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激烈争吵，父亲被赶走，整整三天不见人影

作品声明：内容存在故事情节，虚构演绎成分

我十二岁那年的秋天，父亲被母亲赶出了家门。

那天是星期六，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本来约好了和同学去书店，书包都收拾好了，就放在玄关的鞋柜上。早晨七点半，我被一阵剧烈的争吵声从梦中惊醒。那种声音不是平常父母拌嘴时那种压低嗓门的你来我往，而是像两辆失控的卡车迎面撞上，金属扭曲、玻璃破碎、轮胎在地面上划出刺耳的尖叫。

我缩在被窝里，耳朵竖得像受惊的兔子。

“你还要不要脸？啊？你还要不要这个家？”母亲的声音尖锐得像是要把屋顶掀翻，那是我从未听过的音调，像一把生了锈的刀在玻璃上反复地刮。

“我怎么了？我做什么了你就这样？”父亲的嗓门也大，但听着更像是在辩解，而不是愤怒。后来我想了很久，觉得那个声音里更多的是一种疲惫，一种被逼到墙角之后不得已的反击。

“你做什么了？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跟那个姓王的贱人干了什么好事你以为我不知道？老李都跟我说了，亲眼看见的，你还想抵赖？”

母亲说的那个“姓王的”，我知道是谁。王芳，父亲单位新来的会计，三十出头，烫着大波浪卷，嘴唇总是涂得红红的，笑起来声音很大。她来我家吃过一次饭，那是去年中秋节，单位搞联欢，散场后父亲带了几个人回来喝酒。王芳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翘着腿，一边嗑瓜子一边夸我长得漂亮，说“老陈你闺女真水灵，随她妈”。我妈当时笑着端菜，嘴上说着“哪里哪里”，但我注意到她转身进厨房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像被人用手抹掉了一样干干净净。

那之后我妈提过王芳几次，每次都是在饭桌上，漫不经心地问一句“你们单位那个王会计最近怎么样”，我爸爸总是说“还行吧，工作挺认真的”。问答之间隔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像两个乒乓球运动员在对练，每一拍都打在规定的位置上，不越界，也不失分。

但今天这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光着脚走到卧室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透过门缝能看到客厅的一角，父亲穿着那件灰色的旧夹克站在茶几旁边，母亲站在他对面，穿着睡衣，头发散着，脸上的表情像一锅沸腾的粥，所有的愤怒和委屈都在冒着泡往外溢。

“我跟她什么都没有，就是普通同事。”父亲的声音压低了，但我听得出来那是在努力克制着什么。

“普通同事？老李说你们俩在办公室里搂在一起了！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单位的普通同事会搂在一起？”

父亲沉默了。那个沉默像一把刀，精准地插进了我最柔软的地方。如果他立刻反驳，说“你听谁胡说八道的”，或者拍着胸脯发誓自己清清白白，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他。但他沉默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听得懂，沉默就是默认。

母亲显然也听懂了。她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狠狠地摔在地上，电池弹出来，骨碌碌地滚到了沙发底下。然后她开始哭，不是那种小声的啜泣，而是一种崩溃式的嚎啕大哭，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整个人像一堵正在坍塌的墙，一点一点地矮下去，最后蹲在了地上。

“我嫁给你十五年，十五年啊，给你生儿育女，伺候你爹妈，你在外面找狐狸精，你对得起我吗？”

我爸爸站在原地，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像两根生锈的铁管，一动不动。他的脸朝着母亲的方向，但目光不知道落在哪里，像是穿透了母亲的身体，看到了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

“你走，你现在就给我走，我不想再看到你。”母亲从地上站起来，指着大门的方向，手指在发抖。

“你让我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去你那个狐狸精家里也行，我不稀罕，我嫌恶心。”

父亲看了母亲一眼，又朝我卧室的方向看了一眼。那个眼神我至今记得，不是愧疚，不是不舍，而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如释重负。好像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没有拿任何东西，连手机都没带，就穿着那双在家穿的旧拖鞋，打开门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关上的声音很轻，“咔哒”一声，像一个句号。

母亲站在原地，盯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转过头，看到了门缝里露出的我的半张脸。

“看什么看？回去睡觉！”她吼了一句，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我把门关上，爬回床上，把被子蒙在头上。被子里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甜甜的，是妈妈上周刚换的新牌子。我闭上眼睛，脑子里的画面像坏掉的投影仪一样胡乱闪现：父亲穿着拖鞋离开的背影，母亲蹲在地上哭泣的样子，那个姓王的女人涂着红嘴唇在我家沙发上嗑瓜子的模样。

