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岁那年先后跟三个姑娘好过，后来听说她们都出了事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外头下雨，雨点子打在窗玻璃上啪嗒啪嗒响。我媳妇睡得沉，呼吸匀匀的，背对着我，头发散在枕头上。我侧过身，指尖蹭到被角凉丝丝的，忽然又想起那三个姑娘。

这么多年过去，我连她们全名都记不全了。可一闭上眼，她们年轻时的脸还清清楚楚，一个扎着马尾，一个挎着布包，一个总低着头笑。我心里堵得慌，跟压了块石头一样，喘不上气。

我今年四十七，在小区门口开了个小修车铺，天天跟轮胎、机油打交道。媳妇跟我过了二十多年，脾气好，手也巧，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孩子在外头上学，一年回来两趟。按说日子过得不算差，可我心里藏着件事，从没跟任何人提过。

这事压了快三十年。十八岁那年，我先后跟三个姑娘好过。说“好过”都是抬举我，说白了就是我那会儿浑，不懂事，占了人家便宜，转头就走了，半点儿责任没担过。

本来我早把这些事埋了，觉得年轻时候的糊涂账，过去就过去了。可后来这十几年，我断断续续听到些风声，说那三个姑娘，后来日子都过得不顺。一个比一个难。

我起先没往心里去，只当是巧合。可听得越多，心里越发毛。到现在，我连老家都不敢轻易回，就怕在街上撞见她们，或者撞见她们家里人。我怕她们看我的眼神，更怕自己一开口，就露了怯。

雨越下越大，打在防盗窗上哐当响。我轻轻爬起来，光着脚走到客厅，从电视柜最底下的抽屉里摸出烟。烟是上次老陈来修车落下的，我平时不抽，这会儿手有点抖，点了三次才点着。

烟圈往上飘，碰到天花板又散了。我靠在沙发上，盯着墙上那盏小夜灯，橘黄色的光，朦朦胧胧的。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十八岁那年的春天。

那时候我刚从老家出来，在县城边上一个小五金厂打工。厂子不大，连老板带工人也就二十来个，宿舍就在厂房后头，一排小平房，又潮又暗，墙根底下长青苔。

第一个姑娘是厂里做零工的，比我大两岁，家在附近村里。她话不多，干活麻利，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扎得紧紧的，额前碎发被汗浸湿，贴在脑门上。

我那会儿年轻，嘴甜，见谁都笑着打招呼。她负责给零件打包，我负责下料，有时候活儿赶得急，我就过去帮她递个箱子、缠个胶带。她每次都红着脸说谢谢，声音小小的，像蚊子叫。

现在想起来，她对我是真好。下夜班饿了，她会从食堂偷偷给我带个热包子；我衣服扣子掉了，她拿过去缝，针脚整整齐齐的；发了工资，我跟工友出去瞎逛，她就站在厂门口等我，见我回来了，才放心回屋。

可我那时候不懂珍惜，只觉得她对我好是应该的。我甚至跟同宿舍的工友吹牛，说她倒贴我。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真是个混账东西。

我们好了大概有两个多月。具体怎么好上的，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个下雨天，她叫我去她屋里拿把伞。后来的事，稀里糊涂的。我当时只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心里还挺得意。

入夏前活儿淡，老板裁人，第一批就把她裁了。她走那天，在厂门口站了好久，我躲在宿舍窗户后头，没敢出去送她。我那时候想，走就走呗，反正也没打算跟她长久。

她走了之后，我连个电话都没给她打过。后来听同厂的人说，她回了老家，没多久就嫁人了。我当时哦了一声，转头就忘了。

直到五六年前，我娘给我打电话，东拉西扯说了半天，忽然提了一句，说村西头老李家的大闺女，就是以前在五金厂打过工的那个，嫁去外地了，日子过得不太好，男人好吃懒做，还爱打人。

我当时手里正拧着螺丝，一听这话，手一滑，螺丝刀戳在指头上，血一下就冒出来了。我娘在电话那头问我怎么了，我含含糊糊说没事，手碰了一下。

挂了电话，我坐在小马扎上，半天没缓过神。我脑子里全是她的样子，红着脸说谢谢的样子，给我缝扣子的样子，站在厂门口等我回去的样子。

我那时候才第一次觉得，我可能对不起她。可我又不敢细想，只当是巧合，天底下日子过得难的人多了，哪能都跟我有关系。我自己安慰自己，她嫁人都是好几年后的事了，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烟烧到了手指头，我猛地一缩手，烟头掉在地板上，烫出一个小黑点。我赶紧用脚踩灭，心里突突跳。我回头看了眼卧室，门虚掩着，没动静，媳妇还没醒。

