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到儿子学校当副校长，谁也没告诉，开家长会班主任指我鼻子

楔子

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大半，铺在水泥路面上，被来往的家长踩得沙沙响。

我站在教学楼三楼的走廊尽头，看着底下那些拎着包、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女。他们有的穿着体面，有的袖口磨得发白。有的人脸上带着笑，有的人眉头拧成疙瘩。他们都是来开家长会的。

十八年前，我也是这样站在走廊上，只不过是在另一所学校。那时候我刚从省城调回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兜里揣着调令，谁也没告诉。连我儿子都不知道他爸要去他的学校当副校长。

我记得那天是十一月十七号，天阴得像块旧抹布。

风吹过来，带着食堂那边炒白菜的味道，还有操场边上厕所飘来的氨气。我把烟掐灭，转身往三年二班的教室走。

教室里灯管嗡嗡响，家长们已经坐了大半。我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坐下，同桌是个烫着卷发的大姐，身上有股洗衣粉和油烟混在一起的味儿。她冲我点点头，问：“你家也是三班的？”

“对，”我说，“三班的。”

讲台上，一个年轻女老师正在翻花名册。她大概二十五六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嘴唇抿得很紧，像是随时准备跟人吵架。

“还有几位家长没到，”她抬起眼睛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我们不等了，先开始。”

然后她低头看了看讲桌上的座位表，又抬头看向我这边。目光落在我身上，停了两秒钟。

“最后一排，靠墙那位家长。”

我直了直腰。

“你是周小军的家长？”

“是。”

她推了推眼镜，声音突然拔高了：“周小军这次期中考试，数学三十八分，语文四十二分，全班倒数第三。你们家长到底管不管？平时作业不写，上课睡觉，现在还学着跟人打架。你们家是不是没人管孩子？”

教室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转过来。

我张了张嘴，没说话。

她继续说，越说越激动，手指在讲桌上敲得笃笃响：“我当班主任三年，没见过这么不上心的家长！你看看人家孩子，哪个不是家长天天盯着？你们倒好，把孩子往学校一扔就不管了，成绩差成这样也不闻不问。你们到底是怎么当家长的？”

我听着这些话，手心有点出汗。

窗外的风灌进来，吹得日光灯轻轻晃动。教室里光线忽明忽暗，照在她那张愤怒的脸上。

我慢慢把手伸进兜里，摸到了那张调令。

纸张被体温焐得有些发软，边角已经起了毛边。入职日期，职位，教育局的红章。

这时候，走廊那头传来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由远及近，一步一步，不急不缓。

门被推开了。

校长老孙探进半个身子，目光越过那些回头张望的家长，直接落在我身上。他显然是刚从教育局开完会回来，手里还拿着文件夹。

“刘校长，”他满脸堆笑，声音里带着一种下级对上峰的殷勤，“您怎么坐后边呢？来来来，到前边坐。”

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下来。

那个女老师的手指僵在讲桌上，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她看看老孙，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很轻的声音：“刘……校长？”

我没说话。

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几片，旋转着飘下去，落在底下那辆破自行车旁边。

我的自行车。骑了八年，链条生锈，后座绑着一根麻绳。

而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十八年前的另一间教室，另一个秋天。

那是1980年，我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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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80年的夏天结束得很突然。

八月二十几号的时候还热得人想剥皮，进了九月，连着下了几场雨，气温一下子就凉下来了。田埂上的草开始发黄，稻田里的谷子倒是沉甸甸地垂着头，再有半个月就能割了。

那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脚上的解放鞋糊满了泥。鞋底磨得太薄，踩在石子路上硌得脚心生疼。我把鞋脱下来在渠水里涮了涮，就看见大脚趾那里又磨破了一个洞，指甲盖露在外面，沾着泥。

我把鞋拎在手上，光着脚往家走。

村口的大槐树下围着一群人。老远就听见我爹的声音，他的嗓门大，喝了酒更大。

“我周德贵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他站在人群中间，脸涨得通红，“那是我儿子！我想让他念他就念，我不想让他念他就别念！”

我站在人群外边，手里拎着那双破解放鞋，水一滴一滴往下淌。

“德贵，你消消气，”隔壁的王婶在劝，“小军考上了县一中，这是好事啊，咱们村头一个呢。”

“好事个屁！”我爹一挥手，“念书能当饭吃？家里五张嘴等着吃饭，他去念书谁干活？谁？”

有人看见了我，扯了扯旁边人的袖子。人群慢慢让开一条缝，所有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

我爹也看见了我。

他红着眼睛盯着我看了几秒，突然抄起靠在槐树上的扁担，一扁担抽在我腿上。

“念书！我让你念书！”

那一扁担抽得结结实实，我腿一软，膝盖磕在地上，手里的解放鞋飞出去一只。

“家里的牛谁放？地谁种？你弟弟妹妹谁管？”我爹的扁担一下一下抽下来，带着酒气和汗味，“你念书？你念个鬼！”

我趴在地上，泥水浸透了裤子。膝盖火辣辣地疼，嘴里尝到了土腥味。

后来是二姑跑来把我拉走的。

二姑是听到消息从隔壁村赶过来的。她跑了一里多地，到的时候气喘得说不上话，额头上全是汗。她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挡在我前面，冲我爹喊：“哥！你疯了？你打孩子干啥？”

“我打我儿子，关你屁事！”我爹举着扁担，“他要去念书，家里咋办？”

“我想办法！”二姑说，“我想办法行不行？”

我爹愣住了，扁担停在半空。

“他考上了就得念，”二姑的声音不大，但很硬，“这事儿你别管了，钱我来凑。”

我爹盯着二姑看了半天，突然把扁担往地上一摔，转身走了。走到院门口又回过头来，冲地上啐了一口：“你自己的日子都过不明白，还管别人。”

