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我跟四个姑娘好过，多年后回乡，听说她们全出了事

我拎着两盒糕点、一兜冻梨往村里走，风刮得脸疼。刚到村口老槐树底下，有人在后边喊我小名。

我回头，是本家的三爷爷，裹着件旧棉大衣，手揣在袖子里。他往我跟前凑了凑，声音压得很低：“你还记得大凤不？”

我愣了一下，点头。

三爷爷眼皮耷拉着，脚在地上蹭了蹭：“人没了。去年冬天的事。”

我手里的冻梨兜往下一滑，我赶紧攥紧。风从领口灌进去，凉得人后背发僵。

我想问怎么没的，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三爷爷没细说，只叹了口气，说她嫁去外乡这些年，日子一直不顺心，家里人也很少提。

我站在树底下没动。三爷爷背着手走了，棉大衣的下摆扫过路边的枯草。

大凤这个名字，像颗小石子，一下砸开了我压了十几年的箱子底。紧跟着冒出来的，还有二妮、小琴、四妹。三个名字在脑子里转，我不敢往下想。

我今年三十七，结婚十四年，有一儿一女。这次是带着老婆孩子回村过年，本来想着热热闹闹待几天，被三爷爷这一句话，弄得脚都沉了。

我娘在院门口等我，看见我就招手：“站那儿发什么呆？快进来，你媳妇在灶屋帮着烧火呢。”

我应了一声，拎着东西进院。把冻梨放厨房，糕点搁堂屋桌上，我没去灶屋凑热闹，转身进了偏屋。

偏屋是我以前住的屋子，炕还是原来的炕，墙角立着个旧木箱。箱子是我爹年轻时打的，棕红色漆掉了大半，铜锁早就坏了，用根旧布条系着。

我蹲下来，解开布条，掀开箱盖。一股樟脑丸和旧布料的味道扑上来，呛得我鼻子发酸。

最上面是件旧军绿外套，我18岁那年穿的。肩膀处磨得发亮，袖口还有个补丁，是我娘缝的。

我把外套往旁边挪了挪，底下露出一双鞋垫。粗布面，蓝底白花，针脚密密的，是大凤纳的。

18岁那年春天，队里安排去河边护林，我和大凤分在一组。

那时候天刚暖，柳树刚抽芽，风里带着土腥味。大凤扎着两条粗辫子，干活不偷懒，歇着的时候就坐在石头上纳鞋垫。

我凑过去看，她手冻得通红，指节上还有小裂口。我说你手都这样了还纳，她抬头笑了笑，说闲着也是闲着。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说话没什么顾忌。中午带的窝头，她会把自己带的咸菜分我一半，我要是从家里偷摸拿个煮鸡蛋，也会塞给她。

护林干了二十多天，回来那天，她把一双鞋垫塞我兜里，说：“给你的，你脚爱出汗，垫着舒服点。”

我当时心跳得快，攥着鞋垫没敢说话。

后来我们常偷偷见面，在打谷场的麦秸垛后边，或者村西头的小桥边。也没说过什么正经情话，就是东拉西扯，说家里的鸡下了几个蛋，说谁家的猪跑了，说今年的麦子长得好不好。

我那时候以为，我俩的事能成。

结果刚入夏，大凤她娘就托媒人给她说了亲，对方是邻乡的，家里条件比我家好，有个手扶拖拉机。

我记得那天傍晚，我在村头等她，等了半天，等来她红着的眼睛。

她说：“我爹定了，下个月就换帖。”

我问她：“你愿意吗？”

她咬着嘴唇，半天没说话，最后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那天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她出门都绕着我走，我也不敢去她家找。没多久，她就嫁走了，嫁走那天我躲在打谷场后边，听见迎亲的鞭炮响，响了好一阵。

