下打滑，蓑衣被风掀起来好几次，浑身湿透了。山上的松树在风里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我咬着牙往上爬，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赵大爷的话——“有人等你”。

谁会在雨夜的山那边等我？

我家？不可能，他们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同学？更不可能，我走的时候跟谁都没说。

那能是谁？

爬到岭子上的時候，我停下来喘了口气。往山下看，整个靠山屯黑漆漆的，只有零星几点灯火在雨幕里忽明忽暗。官道就在岭子下面，路边果然有一片松树林，黑压压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顺着坡往下走，心跳得越来越快。松树林近在眼前，雨声里忽然夹进来一个声音——是人在哭，压着的，断断续续的。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手心全是汗。

闪电划过，我看见松树林边上蹲着一个人，裹着件黑色的雨衣，缩成一团。

“谁？”我压低声音问。

那人猛地抬起头来。

又是一道闪电，照亮了她的脸。

我愣住了，像是被雷劈了一样站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张脸，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二、山那边的人

闪电照亮那张脸的瞬间，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胸口，整个人僵在原地，雨水顺着蓑衣的帽檐往下淌，灌进脖子里，冰凉刺骨。

“远山……”

她开口了，声音哑得不成样子，像是哭了很久。

“妈？”我嗓子眼里挤出这个字，声音连自己都听不清。

不对，我妈早就没了。

可眼前这个蹲在松树林边上、浑身湿透的女人，分明就是我妈——不对，她比我记忆里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全是褶子，瘦得颧骨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但她那个眼神，那个看我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你怎么……你怎么在这儿？”我蹲下去扶她，手碰到她胳膊的時候，感觉硌手，全是骨头。

她没回答，只是抓着我的胳膊上下打量，手在发抖，嘴唇也在抖。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她像是完全感觉不到冷，就那么直直地盯着我看，眼睛一眨不眨，好像怕一眨眼我就不见了。

“长高了，也壮了。”她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儿受苦了……”

“妈，你先别哭，你先说你怎么在这儿？”我急得不行，山里雨这么大，她一个人蹲在这儿，要是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她抹了把脸上的水，拽着我往松林深处走了几步，那儿停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布包袱。

“我来看看你。”她解开包袱，里头是两个铝饭盒，还有一双新棉鞋，几双袜子，一小包水果糖，几块月饼，“路上走了两天，月饼有点碎了，你凑合吃。”

她说着把饭盒打开，一股肉香味冒出来。红烧肉，还温着。

“妈坐火车到县里，然后跟人打听靠山屯怎么走，人家说还得骑半天自行车。妈在县里借了辆车，骑了大半天，到你们村口的時候天都黑了。”她把饭盒塞到我手里，又去翻包袱，“还有这鞋，你试试合不合脚，妈估摸着做的，也不知道大了还是小了——”

“妈。”我打断她，嗓子眼堵得厉害，“你为啥不进村？”

她的手顿了一下，低下了头。

闪电又亮了一下，我这才注意到她脸上除了雨水，还有别的——嘴角有一块淤青，眼角也是肿的。

我伸手把她脸抬起来，仔细一看，胸口像是被人攥住了一样疼。

“这是谁打的？”

她躲开我的手，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比哭还难看：“没事，妈就是摔了一跤。”

“摔跤能摔到嘴角？”我盯着她，声音控制不住地大了起来，“是不是他？”

“他”是我爸。我妈走的那年我才四岁，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但我记得一件事——我爸喝酒之后会动手。有一回他把搪瓷缸子砸过来，砸在我妈眉骨上，血顺着脸往下淌，我妈抱着我缩在墙角，一声都没敢吭。后来她就“走”了，所有人都说她是病死的，我也一直这么以为，直到此刻。

我妈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只是把饭盒又往我手里推了推：“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看着那盒红烧肉，肉烧得红亮亮的，切得整整齐齐，一块肥的都没有。小时候过年，我妈总是把肥肉挑到自己碗里，把瘦的留给我，说妈不爱吃瘦肉。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肉是凭票供应的，一个月就那么一点，她把好的都给了我。

“妈，”我蹲在她面前，声音哑了，“你没死，你当年没死对不对？”