我没有哭。我是那种在关键时刻反而哭不出来的孩子，眼泪会卡在眼眶里，像堵车一样进退两难，最后只能沿着鼻腔流下去，变成一股酸涩的鼻涕。

那天的书店当然没有去成。我给同学发短信说去不了了，对方问为什么，我说家里有事，对方没再问。十二岁的孩子对“家里有事”这四个字的理解力是惊人的，他们不需要太多解释就能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悲剧场景，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恐惧，那就是父母的战争终有一天会把他们的世界炸成碎片。

接下来的三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七十二个小时。

父亲走后，家里的气氛变了。不是变得更糟，而是变得很奇怪。母亲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继续哭闹或者摔东西，她反而安静了下来，安静得不像一个刚刚把丈夫赶出家门的女人。她照常做饭，照常洗衣服，照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甚至还跟楼下的刘阿姨聊了一会儿天，说今年秋天怎么这么冷，该把厚被子拿出来了。

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就像一座火山，表面上风平浪静，岩浆在地下翻涌，随时都可能喷发出来。

第一天晚上，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

她正在洗碗，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搓那个已经搓了三遍的盘子：“不知道，爱回不回。”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看到她绷紧的下颌线，把话咽了回去。回到房间后，我拿起手机给爸爸打电话。关机。又打了一次，还是关机。“爸，你在哪儿？”没有回复。又发了一条：“妈很生气，你回来跟她道个歉就好了。”还是没有回复。

我开始慌了。在我十二年的生命里，父亲从来没有失联过。他每天早出晚归，偶尔加班会提前打电话回来，手机永远保持畅通，微信消息从来都是秒回。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至少在“负责任”这件事上，他从没有让我失望过。

但现在，他像一块石头沉进了大海，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开始各种胡思乱想。他是不是真的去了那个王芳家里？他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最后那个念头一冒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脏，每跳动一次就疼一下。

第二天是星期天，不用上学。我起得很早，比母亲还早。我偷偷翻了父亲的衣柜，发现他的身份证和驾驶证都不在，但银行卡还在。一个不带手机不带银行卡的人，能去哪里？他口袋里有多少钱？他穿的是拖鞋，那双旧拖鞋底子都快磨平了，走在路上滑不滑？

我在厨房找到了母亲，她正在煮粥。背影看起来很平静，肩膀的线条是松弛的，不像昨天那样紧绷。但我注意到她拿着勺子的手在微微发抖，幅度很小，如果不是特意去看根本发现不了。

“妈，我爸会不会出什么事？他手机关机了，我联系不上他。”

母亲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勺子在锅沿上磕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响声。“他那么大个人了，能出什么事？又不是三岁小孩。”

“那他怎么不接电话？”

“可能没电了吧。”母亲说完这句话，把火关了，端着粥锅走到餐桌前，“吃饭了。”

我没再问了。但我注意到母亲给父亲盛了一碗粥，放在了他平时坐的位置上。那碗粥从热放到凉，从凉放到彻底冷掉，最后被母亲面无表情地倒进了垃圾桶。

第三天，星期一，我要上学。

出门之前，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鞋柜上父亲的那双皮鞋。那是一双棕色的系带皮鞋，他上班经常穿的，鞋头有些磨损，鞋带有点发黑。他就穿着那双旧拖鞋走的，这双皮鞋还在这里，说明他连换鞋的机会都没有。

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乱得像一团麻线。十月底的风已经有些凉了，吹在脸上像冷毛巾敷上来。路边的梧桐树开始落叶，金黄色的叶子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作响。这条路我和父亲一起走过无数次，他送我去学校，右手拎着我的书包，左手牵着我的手，走得很快，我得小跑着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今天没有人牵我的手，没有人帮我拎书包。书包带子勒在肩膀上，比平时重了很多。

到了学校，我像行尸走肉一样坐在座位上，老师讲的东西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同桌张浩碰了碰我的胳膊肘：“你怎么了？脸色好差，生病了？”

“没事，没睡好。”

张浩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他不是那种八卦的人，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上课的时候，我的手伸进课桌抽屉里摸了摸手机，没有消息。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我又摸了一次，还是没有。午休的时候，我跑到厕所里拨了父亲的号码，关机。