我把鞋垫拿在手里，布面已经发硬，边边角角磨得起了毛。这么多年，我一次都没垫过，就一直压在箱子底。

鞋垫旁边，露出半截红头绳。细细的，艳红色，褪色褪得发暗。

是二妮的。

二妮是同村的，比大凤小两个月，性格跟大凤完全不一样。大凤稳，二妮野，爬树掏鸟窝都敢，说话大嗓门，笑起来整条街都能听见。

那年夏天，我家盖偏房，二妮主动来帮忙搬砖。她穿件花布衫，头发扎得高高的，额头上都是汗。

我娘夸她能干，她嘴甜，一口一个婶子叫着，把我娘哄得直乐。

歇晌的时候，别人都在树荫下打盹，她拉着我去院外墙根底下，从兜里掏出根红头绳，往我手腕上一系，说：“给你系个记号，以后你就是我的人。”

我当时脸发烫，赶紧往回缩手。她笑得直不起腰，说你一个大老爷们还害羞。

那时候我和大凤刚断，心里正空落落的。二妮来得猛，像夏天的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们偷偷来往了两个多月。她胆子大，敢半夜翻我家院墙，塞给我一把煮花生，然后又翻回去。

我那时候觉得刺激，也觉得新鲜。

可纸包不住火，没多久，二妮她娘就发现不对劲。有天晚上，二妮刚从我院墙翻出去，就被她娘堵在了巷口。

第二天，二妮她娘就站在我家门口骂，骂得难听，说我勾引她家姑娘，毁她名声。

我爹气得拿扫帚抽我，抽得我后背疼了好几天。我娘在一边抹眼泪，说我不懂事，净惹祸。

二妮被她爹锁在家里，锁了半个月。后来听说她跑了，跟着远房表姐去了外地打工，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留下。

那根红头绳，是她那天翻墙的时候掉在墙根的。我第二天早上捡的，一直留着。

我捏起红头绳，轻轻一扯，就断了。时间太久，线都糟了。

我把断了的红头绳放在一边，手往箱子底下探，摸到一本旧书。

是本初中语文课本，封皮掉了一半，书页卷边，里面还夹着个干了的狗尾巴草。

是小琴的。

小琴是我初中同学，坐我前排。那时候她扎个马尾，学习好，字也写得好看。我那时候调皮，常拽她马尾，她回头瞪我，眼睛圆圆的。

初中毕业我就不念了，在家务农。她考上了高中，在县城上学，平时很少回村。

那年秋天，她放假回来，在村口碰见我。她变样了，留了长发，说话也柔声细气的。

我们站在路边聊了半天，聊以前的同学，聊学校的事。她说高中功课紧，压力大，回来透透气。

后来她常来找我，借我的锄头用，或者让我帮她家里挑水。我知道她是故意的，我也乐意。

有次她把一本旧课本落我家了，我给她送去，她笑着说：“放你那儿吧，反正我也不用了，你没事翻翻，认认字。”

我当时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交了好运。

我甚至想过，等她高中毕业，我就托媒人去她家提亲。

可刚到深秋，她就不再来了。我去她家附近转了好几次，都没碰见她。

我问过她邻居，邻居说她家里出事了，具体什么事，人家也不肯说。

再后来，就听说她退学了，跟着她爹去了别的地方，再也没回过村里。

那本课本，我一直留着。没事的时候翻两页，看见她在书页空白处写的小字，歪歪扭扭的，像她以前的样子。

我把课本拿出来，翻到夹着狗尾巴草的那页。草已经碎了，一碰就掉渣。

我深吸了口气，手继续往箱底摸。摸到最底下，指尖碰到点碎渣渣，草屑一样的东西。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是四妹编的草蚂蚱。

四妹是邻村的，那年冬天，村里组织去镇上的加工厂做零活，我和她分在一个车间。

她比我小几个月，也是十八九岁，话不多，干活手巧。休息的时候，别人都扎堆聊天，她就坐在门口台阶上，用麦秸编小东西。

我凑过去看，她编了个蚂蚱，惟妙惟肖的。我说你手真巧，她笑了笑，把蚂蚱递给我，说：“给你玩。”

