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四川姑娘一生未婚，亲戚不联系，临终花光300万谁也别想继承

75岁四川姑娘一生未婚，亲戚不联系，临终花光300万谁也别想继承！

我叫周素芬，今年七十五了，四川绵阳人，住在涪城区老供销社那栋贴着白瓷砖的楼里。六楼，没电梯，窗户外头那棵老槐树的枝丫能伸到我厨房的纱窗上。每年槐花开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那种甜得发腻的香气，让我想起好多年前的事儿。

我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就这么一个人过来了。柜子最里头那格放着一双红缎子绣花鞋，鞋面上用金线绣着并蒂莲，那是十九岁那年我自己一针一线绣的，原本想着出嫁那天穿。如今缎子都发黄了，并蒂莲还是那两朵，从来没分开过，倒是穿鞋的人，始终是一个人。

这房子是我四十岁那年买的，两千八一平，总共花了不到十万块，搁现在看，便宜得跟白捡似的。那时候我刚在厂里评上高级技工，工资涨到三百二一个月，攒了五年才凑够首付。搬进来那天，我买了半只卤鸭子，就着一瓶啤酒坐在空荡荡的客厅地上，窗户外头的槐树才跟我腰一般高。

如今这房子值八十万了，加上这些年存的钱、厂里退的股金、还有老妈留下来的老宅拆迁款，零零总总凑一起，三百来万。够我在这六楼再住二十年，但我知道，我住不了那么久了。

去年冬天那场感冒拖了两个月不好，咳嗽的时候胸口刀割似的疼。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肺上有个东西，建议去成都大医院看看。我没去，一个人，去了又能怎样呢？我心里明镜儿似的，人老了，零件该坏就得坏，修修补补也没几年好光景了。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花光这笔钱的，是三个月前摔的那一跤。那天早上起来头晕，扶着墙去拿暖水瓶，脚下一滑就摔地上了。瓷砖凉得透心，我躺了整整四个小时起不来，最后还是对门那家刚搬来的小年轻听见我敲暖气管子的声音，才把我扶起来。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忽然想明白了——我这辈子攒下的这些东西，房子、存折、金戒指，到最后连个能打电话叫救护车的人都留不下，我要它们干什么？

我这一生未婚，年轻时候谈过一个对象，叫陈建国，在隔壁厂当车工，长得高高大大的，一双眼睛特别亮。我们处了三年，都到了谈婚论嫁的份上，他家里嫌我是农村户口，又嫌我家里穷，还有个弟弟要供上学。他夹在中间为难，最后是我不忍心看他两头受气，主动提的分手。那天他骑着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送我回家，到楼下的时候，他把车支好，从兜里掏出一个红绸子包着的东西塞给我，打开一看，就是那双绣花鞋。他说这是他妈给他预备的，让他送给将来的媳妇，他偷偷拿出来了。我拿着那双鞋在楼下站了很久，听见他的车链条声一点点远了，最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只剩下满世界的安静。

后来他调走了，听说去了德阳，再后来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十年前他老伴走了，去年冬天他儿子找到我，说他爸不行了，想见我最后一面。我没去，托人带了个果篮过去。他儿子后来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爸走的时候手里攥着个旧钱包，里头夹着一张我十九岁时候的黑白照片，边都磨白了。我在电话这头没说话，挂了电话才觉着脸上凉凉的，一摸全是眼泪。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为男人哭，哭完了我就把那钱包里翻出来的那张照片——其实我也有同样的一张——连底片一起烧了。火苗窜起来的时候，我好像又看见了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隔着四十多年的光阴，还是那么亮。