关机，关机，关机。这三个字像咒语一样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

我开始回忆父亲离开那天的每一个细节。他穿的那件灰色旧夹克，领口有些磨白了，我上周还跟他说该买件新的了，他说“这件还能穿，等穿烂了再说”。他穿的那双旧拖鞋，是去年夏天在超市买的，十五块钱一双，买回来的时候母亲还说“这种便宜货穿不了几天就坏了”，结果穿了一年多，鞋底磨薄了，但鞋面还好好的。

他没有拿手机。没有拿钱包。没有拿身份证。穿着一件旧夹克和一双旧拖鞋，在十月下旬的一个早晨，被自己的妻子赶出了家门。

我的鼻子忽然酸了，但眼泪还是没有掉下来。我蹲在厕所的隔间里，把头埋在膝盖之间，用力地呼吸，吸进去的是消毒水和氨水混合的味道，呛得我直咳嗽。

下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我请了假，提前溜出了学校。我知道这个行为很愚蠢，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独自在城市里找一个失踪的人，就像在大海里捞一根针。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那种焦虑感像虫子一样在我身体里钻来钻去，让我坐立不安。

我先去了父亲单位。门卫大爷认识我，说“你爸今天没来上班，请假了”。我说我找他有急事，您知道他请假去哪儿了吗？门卫大爷摇了摇头，说你打他手机呗。我说打不通，关机了。门卫大爷的脸上露出一种微妙的表情，那种表情我后来在很多人脸上都见过，是欲言又止的、知道了什么但不好意思说的表情。

“你妈呢？”他问。

“在家。”

“那要不你回去问问你妈？大人的事，你一个小孩掺和啥。”

这话听上去是为我好，但在我耳朵里就是“你赶紧走别添乱”的意思。我谢了大爷，从单位门口退了出来，站在路边，茫然地看着来往的车辆和行人。

秋天的傍晚来得早，五点刚过天色就开始暗了。路灯还没亮，街上的店铺一盏一盏地点亮了橱窗里的灯，橘黄色的光从玻璃后面透出来，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站在那些长长的影子中间，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全世界遗忘了的标点符号，渺小得连风都懒得吹我。

我去了附近的几个地方：爸爸常去的那家面馆，门口贴着一张“招聘服务员”的告示，玻璃门关得严严实实；他经常带我去的那个小公园，长椅上坐着一个老爷爷在喂鸽子，不是他；他偶尔会去的那个彩票站，卷帘门半拉着，里面有人说话的声音，但透过缝隙看进去，没有他的影子。

我走了很远的路，远到脚后跟被鞋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最后我走不动了，在一个公交站台的长椅上坐了下来，看着公交车一辆一辆地经过，车窗里的乘客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不知道是在看风景还是在看人生。

手机震了一下。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掏出来，屏幕上是一条微信消息。但不是父亲的，是母亲的。

“你在哪儿？放学怎么不回家？”

我犹豫了几秒钟，回了一条：“妈，我在找我爸。”

过了大概一分钟，母亲回了一条：“回来。他那么大个人了，不用你找。”

我看着那条消息，忽然觉得很愤怒。那种愤怒来得毫无征兆，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我整个人都浇透了。他在外面不知道什么地方，他什么都没有带，他穿的是拖鞋，十月底的晚上只有几度，他会冷的，他会饿的，他可能会出事，而你坐在温暖的家里，还有心情看电视剧，你凭什么说“不用你找”？

但我不敢把这些话说出来。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吼，吼完之后把手机塞回口袋，站起来，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水泡破了，脚后跟火辣辣地疼。我一瘸一拐地走在人行道上，路过一家小饭馆的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里面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饭，妈妈在给孩子夹菜，爸爸在跟服务员点菜，三个人脸上都带着笑。那种普通的、平凡的、不值一提的幸福，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狼狈。我赶紧低下头，加快了脚步。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坐在餐桌前等我。桌上摆着两菜一汤，红烧排骨、清炒小白菜、西红柿鸡蛋汤，都是我喜欢的菜。

“洗手上桌吃饭。”母亲说，语气跟平常一模一样，好像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一，好像家里并没有少一个人。

我洗了手，在餐桌前坐下来。我看着我平时坐的位置，对面是母亲，左边是空着的，那是父亲的位置。碗筷都摆好了，连父亲的也摆了一份，一双筷子，一个碗，碗里盛着半碗米饭，跟前两天早上的那碗粥一样，像是某种无声的仪式。