我蹲下来，用指甲抠那个烫痕，抠了半天，也抠不掉。就像我心里那道印子，这么多年了，越想磨掉，越磨越清楚。

第二个姑娘，是那年夏天认识的。麦收的时候，我回老家帮忙收麦子。天热得邪乎，日头晒得人头皮发疼，地里的麦子金黄金黄的，风一吹，晃得人眼晕。

她是邻村的，跟我家地挨地。她天天挎着个布包，给她爹和她哥送水，有时候还带几个煮鸡蛋。她穿一件花衬衫，辫子粗粗的，笑起来有两个虎牙，看着特别精神。

我爹娘见她常来，就跟我开玩笑，说人家姑娘是不是看上我了，天天往这边瞅。我那时候刚从厂里回来，穿件白T恤，头发也梳得整齐，在村里年轻人里，也算过得去。

我听了这话，心里就有点飘。那天傍晚，收工早，她在田埂上坐着歇脚，我就凑过去跟她搭话。她一开始还害羞，低着头抠指甲，后来聊开了，也笑，笑声脆生生的。

那阵子麦收忙，我们天天在地里见。有时候我帮她扛个袋子，她给我递壶凉水。一来二去，就熟了。有天晚上，村里放电影，在打麦场上，人特别多。我在人群里找到她，站在她旁边，她没躲开。

电影散场的时候，人挤人，我顺手拉了她的手。她挣了一下，没挣开，就由着我拉了。我们沿着田埂走，走到麦秸垛后头，停了下来。月亮很亮，照得她脸通红。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感情真简单，简单到我以为牵个手、说两句好听的，就算是谈恋爱了。可我根本没打算跟她有以后，我甚至没跟我爹娘提过她。我只觉得，反正我过几天就回县城了，谁也不耽误谁。

麦收完，我就回了厂子。走的时候，她去村口送我，塞给我一双她纳的鞋垫，针脚密密麻麻的。她红着眼说，让我常回来看看。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想，谁还回来啊。

回了县城，我就把她忘得差不多了。她托人给我带过两回信，我都没回。后来时间长了，也就没消息了。我那时候觉得，反正也没订婚没结婚，好聚好散呗，谁也不欠谁的。

大概是十年前，我回老家赶集，在集上碰见个以前的初中同学。聊了几句，他忽然问我，还记得邻村那个谁不，就是麦收时常去地里送水的那个姑娘。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记得啊，怎么了。他叹了口气，说她命不好，嫁了个男人，本来好好的，后来男人出了点事，家里顶梁柱倒了，她一个人撑着家，还常年吃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当时手里拎着的菜篮子，一下就沉了。我站在集市上，人来人往的，吵吵嚷嚷，可我耳朵里嗡嗡的，什么都听不清。我同学后面又说了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那天我没赶完集，转头就回了家。我娘问我怎么买这么点菜，我含糊说人太多，挤得慌。回到屋里，我关上门，坐在床沿上，半天没动。

我脑子里反复想，她常年吃药，吃的什么药？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可我又不敢往下想，我怕一想，就真的跟我有关系了。我只能一遍一遍跟自己说，不可能，不可能，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可我心里清楚，我是在骗自己。我当年拍拍屁股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她那时候那么信任我，我却把她的真心，当成了自己吹牛的资本。

雨小了点，淅淅沥沥的。我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撩开窗帘一角往外看。楼下的路灯昏黄，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把灯光拉成一道一道的。

我想起她塞给我的那双鞋垫，我当时随手扔在宿舍枕头底下，后来走的时候，也没带走。不知道她纳那双鞋垫，熬了多少个晚上，扎了多少次手。

我越想越难受，胸口闷得厉害。我知道，这才两个，还有第三个。第三个姑娘，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一个。因为我那时候，是真的想跟她好的。可最后，伤她最深的，也是我。

第三个姑娘，是我在镇上认识的。那年秋天，我从小五金厂辞了工，在镇上一家小饭馆端盘子。饭馆不大，六张桌子，油腻腻的塑料桌布，擦多少遍都擦不干净。她常来吃饭，一个人，坐靠窗那张桌，要一碗面，加一勺辣子，慢慢吃。