亲戚们这些年也不怎么来往了。我有个弟弟周素军，小时候我背着他走十里地去镇上看病，他高烧四十度，趴在我背上滚烫滚烫的，我一步都不敢停。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在成都安了家，娶了个成都本地的媳妇，那媳妇嫌我土，嫌我说话嗓门大，嫌我不懂规矩。前些年老妈还在的时候，逢年过节我们还能凑一桌吃饭，老妈走了以后，弟弟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我再没见着他。去年他孙子满月，请帖寄到我这儿，我包了个两千块的红包托人带过去，他媳妇让人捎回来一句话，说心意领了，人就不用来往了，省得亲戚们说闲话，一个老姑娘孤零零的，看着不吉利。

我把那退回来的红包搁在桌上，红纸包鼓鼓囊囊的，像颗没人要的心。那时候我就想，这钱留着干什么呢？给他们惦记着？等我死了好来争？

三百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我盘算了半个月，做了一个决定——花光它，一分不剩，谁都别想继承。

头一笔钱我花在养老院。城南那家叫"夕阳红"的，我托人打听过，条件不错，一个月六千，包吃包住还有护工。我没选单间，住的是四人房，热闹。搬进去那天我把自己那床用了二十年的老棉被抱去了，被面是碎花的，洗得发白，但还是软和。同屋的张老太问我怎么一个人来，我说老伴走得早，儿女在国外。张老太撇撇嘴说骗人，你看你这手上连个戒指印子都没有，老太太眼神毒着呢。我没再瞒她，说我这一辈子没结过婚，她就叹了口气，把自己的橘子分了我一个，说姑娘，你是个有骨气的。

养老院住了一个月我就后悔了。倒不是条件不好，是我受不了那种等死的氛围。每天吃完早饭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蚂蚁上树，看云彩飘过，感觉自己也跟那云彩似的，轻飘飘的，没着没落。我开始往外跑，坐公交车满城转悠，从城南坐到城北，再从城北坐到城西，看着街上那些匆忙的人群、放学的孩子、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觉得自己还活着。

有一天我在人民公园门口看见一群跳广场舞的老太太，里头有个穿红褂子的，扭得特别带劲。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个钟头，那个穿红褂子的跳完了过来跟我搭话，问我怎么不一起跳。我说我不会，她说不会就学嘛，又不是考大学。就这么着，我加入了她们那个队伍，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雷打不动。

领舞的叫刘桂芳，六十八了，比我小七岁，三年前老伴没了，儿女都在外地，也是一个人。她比我活得明白，天天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烫着小卷发，抹着口红，不知道的还以为才五十多。她总说我太古板，一辈子把自己框死了，现在该放开了活。有一回跳完舞她拉着我去吃火锅，两个人点了一桌子菜，毛肚、鹅肠、黄喉、鸭血，红油翻滚着，辣得我眼泪汪汪的。刘桂芳说你看，这才叫过日子，别老想着以前那些破事儿。

那顿饭花了两百多，搁以前我得心疼好几天，但那回我愣是觉得值。人这一辈子，总得为自己活那么几天，哪怕就几天。

第二笔钱我花在旅行上。我这辈子最远就去过成都，还是三十年前跟厂里考察团去的，住的招待所，吃的食堂，什么景点都没看过。这回我报了团，去北京，看天安门、故宫、长城。团里都是些老头老太太，就属我年纪最大，但他们都比我精神，爬长城的时候一个个跟猴子似的蹭蹭往上窜，我爬到一半就喘得不行了，坐在台阶上往下看，山风呼呼地吹，满眼的绿，忽然就想起我妈来。

我妈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芬儿啊，妈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一个人，以后谁照顾你啊？我说妈你放心，我把自己照顾得好着呢。我妈说不光是照顾，是心疼，你得找个心疼你的人。我没说话，我妈就叹气，说你这孩子，心太硬了，什么都往肚子里咽。