那天晚上，我躺在屋后的草垛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膝盖上的伤一阵一阵地疼。

二姑坐在我旁边，从兜里掏出一块冰糖，塞进我嘴里。冰糖硌在牙齿上，慢慢地化开，甜味一丝一丝地渗进舌根。

“你爹不是不疼你，”二姑说，“他是真没办法。家里就那几亩地，你走了，活谁干？”

我没说话，嘴里的冰糖越来越小。

“你放心，”二姑拍了拍我的腿，正好拍在伤处，我倒吸一口凉气，她赶紧缩手，“你放心，姑想办法。”

她起身走了，背影消失在村路的黑暗里。我听见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布鞋踩在土路上，沙沙的，像是秋天第一场霜落下来的声音。

三天后，二姑来了。

她揣着一个手帕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票子。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还有毛票。手帕带着她身上的味道——灶灰、碱水，还有一点点雪花膏的香气。

“六十三块钱，”她把钱推到我面前，“够交一学期学费了，剩下的买书本。”

“姑，你哪来的钱？”

“你别管。”

后来我才知道，她把她家那头驴卖了。

那头驴跟了她六年，是她家最值钱的东西。她男人在外头煤窑打工，一年回不来两次，她一个人种三亩地，全靠那头驴拉犁、驮粮食。

卖驴那天她哭了没有，没人知道。

我只记得那沓钱被她攥得紧紧的，递过来的时候还带着她的体温。

九月一号，我去县一中报到。

临走那天早上，我爹没送我。他坐在堂屋门槛上，闷头抽旱烟，烟雾把他的脸遮得看不清。我背着铺盖卷从他身边走过，他连头都没抬。

我走出院子，走出村口，走过那棵大槐树。露水还没干，打湿了我的解放鞋。那双鞋是二姑连夜给我补好的，破洞的地方缝了一块蓝布，针脚歪歪扭扭的，但是结实。

走到村外的公路上，我回头看了一眼。

整个村子笼罩在早晨的雾气里，屋顶的炊烟直直地升上去，然后被风吹散。有人在村口的水井边打水，辘轳吱呀吱呀地响。

我不知道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到县城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太阳正毒，柏油路面被晒得软绵绵的，踩上去能感觉到鞋底往下陷。

我站在学校门口，仰头看着那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永定县第一中学”。铁门锈迹斑斑，门柱上的红漆剥落了大半。里面是一栋三层灰砖楼，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好几块，用报纸糊着。

操场是土的，风一吹就扬起一片灰。

但在我眼里，那就是天堂。

报到、交费、分宿舍，一切都顺利得不像真的。宿舍是八人间，架子床上下铺，我被分在上铺。床板上铺着一层稻草，稻草上再铺席子。躺上去能闻到稻草的味道，还有前面住过的人留下的说不清的味。

我把铺盖打开，把那件打了好几层补丁的棉袄叠好当枕头。二姑给的六十三块钱，交完学费和书本费，还剩十一块五毛。我把这十一块五毛用一块旧布包好，塞在棉袄最里面的夹层里。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开学第一个月，我瘦了八斤。

食堂的菜票要两毛钱一张，一份素菜一毛五，一份荤菜三毛。我每天的预算是三毛钱——早上五分钱一个馒头，中午一毛五的素菜配二两米饭，晚上再一个馒头。有时候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多买一个馒头，那一天就得超支。

馒头是杂粮面做的，硬，嚼起来硌牙。有时候食堂给的馒头是前一天的，皮子发干，掰开里面有股酸味。但我还是吃得干干净净，连掉在桌上的渣子都捡起来塞嘴里。

最难熬的是晚上。宿舍里别的同学都有家里带的吃食——炒面、咸菜、煮鸡蛋。有个叫李大伟的，他爹在食品站上班，每次回校都带一大罐猪油炒过的咸菜，那个香味能飘满整个宿舍。

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背对着他们，假装睡着了。

其实我醒着，胃里咕咕叫，嘴里全是口水。我使劲咽下去，一口接一口，嗓子眼发酸。

李大伟有时候会喊我：“小军，来吃点？”

“不了，不饿。”

我不能欠人情。我没东西还。

那段时间，我身上总有一股汗馊味。只有两件换洗的汗衫，一件穿三天，晚上洗了晾在床头，第二天没干透就得穿上。湿漉漉的布料贴在身上，冰冰凉凉地往骨头缝里钻。

脚上的解放鞋也是那双。下雨天进水，天晴了干不了，穿在脚上捂出一股臭味。我把鞋脱了放在窗台上晒，第二天早上穿的时候，鞋窠里还是潮的。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

最难的是十月末那几天。

学校通知交下学期的书本费，十二块钱。

我手里只剩三块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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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二块钱。

这个数字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

我算过了，离放假还有两个多月，就算我每天只花两毛钱吃饭，也得要十二块。那三块二，撑不到月底，更别说省出书本费了。

我想到了我爹。

那个周末，我走路回了家。

从县城到我们村，十八里路，我走了两个半小时。沿着公路一直往北，过了三道河，翻过一道岭，就到了。走路比坐车省钱——坐班车要四毛钱，够我吃两天饭。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院子里黑灯瞎火的，堂屋门虚掩着，从门缝里漏出一线昏黄的光。我推门进去，看见我爹一个人坐在桌边喝酒。桌上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瓶散酒，还有一盏煤油灯。

煤油灯的光一跳一跳的，照在他脸上，沟沟壑壑的。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喝酒。

“爹。”

“回来干啥？”

“学校……要交书本费，十二块钱。”

他把酒盅往桌上一顿，酒溅出来几滴，洇在桌面上的裂缝里。

“钱钱钱，就知道要钱，”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家里哪还有钱？你妹妹的学费还没交呢。”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当初不让你念，你偏念。你二姑供你，她现在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指望着家里？”

我站在那里，看着煤油灯的火苗被他的动作带得晃来晃去，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

“爹，我真的没办法了。”

“没办法就别念了！”他抄起酒瓶灌了一口，“回来种地！饿不死你！”