她跟前面两个姑娘都不一样。她不爱说话，但眼睛里有东西，看人的时候直勾勾的，像要把你看穿。她穿衣服也干净，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披着，用一根黑皮筋松松扎着。我那时候二十岁不到，在她面前，总觉得自个儿矮半截。

她来得多了，我就记住了她的口味。面要硬一点，辣子多放，葱花不要。有一回我端错了，她没恼，把碗推过来，说你尝尝，这辣子香。我真尝了一口，辣得直吸气，她笑了，那是我头一回见她笑，嘴角往上弯，眼睛亮亮的。

后来我就等她来。她不来，我干活都没劲。她来了，我就往她桌边凑，问她今天咋样，累不累。她也不嫌我话多，有时候回一句，有时候就听着，低头吃面。我那时候觉得，这大概就是处对象了。

我们好了大概两三个月。她跟我说过她家里的事，爹死得早，娘改嫁了，她跟着奶奶过。她没上过几年学，在镇上裁缝铺帮工，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像在说别人的事。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想想，她那是把我当自己人了，才肯跟我说这些。

可我呢，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自己。我嫌她家穷，怕她拖累我。我嘴上说以后带她一块出去打工，心里却盘算着，等过了年，我自己一个人走，谁也不带。我甚至没跟我爹娘提过她，我觉得，提了就得负责，负责就得结婚，结婚就得养家，我养不起。

入冬的时候，我爹打电话来，说家里给我在县城找了个活，让我回去。我挂了电话，去裁缝铺找她，她正踩着缝纫机，见我来了，抬头笑了一下。我站在门口，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她停了机器，看着我，说，你是不是要走了。

我说嗯。她低下头，又踩起缝纫机，声音嗡嗡的，像什么都没发生。我在门口站了会儿，她没抬头，我就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我连一句“对不起”都没说，连一句“我会回来看你”都没说。我走得很干脆，像甩掉一个包袱。

后来我去了县城，进了厂，又换了几个地方，慢慢就把她忘了。直到有一年，我回老家过年，在饭桌上听我娘跟邻居聊天，说镇上裁缝铺那个姑娘，就是爹死得早、跟奶奶过的那个，嫁人了，嫁得不好，没两年就离了，现在一个人过，在镇上租了个小门面，给人改衣服。

我娘说这些的时候，语气淡淡的，像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我端着碗，筷子停在半空，半天没动。我娘看了我一眼，说，你认识她？我说不认识。我娘说，那赶紧吃饭，菜凉了。

那顿饭我吃得食不知味。我脑子里全是她坐在缝纫机前的样子，白衬衫，黑裤子，头发用黑皮筋扎着。她问我，你是不是要走了。我说嗯。然后我就走了。我连头都没回。

那天晚上，我躺在老家的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爹在隔壁屋打呼噜，我娘在厨房收拾碗筷，锅碗碰得叮当响。我盯着房梁，想她一个人租门面、改衣服的样子，想她一个人过年、一个人吃饭的样子。我想得心里发酸，可我还是没勇气去找她。

我给自己找了一万个理由。我说，都这么多年了，她肯定早把我忘了。我说，我去了能干啥，说啥，说对不起？那三个字顶什么用，能让她日子好过点吗？我说，我去了，她要是问我为啥当年一声不吭就走了，我咋回答？

我回答不了。我到现在都回答不了。

后来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又听到一些事。都是听说的，没有一件是我亲眼看见的。第一个姑娘，嫁了人，男人打她，她跑回娘家，后来又回去了，说是为了孩子。第二个姑娘，男人出了事，她一个人撑家，常年吃药，日子紧巴巴的。第三个姑娘，离了婚，一个人过，在镇上租门面，逢年过节也不回村。

这些事，我都是东一句西一句听来的。有时候是赶集碰见熟人，有时候是我娘打电话顺嘴提一句，有时候是村里谁家办喜事，酒桌上有人喝多了，说漏了嘴。我从来不敢细问，怕一问，就问到我不想知道的事。

我也不敢打听她们现在过得咋样，不敢问她们身体好不好，更不敢问她们还记不记得我。我怕她们记得我，又怕她们忘了我。我怕她们恨我，又怕她们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我媳妇是个好人。她跟我过了二十多年，没享过啥福，也没抱怨过啥。她不知道我这档子事，我也不打算让她知道。有些事，烂在肚子里，比说出来强。说出来，她心里添堵，我心里也不安生。