其实我妈不知道，我年轻时候也不是没相过亲。厂里会计给我介绍过一个离了婚的中学老师，人挺斯文，戴个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我们处了两个月，看了一场电影、吃了一顿饭、在河边散了三次步。最后一次在河边，他忽然跟我说他儿子不同意他再找，说要找了后妈他就跟他爸断绝关系。他说素芬，要不我们先处着，等他儿子大了懂事了再说。我当时就从石凳上站起来了，我说等多久？三年？五年？等来等去我就老了。他没吭声，我就自己走了，沿着河走了很远，走到天都黑了，两岸的灯亮起来，映在水里一晃一晃的，特别好看。我忽然就觉得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好，至少不用等谁。

旅行回来我去了趟成都，没找弟弟，自己逛了宽窄巷子、锦里、武侯祠。在锦里看见有个卖糖画的，做个龙要十五块钱。我站在那儿看了半天，小时候过年，我爸给我买个糖画，是只小兔子，让我舔了好几天的。我买了个最大的龙，举着在街上走，旁边的小孩都看我，有个小姑娘扯着她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也想要，她妈妈说那个是给老奶奶买的，不看了。我走过去把糖画递给她，说你吃吧，奶奶牙口不好，咬不动。小姑娘眼睛一下子就亮了，那眼神，跟当年陈建国看我时候一样亮。

我在成都住了三天，住的好酒店，一千五一晚，床头有鲜花，卫生间有浴缸，晚上泡澡的时候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心里想着这钱花得值。人这一辈子，总得知道好生活是个什么滋味，哪怕就三天。

回绵阳以后我开始琢磨剩下那些钱怎么花。大头的房子还没处理，养老院的费用交到了年底，存折上还有两百多万。刘桂芳说我傻，有钱不留给后辈，花起来倒是大手大脚的。我说我没有后辈，她说那你捐了啊，给那些山区的娃娃，也是积德。

我想了想，捐钱这事儿我干不来，我就想实实在在地看见我的钱花在了哪里。后来我想起来小时候村里那个卫生所，一间土房，一个赤脚医生，头疼脑热的都找他。要是能建个好点的卫生站，村里那些老人就不用走十里地去镇上看病了。

我托人打听了，现在修个卫生站连房子带设备，四十万够够的。我又加了些，凑了五十万，捐给我老家那个村。村里干部带着施工队来看了场地，跟我视频通话的时候，我看见我小时候爬过的那棵黄葛树还在，枝繁叶茂的，跟当年一模一样。村支书说周大姐你放心，这卫生站建好了就叫"素芬卫生站"，让村里人都记得你的好。我说不用记我的好，记着定期带老人们体检就行了。

这事儿办完以后我心里踏实了不少。回头又想到小区里那些老邻居，六楼没电梯，多少老人跟我一样上下楼费劲。我找了社区居委会，说我想出钱给装个电梯。居委会的人高兴坏了，说之前集资一直没凑够，我这一下子全解决了。三十五万，签协议的时候我手都没抖。电梯装好那天，一楼那个坐轮椅的老王头特意让儿子推着他坐了一趟，下来的时候眼圈都红了，说周姐，以后我也能下楼晒太阳了。

那天晚上我在养老院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张老太问我怎么了，我说心里高兴。张老太说你这是花钱买高兴呢，我说是啊，钱就是用来买高兴的，攒着干什么呢？张老太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要是像你这么有钱，我也这么花，可我那一儿一女都盯着呢，我连买件新衣裳都得偷偷摸摸的。我没说话，握了握她的手，老姐妹的手都是骨头，瘦得硌人。

接着我又干了几件事：给养老院的活动室添了台大电视和一套音响，花了万把块；给孤儿院送了一批新书包和文具，花了三万多；请全楼的老头老太太吃了顿饭，就在楼下的小馆子，摆了四桌，花了四千多。每花一笔钱，我心里就跟亮堂了一分似的，跟擦玻璃似的，擦掉一块灰，光就能透进来一些。

这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弟媳妇打来的。十八年了，她头一回主动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她倒是客气，先问我身体好不好，又说我侄子考上了公务员，还说我弟最近血压高。绕了半天圈子，最后她说了实话——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我手里那笔钱要往外散，他们急了。