雨打在松枝上，沙沙地响。我妈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对，我没死。”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可怕，“你爸又找了一个，容不下我，我就走了。走的時候想带你，你爸不放，说我要敢带孩子走，他就去派出所告我拐带人口。我一个女人，没工作，没户口，真闹起来，我怕连你面都见不着了。”

她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

“后来我去了鹤岗，找了个活儿，在矿上食堂做饭。想过回来找你，但你爸不让，说我要敢回来，他就把你送人。”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妈没用，妈怕他真把你送人了，妈就再也找不着你了。”

我蹲在那儿，雨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浑身冰凉，心里像是被人拿刀剜了一块。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我妈死了，每年清明对着一个土堆磕头烧纸，土堆里头埋的都不知道是谁。可她还活着，在几百公里外的矿上给人做饭，偷偷攒下肉票给我烧红烧肉，攒了三年才攒够路费跑到这儿来，还被打成这个样子。

“你脸上的伤，到底是谁打的？”我又问了一遍。

我妈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官道那边突然传来一声喊。

“谁在那儿？！”

是巡夜的民兵。我猛地站起来，把我妈挡在身后。手电筒的光柱扫过来，在雨幕里晃来晃去。

“快走。”我回头推了她一把，“妈，你快走，被发现了就麻烦了。”

“可是——”

“我过几天想办法去鹤岗找你，你先走！”

我妈把包袱塞到我怀里，推着自行车往官道另一头跑，跑了十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雨夜里看不清楚她的脸，但我听见她说了句什么，被雨声盖住了，没听清。

我转身往山上跑，手电筒的光柱追着我照了一会儿，大概是因为雨太大了，那民兵没追上来。

回到赵大爷家，我从后窗翻进去，脱了蓑衣和胶鞋，坐在炕沿上喘气。身上全是水，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门开了。

赵大爷端着盏煤油灯进来，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把一碗姜汤放在炕沿上。

“喝了，别感冒。”

我端起碗，手还在抖。姜汤很烫，辣嗓子，但好歹让身体有了点暖意。

“赵大爷。”我叫住转身要走的他。

他停下来，没回头。

“你怎么认识我妈？”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赵大爷的背影僵在门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坐在了炕沿的另一头，从兜里掏出旱烟袋，慢慢卷了一根。

“你妈姓苏，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

“她没跟你说实话。”赵大爷吸了口烟，烟雾在昏暗的灯光里散开，“她不是不想带你走，是你爸拿你当人质，逼她净身出户，连件衣服都没让她带走。”

我的手指猛地收紧，攥得姜汤碗咯吱响。

“那年冬天，零下三十几度，你妈在村口蹲了一夜，想等你出来看你一眼。是我把她拽回家的，你大娘给她熬了碗粥，她喝完就走了，说去鹤岗。”赵大爷的声音很低，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掏出来的，“你大娘那件棉袄，就是给她穿走的。”

他顿了顿，又说：“后来她写过信，让你爸转给你，你爸全给烧了。她攒的钱寄回来，也让你爸和后妈花了。你那个继兄身上穿的衣服，脚上蹬的鞋，有一半是你妈的血汗钱买的。”

姜汤碗从我手里滑下去，摔在地上，碎了。

煤油灯又跳了一下。

赵大爷没看地上的碎碗，只是把手按在我肩膀上，那只干瘦的手像铁钳子一样，硌得我骨头疼。

“周远山，”他说，“你妈这辈子对不住你，但她不欠你。”

我没说话。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死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外头的雨还在下，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赵大爷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

“睡吧，明天还得上工。”

煤油灯被他端走了，屋子重新陷入黑暗。我躺在炕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点困意都没有。枕头旁边放着那个布包袱，我摸了一把，新棉鞋的鞋底针脚密密麻麻的，每一针都是坐了两天一夜火车、骑了大半天自行车的女人，在矿上食堂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就着昏暗的灯光缝出来的。

我把脸埋进包袱里，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还有别的什么味道——是红烧肉。

那盒红烧肉，我一口都没来得及吃。

第二天一早，我去后山松树林找，饭盒还在原地，被雨水泡了一夜，肉已经没法吃了。我蹲在地上看了半天，最后把饭盒捡起来，洗干净，揣进了怀里。

三、从没靠过山的人

那天之后，我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攫住了，白天干活的时候走神，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赵大娘以为我病了，熬了两天草药端过来，苦得我龇牙咧嘴，但还是一滴不剩地喝了。