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看着她睡着的样子，心里就翻腾。我想，要是我当年没做那些糊涂事，那三个姑娘，现在会不会过得好一点？会不会也有人对她们好，像媳妇对我这样？

我不敢想。一想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想抽烟，一抽烟就咳嗽，一咳嗽就吵醒媳妇。媳妇迷迷糊糊翻个身，嘟囔一句，又睡过去了。我掐了烟，躺下，盯着天花板，等天亮。

去年秋天，我回老家给我爹过七十大寿。酒席摆在村里大槐树底下，来了不少亲戚。我正给人倒酒，忽然看见村口路上走过来一个人，远远的，看不太清。我眯着眼瞅了半天，心突然提了起来。

那身形，那走路的姿势，像极了当年在五金厂打工的那个姑娘。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外套，头发花白，背有点驼，手里拎着个布袋子，低着头，走得慢吞吞的。

我手里的酒瓶差点掉地上。我赶紧转过身，假装跟人说话，可眼睛一直往她那边瞟。她走到村口，停了一下，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又低下头，走了。她没认出我来，或者她认出来了，不想搭理我。

那天下午，我坐在我爹家院子里，抽了半包烟。我娘出来叫我吃饭，看我脸色不好，问我咋了。我说没事，风迷了眼。我娘没再问，转身进屋了。我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簌簌往下掉。

我忽然想，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在这棵槐树底下，把那三个姑娘，一个一个弄丢的。我那时候年轻，觉得天大地大，走了就不回来了。可我没想到，有些路，走岔了，就回不了头了。

我爹过完寿，我第二天就回了城里。我媳妇问我，咋不多住两天，我说铺子里有事。她没再问，给我下了碗面，卧了个荷包蛋。我端着碗，看着热气往上冒，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我媳妇问我，咋了。我说，辣子放多了。她说，我没放辣子啊。我说，那就是我嗓子眼儿细了。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转身去收拾厨房了。

我低头吃面，眼泪掉进碗里，跟面汤混在一起，咸咸的。我赶紧用袖子擦了一把，怕媳妇看见。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三个姑娘到底出了什么事。她们是病了吗？是穷了吗？是被人欺负了吗？还是就是日子过得难，难到连我这种跟她们有过一段的人，都不敢去打听？

我不敢问。我怕问了，听到的答案，是我承受不起的。我怕她们过得不好，是跟我有关。我怕她们过得好，是跟我无关。我怕她们恨我，又怕她们早就不记得我了。

这根刺，扎在我心里快三十年了。我拔不出来，也按不下去。它就在那儿，不疼不痒的时候，我还能正常过日子。可一到下雨天，一到半夜醒来，它就往外冒，扎得我喘不上气。

我媳妇睡得沉，翻了个身，胳膊搭在我身上。我轻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粗糙，指节上有茧子，是这些年干活磨出来的。我握着她的手，心里忽然踏实了一点。

可我知道，这踏实是假的。那三个姑娘，还在我心里。她们的影子，跟雨一样，缠着我，甩不掉。

我翻了个身，把媳妇的胳膊轻轻放回被子里。窗外雨停了，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缝，在地板上拉出一道白线。我盯着那道白线，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我想回老家一趟。不是去赶集，不是去办事，就是回去，去那几个地方转转。去五金厂旧址看看，去麦收的地头看看，去镇上裁缝铺门口站站。我不进去，也不找人，就远远看一眼。

可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先吓了一跳。我回去干啥？我回去能干啥？我见了她们，说什么？我连她们现在长啥样都不知道，我凭什么去打扰人家？

我又躺下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媳妇在梦里哼了一声，像在说什么梦话。我侧过耳朵，听不清。

我盯着天花板，心里那根刺，又往外冒了一截。

我到底还是回去了。

不是去年，是今年开春。铺子里闲，媳妇跟几个姐妹去邻县看桃花，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我回老家看看我娘。她没多想，给我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又往我包里塞了瓶降压药，说别忘了吃。

我坐的大巴，到镇上已经快中午了。镇子变化大，街两边的门面都换了招牌，裁缝铺早没了，那排老房子拆了，盖了栋三层小楼，一楼是家奶茶店，门口放着个喇叭，反复喊第二杯半价。

我站在马路对面，盯着那家奶茶店看了很久。我记得清清楚楚，原来那里有块木招牌，白底红字，写着“裁缝铺”三个字。她就在里头踩缝纫机，嗡嗡嗡的，声音能传到街对面。我每次去找她，都先听见那声音，再看见她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半张脸。

