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父亲与大伯多年不和，我家房盖到一半没钱被邻居笑话时：大

79年我父亲与大伯多年不和，我家房盖到一半没钱被邻居笑话时：大伯出现了

楔子

去年冬天，我回老家给父亲过七十大寿。

酒席摆在村里新修的文化广场上，一共二十桌，热热闹闹。父亲穿着我给他买的深蓝色棉袄，坐在主桌上，笑得满脸褶子。

席间有人提起大伯。

“你大伯现在一个人住在老屋那边，听说身体不太好了。”说话的是隔壁的三叔公，他夹了一块红烧肉，嚼了两下，又说，“你们家现在日子过好了，也该去看看他。”

父亲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没吭声。

桌上安静了几秒。

我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三叔公，最后什么也没说。

有些事，不是外人能懂的。

我最后一次见大伯，是十二年前。那年我考上大学，要交学费，父亲带着我去找他借钱。大伯站在自家院子里，手里握着锄头，听完父亲的来意后，说了句“没钱”，转身就进屋了。

门关上的声音不大，但那个下午，父亲蹲在路边抽了很久的烟。

后来我们家再也没跟大伯来往过。

可是三叔公今天提起来，语气里似乎藏着些别的意思。好像我们家现在日子好了，不去看看大伯，就是我们不对。

我没接话。

吃完饭，我扶着父亲往回走。腊月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父亲走得很慢，走到村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看着老屋方向，半天说了句：“你大伯当年……算了，不说了。”

他继续往前走，背影有些佝偻。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有很多事，我从来都没真正弄明白过。

第一章

我家和隔壁两户人家，合住在一个三间通的土坯房里。

那是1979年的事。

土坯房是爷爷留下的，三间房，我家住一间，大伯家住一间，还有一间是共用的堂屋。墙是黄泥夯的，顶上铺着稻草，下雨天到处漏。我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半夜被滴在脸上的雨水冰醒，然后母亲摸黑把洗脸盆端过来接水。

铁皮盆被雨滴敲得叮叮当当响，像无数根针扎在黑夜里。

父亲那年在镇上的砖瓦厂上班，一个月工资三十六块钱。母亲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年到头分不到多少粮食。我们家四口人，我、妹妹、父亲母亲，挤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的房间里。床是用砖头垫起来的木板，我和妹妹睡一头，父母睡另一头，中间拉一块旧床单隔着。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

我脚上穿的是母亲用旧布缝的棉鞋，鞋底是父亲从厂里捡回来的废旧轮胎皮，用钉子钉在一起。棉鞋穿了一个冬天，鞋头磨破了洞，露出来的棉花被踩成了硬块，黑乎乎的。脚趾头露在外面，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又红又肿。

母亲看了心疼，说要给我做双新的。父亲没吭声，晚上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双解放鞋，绿色的帆布面，橡胶底，一看就是新买的。

“给娃穿上。”父亲把鞋递给我，自己坐到灶台边烤火。

我接过鞋，鞋面上还带着父亲手心的温度。后来我才知道，那双鞋花了两块八毛钱，是父亲从砖瓦厂预支的工资里扣出来的。

母亲说：“你爸一个月就那么点钱，买了鞋，这个月烟钱又没了。”

父亲没接话，低着头往灶膛里添柴火。火光映在他脸上，红彤彤的，他脸上的皱纹很深，明明才三十出头的人，看着像四十多。

日子虽然穷，但那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很能吃苦，想着只要肯干，总会好起来的。

1980年春天，村里开始搞分田到户。

我们家分到了三亩水田和两亩旱地。父亲高兴得不行，那段时间天天天不亮就出门，到天黑才回来，说是要把地里的草除干净，好种庄稼。

母亲也挺着大肚子下地干活，那时候她已经怀了我妹妹七个月了。

但光有地不行，得有房子。

土坯房实在住不下了。妹妹出生后，我们家五口人挤在一间房里，转身都困难。而且那土坯房的墙已经开始裂缝，最宽的地方能塞进两个手指头。有一回下大雨，后墙塌了一块，泥水灌进来，把床底下的东西全泡了。

父亲跟母亲商量，说想盖两间新房。

母亲算了算家里的积蓄，一共一百三十块钱。盖两间砖瓦房，光买砖就要三百多块，还不算瓦、木头、水泥和工钱。

“差太多了。”母亲叹气。

父亲说：“我找我哥借点。”