那蚂蚱编得结实，我揣在棉袄口袋里，天天带着。

加工厂干了一个多月，活就干完了。回来那天，路上飘着小雪，我们一起走的。

走到岔路口，她停下来，说：“我娘给我找了婆家，过了年就嫁。”

我当时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

她低着头，踢着地上的雪，说：“男方比我大五岁，家里开小卖部的，条件还行。”

我想问她愿不愿意，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有什么资格问呢？我们连一句正经的“处对象”都没说过。

那天分开后，我就没再见过她。过年的时候，听说她嫁了，嫁得不远，但也没再回过娘家几次。

那只草蚂蚱，我揣了一冬天。后来天暖了，棉袄收起来，蚂蚱也跟着放箱子里了。时间长了，就干碎了。

我把手从箱子里抽出来，指尖沾了点草屑。

四个姑娘，四样东西，正好占满了我18岁那一年。春天是大凤，夏天是二妮，秋天是小琴，冬天是四妹。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能耐，身边总有人陪着。现在回头看，我那时候就是个浑小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负责任。

三爷爷说大凤没了。

那二妮呢？小琴呢？四妹呢？

她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我不敢想，也不敢问。

我蹲在地上，盯着箱子里的旧东西，后背一阵阵发凉。

外边传来我媳妇的声音：“你在偏屋干啥呢？饭做好了，出来吃饭。”

我赶紧把课本、鞋垫、断了的红头绳都放回原处，把军绿外套盖在上边，合上箱盖，系好布条。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应了一声：“来了。”

站起身的时候，腿有点麻。我扶着炕沿缓了缓，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只旧木箱。

箱子安安静静立在墙角，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刚才被我掀开了一条缝。

我把饭吃完，碗一放，就回偏屋了。媳妇在后头喊我：“大过年的你老钻那屋干啥？”我说找点旧东西，她没再问，灶屋里传来她和我娘唠家常的声音。

我重新蹲在木箱前，解开布条。这次没掀盖，就坐在炕沿上，盯着箱盖发呆。

大凤的事，三爷爷就说了那么一句，人没了。我脑子里翻来翻去，全是那年春天的事。

护林那二十多天，我和大凤天天见面。中午歇晌，她坐石头上纳鞋垫，我蹲在旁边拔草。她手冻得通红，指节裂着小口子。我说你歇会儿，她说闲着也是闲着。那时候我不懂事，只晓得跟她待着心里舒坦。她分我咸菜，我给她煮鸡蛋，就这么点事，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连句正经话都没跟她说过。

后来她家给她说了亲，她红着眼在村头等我。我问她愿意不，她摇头又点头。我那时候心里堵得慌，但也没敢去她家说半个字。我爹要是知道了，非打断我的腿不可。

她嫁走那天，打谷场后边的迎亲鞭炮响了好一阵。我蹲在麦秸垛后头，数着鞭炮声，一声一声的，数到后来数不清了。

我那时候以为，这事就过去了。她嫁了人，我过我的日子，各不相干。

可三爷爷今天说，她去年冬天没的。

我算了算，她嫁出去快二十年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外头打工，回村少，偶尔回来也没打听过她的事。我只知道她嫁去了外乡，日子过得一般，别的什么都不清楚。

我伸手把鞋垫又拿了出来，翻来覆去地看。针脚还是那么密，就是布面硬了，边角磨起了毛。

这双鞋垫，我一次都没垫过。刚收到那会儿，我舍不得垫，想着等正式处对象了再垫。后来她嫁了，我更不敢垫了。就这么一直压在箱底，压了快二十年。

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要是胆子大一点，去她家提亲，她爹会不会答应？我家里条件不好，兄弟多，地也少，她爹能看上我才怪。可连问都没问一句，我就缩了，连个屁都不敢放。