现在什么都没了。连个影子都找不着。

我在镇上吃了碗面，还坐靠窗的位置。辣子放得少，面也软塌塌的，不是她爱吃的那个味。我吃了几口，放下筷子，心里空落落的。

吃完面，我走到镇子西头，那里有条土路，通向我老家村子。路两边是麦田，麦子刚冒青，风一吹，绿油油的，跟那年夏天一样。我沿着路慢慢走，走了大概四十分钟，看见村口那棵大槐树了。

槐树还在，比记忆里粗了一圈，树皮裂得厉害，像老人手背上的筋。树下坐着几个老太太，摇着蒲扇聊天。我不认识她们，她们也不认识我。我低着头从旁边走过去，没敢停。

我家的老房子还在，我娘一个人住。她见我回来，又惊又喜，张罗着给我烧水做饭。我爹前年走了，老屋显得空落落的。我娘忙前忙后，我坐在堂屋里，看着墙上挂的那面旧镜子。

镜子是我小时候就有的，红漆木框，镜面发黄，照人模模糊糊的。我凑过去照了一下，镜子里的人，头发白了一半，脸上有褶子，眼袋耷拉着。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吗？我啥时候老成这样了？

我娘端着碗进来，说，你看啥呢，吃饭。我接过碗，低头扒饭。我娘坐在旁边，絮絮叨叨说村里的事，谁家儿子娶媳妇了，谁家闺女嫁得远，谁家老人走了。我听着，嗯嗯地应着，心里却一直紧绷着。

我知道，再坐一会儿，我娘就得说到那三个姑娘。她不知道我跟她们的事，她只知道她们是附近村里的姑娘，后来日子都不好过。她当闲话说，我当针刺听。

果然，饭吃到一半，我娘忽然说，你还记得不，以前在五金厂跟你一块干过活的那个姑娘，就村西头老李家的。我说记得。我娘叹了口气，说她前年得了场大病，差点没救过来。她男人不管她，还是她娘家兄弟凑钱送去的医院。现在好了，就是不能干重活，天天在村口坐着，人瘦得脱了相。

我端着碗，手有点抖。我娘又说，邻村那个，就是以前麦收常来送水的，她男人早几年没了，她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大的去年结了婚，小的还在念书。她身体不好，可还是天天去地里干活，腰都弯了。

我娘顿了顿，又说，镇上那个，就裁缝铺那个，离婚后一直一个人过。去年在镇上买了个小门面，给人改衣服，生意还凑合。就是她奶奶走了以后，她更不爱说话了，过年也不回村，一个人守着那间小门面。

我娘说完，看着我，说，你咋了，脸色这么难看。我说，没事，坐车坐的，头晕。我娘说，那赶紧躺会儿。我放下碗，进了里屋，往炕上一躺，眼泪就下来了。

我咬着被角，不敢出声。我娘在外屋收拾碗筷，锅碗碰得叮当响。我听着那声音，忽然觉得，我这一辈子，就像这锅碗，磕磕碰碰，没个完整的时候。

下午，我出了门。我没跟我娘说去哪儿，只说我出去转转。我沿着村路往西走，走到村西头，远远看见一户人家的院墙外，坐着一个老太太。她坐在马扎上，身上裹着件旧棉袄，头发花白，脸瘦得凹进去，眼睛半眯着，看路过的鸡。

我一眼就认出她了。是她。第一个姑娘。那个在五金厂给我缝扣子、给我带包子的姑娘。她老了，老得我几乎不敢认。可她坐在那里的样子，还跟当年一样，安安静静的，像在等人。

我站在路对面，腿像灌了铅。我想走过去，想跟她说句话。可我说啥？说我当年不该躲着她？说我这三十年一直记着她？说我听说她病了，心里难受？这些话，哪一句顶用？

她忽然抬起头，往我这边看了一眼。我赶紧低下头，假装看手机。她看了几秒，又把头低下去，继续看鸡。她没认出我，或者她认出来了，不想理我。我站在那儿，手心全是汗。

站了大概十分钟，我转身走了。我走得很慢，背后像有双眼睛盯着我。我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看见她站起来，朝我走过来。我更怕她没站起来，就坐在那儿，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我走远。

我走到村口，又停住了。我想起第二个姑娘。她家在邻村，离这儿不远。我站在岔路口，犹豫了半天，还是没去。我去了能干啥？她在她男人坟前哭的时候，我在哪里？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的时候，我在哪里？她腰弯了、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又在哪里？