我端起碗，扒了一口饭，咽不下去。米饭在嘴里像沙子一样，粗糙、干涩，怎么都吞不下去。

“妈，”我放下筷子，“我们报警吧。”

母亲正在夹排骨的筷子悬在半空中，停了大概三秒钟，然后稳稳地夹起一块排骨放进了我的碗里。“报什么警？还不到四十八小时，警察不受理。”

“可是他已经三天没回家了，手机也关机，万一他出事了怎么办？”

“他出不了事。”母亲把筷子放下，看着我的眼睛，“你爸那个人，比谁都惜命，他不会让自己出事的。”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她的眼白上布满了红血丝，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红网罩住了眼珠。她昨晚一定没有睡好，或者说，这三天她都没有睡好。但她的表情是平静的，平静得不像一个刚把丈夫赶出家门的妻子，更像是一个已经接受了某种命运的判决、不再挣扎的犯人。

“妈，”我的声音小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你到底为什么要把爸爸赶走？”

这句话问出口的瞬间，我看到母亲的嘴唇颤抖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像水面被石子砸出的涟漪，然后迅速恢复了平静。

“大人的事，你小孩子别问。”她说。

又是这句话。每一次都是这句话。大人的事，小孩子别问。但我要到什么时候才算大人？十八岁？二十岁？三十岁？还是等到我自己也经历了婚姻的崩塌、背叛的刺痛，才能有资格知道那天早晨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没再问了。我低下头，把那块排骨塞进嘴里，机械地嚼着。排骨烧得很烂，骨肉分离，肉汁在嘴里溢开，可我尝不出任何味道。

吃完饭我回到房间，把门关上，趴在书桌上。台灯开着，光晕在作业本上画了一个圆，圆里面是空白的方格，等着我填满。我拿起笔，写了一个字，又划掉了。写了一个，又划掉了。纸面上留下了一道一道的划痕，像一个被撕碎了的蜘蛛网。

手机又震了一下。

我拿起来，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我点开，上面的字让我的心脏猛烈地跳了一下。

“小雨，我是爸爸。我没事，你别担心。爸爸的手机掉水里了，开不了机，这是借别人的手机发的。过几天爸爸就回去了，你好好上学，听妈妈的话。”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灭，我又点亮，又熄灭，又点亮。手指在键盘上打着字，打了好几遍都删掉了，最后只发了两个字：“你在哪？”

发出去之后我盯着屏幕等回复，等了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没有回复。我回拨那个号码，响了三声被挂断了，再打，还是响了三声挂断了。第三次打的时候，对方直接关机了。

我抱着手机，身体靠在椅背上，仰起头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灯光白得刺眼，看得久了眼前就会出现一圈一圈的光晕，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我想象着父亲现在的样子，他穿着那双旧拖鞋走了多远？他是怎么从口袋里掏钱的？他的手机掉进水里了，是什么水？河里？湖里？还是厕所里？他住在什么地方？旅馆？朋友家？还是那个姓王的女人家里？

最后一个念头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我赶紧把它从脑子里甩了出去。

母亲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发呆。她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放在我的书桌上，看了一眼我空白的作业本，没有说什么。她转身要走的时候，我开口了。

“妈，爸爸给我发消息了。”

母亲的脚步停住了。她的背影对着我，肩膀的线条忽然变得僵硬。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没事，手机掉水里了，让我别担心，过几天就回来。”

母亲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他有没有说他跟谁在一起？”

我愣住了。她关心的是这个？不是“他在哪里”，不是“他冷不冷饿不饿”，而是“他跟谁在一起”？我忽然觉得心里凉了半截，那半截凉意像冬天的寒气一样从胸口蔓延到四肢，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没有。”我说。

母亲没有再问，走出了我的房间。门在她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我听到了走廊里传来的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那声叹息里有一种东西，我在很多年后才真正听懂。

那是嫉妒。

不是愤怒，不是担忧，而是嫉妒。嫉妒那个可能陪在父亲身边的人，嫉妒那个可能比她自己更早找到父亲的人。这份嫉妒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拔不出来，也摁不下去，每一次心跳都带着痛。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十二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眠。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被子被蹬到了地上，又捡起来，又蹬下去。窗外的月亮很圆，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地板上，像一条银白色的河流。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半夜醒来，发现父母都不在身边。我光着脚跑出卧室，看到客厅的灯亮着，父母坐在沙发上，爸爸搂着妈妈，两个人靠在一起看电视。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小，屏幕上在放一部老电影，黑白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片子。妈妈看到我出来了，笑着说“怎么醒了”，爸爸走过来把我抱起来，举得高高的，说“小公主醒了，走，爸爸带你去看月亮”。