我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没在家住，摸黑走了十八里路回学校。路上经过二姑的村子，我在村口站了一会儿，终究没有进去。

二姑家的炊烟早就断了。她男人在煤窑出了事，腿被砸断了，矿上赔了点钱就打发回家了。为了给她男人治腿，二姑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那头驴没了，连院子里的石磨都卖了。我去她家看过一次，灶台上只有半锅稀粥，清得能照见人影。

她自己的日子都过成这样了，我不能再去找她。

回到学校已经是后半夜。宿舍门锁了，我从厕所的窗户翻进去，摸黑爬上床，和衣躺下。

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室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

胃里饿得发疼，膝盖上的旧伤也开始隐隐作痛。入秋以后，当年被扁担抽过的那条腿总是疼，尤其是阴天。

书本费的事，我不知道怎么办。

过了几天，班主任刘老师在班上点了几个没交费的名字。点到我名字的时候，全班都转头看我。

“周小军，你的书本费什么时候交？”

“再……再等几天。”

“家里困难可以跟老师说，但是不能不交，”刘老师推了推眼镜，“下周一之前，必须交齐。”

下周一。

我在县城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街上没什么人，两边的店铺大都关了门，只有几家还亮着灯。卖包子的、卖杂货的、还有一家理发店。包子的香味飘过来，我的胃猛地收缩了一下。

我站住脚，隔着玻璃看那些白胖胖的包子，咽了口口水。

然后我想起了一个人。

我大姑。

我爹的大姐，嫁在县城边上，日子过得据说不错。男人在粮站上班，铁饭碗，家里有两间瓦房，还有一台缝纫机。

我小时候见过她几次。她回娘家的时候总是穿得很体面，的确良衬衫，塑料凉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说话细声细气，见人就笑，但是那笑容总让人觉得隔着一层什么。

我爹不喜欢她。两家的关系不好，具体因为什么，大人从来不说。

但我想，她毕竟是我大姑。侄子上学遇到困难，她总不能不管。

第二天下午放了学，我打听着找到了她家。

她家住在县城东关，一条窄巷子走到底，两扇黑漆木门，门上的对联还是去年的，褪了色，边角卷起来。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很厉害，手心全是汗。

我敲了敲门。

没人应。

又敲了几下，听见里面有脚步声，然后是拔门闩的声音。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圆脸。是我大姑。

她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先是疑惑，然后慢慢变成了不自然。

“小军？你咋来了？”

“大姑，”我清了清嗓子，“我……我在县一中上学。”

“哦，听说了听说了，”她点点头，但没有把门打开的意思，“考上县一中不容易啊，你爹供你不容易。”

“大姑，我来是想……”我咬了咬嘴唇，“学校要交书本费，十二块钱，我家里一时拿不出来，想跟您……”

话没说完，她的脸色就变了。

“小军啊，”她的声音还是那么细，但是冷下来了，“不是大姑不帮你。你看你姑父那点工资，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家里开销大得很。你表哥也在上学，哪哪都要钱。”

“大姑，我以后还——”

“再说了，”她打断我，“你爹要是知道我给你钱，他不得骂死我？你也知道你爹那个脾气。他早就放出话来了，谁要是供你念书，就是跟他作对。”

她一边说，一边把门往回拉了拉。

“大姑……”

“你去找你二姑吧，”她说，声音隔着门缝传出来，闷闷的，“当初是她让你念的，你找她去。”

门关上了。

我听见门闩落回去的声音，清脆，短促，像一记耳光。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巷子里刮过一阵风，吹得墙头的枯草簌簌地响。谁家的狗在远处叫了两声，又被主人喝住了。天色暗下来了，头顶的那一线天从灰白变成灰蓝。

我转身往外走。

走出巷口的时候，我听见大姑家院子里传来她说话的声音，听不太真切，但隐约能分辨出几个字——“要钱”“不给”“穷亲戚”。

我低着头，加快了脚步。

回学校的路上，经过一个包子铺。热腾腾的蒸汽从笼屉上冒出来，在路灯下白花花的。老板娘在吆喝：“包子嘞，肉包子，一毛一个。”

我摸了摸兜里的三块二毛钱，走过去，又走回来。

最后还是掏出五分钱，买了一个馒头。

馒头是冷的，皮子发硬，但比学校食堂的大。我一边走一边啃，馒头屑掉了一路。

到了学校门口，我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使劲嚼了嚼，咽下去。然后蹲在操场边的水龙头底下，捧了几口水喝。

水冰凉，顺着喉咙流下去，激得胃一阵痉挛。

我蹲在地上，等那股劲儿过去。

月亮出来了，照着空荡荡的操场。篮球架锈迹斑斑，篮板上的白漆已经快掉光了。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沙土，打在脸上麻麻的。

我想起二姑给我的那六十三块钱。想起她揣在怀里，一路小跑着给我送来，额头上全是汗，头发粘在脸上。想起她跟我说“姑想办法”的时候，眼睛里那种亮亮的东西。

她不知道她卖驴的事我后来知道了。我也没告诉她我知道。

我蹲在那里，盯着地上自己的影子，使劲把涌上来的那股东西憋回去。

周日那天，我没去找二姑。

我去了县城西关的砖窑厂。

那个砖窑厂很大，烟囱足有三层楼高，日夜不停地冒着黑烟。空气里全是煤烟的味道，呛得人嗓子眼发紧。地上铺着厚厚一层煤灰，踩上去软绵绵的，能没过脚脖子。

厂门口贴着一张招工启事，上面写着：招临时工，日结，一天一块五。

我站在启事前看了很久。

招工的工头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脸被煤烟熏得乌黑，只露出两只眼睛和一嘴黄牙。他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目光在我的解放鞋上停了一下。

“学生？”

“是。”

“多大？”

“十五。”

“太小了。这活重，你干不了。”

“我干得了，”我赶紧说，“我什么都能干。”