我哪都没在。我像个局外人，隔了三十年，才想起来回头看看。可这一看，还不如不看。

我又走回镇子。天快黑了，街上的灯亮起来，奶茶店的喇叭还在响，第二杯半价，第二杯半价。我站在那家奶茶店门口，看着玻璃门里进进出出的年轻人，忽然想，她当年站在这里，是不是也这样看过来来往往的人？

她站在这里，等过我吗？等我跟她说，我不走了，我留下来，咱们一块开个裁缝铺。等我跟她说，我带你走，咱们去外面闯。等我跟她说，我回来找你了，你还愿意跟我走吗？

她等过。我知道她等过。她坐在缝纫机前，踩得嗡嗡响，就是在等我。可我呢，我连句像样的话都没留，就跑了。

我转过身，往车站走。走到半路，我又停下来。我忽然不想就这么走了。我想去她那个小门面看看。我不进去，就远远看一眼。看一眼她过得好不好，看一眼她还在不在踩缝纫机。

我打听了几个人，找到了那条巷子。巷子不深，两边都是老房子，墙皮剥落，地上坑坑洼洼。巷子尽头，有一间小门面，卷帘门半拉着，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改衣服”三个字。

我站在巷子口，没敢往里走。门面里亮着灯，昏黄昏黄的。我隐隐约约听见缝纫机的声音，嗡嗡嗡的，跟三十年前一样。

我靠在巷子口的电线杆上，点了一根烟。烟抽完了，缝纫机还在响。我又点了一根。第二根抽到一半，声音停了。我赶紧把烟掐灭，往电线杆后头躲了躲。

门面里出来一个人。她站在门口，伸了个懒腰，抬头看了看天。天已经黑透了，没有星星。她转身，把卷帘门拉下来，锁上。她穿着件灰外套，头发盘着，背有点驼。她没看见我，锁好门，往巷子另一头走了。

我看着她走远，一步，两步，三步。她走得不快，但很稳。她拐了个弯，不见了。

我蹲在电线杆后头，半天没站起来。我忽然想，她刚才抬头看天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是累吗？是烦吗？还是什么都没想，就是看看天？

我不知道。我离她那么远，连她的脸都看不清。可我又觉得，我离她那么近，近到能听见她锁门的声音，能听见她走路时，鞋跟磕在石板上的声音。

那声音，一下一下，敲在我心上。

我连夜回了城。到家已经半夜了。媳妇没睡，坐在客厅等我。她看我进门，站起来，说，咋这么晚，吃饭了没。我说，吃了。她没再问，给我倒了杯水。我接过水，喝了一口，温的。

她看着我，说，你眼睛咋红了。我说，坐车累的。她叹了口气，说，快洗洗睡吧。

我洗了澡，躺在床上。媳妇已经睡下了，背对着我。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三个姑娘。一个坐在村口，一个在邻村地里，一个在巷子尽头的小门面里。

她们都老了。我也老了。可有些账，不是老了就能一笔勾销的。

我轻轻翻了个身，从床头柜最底下的抽屉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那是我当年从县城回家时，顺手塞进旧外套口袋里的。外套早穿不成了，可我一直没扔。有一年我娘翻出来，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见是一双鞋垫，就给我收进了这个布包。

我打开布包，里头是一双鞋垫。针脚密密麻麻的，鞋垫边上，还绣了一朵小小的花。是第二个姑娘给我纳的。我当年没舍得扔，从宿舍枕头底下摸出来，揣进外套口袋，带回了老家。

我摸着那双鞋垫，忽然想，她纳这双鞋垫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啥？是想我穿上它，走路舒服点？还是想我穿上它，就能记着她？

我记着她了。可记着，又能咋样？

我把鞋垫塞回布包，放回抽屉里。我闭上眼，雨又下起来了。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啪嗒啪嗒响。我听着雨声，心里那根刺，还在那儿，扎得更深了。

我这一辈子，欠下三笔良心账。一笔在五金厂，一笔在麦地里，一笔在裁缝铺。我还不上了，永远也还不上了。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雨声淅淅沥沥的，像在替我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睡着。梦里，我又回到了十八岁。那三个姑娘，一个在厂门口等我，一个在田埂上冲我笑，一个在裁缝铺里抬头看我。

我朝她们走过去，可怎么走，都走不到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