"大姐啊，"她在电话那头捏着嗓子说，"你那个钱，好歹也是周家的钱，总不能便宜了外人吧？素军是你亲弟弟，小宝是你亲侄子，你就是不看僧面看佛面——"

"当年是谁说的，"我打断她，"说我一个老姑娘不吉利，让我别跟你们来往了？"

电话那头噎住了，半天没声。我听见我弟在旁边小声说什么，听不清。然后我弟接过电话，叫了声"姐"，那声音跟小时候一模一样，我鼻子一酸，差点没绷住。

"姐，"他说，"我知道这些年对不住你，我……我那时候年轻，听她的——"

"行了，"我说，"过去的事儿不提了。那钱我有安排，你不用惦记。"

"姐，我不是惦记钱……"

"那你打电话干什么？"我问。

他那边又没声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姐，妈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照顾好你。我没做到，我心里……不好受。"

我捏着电话的手有点抖，窗户外头的老槐树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几片叶子打着旋儿飘进来，落在窗台上。我忽然就想起小时候，他发着烧趴在我背上，滚烫的小手搂着我的脖子说姐我难受。那时候我背着他走十里路，脚上磨了两个大水泡，但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姐姐。

"行了，"我又说了一遍，"你好好的就行了。那钱我已经花了不少，剩下的也有安排了。你……你也别惦记了。"

挂了电话我在床边坐了很久。张老太问我谁打的，我说我弟。张老太说那你咋不高兴呢？我说我不知道该不该高兴。高兴吧，他到底还知道打这个电话；不高兴吧，要不是为了钱，他会打吗？

后来我又把钱分了几部分：给刘桂芳那个舞蹈队换了新音响，买了一人一套统一服装，红底黄花的，穿上特别喜庆；给以前厂里那些退休的老姐妹每人包了个红包，不多，一人两千，就当是这些年她们陪我说话的情分；剩下的还有六七十万，我存了个定期，遗嘱上写清楚了，等我走了以后，这笔钱捐给市里那个临终关怀医院，专给那些孤寡老人用。

遗嘱是我自己写的，怕不正规，专门找了个律师来帮忙。律师姓杨，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听我说完这些安排，眼睛瞪得老大。他说周阿姨，您真的一分都不留给亲戚吗？我说不留。他说那您心里不难受吗？我说难受啥，这钱我自己挣的，我自己花，花得高兴，花得值，管别人干什么呢？

杨律师笑了笑说，周阿姨您是我见过最通透的老人。我说不是通透，是将近八十年活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啊，年轻时候总觉得要攒着什么、攥着什么，房子、钱、名声、感情，什么都怕丢了。到老了才发现，那些你攥得最紧的东西，最后往往都从指缝里漏光了。倒不如摊开手，该放的放，该给的给，反倒轻松。

办完这些事儿已经入秋了，老槐树的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掉。我觉着自己也跟这树似的，该落的叶子都落得差不多了，枝干清清楚楚的，什么挂碍都没了。

入冬以后我身体就不大好了，咳嗽又犯了，这回比去年还厉害，夜里咳得睡不着，震得肋骨疼。养老院的护工小周劝我去医院，我摆摆手说再等等。等到腊月里，实在扛不住了，才让小周帮我叫了救护车。

躺在救护车上的时候，我忽然特别清醒。外面天阴着，好像要下雪了，冷风从门缝往里钻，我看着车厢顶上那盏灯晃来晃去，想起好多事。想起我妈在灶台前炸酥肉的样子，油锅里滋啦啦响，满屋子香；想起我爸坐在门槛上编竹筐，粗大的手指那么灵巧，竹条在他手里跟活的一样；想起十九岁那年夏天，陈建国骑着自行车带我穿过县城那条梧桐道，满天的梧桐叶子绿得发亮，他在前头喊，素芬你抱紧我，下坡了。我伸手抱住他的腰，他腰上全是汗，衬衫都湿透了，可那时候觉得那就是全世界最踏实的地方。