他又看了我一眼，这回看得久一些。大概是看到了我袖子上的补丁，或者是看到了我瘦得凹下去的脸颊。

“搬砖坯，”他说，“搬一个窑八千块砖坯，搬完了给一块五。干不干？”

“干。”

砖坯是还没烧的砖，湿的，比烧好的砖重得多。每块大概有五六斤重，八千块就是四五万斤，要从晾晒场搬到窑口，再码进窑里。

我到现在还记得搬第一摞砖坯的感觉。

那东西又湿又沉，搬在手里像一块冰凉的石头。我才搬了三趟，胳膊就开始发抖，手指头僵硬得弯不过来。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我用袖子擦，擦完继续搬。

砖坯上的泥浆糊了满手满身，干了以后结成硬壳，一动就往下掉渣。

搬了大概一个小时，我的两条胳膊已经没有知觉了。手指头磨破了皮，露出里面的嫩肉，再碰到砖坯就钻心地疼。腰也疼，像是要断了似的，每弯一次腰都得咬着牙。

但我没停。

窑里的温度有四十多度，闷得人喘不上气。汗水把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又被窑里的热气烤干，留下一道道白色的汗渍。脸上全是煤灰和汗水和在一起的泥浆，抹一把就是一道黑印子。

工友们看着我，有人笑：“学生娃，这活不是你能干的。”

我没说话，继续搬。

中午吃饭的时候，别人都拿出带的干粮就着白水吃。我坐在窑口外面的一块砖垛上，摸出兜里剩下的小半个冷馒头。

馒头已经被砖坯压扁了，硬邦邦的，咬一口要在嘴里含半天才能咽下去。

我把馒头掰成两半，一半现在吃，一半留着晚上吃。

嚼着嚼着，我突然想起二姑。想起她卖驴那天的样子。她牵着那头驴往集市上走，驴蹄子踏在土路上，哒哒哒的。那头驴跟了她六年，比她的孩子陪她的时间都长。她把它拴在集市边的木桩上，有人来问价，她还跟人家说这驴脾气好、肯干活。

最后卖了六十块钱。

六十块钱，全给了我。

我把手里的馒头攥紧了，指头陷进去，在馒头上掐出几个坑。

下午接着搬。

越搬越慢，腿也软，胳膊也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汗水流干了，嗓子冒烟，去水龙头底下灌了几口生水，水里有股铁锈味。

天快黑的时候，终于搬完了八千块。

工头过来看了看，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票子递给我。一块五毛钱，纸币被汗水浸得有些发潮。

“明天还来不？”

“……来。”

我攥着那一块五毛钱，拖着两条腿往学校走。每走一步，脚底板都疼得钻心，大概是磨出了水泡。胳膊抬不起来，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弯都弯不了。

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照着校门上的铁栅栏，在地上投下一道道影子。

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喘匀了气。

然后看见门卫室的灯光下站着一个人。

是个女人，个子不高，穿着件灰布褂子，头上扎着一条旧头巾。手里拎着个布袋子，正伸着脖子往校园里张望。

灯光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额头上深深的抬头纹，和被风吹得干裂的嘴唇。

是二姑。

她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快步走过来。走近了，看见我满脸满身的煤灰，看见我肿得像胡萝卜一样的手指，看见我手里攥着的那一块五毛钱。

她什么也没说，就那么看着我。

过了好一会儿，她低下头，打开手里的布袋子。里面是一沓毛票，五毛的、两毛的、一毛的，用橡皮筋扎着。

“十二块钱，”她把钱塞进我手里，“书本费。”

“姑，你哪来的——”

“你别管。”

她说完转身就走。步子很快，像是在逃。

我追上去，一把拉住她的胳膊。她的袖子被扯起来一块，我看见她小臂内侧有一块青紫的淤痕。不大，但很显眼，青紫青紫的，边缘发黄。

“姑，这是什么？”

她挣开我的手，把袖子撸下来。

“没啥，碰的。”

“这是针眼吧？”我盯着她的胳膊，声音开始发抖，“这是抽血的针眼对不对？”

她不说话。

“姑，你去卖血了？”

她还是不说话。

“你怎么能去卖血呢？！”我的声音一下子高起来，在寂静的校门口显得格外刺耳，“你怎么能——”

“闭嘴！”她突然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但眼泪没有掉下来，“我不卖血，你哪来的钱？你说，你哪来的钱？”

她指着我的脸，指着我的手，指着那一身煤灰。

“你自己都去搬砖了，我能怎么办？我有别的办法吗？”

她不说了。

我也不说了。

门卫室的灯突然闪了一下，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瘦瘦的，交叠在一起。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拖得很长，像是要把这个夜晚撕开一道口子。

那天晚上，我在门卫室昏黄的灯光下站了很久。

手里攥着二姑给的钱，十二块，全是毛票。纸币上有她的体温，还有一丝很淡的消毒水味道。

我抬起头，看见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冷冷地亮着。

那个冬天，我就是靠着二姑隔三差五送来的钱撑过来的。每次都不多，三块五块，有时候是毛票，有时候是硬币。她从来不提钱是怎么来的，我也不问。

但我们都知道。

她的胳膊上，那些针眼好了又添新的，旧的还没消，新的又青了。青紫色的，像秋天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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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冬天来了。

一九八零年的冬天特别冷。进了十一月就开始下雪，一场接一场，操场上积了半尺厚，白茫茫一片。教室里的炉子烧的是学校发的煤球，每人每月定额五斤，烧完了就没了。

我睡在靠窗的上铺，窗户上糊的报纸破了一个角，冷风从那个角灌进来，吹在脸上像刀子刮。半夜常常被冻醒，牙齿咯咯响，整个人缩成一团，把棉袄盖在被子上，再把所有的衣服都压上去，还是冷。

脚上的冻疮就是那时候长的。

先是脚趾头发痒，然后红肿，最后溃烂。晚上睡在被窝里，暖和过来以后，冻疮痒得钻心。我使劲忍着不去挠，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用指甲掐，掐出血来，才觉得好受一点。