我不是身上有病，我是心里有病。

我妈在鹤岗。

这个念头像一颗钉子，钉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我在靠山屯待了快三年，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没人要的人，城里那个家不是我的，这片黑土地也不是我的，我就像河面上漂着的一片叶子，漂到哪儿算哪儿。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妈还活着，她在等我。

我得去找她。

但这个念头冒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更深的无力感。怎么去？拿什么去？鹤岗离这儿多远我不知道，只知道要坐火车，火车要钱。我在生产队干了快三年，工分折算下来，一年到头也就分几十块钱，买点日用品、添件衣服就没了，兜里干干净净。

再说了，就算我找到了她，然后呢？我没户口，没工作，什么都没有，去了也是她的负担。她在矿上食堂做饭，养活自己都够呛，再添一张嘴，日子还怎么过？

这些话我没跟任何人说，但赵大爷好像什么都明白。

第三天晚上，赵大爷把我叫到了他屋里。赵大娘坐在炕头上纳鞋底，麻绳拉得嗤嗤响，头也不抬。

“坐。”赵大爷指了指炕沿。

我坐下了，心里有点忐忑。

赵大爷没绕弯子，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手绢包，打开，里头是一沓钱，都是零零碎碎的票子，最大的面额是十块，最小的是五毛，还有几分几分的硬币。

“这是我和你大娘攒的，不多，一百二十块。”他把手绢包推到我面前，“去鹤岗的火车票，县里能买，二十六块五。剩下的钱，你拿着应急。”

我愣住了，盯着那沓钱，心跳得咚咚响。

“赵大爷，我不能要这个钱。”

“不是白给的。”赵大爷吧嗒了口旱烟，“算你借的，将来有了再还。”

“那也不行，这是你们养老的钱——”

“养老？”赵大爷笑了一声，那个笑容在煤油灯下显得格外苍老，“我跟你大娘没儿没女，养什么老？你要是心里过意不去，等你有出息了，逢年过节回来看看我们就行。”

赵大娘这时候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眶有点红：“娃子，你是个好的，大娘看得出来。这三年你没少帮我们干活，院子里那垛柴火，哪一捆不是你打的？你大爷腿脚不好，挑水劈柴的活儿你全包了，从没吭过一声。大娘心里有数。”

她说完又低下头，麻绳拉得嗤嗤响，但手在抖。

我看着那两个老人，一个佝偻着背抽烟，一个低着头纳鞋底，土墙上糊着旧报纸，炕席都破了好几个洞。一百二十块钱，在生产队干一年都攒不下这么多，他们得省吃俭用多少年？

“拿着。”赵大爷把钱塞到我手里，那双粗糙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硌人，“你妈是个苦命人，你得去找她。”

我攥着那卷钱，指节发白，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忍住，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了手背上。

十九岁了，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妈，没有第三个人对我这么好过。

赵大爷没看我哭，站起身走到门口，背对着我说了句：“明天一早走，跟队里就说去县里看病，别跟旁人说你去鹤岗。你那个爸要是知道了，不定又闹出什么事来。”

他说完就出去了，留我和赵大娘在屋里。赵大娘放下鞋底，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背，那只手很轻，像是怕拍疼了我。

“别哭了，大小伙子了。”她说着自己也抹了把眼睛，“到了那边好好的，听你妈的话，别让她操心了。”

我使劲点头，嗓子堵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来了。没什么东西可收拾，就几件换洗衣服，用那个化肥袋子装着，多了个布包袱——我妈做的棉鞋、袜子，还有赵大娘塞的几个煮鸡蛋和两张烙饼。

赵大爷在院门口等我，牵着他那头老毛驴。

“驴车送你去县里车站，赶得上早班火车。”

晨雾很大，整个靠山屯都笼罩在灰蒙蒙的水汽里。我坐在驴车上回头看，赵大娘站在院门口，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冲我摆了摆手。雾气漫过来，她的身影渐渐模糊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淡淡的轮廓。

我转过头，不敢再看了。

从靠山屯到县城，驴车走了三个多小时。一路上赵大爷没怎么说话，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快到车站的时候，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到了鹤岗再拆。”