我住院那几天，刘桂芳天天来看我，给我带自己熬的小米粥，稠稠的，上面还卧个荷包蛋。她坐在床边絮絮叨叨地说话，说舞蹈队新排练了个扇子舞，等我回去教我；说楼下那家火锅店新推出了个菌汤锅底，不辣，等我好了去尝尝。我知道她是怕我不行了，故意说这些热闹的事儿哄我开心。

张老太也来看我，拄着拐棍颤颤巍巍的，给我带了两个橘子，说是她闺女从海南寄来的，可甜了。她把橘子剥好了递到我嘴边，说姑娘你吃，吃了就好了。我咬了一口，果然甜，甜得眼眶都酸了。

我弟不知道从哪儿得了信，也来了。他站在病房门口不肯进来，还是我让他进来的。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穿着件灰色羽绒服，站在那儿手足无措的样子，跟小时候做错了事等我原谅时一模一样。

"姐，"他走到床边坐下，握着我的手，"你咋不早说呢？"

我说早说晚说有什么打紧的，谁还没个走的时候。

他眼圈红了，说姐我对不住你，当年妈走的时候让我照顾你，我……我听了她的，这么多年没来看你。

我说都过去了，你也有你的难处。他又说姐你那钱我真不是惦记，我就是……就是想着你一个人，心里不踏实。

我说我挺好的，钱都花完了，花得干干净净的。该帮的人都帮了，该办的事都办了，没留什么遗憾。你看我这辈子，没结过婚，没生过娃，好像啥都没有，可我又啥都有。我有刘桂芳这样的朋友，有张老太这样的老姐妹，有你们这些亲戚——虽然来得晚了点，可到底还是来了。

我弟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头趴在我手背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我摸摸他的头，头发又软又白，跟小时候一模一样。我说行了行了，哭啥，我都七十五了，活够本了。他又说姐你别走，我说傻话，谁还能不走呢？姐就是先走一步，去那边找妈，找爸，也免得你老惦记着。

住院第十天，我让杨律师把最后的文件拿来签了字。六十八万，全部捐给临终关怀医院，指名给那些没有子女的老人用。杨律师问我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我说不用考虑了，我这辈子就这一件事没办完，办完了我就踏实了。

那天晚上我精神忽然好了不少，让刘桂芳把病房的电视打开，看了一会儿春晚重播。小品里演得热闹，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也跟着笑，笑着笑着就累了。我让刘桂芳把灯关了，说我想睡了。刘桂芳说那你睡吧，明天我再来看你。我说好，你明天给我带碗抄手来，要红油的。她说明天一早给你买去，买街口那家老字号的。

她走了以后病房里特别安静，窗外的路灯把光投在天花板上，黄澄澄的一小片。我盯着那光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浑身轻飘飘的，像要浮起来似的。我想起十九岁那年绣那双鞋，一针一线，并蒂莲花开了又合，合了又开。我一直留着它们，压在箱底最深处，好像留着它们就留着那年夏天的那个黄昏，留着那个骑自行车带我穿过梧桐道的男人，留着那一辈子只动过一次的心。

可现在我不想留了。

我让小周帮我把柜子里的那双绣花鞋拿出来，我说你帮我烧了吧，烧干净点。小周说阿姨您想好了？我说想好了，都这岁数了，还留着干什么呢？该放下的都得放下。

小周把鞋拿出去烧了，回来的时候说阿姨，烧完了，灰都散了。我点点头，心里那块压了五十多年的石头忽然就没了，胸口敞亮亮的，喘气都顺当了。

然后我就闭上眼睛，听见窗外的风呼呼地吹，老槐树的枯枝刮着玻璃，沙沙沙的，跟有人用指甲轻轻挠似的。远处好像有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大概是哪家在办喜事。我在心里想，真好，又有人要成家了，真好。