到了白天，穿上那双潮乎乎的解放鞋，走路的时候冻疮磨在鞋帮上，疼得我直抽冷气。

我不跟任何人说。

十二月底，离期末考试还有半个月。二姑又来了。

这回她带来了一件毛衣。

灰蓝色的，粗毛线织的，针脚不太匀称，袖口收得有点紧。看得出来是连夜赶出来的，有些地方还露着线头。

“试试，”她把毛衣抖开，“我照着别人的样子织的，不知道合不合身。”

我脱了棉袄，套上毛衣。毛线扎在皮肤上，有点痒，但是暖。袖子确实短了点，手腕露在外面一截。

“挺好，”我说，“暖和。”

二姑笑了。她伸手帮我把袖子往下扯了扯，但扯不长。

“下次再织长一点。”

她从兜里又掏出五块钱，塞进我手里。

“姑，你别——”

“拿着。”

“你的身体——”

“我说了，你别管。”

她每次都是这句话。说完就走，步子很快，像是怕我看见什么。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她走远。她的背影比以前瘦了，灰布褂子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她走在雪地里，脚下一滑一滑的，布鞋踩在雪上，咯吱咯吱地响。

那年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三。

成绩单发下来那天，我跑到学校的传达室，用公用电话给村里的小卖部打了一个。接电话的是小卖部的王老头，我让他帮我喊一下二姑。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电话那头传来二姑气喘吁吁的声音。

“小军？咋了？出啥事了？”

“姑，我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三。”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我听见二姑的声音变了，带着一点鼻音。

“好。好。考得好。”

“姑，等我以后有出息了，一定——”

“别说这些，”她打断我，“好好念书就行了。”

她把电话挂了。

我握着话筒，听着里面嘟嘟嘟的忙音，站在传达室的小窗口前。窗外还在下雪，雪花飘进来，落在话筒上，慢慢化成了水。

寒假我没回家。

回去也没地方住，家里那间土坯房，我爹跟弟弟妹妹挤在一起，我回去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再说了，我爹也不想看见我。

我跟学校申请了假期留校，理由是要复习功课。学校批准了，安排我住在原来的宿舍，但不供应伙食。

食堂关了门，我得自己解决吃饭问题。

二姑知道后，隔几天就来一趟，带几个杂粮饼子或者一罐咸菜。咸菜是她自己腌的，萝卜条和白菜帮子，咸得发苦，但好歹能下饭。

那个寒假，我就靠着这些杂粮饼子和咸菜过活。有时候二姑带来的饼子吃完了，她就给我送一点米和红薯。我在宿舍里用一个小煤油炉煮粥，煤油的味道混在粥里，吃进嘴里一股怪味。

大年三十那天，学校里空空荡荡的，整栋宿舍楼就我一个人。

下午的时候，二姑来了。

她提着一个饭盒，里面是饺子。韭菜鸡蛋馅的，还冒着热气。饭盒外面裹着一层旧棉布，保温用的。

“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打开饭盒，热气和香味一起涌出来。我使劲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姑，你吃了吗？”

“吃了吃了，”她说，“家里包了好多。”

后来我才知道，她家那年过年只包了两碗饺子，一碗给了她男人，一碗给了我。她自己吃的是红薯面糊糊。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三月了，地上的雪还没化净，田埂上东一块西一块地露着黑色的泥土，像是癞子头上的疤。

开学那天，我早早地到了学校。

交了学费，领了书本，一切都跟上次一样。不一样的是，这次我兜里多了五块钱——寒假里我在县城的建筑工地上干了几天零工，搬砖、和泥，什么活都干，攒了五块钱。

我把这五块钱用纸包好，藏在了枕头底下。

高一下学期，课程更紧了。除了正常的功课，刘老师还让我们几个成绩好的学生额外做练习题，准备高二分科以后的竞赛。

我的成绩一直稳定在班上前五名。物理和数学尤其好，好几次考了满分。物理老师姓陈，是个瘦高个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很喜欢我，经常在课上拿我的作业当范本讲。

有一次下课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周小军，你的物理很好，”他翻着我的作业本，“有没有想过以后考大学？考个省城的理工大学？”

“想过，”我说，“但是我家里——”

“钱的事先不想，”陈老师摆摆手，“还有两年多呢，到时候再说。你现在只管把成绩搞上去。成绩好了，说不定能拿到奖学金。”

“奖学金？”

“嗯，县里每年有几个名额，给贫困生。一个学期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

这个数字在我脑子里转了整整一个星期。五十块钱，够交学费，够吃饭，甚至还能省出一点来寄给二姑。

从那以后，我更加拼命地学习。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在操场上背书，等着教室开门。晚上熄灯以后，点着蜡烛继续做题。蜡烛是那种最便宜的白蜡烛，点起来有一股石蜡味，火苗一跳一跳的，烧到半夜，桌面上积了一小摊蜡油。

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一。

开家长会那天，别的同学的家长都来了。李大伟他爹从食品站赶过来，还带了一袋子苹果。刘老师挨个跟家长说话，说到我的时候，四处张望。

“周小军的家长呢？”

“老师，我家长没来。”

刘老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没说什么。

那天的家长会开了一个半小时。我一直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看着里面的灯光，听着隐约传出来的说话声。

走廊里风很大，吹得我浑身发抖。脚上的解放鞋又磨破了，这一次是大脚趾和二脚趾一起露在外面。我使劲把脚趾往回缩，缩不回去。

散会的时候，我看见别的同学挽着爹妈的胳膊往外走。有人撒娇，有人挨训，有人手里捧着爹妈带来的吃食。

我转身往宿舍走。

走到宿舍楼下，看见二姑正站在那里。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

“姑？你咋来了？”

“家长会，”她说，“我听说了，赶过来的。是不是开完了？”

“……开完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把手里的布袋子递给我。

“给你带了点东西。几个煮鸡蛋，还有点炒面。”

我接过袋子，袋子上还有她的体温。

“姑，你走了多远？”