我接过来，薄薄的，不知道里头是什么。我想问，但赵大爷已经把驴车停在了车站门口，催促我下车。

“快去吧，别误了车。”

我站在车站门口，拎着化肥袋子，背着布包袱，看着赵大爷赶着驴车掉头往回走。那头老毛驴走得很慢，车轱辘在土路上吱呀吱呀地响，越来越远。

“赵大爷！”我喊了一声。

他回过头来，远远地冲我摆了摆手，然后转过去，佝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了土路的尽头。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进了车站。

火车开了整整一天一夜。到了鹤岗是第二天下午，天灰蒙蒙的，空气里有股煤烟味。我攥着赵大爷给我的那个信封，一路打听到了矿上，找到了矿上的食堂。

食堂是个红砖房，烟囱冒着烟。我站在门口往里看，里头热气腾腾的，几个女人在忙活着切菜、和面。我一眼就认出了我妈——她背对着门口，正在灶台前炒菜，锅里刺啦刺啦地响，油烟呛得她直咳嗽。

“妈。”

我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她听见了。锅铲啪嗒掉在地上，她转过身来，满脸都是汗，头发被蒸汽打湿了，贴在额头上。

她就那么看着我，愣了好几秒，然后踉踉跄跄地走过来，一把抱住我，整个人都在发抖。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跑来了？”她抓着我的胳膊上下打量，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瘦了，黑了，我儿怎么瘦成这样了——”

食堂里其他几个女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看着我们。我妈顾不上那些，把我拉到外头，找了个角落，又哭又笑地问我怎么来的，吃饭了没有，冷不冷。

我一五一十地说了。赵大爷给的钱，赵大娘的烙饼，驴车，火车，都说了。

我妈听完，捂着脸哭了很久。

“妈这辈子欠的人太多了。”她哭了半天，抬起头来，眼睛红肿得厉害，“赵大爷和赵大娘的恩情，咱们得记住，一辈子都不能忘。”

“记住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妈在食堂后面的宿舍里给我打了地铺。说是宿舍，其实就是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子，勉强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炉子在走廊里，烧的是煤面子，呛得人直咳嗽。

条件比靠山屯还差。

但我妈在这儿住了快十年。

我躺在地铺上，月光从窗户缝里漏进来，照在我妈脸上。她睡着了，呼吸很浅，眉头皱着，像是睡梦里都在操心。我看了她很久，想起小时候她也是这样，睡着了眉头都是皱着的。

那个时候我不懂她在愁什么，现在我懂了。

第二天，我拆开了赵大爷给我的那个信封。

里头是一封信，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有些字还写错了，用笔涂了重写。赵大爷没念过几年书，能写成这样，不知道费了多大的劲。

“远山，你是个好娃子。到了鹤岗别急，先找个活干，矿上要人的话就去报名，年轻人力气大，总能挣口饭吃。你妈性子倔，有啥事不爱说，你要多担待。我和你大娘身子骨还行，不用惦记。等过年有空了，回来看看就行。”

信的最后，还夹着二十块钱。

我盯着那张皱巴巴的票子，眼前又浮现出赵大爷佝偻的背影，还有赵大娘站在院门口，在晨雾里冲我摆手的样子。

我把信叠好，贴身收着，跟那个空饭盒放在一起。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在矿上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下井挖煤。头一天下去，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听见头顶上煤块咯吱咯吱响，像是随时要塌下来。从井下上来的时候，浑身都是黑的，只露一口白牙和两个眼珠子，我妈在井口等我，看见我就哭了。

“咱不干了，咱回家，妈养你。”她拽着我不撒手。

“没事，妈，我扛得住。”我咧嘴笑了笑，脸上的煤灰被汗水冲出一道道沟，“靠山屯的冻土我都刨过，这算什么。”

那几年，我什么苦都吃过。下井挖煤，装卸货车，建筑工地搬砖，凌晨三点起来给菜市场拉货，晚上十点还在澡堂子里给人搓背。最难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饿得眼冒金星，但一分钱都不敢乱花，因为要攒钱寄给赵大爷——那是借的，必须还。