大伯那时候在村里的拖拉机站开拖拉机，算是村里少有的手艺人，日子比我们家好过不少。大伯母在供销社上班，两口子都有工资，在村里是数得着的殷实人家。

父亲去找大伯那天，我跟着去了。

大伯家住在村东头，单独一个小院子，三间青砖瓦房，门口还种了两棵泡桐树。大伯母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到我们来了，笑了笑，说：“老二来了啊，进屋坐。”

大伯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杯茶，是那种白瓷杯，里面泡着茶叶，看着清亮。

父亲站在院子里，搓了搓手，说：“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我想盖两间房，手头差点钱，想跟你借点。”

大伯没说话，端着杯子喝了一口茶。

大伯母在旁边接了话：“老二啊，不是我们不帮你，你也知道，我们家刚买了电视机，手头也紧。你哥在拖拉机站工资也不高，我那份工资也就够日常开销。”

父亲脸上有些挂不住，但还是站着没动。

大伯放下杯子，说了句：“能借多少？”

父亲眼睛一亮：“哥，你看能不能借两百？”

大伯皱了皱眉，没吭声。

大伯母又说：“两百？哪来那么多钱。老二，你哥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手里有钱，能不借给你吗？你也别为难他了。”

大伯始终没说话，转身进屋了。

父亲站在院子里，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我拉着父亲的衣角，感觉他的手在发抖。

回去的路上，父亲走得很慢，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章

借钱的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房子还是要盖。

父亲咬着牙，把家里的猪卖了，又找生产队预支了半年的口粮钱，东拼西凑，总算凑了三百来块。砖买了便宜的次品砖，瓦是从别村拆老房子那里收来的旧瓦，木头是从山上砍的杂木，请了村里几个懂泥瓦活的亲戚帮忙，工钱给不起，就管饭。

1980年秋天，我家新房的地基终于挖了。

地基在村西头，一块荒地，以前是养猪场，后来荒了好几年，长满了蒿草。父亲提前两个月就把地整平了，用石灰画了线，两间房，一大一小，大的一间当堂屋，小的一间隔成两半，一半当卧室，一半当厨房。

动工那天，父亲放了一挂鞭炮，是那种一百响的小红鞭，噼里啪啦响了十几秒就没了。母亲煮了一锅红薯粥，拌了一盆咸菜，给帮忙的亲戚当早饭。

那时候盖房子全靠人工。砖是一块一块从砖窑挑回来的，父亲挑了三天，肩膀磨出了血泡，结了痂，痂又磨破了，最后肩膀上的皮都黑了，像一块老树皮。

砌墙的师傅是本家的一个堂叔，叫木生，手艺在村里数得上。他拿着瓦刀，一块砖一块砖地砌，砌到半人高的时候，停下来歇了口气，抽了根烟，看了看砖墙，说：“这砖质量不行，容易裂。”

父亲说：“能住就行。”

墙砌到一半的时候，钱就花得差不多了。

父亲算了算剩下的钱，买水泥不够，买石灰不够，连打顶梁的钢筋都买不起。更别说门窗了，两扇木门、四扇窗户，加起来少说也要一百多块。

母亲愁得睡不着觉，半夜翻来覆去，小声跟父亲说：“要不找别人借借？”

父亲没吭声。

第二天，父亲去找了村里的老支书，想借点钱。老支书倒是爽快，借了五十块，说：“这是我个人的钱，不多，你先用着。”

父亲拿着五十块钱，蹲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对着那张钱发了半天呆。五十块，连买水泥都不够。

他又去找了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大舅借了三十，二姨借了二十，三姑借了十五。加起来一百一十五块，勉强够买水泥和石灰。

但门窗的钱还是没着落。

更让父亲难堪的是村里人的闲话。

房子盖到一半，砖墙砌好了，但屋顶没封，门窗没装，就那么半拉子工程杵在那儿，像一张张着嘴的骷髅。村里人路过的时候，总要指指点点几句。

“这家估计是盖不起来了，没钱还盖什么房。”

“老二这个人，就是没出息，干不成事。”

“你看人家老大，开着拖拉机，日子多好。同一个爹妈生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这些话，母亲听到过好几回，回来跟父亲说的时候，眼圈都是红的。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一句话也不说，烟头一个接一个，地上很快就积了一堆烟灰。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但有一回听到邻居张婶跟我母亲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淑芳啊，你们家这房子盖到一半就不盖了，村里人都笑话呢。你男人到底行不行啊，不行就去你大伯那儿借点嘛，又不是外人。”

