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行军奇迹！日行200多里的铁脚板，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本文仅在今日头条发布，请勿转载】

1931年8月，一名正在“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官在家信中写下一句充满无奈的感叹：红军“行军力与纪律实很好”，他们飘忽不定、行动迅捷，已将国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红军“行军力量快，跑一天一晚，跑一两百里路，不算一回事”。

这并非夸张之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争舞台上，红军的行军速度远远突破了当时世界军事学界公认的步兵极限。

要理解红军行军速度的惊人程度，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参照系。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给出了19世纪欧洲军队的强行军基准，是25英里（约40公里），极限为30英里（约48公里），若连续强行军，每天只能维持20英里（约32公里）。他还特别指出，遇到“糟糕的道路或多山的地区”，这些标准将大幅缩水。

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军训教程则规定，急行军一日行程超过60里（约30公里），“则不免困难”。与红军对垒的国民党军，行军能力还达不到军训教程的要求。陈诚在“围剿”红军时专门规定“通常每日行军不可过四十里”。而中原大战时，国军第十一师在河南、山东的平坦地形上一日一夜强行军60公里，已被视为国军中的“第一速度”。

而红军，正是在这个天花板上，一次次刷新着人类步兵的行军纪录。

红军尤其擅长山地夜间行军，专门练习“爬山，抢山头”，提高“部队在山地开进、集结进攻和追击作战的能力”。一位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红军走过的山路后惊呼：那“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这种路，攀登尚可，最难的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险万分”。即便如此，据《大公报》报道，红军遇国民党军大规模“进剿”时，“一昼夜能行一百八十里山地”。180里山地（约90公里），即便在平原地带，这也是接近克劳塞维茨所说“一次强行军最多30英里”极限的两倍，在崎岖山路上实现这一速度，已远超当时世界各国步兵的标准行军能力。

红军在长征中的行军速度，更是将人类步兵的体能极限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据陈云的报告，红军在山地夜路行军，“每天可以走一百里到一百二十里，也就是五十公里到六十公里”，“平均每小时行军两公里半”。著名报人范长江采访一位青年红军后证实，其所在部队从瑞金出发，几乎都是夜间行军，一路走得昏天黑地，而且走的都是偏僻小路，“平均每日行程总在一百一二十里左右”。跟随红军长征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说，红军大多是夜间行军，在四渡赤水期间时而迂回佯攻时而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公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时“一下就走了七十公里”。

雨中行军的数据同样令人震惊。据红9军团赵镕的日记记载，1934年10月26日，部队冒雨出发，泥滑路烂，敌机不断袭扰，以每小时超过12里的速度急行军，整整走了一天，行程120里；11月17日，因薛岳、周浑元所部的追击，部队在疾风大雨中踩着犹如沼泽的泥泞道路行军，行程150余里；23日，因敌情危急临时变更行程，部队顶风冒雨，日夜兼程，行程160多里。

红1军团肖锋的日记同样详细，1934年10月29日，部队在赣粤边境冒雨行军，“山路又陡，战士们身上摔得像泥鳅似的”，行程110里；11月6日，冒雨攀爬粤北天险大王山，山上“森林茂密，满山荆棘，行军很困难”，行程120里；10日，冒雨行军110里，占领粤汉铁路线重镇白石渡，突破国民党封锁线。

即使在最恶劣的天气、最难走的道路上，红军日行百里也已成常态。

红军急行军的极限记录，发生在1935年5月29日的飞夺泸定桥之战中。

当时，中央红军被天险大渡河挡住去路，身后追兵步步紧逼。蒋介石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中革军委果断决策，沿大渡河而上，夺取泸定桥。

红4团接到命令后，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时间争夺战。一昼夜240里（120公里），相当于在崎岖山路上连续跑了将近3个全程马拉松。战士们背着装备，冒着冷雨，饿了抓把生米充饥，渴了接点雨水解渴，极度疲惫之下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大家就用绳子互相拉着、搀扶着拼尽全力向前赶。最终，红4团按时赶到泸定桥，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顶着熊熊大火夺下桥头，创造了红军夜晚强行军的最高速度。

此外，红11团抢渡北盘江，以一个昼夜180里的速度赶到江边；红1军团红2师夺取道县时，“只一天工夫飞越二百多里”，赶到敌人“鼻子底下”；红9军团赵镕所在部队为赶往道县，下午6点多出发，走了约20个小时，行程170里；渡湘江时，部队沿着湘桂公路向湘江跑步猛进，创下了每小时15里的行军速度。

红军日行百里甚至二百余里的行军奇迹，绝非天生，而是严格训练、科学保障与坚定信念三者共同铸就的结果。

第一，从实战出发的体能训练。毛泽东曾发出号召，倡导“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红军在作战的间隙，因地制宜开展爬山、跑步、越野等体能训练。1928年，井冈山就开办了教导队，此后相继建立了红军学校和随营学校，将体能训练与军事技能紧密结合。红军强调“没有强健的体力，就有万分的革命精神和志愿也无从施用”。部队在休整期间组织军事体育整训，赛跑、爬山竞赛、负重行军成为日常科目。经过长期锤炼，红军战士的体力和耐力远超普通士兵。李德观察到，红军的日常行军“不是在走，而是穿着轻便的布鞋和草鞋慢步小跑”，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专门本领。

第二，因陋就简的后勤保障。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明确要求，保证武器、弹药、衣服、行军锅、米袋、草鞋等物资的补充与分配。草鞋是红军最基本的行军装备，于都百姓为红军赶制了20万双草鞋，每位战士的行囊里至少塞着两双。然而草鞋极为不耐磨，“走几十里就磨烂了，脚底板全是血泡”，平均三天报废一双，运气不好翻座山就磨没了。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行军七十里，路甚泥泞。我的草鞋已磨穿，赤脚行十里，至宿营地即打新鞋。”草鞋磨烂了就用破布裹脚，布磨穿了就光着脚走。一双双草鞋，丈量出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

第三，严密的行军组织与纪律。红军对行军的组织极为周密。行军前详细侦察路线、计算时间，行军中设置向导、标兵和收容队，宿营后还要组织干部巡查、检查战士脚伤。陈诚从俘虏处获得情报，红六师常“在夜间三时半吃饭完毕登山”，以此隐蔽行踪。红军还总结出一套山地夜行军的技术要领：上山小步走、下山侧身行，夜行军时前后以白布条或灯笼为标识，保持静默、严禁烟火。这套细致入微的行军规范，最大限度减少了非战斗减员。

第四，也是最核心的，即坚定的精神信念。美国记者斯诺一语道破，假如国民党军处于和红军一样的恶劣环境，遭遇对手的围追堵截，是不可能保全一支军队的，因为他们很难赋予部队“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制胜意志”，而红军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惟一一方。

事实上，国民党军也曾试图模仿红军的行军能力。蒋介石要求部队“也必须神妙莫测，爬山越岭，抓岩攀藤，视为常事”，还专门制定《剿匪行军须知》，要求“平日要练成行军力量”，“不耐行军的士兵，就要在平时淘汰之”。然而这一切努力终归是徒劳。

而世界战争史上强行军的最高纪录，至今仍由中国军队保持，1950年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第38军第113师14小时奔袭72.5公里抢占三所里，截断美军退路。这正是红军“铁脚板”传统的直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