那个夜晚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像一张被水浸泡过的老照片，轮廓还在，细节全无。但那种感觉还在，那种被两个人同时爱着的、安全的、温暖的感觉，像一件穿了很多年的旧毛衣，柔软地裹在身上，把所有的风和冷都挡在外面。

现在那件毛衣破了，风从破洞里钻进来，冷得我直发抖。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黑眼圈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在厨房里了。她今天没有去上班，请了假，说是身体不舒服。但我注意到她穿了一件我从来没见过的衣服，一件深蓝色的羊绒衫，款式很新，颜色也很衬她的肤色。

“妈，你这件衣服什么时候买的？挺好看的。”我随口说了一句。

母亲的脸色变了一下，说：“你奶奶以前给的，一直放在柜子里没穿过。”

我没多想，去卫生间洗漱了。刷牙的时候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十四岁的脸还带着婴儿肥，眼圈下面青黑一片，看起来像一个化坏了妆的小丑。我用冷水拍了拍脸，拍了好几遍，那种肿胀的感觉才消退了一些。

早餐是小米粥和煎鸡蛋。母亲坐在我对面，喝粥的速度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像是在品味什么很珍贵的东西。我吃着吃着，忽然注意到她的眼睛下面也有黑眼圈，比我还要深，像是用炭笔画上去的。

“妈，你今天不去上班，是不是要去找爸爸？”

母亲放下碗，看着我。她的目光里有好几种东西搅在一起，复杂的程度超出了我当时的理解能力。

“不去找他。我今天有别的事。”

“什么事？”

“大人的事。”又是这句话。

我心里那团火又烧起来了，但我忍住了。我加快了吃早饭的速度，把粥喝完，把鸡蛋吃完，把碗筷收到厨房，然后回房间拿了书包，走到门口换鞋。

“妈，我走了。”

“路上小心。”

我拉开门的一瞬间，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坐在餐桌前，面前的粥已经凉了，她端起来喝了一口，皱了一下眉头，又放下了。晨光从厨房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轮廓映得柔和了一些，但我注意到她的嘴角是往下耷拉的，那种弧度不是天生的，是后天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坠下去的。

我关上门，下楼，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车门开着，一个男人正从后备箱里往外拿东西。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个男人的背影，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快步走过去，绕到正面一看，不是。

不是我爸爸。

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差点把我淹没了。我站在小区门口，来来往往的人从我身边经过，有人看我一眼，有人不看，每个人都忙着奔赴自己的目的地，没有人有义务关心一个站在路边发呆的女孩。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一股秋天的味道，是落叶腐烂的气味和早点摊上油条的香气混在一起的复杂气息。我迈开步子，朝学校的方向走去。

路过昨天经过的那家小饭馆的时候，我又往里看了一眼。今天早上没有一家三口，只有一个老大爷在吃面，呼噜呼噜的声音隔着玻璃都能听到。我加快了脚步。

到了学校，我破天荒地主动找同桌张浩说话。

“张浩，你爸妈吵过架吗？”

张浩正在啃一个苹果，啃了一半，停下来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吵过啊，哪家不吵架？”

“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怎么样的？”

张浩想了想，说：“我妈把我爸的手机砸了，然后就没事了，第二天就好了。”

“第二天就好了？”

“对啊，我妈砸完手机就后悔了，第二天给我爸买了个新的，比我爸原来那个还贵，我爸高兴得跟什么似的。我爸妈吵架从来没有超过一天的，当天吵当天好，跟天气似的，下雨就下那么一阵，下完就晴。”

我看着张浩那张理所当然的脸，忽然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很宽的鸿沟。不是年龄的差距，不是成绩的差距，而是一种更本质的、更可怕的差距。他的世界是一个晴天比雨天多的世界，而我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暴风雨。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张浩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你爸妈吵架了？”

“没有，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我撒了谎。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不能跟张浩说“我爸爸被我妈妈赶出家门三天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我的世界快要塌了”。这些话太重了，重到我自己都承受不住，更别说让一个啃着苹果的同龄人来分担。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老师在讲朱自清的《背影》。那篇文章我小学就学过，讲父亲送儿子去车站，爬过月台去买橘子的故事。以前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就是一个胖子爬月台的画面，甚至觉得有点好笑。但今天老师念到那句“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时，我的眼眶忽然就红了。