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看见我妈坐在床边，穿着她那件蓝底白花的棉袄，笑盈盈地看着我。我说妈你咋来了？她说我来接你啊，你爸在家等着呢，今天炸了你最爱吃的酥肉。我说那走吧，可我想再看看那棵槐树。我妈说你看，窗外头不就是吗。

我转过头去看，窗外的老槐树光秃秃的，可树梢上停着一只鸟，红嘴绿翅膀的，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就知道好看。那只鸟歪着头看了看我，扑棱一下飞走了，翅膀扇起来的时候，带落了一小截枯枝，正掉在我窗台上。

我说妈你看，那鸟多好看。我妈说好看，跟咱芬儿一样好看。我说妈我困了，我妈说困了就睡吧，妈在这儿呢。我就闭上眼睛，觉着我妈的手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跟小时候一样轻，一样暖。

再后来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听刘桂芳说，我是腊月二十八走的，安安静静的，脸上还带着笑。她第二天早上带着抄手来，敲门没人应，喊小周开了门，发现我已经走了。

我走以后那几天，养老院的老头老太太们凑钱给我买了身新衣裳，红底暗花的，都说我穿了一辈子素色，走的时候该穿点喜庆的。刘桂芳张罗着给我办了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来了不少人，有舞蹈队的姐妹，有小区里的老邻居，有卫生站的村支书，还有临终关怀医院的代表。他们站在那儿，安安静静的，谁都没哭。

刘桂芳后来给我烧纸的时候念叨："老姐姐，你放心吧，都按你说的办了。房子卖了，钱都捐了，一双绣花鞋也烧了，干干净净的，谁也继承不着。"

我弟也来了，站在人群后头，红着眼圈。后来他跟刘桂芳说，我姐这辈子不容易，临了临了还想着别人。刘桂芳说可不是嘛，你姐是把一辈子的账都算清了，心里头敞亮，走得才踏实。

开春的时候，老槐树又冒了新芽。养老院活动室的大电视放着春晚重播，张老太坐在第一排，脚边搁着我留给她的那个碎花棉被。刘桂芳带着舞蹈队换了新音响，在院子里练扇子舞，红底黄花的衣裳映着太阳，特别晃眼。

楼下新装的电梯叮咚一响，一楼的老王头自己推着轮椅出来，抬头看了看六楼那扇窗户。窗台上放着一小截枯枝，也不知道是谁放上去的，就那么搁在那儿，安安静静的。

谁也不知道那是我最后看见的东西。一只红嘴绿翅膀的鸟带下来的，落在窗台上，就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开始。

我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那双绣花鞋的故事。一针一线绣了大半辈子，到头来一双鞋都没穿上。可我觉着值，不是因为留下了什么，而是因为放下了一切。三百来万，花得干干净净，一分没剩。我弟没拿到，我侄子没拿到，那些八百年不联系的亲戚谁都没拿到。

可我又觉得，他们都拿到了。我弟拿到了一个道歉的机会，刘桂芳拿到了一套新音响，张老太拿到了一床软和的被子，村里的老人拿到了一个卫生站，楼里的老邻居拿到了一部电梯，那些孤零零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拿到了一笔让他们走得稍微暖和点的钱。

我什么都没带走，那双绣花鞋烧成了灰，随风散了。可我也什么都带走了——那年夏天的梧桐道，满天的绿叶子，一个男人汗湿的后背，还有一颗为谁动过一次的心。

人这一辈子，来的时候攥着拳头，走的时候摊着手掌。攥着的都是自己的，摊开的都是别人的。我活到七十五才明白这个道理，不算早，可也不算晚。

楼下的槐花又快开了，香喷喷的，满院子都是。谁要是路过那儿，闻见那股甜得发腻的味儿，说不定会想起一个叫周素芬的老太太。一辈子没结过婚，可谁说她没爱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