我把鞋垫放回去，又拿起那根断了的红头绳。

二妮的事，比大凤更让我心里发虚。

那年夏天，她主动来我家帮忙搬砖，我娘夸她能干，她嘴甜，一口一个婶子叫着。歇晌的时候，她拉着我去院外墙根，把红头绳往我手腕上一系，说给我系个记号。

我那时候脸发烫，往回缩手。她笑得直不起腰，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害羞。

后来我们偷偷来往了两个多月。她胆子大，敢半夜翻我家院墙，塞给我一把煮花生，然后又翻回去。我那时候觉得刺激，也觉得新鲜，根本没想过后果。

纸包不住火，她娘发现不对劲，堵在巷口把二妮逮了个正着。第二天，她娘就站在我家门口骂，骂得难听，说我勾引她家姑娘，毁她名声。

我爹拿扫帚抽我，抽得我后背疼了好几天。我娘在一边抹眼泪，说我不懂事，净惹祸。

后来我出去打工，有几年在南方厂里，听同村人说，二妮在那边也过得不好。她那个远房表姐带她去的是个小厂，老板拖欠工资，她干了半年，一分钱没拿到。后来换了好几个地方，也没攒下钱。

再后来，听说她嫁了个外地的，男方脾气不好，她日子过得紧巴。具体怎么样，人家也不细说，我也没敢多问。

我捏着断了的红头绳，心里算了一笔账。我18岁那年夏天，二妮来我家帮忙搬砖，我娘夸她能干，她嘴甜，一口一个婶子叫着。后来她娘堵在巷口，第二天站在我家门口骂，骂得难听，说我勾引她家姑娘，毁她名声。

我爹拿扫帚抽我，我娘在一边抹眼泪。二妮被她爹锁在家里，锁了半个月，后来跑了，跟着远房表姐去了外地打工。

这笔账，我算不清。二妮跑出去，到底是因为她娘发现我俩的事，还是她家里本来就有矛盾？我不知道。可她跑出去，是跟我有关系的。

我要是没跟她来往，她娘会不会发现她半夜翻墙？她会不会就不用跑？

我不敢想。

我把红头绳放下，又拿起那本旧课本。

小琴的事，我更说不清。

她是我初中同学，坐我前排，学习好，字也写得好看。初中毕业我就不念了，在家务农。她考上了高中，在县城上学，平时很少回村。

那年秋天她放假回来，在村口碰见我。她留了长发，说话也柔声细气的。我们站在路边聊了半天，聊以前的同学，聊学校的事。

我当时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交了好运。

那本课本我一直留着，没事翻两页，看见她在书页空白处写的小字，歪歪扭扭的，像她以前的样子。

她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退学？我也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我还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最后见的人可能是我。她落在我家的那本课本，现在还压在我箱子底下。

我要是那时候多问一句，多打听一下，她会不会就不用一个人扛着？

可我没问。我那时候才18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她不来我就等，等不到就算了。

我把课本放下，手又往箱子底探。指尖碰到点碎渣渣，草屑一样的东西。

是四妹编的草蚂蚱。

四妹是邻村的，那年冬天，村里组织去镇上的加工厂做零活，我和她分在一个车间。她比我小几个月，也是十八九岁，话不多，干活手巧。休息的时候，别人都扎堆聊天，她就坐在门口台阶上，用麦秸编小东西。

我当时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

我后来听人说，四妹嫁过去头两年还行，后来男方家小卖部不开了，日子就紧巴了。她生了个闺女，婆家不太高兴，后来又生了个小子，才算站稳脚跟。可她那口子脾气大，喝点酒就爱摔东西，四妹回娘家时脸上有时候带着青。

这些话，都是我从村里人嘴里听来的，断断续续的，拼不成个整图。

我蹲在箱子前，把四样东西挨个看了一遍。鞋垫、红头绳、旧课本、碎草蚂蚱，正好对应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我18岁那一年，春天认识大凤，夏天跟二妮好上，秋天跟小琴重逢，冬天跟四妹一起干活。一年里头，我身边换了四个姑娘。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挺能耐，走哪儿都有人陪着。村里人背后怎么说我，我不在乎。我爹骂我不定性，我也不当回事。