“不远，六里地。”

六里地。她是从家里走过来的。为了省那几毛钱车费，走了六里地的土路。

“进去坐坐吧。”

“不坐了，”她摇摇头，“天快黑了，得赶紧回去，你姑父一个人在家不行。”

她转身走了。

我站在楼下，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变小，最后消失在暮色里。

布袋子沉甸甸的，我打开一看，除了鸡蛋和炒面，还有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五块钱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小军，好好念书。姑有钱。”

我把纸条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蹲在宿舍楼下，剥了一个鸡蛋。

鸡蛋已经凉了，蛋白有点发硬，蛋黄噎在嗓子眼里，半天咽不下去。

两年后的夏天，我参加了高考。

考完最后一科，从考场出来的时候，天上下着小雨。雨丝细细密密的，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站在考场门口的屋檐下，看着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人打着伞，有人顶着报纸跑，有人在雨里大笑。

我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数学有一道大题没做出来，物理最后一道题也不确定。但我尽力了，真的尽力了。

等待成绩的那半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之一。

我回到村里，住在二姑家。我爹知道我回来了，没来看我，也没让人带话。倒是弟弟来了一趟，站在院门口喊了我一声哥，然后就跑了。

二姑的身体比我上次见她的时候更差了。脸色蜡黄，眼窝深陷，走几步路就喘。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最近累着了。

我知道不是。

夜里我睡在二姑家堂屋的竹床上，听见隔壁屋里她翻来覆去的声音，还有闷在被子里的咳嗽声。

“姑，明天去卫生所看看吧。”

“看啥看，花那个钱。”

“我陪你去。”

“你别管我，操心你自己的事。”

八月初，高考成绩出来了。

是刘老师骑自行车来通知的。大太阳底下，他骑了十八里地，骑到二姑家门口的时候，衬衫湿得能拧出水来。

“周小军！”他站在院门口就喊，“周小军！”

我从屋里跑出来。

“你考上了！考上省师大了！”刘老师满脸通红，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激动的，“全县第三名！全县第三！”

我愣在原地。

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只看见刘老师的嘴一张一合，二姑从屋里冲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瓢，瓢里的水洒了一地。

“真的？”二姑的声音发颤，“真的考上了？”

“真的！”刘老师从车筐里拿出一个信封，“录取通知书过几天就到，这是成绩单。”

二姑接过成绩单，翻来覆去地看。她不识字，看也看不懂，但就是舍不得放下。眼泪从她眼眶里滚出来，流进脸上的褶子里，亮晶晶的。

那天晚上，二姑把她家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宰了。

炖了一大锅汤，汤面上漂着一层黄澄澄的油花。她把两个鸡腿都夹到我碗里，自己喝汤。

“姑，你也吃。”

“我吃过了。”

她说吃过了，但我知道她没吃。那只鸡总共就那么点肉，她全给了我。

吃完饭，她坐在门槛上，借着月光纳鞋底。我坐在她旁边，看着院子里的枣树。树上结满了青枣，风一吹，沙沙地响。

“小军。”

“嗯。”

“去了省城，好好的。”

“嗯。”

“别惦记家里。”

“嗯。”

“钱的事别愁，姑有办法。”

我转过头看她。月光照在她脸上，照见那些皱纹，照见那些白发。她才四十出头，看上去像六十岁。

“姑，”我说，“等我以后有出息了，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她低头继续纳鞋底，针扎进去，拔出来，嗤啦嗤啦的。

“别说这些，”她的声音很轻，“姑不图你报答。你好好的就行了。”

我不说话了。

枣树在风里沙沙地响，月光把院子照得白花花的。远处传来狗叫声，一声一声的，像是在问谁。

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到了。

师大物理系，学费全免，每个月还有十二块钱的生活补助。

我拿到通知书的第一件事，是去县城里的邮局，给二姑寄了一封信。信封里装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姑，我考上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卖血了。”

那封信寄出去以后，我背着铺盖卷，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车开动的时候，我贴在车窗上往外看。县城在身后一点一点变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小点。两旁的杨树刷刷地往后退，田里的稻子正绿着，风吹过去，一波一波的。

我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五块钱——二姑临走前塞给我的。纸币被汗水浸得发软，上面还带着她手上的碱水味。

班车颠簸着往前开，发动机嗡嗡地响。车里有人晕车，趴着窗户吐，一股酸腐味飘过来。我闭上眼睛，想着省城是什么样子，想着大学是什么样子。

脚上的解放鞋又磨破了，这回是两个脚趾头一起露在外面。但我不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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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省城比我想象的大得多。

光是火车站就大得离谱，候车室能装下我们整个村子的人。出站以后，满眼都是高楼和汽车，马路宽得能并排跑四辆卡车。街上的人走得很快，一个个都像是有什么急事，谁也不看谁。

我扛着铺盖卷，攥着录取通知书，站在车站广场上茫然地转了好几个圈，才找到去师大的公交车。

车子开了四十多分钟，穿过整个城区。我趴在车窗上往外看，看见了五六层高的百货大楼，看见了亮着霓虹灯的电影院，看见了穿裙子的姑娘和穿皮鞋的男人。

师大在城西，紧挨着一座小山。校园很大，比我们县一中大了十倍不止。进门是一条梧桐大道，两边的梧桐树有好几层楼高，叶子密密匝匝的，把整条路遮得严严实实。

路尽头是一栋灰色的苏式主楼，楼前有个喷水池。我去的时候喷水池没开，池底积着一层青苔，还有几个烟头。

报到、分宿舍、领书本，一切都顺利。宿舍是六人间，架子床，我主动选了上铺。跟县一中一样的格局，只是床板宽了半尺，稻草褥子也厚一些。

室友们来自全省各地，有城里的，有农村的。城里的同学穿的确良衬衫和泡沫凉鞋，说话带着一股省城腔。农村的同学跟我差不多，解放鞋、补丁裤子，说话时缩着肩膀，眼神躲闪。

头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怎么说话。上课坐在最后一排，吃饭一个人去食堂，晚上熄灯以后睁着眼睛听室友聊天。