母亲低着头，声音有些发颤：“他不肯借。”

张婶“啧”了一声：“那也是亲兄弟啊，咋这么绝情。”

母亲没再接话，转身进了屋。我跟在她后面，看到她偷偷用袖子擦眼泪。

那天晚上，父亲回来得很晚。他进门的时候，我闻到一股酒味。父亲平时不喝酒，那天喝了不少，脸通红，走路有点晃。他坐到床边，脱了鞋，看着脚上那双磨得露底的解放鞋，忽然说了句：“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被人看不起。”

母亲没说话，把一碗红薯饭递给他。

父亲接过碗，没吃，放在床头，又说：“我明天再去砖瓦厂预支一个月工资，先把屋顶封了。门窗的事，再说。”

母亲说：“要不……再去找大哥说说？”

父亲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说：“不去了。”

第三章

第二天一早，父亲还没出门，院门就被人敲响了。

我去开的门，门外站着大伯。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面上沾着泥巴。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径直走进院子。

父亲从屋里出来，看到大伯，愣了一下。

大伯把蛇皮袋放在地上，解开绳子，从里面倒出来一堆东西。我凑过去看，是几捆十块的钱，用橡皮筋扎着，还有一些零散的角票和硬币。另外还有几个信封，打开一看，是粮票、布票、油票。

大伯蹲下来，把那些钱和票子理了理，说：“这里三百七十块钱，粮票八十斤，布票你们自己看够不够。砖钱我帮你们付了一半，砖窑那边我已经说好了，剩下的砖明天就送过来。”

父亲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大伯又说了句：“门窗的事，我认识镇上一个木匠，手艺不错，回头我带他去量尺寸。”

父亲的声音有点哑：“哥……”

大伯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我跟你嫂子说这钱是借给别人的，你们别声张。”

说完这句话，大伯转身就往外走。

父亲追出去：“哥，钱我以后还你。”

大伯头也没回，摆了摆手：“先把房子盖好再说。”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伯的背影消失在巷口。那天早上有雾，雾气很大，大伯的背影很快就看不到了。但我记得他那双沾着泥巴的解放鞋，走路的步伐很快，比父亲的步子快多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百七十块钱，是大伯偷偷攒了大半年的。他在拖拉机站上班，一个月工资四十八块，自己留八块零花，其余的全部交给大伯母。那八块钱，他舍不得花，一分一分攒着，攒了快一年，才攒了这么多。

不光如此，那八十斤粮票里，有六十斤是他从自己嘴上省下来的。他那时候在拖拉机站吃饭，食堂的馒头两分钱一个，他就着咸菜吃，把菜钱省下来换成粮票，又偷偷去黑市换了点，凑够了八十斤。

最让父亲后来心里过不去的，是大伯卖了一样东西。

大伯在拖拉机站开的那辆拖拉机，是他自己花钱买的二手货，花了六百块，借了三百块的外债。为了帮我家盖房，他把拖拉机卖了，卖了四百五十块，还了外债，剩下的钱全贴到我家盖房上了。

但这件事，大伯从来没提过。

父亲也是后来听别人说的。那天大伯回家后，跟大伯母说拖拉机坏了，修不好了，干脆卖了。大伯母信了，还骂了他一顿，说他不会过日子。

大伯就这么瞒了十几年。

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大伯母跟我母亲说起这事，才知道当年那辆拖拉机是被大伯故意卖掉的。大伯母当时就哭了，说：“那个死鬼，瞒了我这么多年。”

但是那时候，我母亲跟她关系已经不好了。

这也是后面的事。

第四章

房子在冬天之前盖好了。

两间砖瓦房，青砖灰瓦，虽然砖是次品砖，瓦是旧瓦，但在那年代的村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堂屋的地面铺了水泥，卧室的地面是夯实的黄泥，踩上去硬邦邦的，但比原来的土坯房强多了。

搬进新家的那天，母亲蒸了一锅白面馒头，炒了一盘鸡蛋，一家人围在小饭桌上，吃得格外香。

父亲夹了一个馒头，咬了一口，嚼了半天，忽然红了眼眶。他赶紧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馒头，不让别人看到。