可现在回头看，我那时候就是个浑球。

大凤嫁走，是因为她爹定了亲，她拗不过。二妮跑出去，是因为她娘发现我俩的事，她在家待不住了。小琴退学，是因为她家里出事，她只能跟着她爹走。四妹嫁人，是因为她娘给她找好了婆家，她连个“不”字都没敢说。

这四个姑娘，没一个是我主动追的，也没一个是我能留住的。我就是那个在她们身边出现过一阵子的人，什么也没给她们，什么也没替她们扛。

她们后来的日子，跟我也许没有直接关系。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要是那年我没跟她们走近，她们会不会就不一样？

我不知道。

我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箱子里，鞋垫放最底下，红头绳搁在鞋垫上，课本压住红头绳，最后把碎草蚂蚱的渣子拢了拢，放在课本旁边。

然后盖上箱盖，系好布条。

我站起身，腿又麻了。我扶着炕沿缓了缓，偏屋里光线暗，旧木箱在墙角立着，像个沉默的证人。

外头传来媳妇的声音：“你还在那屋干啥？出来帮我剥蒜。”

我应了一声：“来了。”

走到门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只箱子。箱盖合得严严实实的，布条系得紧紧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翻不了篇了。

我站在偏屋门口，手扶着门框，外头冷风直往屋里灌。媳妇在灶屋喊我剥蒜，我应了一声，脚却没动。

三爷爷那句话又冒出来：“人没了。”

我转头又看了一眼墙角那只旧木箱。箱盖合着，布条系着，可我心里那点东西，像从箱缝里渗出来的凉气，怎么都堵不住。

吃晚饭的时候，我爹坐在炕头，我坐在炕沿，媳妇和我娘在灶屋忙活。我爹喝了口酒，问我：“今年厂里效益咋样？”

我说还行。

我爹“嗯”了一声，没再问。

我夹了一筷子菜，嚼了两口，忽然想问我爹，还记不记得大凤家。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大凤家早搬走了。她爹娘跟着她弟弟去了外地，房子也卖了。村里人提起来，都说那家人命苦。

我爹要是知道我还在想这些，肯定又得骂我不着调。都三十七了，有儿有女，还翻那些陈年旧账干啥。

可有些账，不是你想翻就翻，想不翻就能不翻的。

吃完饭，我主动去灶屋帮着收拾。媳妇和我娘有说有笑，我插不上话，就站在一边洗碗。

洗到一半，我娘忽然问我：“你三爷爷今天在村口跟你嘀咕啥呢？”

我手一停，说：“没啥，就问我啥时候回来的。”

我娘叹了口气：“你三爷爷也是，大过年的，非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大凤那孩子，命是真不好。”

我低着头，没接话。

我娘又说：“你跟她小时候还一起护过林，你还记得不？那时候你天天回来念叨，说大凤纳的鞋垫比买的还好看。”

我“嗯”了一声，手里的碗滑了一下，差点摔了。

我娘没注意，继续说：“后来她嫁去外乡，日子就没好过。婆家嫌她没生出儿子，她男人又是个不管事的。她那年回来奔丧，我见过一面，瘦得脱了相，手上全是口子。”

我娘说着，声音低下去：“后来就听说没了。她婆家那边连个信儿都没往村里递，还是她弟弟回来迁户口，才漏出来的。”

我把碗放进盆里，水花溅出来，湿了前襟。

我娘叹了口气，说：“你也是，那时候要是懂点事，也不至于……”

她没说完，就住了嘴。

我抬头看了我娘一眼。她正拿抹布擦灶台，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忽然明白了，我娘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我当年跟大凤好过，也知道我没敢去她家提亲。她只是从来没说。

我喊了声：“娘。”

我娘没回头，只说：“过去的事了，别想了。大过年的，好好的。”