我赶紧低下头，假装在看书，把课本竖起来挡住脸。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最后还是沿着鼻梁流了下来，滴在课本上，把“背影”两个字洇湿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是哭父亲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是哭母亲独自坐在餐桌前的样子，还是哭那些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看黑白电影的夜晚？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下课后我跑到厕所里，“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消息发出去了，没有被退回。他没有关机，但也没有回复。那个灰色的天空头像安静地躺在对话框的最上方，像一个熟睡的人，你怎么叫都叫不醒。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像一台出了故障的钟表，指针还在走，但走得很吃力，每一步都带着咯吱咯吱的杂音。父亲还是没有回来，他的手机始终打不通，那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点音讯。

母亲开始变得有些反常。

她不再像前两天那样平静了，而是进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话变得很多，多得让人不安。她跟邻居聊天，跟菜市场的大妈聊天，跟我聊天，好像只要嘴巴不停就能把心里的那个洞堵住似的。她跟我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未来的安排：明年小雨你就要上初中了，学区房的事得提前准备；你奶奶那边今年过年就不去了，等暑假再说；家里的热水器该换了，用了八年了，上次差点出事。

她像一个项目经理在制定一个没有父亲参与的未来规划，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好像她早就习惯了独自做决定，好像她从来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

但我注意到，每天晚上她都会在客厅里坐到很晚，灯也不开，就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客厅的时候，看到黑暗中一个红色的光点一明一灭的，那是她在抽烟。她以前从来不抽烟的。

我没有走过去，没有问她为什么抽烟，没有问她是不是在想爸爸。我只是蹑手蹑脚地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像一只偷东西的老鼠，生怕发出一点声响惊动了黑暗中那个脆弱的平衡。

第四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像前几天一样睡不着。手机忽然震了一下，我几乎是抢过来的。

是那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小雨，爸爸在你二叔家，过几天就回去。你妈妈她现在怎么样？”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打字：“她每天都抽烟，不睡觉，看起来很不好。爸你快回来吧，有什么事好好说，不要躲着了。”

发完之后我犹豫了一下，又加了一句：“爸，你到底有没有做对不起妈妈的事？”

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对面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他又关机了，长到我快要放弃等待了。

然后消息来了。

“大人的事，你小孩子别问。”

我几乎要疯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跟我说这句话？大人的事，小孩子别问。好像“小孩子”这三个字是一堵墙，把我隔绝在所有真相之外。可真相就在墙那边，我看不到它，但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像地心引力一样，不管你看不看得见，它都在那里，拉着你往下坠。

我抓起手机，拨了那个号码。

响了三声，接了。

“爸！”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小雨。”父亲的声音很疲惫，像是一块用了很久的毛巾，拧不出任何水分了，“别大声说话，你二叔他们睡了。”

“爸，你为什么不回来？你到底做了什么让妈妈那么生气？你告诉我实话，我可以帮你跟妈妈解释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父亲说了一句让我当时完全听不懂的话：“小雨，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但也不是你爸爸我想的那样。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我不要等长大！我现在就要知道！”

“你妈妈她……她一直在怀疑一些事，但不是她怀疑的那种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现在脑子也很乱……”

“那你就回来跟她说清楚啊！你躲着算什么？”

父亲又沉默了。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长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我回去只会让你们更难受。”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等我找到工作，安顿好了，我会回去看你的。”

“找工作？你不是有工作吗？”

“没有了。”

这三个字像三颗钉子，一颗一颗地钉进我的耳朵里。没有了。他的工作没有了。他不仅是被人从家里赶出来，还是从单位里赶出来。那个姓王的女人，那个涂着红嘴唇的王芳，到底做了什么，让我的父亲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

“是那个王芳害你的对不对？”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纯粹的、滚烫的愤怒。

“小雨，别问了，听话。爸爸累了，想睡了。”

“爸——”

“听话。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

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颤抖，全身都在颤抖。我把被子蒙在头上，咬住枕头的一角，用力地咬，咬到嘴里有一股咸腥的味道。但我还是没有哭。眼泪堵在眼眶里，像一扇被卡住了的门，怎么也打不开。

窗外的月光还是那么白，白得像一张没有写过字的纸。我想在上面写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写什么。我想大声喊，但喊出来也没有人听到。我想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一切，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有十二岁，我是一个小孩子，大人们的事情我没有资格过问，大人们的秘密我没有资格知道。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等待天亮。

而我等待的那个天亮，在第四天的早晨，以一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