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们聊电影，聊歌星，聊城里的新鲜事，我什么都不懂。我连电视机都没摸过。

食堂的饭菜比县一中好多了。一份荤菜三毛钱，有肉有油水，素菜一毛钱，米饭管够。我每个月十二块钱的补助，吃饭花掉八块，剩下四块存起来。

四块钱，我攒了两个学期，攒了将近二十块钱，准备寒假回去给二姑。

大一的课程排得很满。高等数学、普通物理、英语、政治，还有一门计算机基础。计算机是个新鲜东西，我们系里只有一台，放在专门的机房里，进去要换拖鞋。我第一次进机房的时候，看见那些白色的机器嗡嗡地响，屏幕上一闪一闪的绿字，觉得像是进了科幻电影。

英语课是我最吃力的。别的同学初中高中学了六年英语，我只在县一中学了两年，底子薄得跟纸一样。第一次英语测验，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二。

英语老师姓冯，是个三十多岁的女老师，烫着一头小卷，说话细声细气的。下课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

“周小军，你的基础比较弱，”她翻着我的卷子，“但你其他科成绩都很好。英语多用点功，能赶上来。”

“老师，我……我连音标都没学过。”

她愣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薄薄的册子。

“这是音标手册，你拿去看。不懂的来问我。”

从那以后，我每天五点起床，跑到操场边的路灯底下背单词。那盏路灯是校园里为数不多通宵亮着的灯，昏黄昏黄的，照在地上映出一个圆圆的亮圈。

冬天的时候，哈出的气都是白的，脚踩在冻硬的地面上，咯嘣咯嘣地响。我把英语书摊在膝盖上，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念。舌头打结，发音不准，念出来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乡音。路过的同学有时会回头看我，我不在乎。

大一下学期的英语考试，我考了七十八分。

冯老师在卷子上批了一句话：“进步很大，继续努力。”

我把那张卷子寄给了二姑。

二姑不识字，得让村里的小学老师帮她念。后来她托人带话给我，说：“你姑说了，让你好好的。”

好好的。

大二的秋天，我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村里的小卖部王老头代写的，歪歪扭扭的几行字：

“小军，你爹病了，胃出血，在县医院住着。你姑让我告诉你一声。”

信是十天前寄出的。

我请了假，坐上了回县城的长途车。车子走了四个多小时，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县医院在老城区，是一栋三层的灰砖楼，外墙上的白灰掉得斑斑驳驳的。走廊里弥漫着来苏水的味道，日光灯管坏了一根，剩下的那根一明一暗地闪。

我爹住在二楼最里头的一间病房。门虚掩着，我推开一条缝，看见他躺在靠窗的病床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被子。被子太短，脚露在外面，脚底板全是老茧和裂口。

他瘦了很多。脸上的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嘴唇发白，起了干皮。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进去还是该退出去。

“进来吧。”他突然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在木头上。

我走进去，站在床边。他没看我，盯着天花板。

“大夫说胃里有个溃疡，出了不少血，”他顿了顿，“死不了。”

“住院费……”

“你二姑垫的。”

我低下头，看着地上的一块水渍。水渍的形状像一只歪歪扭扭的鞋印。

“你二姑这个人，傻，”我爹说，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自己都活不明白了，还管这管那。”

我抬起头看他。他的眼角有东西在亮。

“你走吧，”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回去念书。这儿用不着你。”

我在病房里站了很久，久到走廊里的日光灯都熄了，只剩下床头那盏小灯，照着我爹蜷缩的背影。

临走的时候，我把兜里所有的钱——二十三块钱——压在枕头底下。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爹还是那个姿势，一动不动。

但他肩膀在抖。

回到省城以后，我又收到了二姑托人写来的信。

“钱收到了。你爹出院了，没事了。姑给你寄了件棉袄，省城冷，你穿着。”

棉袄是手针缝的，蓝布面，棉花絮得很厚。领口缝了一圈灰兔毛，毛有点扎脖子，但是暖和。针脚还是那么歪歪扭扭的，跟当年那双解放鞋上的补丁一样。

我把棉袄穿在身上，系上扣子。袖子上有一块淡淡的油渍，大概是二姑做饭的时候蹭上去的。我把袖子凑到鼻子跟前，能闻到一股灶灰和碱水的味道。

大三那年冬天，我拿到了奖学金。省里的贫困生奖学金，一年八十块钱。

拿到钱的那天，我去邮局给二姑汇了四十块钱。汇款单上写的是“生活费”，附言栏里写：“姑，别再去卖血了。”

她没有回信。

寒假回去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四十块钱她没花，全给我存着。她说：“你毕业了用得上。”

大四上学期，我被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

接到通知那天，我一个人走到操场上，坐在看台上，看着底下跑步的同学。夕阳把跑道染成橘红色，有人在打球，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笑。

我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鞋——已经不是解放鞋了，是一双白球鞋，大三时候买的，鞋头磨破了，鞋带换了好几次。但好歹是双完整的鞋。

我想起六年前那个秋天，我穿着露脚趾的解放鞋，揣着二姑给的六十三块钱，站在县一中门口。

那六十三块钱里，有一张五块的纸币上沾着驴毛。

大四毕业那年夏天，二姑病倒了。

消息是大姑托人带来的。说的是：“你二姑住院了，肝不好。你有空回来一趟。”

肝不好。

这三个字像是一根针，扎在我心里。

我连夜坐车回了县城。

县医院还是那栋灰砖楼，还是那股来苏水的味道，还是那个一明一暗的日光灯。我站在二楼最里头那间病房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放了好一会儿才推开。

二姑躺在靠窗的病床上。

那是当年我爹躺过的那张床。

她比我上次见她的时候更瘦了，瘦得脱了形。被子底下几乎看不到身体的轮廓，只凸出来几根骨头。脸是蜡黄色的，眼白也是黄的，嘴唇干裂得出血。

“姑。”