我妈在食堂干活，一个月三十八块五的工资，除了自己吃喝，剩下的全花在我身上。她不许我再住宿舍，非要在矿上家属区租了间房子，十来个平方，放两张床就转不开身了，但好歹有了个家。

有了家，就有了根。

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妈就坐在灯下做针线活，给人缝补衣服、纳鞋底，一件挣几分钱。我让她别做了，她嘴上答应，等我睡着了又偷偷起来点灯做。有一天半夜我醒了，看见她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针线，灯光把她的白发照得发亮。我轻手轻脚地给她披了件衣服，眼泪掉下来，砸在她手背上。她动了动，没醒。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苦是真苦，但也踏实。因为在鹤岗，我有一个妈，在靠山屯，还有一对老人在等着我回去过年。

那年腊月二十八，我揣着攒了半年的工钱，买了两张火车票，带着我妈回了靠山屯。

到的时候是傍晚，天上下着小雪。赵大爷家的烟囱冒着烟，院子里那头老毛驴还在，趴在棚子里打盹。我推开门，赵大爷正蹲在灶台前添柴火，抬头看见我，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

“回来了？”他说，声音很平淡，像是昨天才见过我一样。

但我看见他的手在抖。

赵大娘从里屋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看见我身后站着的我妈，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半天没动。

“苏……苏妹子？”赵大娘的声音颤巍巍的。

我妈上前两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嫂子，我回来了。”

赵大娘赶紧去扶，扶到一半自己也跪下了，两个女人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赵大爷站在旁边，转过身去，抬手抹了把脸。

那天晚上，赵大娘把存了一年的白面拿出来，包了饺子。四个人围着一张矮桌，煤油灯跳着火苗，照得屋里暖烘烘的。赵大爷跟我妈说着这些年的事，说那年冬天她走了之后，赵大娘哭了好几宿；说她寄回来的信和钱，有一回被退回来了，上头写着“查无此人”，气得赵大爷骂了一整天的娘。

我妈听着，笑着笑着就哭了，哭了又笑了。

我看着她，看着赵大爷和赵大娘，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世上真的有人，跟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却把一整颗心都掏给了你。

吃完饭，我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赵大爷。

“大爷，这是借您的钱，一百二十块，您点点。”

赵大爷接过去，看都没看，放在了一边。

“还有这二十块。”我又掏出一张票子，“信里的。”

赵大爷看了我一眼，把那二十块推回来。

“这二十块本来就是你妈的。当年她走的時候，你大娘往她棉袄里缝的，她走半路上发现了，又让人捎回来，说不能欠我们的。”他顿了顿，看了我妈一眼，“你妈这个人，一辈子就怕欠别人的，自己吃了多少苦，从来不吭声。”

我妈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窗外下着雪，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我坐在那儿，看着身边这三个人，心里忽然很平静。

活了十九年，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靠山。

现在才知道，山不在身后，在心里。

四、山在心中

1981年春天，政策松动，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消息传到鹤岗的时候，整个矿上都轰动了，食堂里、井口边、宿舍走廊里，到处都是议论的声音。有人说可以回城了，欢呼雀跃；有人说回去也没着落，愁眉不展。

我的心情比谁都复杂。

回城，意味着回去面对那个家——那个我爸和后妈的家，那个把我名字换上去顶替下乡名额的家，那个烧了我妈所有信、花了我妈所有钱的家。说句不好听的，那个家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可是不回城，我跟我妈就得一直在矿上待着。我是临时工，随时可能被清退；我妈年纪越来越大，食堂的活儿一天站十几个小时，腿都站肿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那天晚上吃饭，我妈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说：“远山，你回城吧。”

我愣住了：“妈，你说啥呢？”

“妈在这儿待了十几年了，习惯了。你还年轻，不能一辈子窝在矿上。”她笑了笑，那个笑容很平静，但我看得出来，她是下了决心的，“回城好歹有个户口，有个正经工作，将来娶媳妇也方便。妈在这边你不用管，妈能照顾自己。”

“那你也回去。”我说，“鹤岗又不是你的家。”

我妈摇了摇头：“妈回不去了。你爸那边……你也知道。妈回去，只会让你难做。”

“那你要是不回去，我也不回去。”

“你这孩子——”