但那年冬天，日子并不好过。

盖房欠了不少债，父亲为了还债，白天在砖瓦厂上班，晚上回来还要下地干活。冬天农活少，他又去镇上找了一份拉板车的活，给供销社运货，一趟五毛钱，一天拉七八趟，能挣三四块钱。

我那时候八岁，每天放学回来，就跟着母亲去地里拔萝卜。冬天的萝卜地，冻得硬邦邦的，萝卜叶子上一层白霜，手一碰就化了，冰得手指头发麻。母亲蹲在地里拔萝卜，拔一个扔进筐里，我跟在后面捡。拔完一垄地，手指头就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泥。

拔回来的萝卜，一部分腌成咸菜，一部分拉到镇上去卖。母亲天不亮就出门，背着两筐萝卜走五里路到镇上，卖完萝卜再走回来，回到家已经快中午了。两筐萝卜能卖一块多钱，母亲舍不得在镇上吃早饭，饿着肚子走回来，到家就喝一大碗红薯粥。

那时候父亲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读书，将来别跟我一样吃苦。”

可是我们家连我读书的学费都掏不起。

小学学费一年八块钱，每学期四块。每学期开学前，父亲都要去借钱，这家借两块，那家借三块，凑够四块，让我交到学校去。班主任姓王，是个女老师，知道我家困难，有时候会先帮我垫上，让我下学期再还。

有一回开学，父亲实在借不到钱了，翻遍了家里的抽屉，只找到一块两毛钱。他坐在院子里，对着那一块两毛钱发呆，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母亲在旁边择菜，择着择着，眼泪掉下来了。

那天晚上，父亲出去了很久才回来。他进门的时候，手里攥着四块钱，崭新的，一张一张，叠得整整齐齐。

母亲问他哪来的。

他说：“找朋友借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四块钱是他找砖瓦厂的工头预支的，条件是下个月的工资扣掉四块，还要多干两天活抵利息。

那个年代，借钱就是这么难。

我们家就这么一年一年熬着，日子虽然紧巴，但好歹没有断顿。父亲和母亲像两头牛一样，没日没夜地干活，一点一点还债。到1983年的时候，盖房欠的债总算还清了。

那年秋天，父亲买了一头小猪崽，养在后院的猪圈里。母亲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煮猪食。她说：“等这头猪养大了，卖了钱，给你买双新鞋。”

我说：“不用，我现在的鞋还能穿。”

母亲看了看我脚上那双破得不成样子的解放鞋，没说话。

第五章

时间一晃，到了1985年。

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

学费一学期十二块，比小学贵了两倍。父亲听到这个数字，眉头皱了一下，但很快就舒展开了，说：“考上了就上，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他说想办法，其实就是多干活。

那几年，砖瓦厂的效益不好，工资经常拖欠。父亲又去学了木工，农闲的时候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县城打工，一天两块钱，干一个月能挣六十块。他舍不得在外面吃饭，每天早上去工地的时候带两个红薯，中午就着凉水啃红薯，晚上回来再吃一顿饱的。

母亲在家里种地，还养了鸡、鸭、猪，鸡蛋舍不得吃，攒起来拿到镇上卖。一块钱能买十二个鸡蛋，母亲卖一毛钱一个，十二个能卖一块两毛钱，多赚两分钱。

我们家就这么一分一分地攒钱，供我读书。

我上初二那年，大伯母跟我母亲闹翻了。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很可笑。那年大伯母家的儿子——也就是我堂哥——要娶媳妇，女方要彩礼八百块。大伯母来找我母亲借钱，说借两百。我母亲说家里没钱，拿不出来。大伯母不信，说你们家这几年日子好了，怎么会没钱。

母亲说：“我们家的钱都供孩子读书了，真的拿不出来。”

大伯母不高兴了，回去就跟大伯说我们家忘恩负义，当年帮我们家盖房，现在找我们借钱都不肯。

大伯没吭声。

但这话传到了母亲耳朵里，母亲气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她说：“当年他们借给咱家的钱，咱不是还了吗？还了两年才还清，利息都给了。现在怎么就成了我们忘恩负义了？”

父亲劝她：“算了，别计较了。”

母亲说：“我没计较，我就是心里堵得慌。”

从那以后，两家的关系就淡了。见面打个招呼，说过客套话，但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大伯有时候在路上碰到我，会问一句：“学习怎么样？”

我说：“还行。”