我“嗯”了一声，把剩下的碗洗完，擦干净手，回了偏屋。

偏屋里黑着灯，我没开。借着窗户透进来的月光，我走到木箱前，又蹲下来。

这次我没掀盖。我就蹲在那儿，手搭在箱盖上，像在摸一个老伙计。

四个姑娘，四样东西，压了我快二十年。

我后来出去打工，去过南方的电子厂，也去过北方的建筑工地。三十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媳妇。她人好，踏实，不嫌我穷。我们结婚，生孩子，攒钱在县城买了套小房子。日子一天天过，我很少回村，也很少想起18岁那年的事。

可今天三爷爷一句话，把我拽回来了。

我承认，我怕了。

我怕的是，这四个姑娘后来的苦，多多少少都跟我沾着边。大凤嫁人前，最后见的人是我。二妮跑出去，是因为她娘撞见我俩的事。小琴退学前，最后借书的人是我。四妹嫁人前，最后一起走那段路的人，也是我。

我不是说她们的命不好是我害的。我没那么大本事，也没那么重要。

可我就是忍不住想，那年我要是再懂事一点，再有点担当，哪怕只多说一句“你别怕，有我呢”，她们会不会就不一样？

大凤也许还是得嫁人，但至少知道有个人真心舍不得她。二妮也许还是得跑，但至少知道有个人在等她回来。小琴也许还是得退学，但至少知道有个人愿意帮她打听。四妹也许还是得嫁，但至少知道有个人舍不得她走。

可我什么都没说。

我那时候才18岁，光顾着自己那点新鲜劲，根本没想过这些姑娘以后要面对什么。

我爹骂我不定性，骂得对。我娘抹眼泪，也抹得对。二妮她娘骂我勾引她家姑娘，骂得也没错。

我就是个浑球。

现在好了，大凤没了，二妮嫁得远日子难，小琴病过一场，四妹家里很少提她。四个人，没一个过得好的。

我蹲在箱子前，手在黑暗中摸到箱盖上的布条。布条粗粗的，勒得手指发疼。

外头忽然响起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不知道是谁家放的。火光从窗户纸透进来，一亮一灭的。

我站起身，走到窗户边。外头天已经黑透了，远处有小孩在跑，手里拿着烟花棒，笑声传过来。

我媳妇在灶屋喊我：“你还不睡？明天还得早起去你二叔家。”

我应了一声：“知道了。”

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旧木箱。月光照在箱盖上，棕红色的漆掉得斑斑驳驳的，像一张老脸。

我走过去，把箱子往墙根又推了推。箱子底蹭着地面，发出闷闷的声响。

然后我拉上窗帘，脱了外衣，躺到炕上。

炕烧得热乎，后背贴上去，暖烘烘的。我盯着房顶，听外头鞭炮声一阵接一阵。

媳妇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个热水袋，塞进我被窝里：“你今天咋了？跟丢了魂似的。”

我说：“没事，就是累。”

她没再问，脱了鞋上炕，背对着我躺下。没一会儿，呼吸就匀了。

我睁着眼，听着她的呼吸声，还有外头远远近近的鞭炮响。

忽然想起18岁那年冬天的雪。四妹站在岔路口，低着头踢雪，说：“我娘给我找了婆家，过了年就嫁。”

那时候天也这么黑，雪落在她头发上，白花花的。我想说点啥，又不知道说啥。最后只说了句：“那……你回去吧，路上慢点。”

她“嗯”了一声，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走远，雪地里留下一串脚印。那串脚印，我到现在还记得。

可我当时没追上去。

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翻了个身，面朝墙。

墙那边，就是那只旧木箱。

箱子里头，鞋垫、红头绳、旧课本、碎草蚂蚱，安安静静地躺着。

我闭上眼，心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有些事，不是你想翻篇就能翻篇的。

第二天早上，我被鞭炮声吵醒。媳妇已经起了，在灶屋跟我娘包饺子。

我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天灰蒙蒙的，地上落了一层薄霜。

我站在院当中，深吸了一口气。冷空气灌进肺里，凉得人一激灵。

远处又响起了鞭炮声，亮一下，又灭下去。

我回头看了一眼偏屋的门。门关着，旧木箱还在里头。

有些事，我没有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