“我没开玩笑。”我放下碗，认真地看着她，“妈，我这辈子就你一个亲人，你要是不在我身边，我回城有什么意思？”

我妈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眼泪啪嗒掉进了碗里。

最后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我先回城办手续、落户口、找工作，稳定下来之后，把我妈接过来。不在我爸那边住，另外租房子，就我们母子俩过日子。我妈犹豫了很久，终于点了头。

回城那天，我妈把我送到火车站。站台上风很大，她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围巾也散了。我给她重新系好，看见她脖子上戴着一根红绳，绳子上拴着一个小小的平安扣，玉的，成色一般，但打磨得很光滑。

我从来没见过她戴首饰。

“这是？”我随口问了一句。

我妈低头看了看那个平安扣，笑了一下：“没什么，戴着玩的。快上车吧，别误了。”

火车开了，她站在站台上冲我挥手，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我靠在座位上，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回城本该是件高兴的事，但我总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像是压了块石头。

回到城里，一切比我想象的还要糟。

我爸家多了个孩子——我继兄结婚后生了个儿子，一家四口挤在原来就不大的房子里，连我的那张床都没了。我后妈开门看见是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没了，说了句“你怎么回来了”，那语气不像是问句，倒像是质问。

我爸倒是愣了一下，然后说了句：“回来就好，先在客厅将就几天吧。”

客厅就是过道，放不下一张床，我只能打地铺。继兄的孩子夜里哭，后妈哄孩子的声音隔着一道门板听得清清楚楚，偶尔还夹杂着几句抱怨：“本来就不够住，又来一个，怎么住啊？”

我躺在地铺上，盯着天花板，心想：这不是我的家，从来都不是。

第三天，我就搬出去了。在城郊租了间平房，比矿上的宿舍还破，墙皮剥落，窗户漏风，但好歹是属于自己的地方。然后开始跑工作——知青回城安置办公室排了三天队，最后分到了一个街道小厂，做铁皮制品的，一个月三十六块，比矿上强点有限。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一边上班一边收拾那间破平房，刷墙、补窗户、修炉子，想着收拾好了就去接我妈。每回写信给她，我都说快了快了，再等等。我妈回信总是说“不急，你慢慢来，妈这边挺好的”。

可是她不好。

那年秋天，矿上食堂的一个阿姨辗转找到我，说我妈病了，住了院，不让人告诉我，怕耽误我工作。我连夜赶回鹤岗，到医院的时候是凌晨三点，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尽头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人。

是我妈。她蜷在长椅上，身上盖着件薄薄的旧棉袄，头发白了大半，脸色蜡黄，手背上还扎着留置针。旁边放着个搪瓷缸子，里头的粥已经凉了，结了一层皮。

“妈。”我蹲在她面前，嗓子哑得不行。

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是我，第一反应不是哭，也不是诉苦，而是费力地坐起来，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我儿怎么瘦了？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那一刻，我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我蹲在医院的走廊里，哭得像个孩子。

“妈，咱们回家。我那边收拾好了，咱们今天就回去，不在这儿待了。”

我妈愣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眼眶红了，但没哭。她这辈子哭得太多了，把眼泪都哭干了。

出院手续办完，我收拾她的东西。在她枕头底下，我翻到了那个平安扣，红绳断了，她用一根橡皮筋缠着凑合戴。我拿起来看了看，背面刻着两个字，已经磨得不太清楚了，但还能辨认出来——“平安”。

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我小时候的，三岁还是四岁，胖乎乎的，站在一棵老槐树下面傻笑。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笔迹很淡，像是写了很多年：远山吾儿，平安长大。

我拿着那张照片，手抖得厉害。这张照片是我妈走的时候带走的唯一的东西。十几年了，照片的边角都磨毛了，被她贴身放着，不知道陪她熬过了多少个难熬的夜晚。

我把平安扣揣进兜里，决定去找人把红绳重新串好，给我妈戴上。走遍了鹤岗的旧货市场和小商品街，也没找到合适的。后来在一个摆地摊的老太太那儿，找到了一小把红绳，跟平安扣上原来那根颜色一样，暗红暗红的，像是被岁月洗过。

“闺女，买红绳啊？”老太太抬头看我。

“给我妈穿的。”我说。

老太太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得很慈祥：“好孩子。”