他就点点头，走了。

没有多余的话。

1988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全县只招两百个人，我是我们初中唯一一个考上的。

村里人都说我有出息，父亲脸上也有光了。但高兴归高兴，学费是个大问题。高中学费一学期三十块，加上书本费、住宿费、生活费，一学期少说也要一百多块。

父亲那年已经四十出头了，长年累月的重体力活让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他的腰不好，弯下去就直不起来，背也驼了，手指关节粗大变形，一双手像枯树根。

但他还是咬着牙，把家里那头养了一年的猪卖了，又找几个亲戚凑了凑，凑够了一学期的费用。

送我去县城上学那天，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后座上绑着我的铺盖卷和一个木箱子。箱子是父亲自己做的，杉木板，打磨得很光滑，刷了一层清漆，能照出人影。

骑到半路，链条断了。父亲蹲下来修链条，修了半天没修好，最后推着车走了十几里路，把我送到学校。

临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给我，说：“省着点花，不够了给我写信。”

那二十块钱，是他提前预支了半个月的工资。

我接过钱，看着他推着自行车往回走的背影，忽然觉得鼻子一酸。那条路很长，父亲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马路尽头。

那年秋天特别干燥，路两边的杨树叶子全黄了，风一吹哗哗响。地上的土被风吹起来，黄蒙蒙的一片，像下了一层薄雾。

我在校门口站了很久，直到那个黑点彻底看不见了，才转身进了学校。

第六章

高中三年，我几乎没有回过家。

不是不想回，是路费太贵。从县城到镇上，坐班车要八毛钱，从镇上到村里还要走五里路。来回一趟，光路费就要两块多，够我在学校吃好几顿饭了。

我每个月的花销控制在十五块钱以内。早饭是二两粥加一个馒头，一毛五分钱。午饭是四两米饭加一份素菜，三毛钱。晚饭跟午饭一样，三毛钱。一天下来，七毛五分钱，一个月二十二块五。但这已经超出预算了，所以我有时候晚饭不吃，或者只吃一个馒头，省下来的钱买作业本和笔。

宿舍是十个人一间的大通铺，冬天冷得要命，窗户上糊的塑料纸被风吹得哗哗响，夜里温度零下好几度，盖两床被子还冷。夏天热得睡不着，蚊子又多，蚊香舍不得买，就用艾草熏，满屋子都是烟。

但这些苦，跟父亲比起来，算不了什么。

每次收到家里的信，母亲在信里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别担心，好好读书。信的末尾，父亲总会加一句话：“钱的事别操心，好好学习。”

我从来没在信里提过苦。我知道，我跟父亲说苦，他心里更苦。

1991年夏天，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那天，父亲破天荒地买了一瓶白酒，请了几个本家的亲戚来家里吃饭。酒桌上，父亲喝了很多，脸红得像煮熟的虾，说话舌头都打结了。他举着酒杯，跟亲戚们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以后就是城里人了，我们家总算有个出息的了。”

说着说着，他哭了。

一个大男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哭了。

母亲在旁边劝他：“别喝了，你醉了。”

父亲把酒杯往桌上一顿，说：“我没醉，我高兴。”

那顿饭吃到很晚，亲戚们都走了以后，父亲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月亮发呆。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句：“你大伯当年要不是卖了他那辆拖拉机，咱们家的房子根本盖不起来。”

这是父亲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件事。

“他卖了拖拉机，你大伯母到现在都不知道。”父亲又说，“我也从来没跟人说过。”

那天晚上，月亮很圆，照得院子里跟白天似的。父亲抽着烟，烟头的火光一明一暗，他脸上的皱纹在月光下显得更深了。

“当年你大伯不借钱给我，不是他不想借，是你大伯母管得严。”父亲说，“他把钱偷偷攒下来，又卖了拖拉机，总共凑了五百多块，全贴到咱家盖房上了。这事儿，我记了一辈子。”

我听着，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上大学之前，父亲带我去看大伯。

大伯那时候已经不在拖拉机站上班了，拖拉机站倒闭了，他回家种地。几年不见，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手上的老茧厚得像铁皮。

父亲把当年借的钱连本带利还给他，一共八百块。

大伯接过钱，数了数，然后把多余的钱抽出来，塞回父亲手里，说：“本金我收下，利息不要。”

父亲不肯。

大伯把钱往父亲口袋一塞，说：“你要是还当我是你哥，就别跟我客气。”