她听见我的声音，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小军……”她的声音轻得像是风吹过纸，“你咋回来了？”

“我回来看你。”

“看啥看，”她想笑，但嘴角刚扯动就疼得吸了口冷气，“花那个钱。你毕业的事忙完了？”

“忙完了。姑，我保研了。”

“保研是啥？”

“就是……就是接着念书，念研究生。”

“念那么多书，”她闭上眼睛，声音越来越轻，“好。好。念书好。”

我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枯瘦得像一把干柴，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鼓出来。指甲缝里有泥，大概是住院前还在地里干活。

她胳膊上，那些旧针眼的痕迹还在。陈年的青紫色已经褪成了淡褐色，但依然看得见，密密的，一个挨着一个，像是一串褪了色的珠子。

我把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使劲忍着。

眼泪滴在她手背上，一滴一滴的。

“姑，”我说，“你别怕。我去省城给你治，省城的医院好。”

“不治，”她摇头，“费钱。”

“我有钱，我有奖学金。”

“你的钱留着自己用。”

“姑！”

“小军，”她睁开眼睛看着我，眼睛里那点亮光让我想起七年前她给我送钱时的样子，“姑的身体姑知道。别费那个钱了。”

她喘了口气，继续说：“你能考出去，姑就放心了。这么多年，姑就这一件事放不下。现在你出息了，姑没啥牵挂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走。我坐在病房的椅子上，握着二姑的手，坐了一整夜。

病房里很静，只有点滴瓶里液体一滴一滴落下来的声音。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她的脸上。她睡着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皱纹都舒展开了。

我看着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了那头驴，想起了那双补过的解放鞋，想起了那十二块钱的毛票，想起了那件袖口太短的毛衣。

想起了她胳膊上的针眼，一个一个，青紫青紫的。

想起了她给我包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包在旧棉布里，还冒着热气。

天快亮的时候，二姑醒了。她看着我，手指动了动，像是想抬起来摸我的脸，但没抬动。

“小军，”她说，“你回去吧。别耽误念书。”

“姑——”

“听话。”

我站起来，弯下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她的额头凉凉的，皮肤松松的，有股淡淡的药味。

“姑，等我毕业了，我来接你。”

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笑了笑。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二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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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十八年后。

我站在三年二班的教室里，手里捏着那张已经被焐热的调令。窗外的梧桐叶还在落，一片一片，旋转着飘下去。

班主任——那个刚才还指着我的鼻子骂的年轻女老师——现在正红着脸，嘴唇哆嗦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嗡嗡的电流声。

校长老孙还在门口站着，满脸的尴尬。他看看我，又看看那个老师，搓着手，不知道该打圆场还是该走。

“孙校长，”我开口了，声音不大，“家长会继续开吧，我就坐后面听听。”

“哎哎，好好好，”老孙连连点头，“您坐，您坐。”

我重新在最后一排坐下来。那个女老师站在那里，手里的花名册都快被她攥皱了。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低下了头，继续点名。

“下一位……周小军的家长……”

“到。”我说。

她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目光闪了一下，又赶紧低下去。

家长会开了一个半小时。散会的时候，家长们陆陆续续往外走，教室里渐渐空了。那个女老师收拾好讲桌上的东西，低着头快步往外走。

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回过头来。

“刘校长，我……”

“没事，”我摆摆手，“你说的那些话，也不算错。周小军这孩子，成绩确实不好，我确实没怎么管他。”

她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出什么，转身走了。

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日光灯还是嗡嗡地响。窗外已经完全黑了，梧桐树在风里摇着，叶子沙沙地落。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底下那些推着自行车往外走的家长们。有的带着孩子，孩子坐在后座上，抱着爹妈的腰。有的一个人走，脚步匆匆，赶着回家做饭。

他们中也许有人跟我当年一样，为了一笔学费发愁，为了一顿饭饿肚子，为了一个机会咬牙撑着。

也许有人的孩子，鞋也破了，脚趾头露在外面。

也许有人在某个夜晚，也收到过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十二块钱的毛票，纸币上还带着体温和消毒水的味道。

我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喂？”

“小军，是我。”

“爸？咋了？”

“明天周末，你开车回趟老家。”

“回老家干啥？”

我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梧桐叶还在落。远处的街道亮起了路灯，一盏一盏的，把整条路照得通亮。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二姑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想起月光下她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样子，想起她手背上那些褪了色的针眼。

“爸？”

“回去看看你二姑奶奶。”

“她走了十八年了。”

“我知道。”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爸，你没事吧？”

“没事，”我清了清嗓子，“就是想回去看看。”

挂了电话，我把那张调令从兜里掏出来，摊平，重新叠好，放回兜里。

然后关了教室的灯，走出去。

走廊里很暗，只有尽头那盏灯还亮着。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空空的回响。这声音让我想起十八年前，二姑的布鞋踩在土路上的声音——沙沙的，轻轻的，越走越远。

楼下的梧桐树还在落叶子。

我走到车棚，找到那辆骑了八年的破自行车。链条生锈，后座绑着一根麻绳。这是我刚调到这个城市时买的，从旧货市场淘的，花了八十块钱。

我骑上去，链条咯吱咯吱地响。

出了校门，拐上大路。秋天的风迎面吹过来，凉凉的，带着街上炒栗子的味道和汽车尾气的味道。

路过一个公交站台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在等车。她穿着灰布褂子，头上扎着旧头巾，脚边放着两个蛇皮袋。大概是进城卖菜的。

风吹起她的头巾一角，露出一截胳膊。胳膊上，有什么痕迹一晃而过。

公交车来了，她吃力地提起蛇皮袋，挤了上去。车门关上，排出一股黑烟，开走了。

我蹬着自行车继续往前。

路灯把路面照得明晃晃的，车轮碾过一片又一片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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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存在故事情节，虚构演绎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