我接过红绳，道了谢。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已经低下头继续摆弄她那些零零碎碎的小玩意儿了。阳光斜斜地照在她身上，把她的一头白发照得发亮。

我忽然想起了赵大娘，想起她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样子，想起她在晨雾里冲我挥手的模样。这世上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她们普通、平凡，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她们把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留给了那些跟她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孩子。

回到靠山屯接赵大爷和赵大娘的时候，是那年深秋。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土路还是那条土路，但赵大爷家的房子更破了，墙皮掉了一大片，院子里的柴垛子也矮了许多。赵大爷的背更驼了，赵大娘的头发全白了，但他们看见我和我妈站在院门口的时候，笑得跟三年前一模一样。

“回来了？”赵大爷还是那句话，好像我只是去了一趟县里，而不是走了三年。

“回来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把四个人接到城里那间破平房里，挤是挤了点，但炉子烧得旺，满屋子都是暖意。我妈和赵大娘挤在厨房里包饺子，一个擀皮一个包，配合得跟亲姐妹似的。赵大爷坐在炉子边抽烟，我在旁边给他倒茶。

他忽然问我：“还记恨你爸不？”

我愣了一下，没说话。

“不记恨是假的。”赵大爷吐了口烟，“但你记着，人这一辈子，恨是最没用的东西。你恨他，他该咋过还咋过，最后受罪的还是你自己。”

“那就不恨了？”我问。

“不是不恨，是把恨放下。”赵大爷看着炉火，眼睛被火光映得亮亮的，“你妈当年要是抱着恨不放，她活不到今天。她放下了，才熬过来了。你得跟你妈学。”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炉火噼啪响着，火光照在墙上，影子晃晃悠悠的。

饺子端上桌的时候，我举起杯子，杯子里是散装的白酒，两毛钱一两的那种。我看着身边的三个人——我妈，赵大爷，赵大娘——想说点什么，嗓子却堵住了。

“我周远山，这辈子没什么本事，也没啥出息。”我端着杯子，声音有点抖，“但我命好，遇见了你们。赵大爷，赵大娘，你们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家人。妈，你是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

“别说了。”我妈打断我，眼圈红了，“吃饭，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赵大爷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日子长着呢，慢慢过。”

那天晚上，四个人挤在十几平方的平房里，聊到很晚。赵大爷说起靠山屯的变化，说公社改成乡了，土地承包了，日子比以前好过了。赵大娘说起村里的家长里短，谁家娶了媳妇谁家添了孙子，说着说着就笑了。我妈话不多，但一直在听，时不时跟着笑一下，那笑容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

送他们回去的路上，天上飘起了小雪。赵大爷和赵大娘坐在火车上，隔着玻璃冲我们摆手。我妈站在站台上，一直到火车看不见了还不肯走。

“妈，走吧，下次再回去看他们。”

她点了点头，转过身来，雪花落在她的白头发上，分不清哪些是雪，哪些是白发。

我忽然想起十七岁那年的那个雨夜，赵大爷塞给我那双胶鞋，我翻过山，在松树林里见到了蹲在雨里的我妈。那时候我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后来才知道，我什么都有。

山不在身后，山在心中。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大多数人都是过客，来了又走了，不留下任何痕迹。但总有那么几个人，像钉子一样钉在你的生命里，拔不掉，也不想拔。他们也许没有给你富足的生活，没有给你光鲜的身份，但他们给了你最珍贵的东西——在你最冷的时候递给你一碗热汤，在你最难的时候塞给你一卷钱，在你以为全世界都不要你的时候，告诉你：还有人等你。

回到家里，我把那个空饭盒从箱子里翻出来，擦了擦，放在了柜子最显眼的地方。我妈看见了，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留着它干嘛，都旧了。”她说。

“留着。”我说，“等我将来有孩子了，我要告诉他，他奶奶当年骑着自行车走了几百里路，就为了给他爸送一盒红烧肉。”

我妈没说话，转过身去，肩膀一抖一抖的。

外头的雪越下越大，屋子里炉火烧得正旺。我坐在我妈旁边，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心里忽然很平静。

日子还长，好好过。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这份情，比山重，比血浓。

本文为虚构故事演绎，请勿对号入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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