父亲站在那儿，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站在旁边，看着大伯转身进屋的背影，他走路的步子没有以前快了，背也有点驼了。但他还是跟多年前一样，话不多，做完事就走，不给别人道谢的机会。

第七章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几年下来，攒了一些钱，在城里买了房，结了婚，生了孩子。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每次回去，母亲都会跟我说起村里的事，谁家儿子结婚了，谁家老人过世了，谁家盖了新楼了。有时候她会提起大伯，说大伯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腰不好，走路要拄拐棍了。

父亲在旁边听着，不接话。

我知道父亲心里不是没有大伯，他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两个都是不善言辞的人，话越少，隔阂越大。

有一年春节，我回老家，在路上碰到大伯。

他拄着一根竹竿当拐杖，走得很慢，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军帽，身上穿着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军大衣，脚上是一双解放鞋。他看到我，停下来，打量了我半天，问：“你是老二家的大小子？”

我说：“大伯，是我。”

他点点头，说：“在城里还好吧？”

我说：“还好。”

他说：“好好干。”

然后就拄着拐杖慢慢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雾气蒙蒙的早晨，他提着蛇皮袋走进我家院子，把那些钱和票子倒出来，蹲在地上整理的样子。

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走路带风，步子快得很。

现在他走路都费劲了。

那年的春节，我跟我父亲说：“爸，你去看看大伯吧。”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说：“看什么看，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说：“就看看他，不说话也行。”

父亲没答应，也没拒绝。

大年初二那天，我提着两瓶酒，去了大伯家。大伯母开的门，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哟，城里的大学生回来了。”

大伯坐在堂屋的火炉边烤火，看到我进来，没说话，只是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出个位置。

我把酒放在桌上，在他旁边坐下来。

火炉里的炭火烧得通红，偶尔发出“噼啪”的响声。大伯的手放在炉子上面烤着，那双手指关节粗大，手背上青筋暴起，指甲盖厚得像小贝壳，颜色发黄发黑。

“大伯，你的手……”我说。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说：“老了，没用了。”

我们就这样坐着，谁也没说话。炉火映在墙壁上，影子一跳一跳的。

过了很久，大伯忽然说了句：“你爸现在身体怎么样？”

我说：“还行，就是腰不好。”

他“嗯”了一声，说：“他也老了。”

我说：“大伯，当年我爸盖房的事，谢谢你。”

大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浑浊但清明，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谢什么，我们是兄弟。兄弟之间，不说谢。”

那天离开大伯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冬天的傍晚，天黑得早，远处的山变成了一团黑影，村里的炊烟升起来，在暮色里散得很慢。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反复想着大伯那句话。

我们是兄弟。

这五个字，重得像铅。

尾声

去年冬天给父亲过七十大寿的时候，三叔公的那番话，让我想了很久。

回家后我问母亲：“妈，当年大伯家的儿子结婚，你为什么不借钱给他们？”

母亲正在择韭菜，听了这话，手停了一下，说：“不是不借，是真的没钱。那时候你读初中，一学期的学费都凑不齐，哪来的钱借给别人。”

“那你后来跟大伯母解释了没有？”我问。

母亲叹了口气：“解释了，她不信。后来我也懒得解释了。”

父亲在旁边听了半天，忽然说了一句：“你大伯母那个人，心眼小，记仇。但你大伯不是那样的人。”

我说：“那你去看看大伯吧。”

父亲没说话，过了很久，说了一句：“等过完年吧。”

过完年，父亲没有去。

到现在也没有去。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也许永远不会去。两个人都七十多了，都是倔脾气，谁也不肯先低头。但我知道，父亲心里一直有大伯，就像大伯心里一直有父亲一样。

有些话，说不说，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今年春节，我又回了一趟老家。

路过老屋那边的时候，我看到大伯正坐在门口晒太阳。他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脸上盖着一顶草帽，一动不动。

我站在远处看了他很久。

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他的衣服还是那件旧军大衣，脚上还是那双解放鞋，鞋底磨得很薄了，估计走不了多少路了。

我没有走过去叫醒他。

有些事，不是外人能懂的。

就像那年他提着蛇皮袋走进我家院子，那些钱和票子，那些粮票布票，那辆被卖掉换钱的拖拉机，都是他心里的事。

他心里装着这些事，过了一辈子。

我父亲心里也装着这些事。

兄弟之间的事，外人看不懂，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