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骑摩托相亲，没看上姑娘反倒相中了媒婆的女儿

一九九九年骑摩托相亲，没看上姑娘反倒相中了媒婆的女儿

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买了一辆摩托车。

那辆车是红色的，嘉陵125，花了我整整一年的积蓄。我推着它从县城摩托专卖店出来的时候，店门口的老头看了一眼说：“小伙子，这车颜色喜庆，适合相亲。”我跨上去打火，发动机轰鸣的那一下，路边的梧桐叶子被震落了几片，打着旋飘到后轮底下，被排气管的热风吹出去老远。

我妈听说我买了摩托，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围着车转了两圈，伸手摸了摸油箱：“这车花了多少钱？”

我没告诉她具体数。她弯腰看了看排气管，直起腰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你都二十五了，是该有辆像样的车了。正好，镇上刘婶前两天托人带话，说有个姑娘在县城邮局上班，模样不错，家里条件也好。你骑着这车去，显得体面些。”

我蹲在院子里用抹布擦油箱，指腹沿着那条红色的弧线慢慢划过去。车漆刚打过蜡，在日光底下泛着一层油亮的光。我妈又补了一句：“刘婶说了，那姑娘眼光高，之前几个都没看上。你去了好好说话。”

那天早上我换了一件干净的夹克，把头发用水抿了抿，跨上摩托打着了火。红车在晨光里亮得扎眼，排气筒的声响在安静的巷子里回荡了一下，然后随着车子的加速渐渐升高。从村里到县城三十多里地，柏油路刚铺了没多久，车轮碾上去平稳顺滑，风从领口灌进来，把夹克下摆吹得往后飘。

邮局在县城主街中段，灰色的三层楼，门口停着一排自行车。我把摩托熄了火支好，站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等。刘婶从大厅里迎出来，穿着一件花褂子，手里攥着一把瓜子：“来了来了，人家姑娘等了一会儿了，你赶紧进来。”

她把我领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姑娘，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头发烫了小卷，别着一枚银色的发夹。她站起来的时候手指头把桌面上一个信封角捋平了，然后又放了回去。刘婶在旁边介绍了两句，她点了一下头，目光扫过我那双鞋帮上沾着一点灰尘的旧皮鞋时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那天上午我们在那间办公室里坐了将近一个钟头。她说话的时候习惯把手指头交叉着搁在桌面上，指节偶尔会轻轻叩一下桌面。她问我在村里做什么、平时去不去县城、家里有几亩地。我一一答了，端起她倒的那杯水喝了两口，水温已经凉了。她的手指头在桌面上叩了三下之后，站起来走到窗边朝楼下看了一眼，又走回来坐下。她说下午还要处理一批挂号信，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事。我站起来说没有了，那先走了，转身出了那间办公室的门。

下楼的时候刘婶追在后面问“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吧”。她说那你等电话，我跟姑娘再说说。

我推开邮局玻璃门走出去，日头正挂在头顶，摩托车油箱被晒得微微发烫。我正要跨上去，余光瞥见门口台阶侧面蹲着一个人。是个姑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头发扎成一根粗辫子搭在肩头，正蹲在地上把一摞散落的报纸重新捆扎起来。报纸的边角被风吹乱了，她拿细麻绳绕了两圈，打了个结，又用手压了压捆口，确保绳子不会松脱。她把扎好的报纸摞整齐放在墙角，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她抬头的时候看见我站在摩托旁边，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你是刘婶带来相亲的那个吧？”

“嗯。”

“邮局门口停车要锁好龙头，刚才有辆自行车蹭了一下你的车，没蹭坏。”她指了指摩托车后轮旁边一小片地面，“我看了一下，没留下划痕。”

我低头看了一眼后轮，确实没有。她蹲在地上捆报纸的时候头发被风吹起来，她伸手拢了一下，又继续手中的活。那捆报纸里露出一角浅黄色的信封，边角有些磨损，像是被反复翻动过。她走过去拍了拍手，把我那辆摩托的车身侧面弹掉的一粒泥点用指尖捻掉了，捻掉之后又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指。

“你是邮局的？”我问。

“我在窗口帮刘婶的忙，收发报纸和信件。”她说着又弯腰把墙角剩下的一摞报纸往里挪了挪，站起来的时候那根粗辫子在肩头甩了一下，在日光底下晃出一道光，“相亲相得怎么样？还顺利吧？”

“还行。”

她笑了笑，没有追问。她转身回了大厅，推门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这车是新买的吧？”

“嗯。”

“颜色好看，”她说，“就是油箱上落的灰别忘了擦，沾了泥点子久了不好洗。”

她进了门，玻璃门在她身后合上。我在台阶下面站了一会儿，跨上摩托打着了火，发动机的声音在午后的街道上传出去很远。我骑着车拐出主街的时候放慢了速度，从那扇玻璃门外经过，隔着玻璃能看见她正在柜台前面整理一叠信件，把信按大小分好，码在格子里。那个动作跟蹲在地上捆报纸时一样利落——没有多余的手指动作，每一个翻折都在该在的位置上。

那天回家之后，我妈问我相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又补了一句：“邮局门口有个捆报纸的姑娘，叫什么名字？”

我妈看了我一眼，把手里的韭菜搁在案板上：“那是刘婶的闺女，叫刘小燕，在邮局帮刘婶干活。你问人家干啥？”

“没干啥。”

过了两天刘婶打电话来，说邮局那姑娘觉得我不错，问我愿不愿意再约一次。我拿着话筒靠在灶房门口，窗台上的收音机正播着午间新闻，播音员的声音被电流声包着，像隔了一层薄薄的棉絮。我说：“刘婶，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您——您家闺女小燕，她有没有对象？”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刘婶的声音再传过来的时候，比刚才轻了一些：“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想见见她。”

后来我真的去见刘小燕了，不是约在邮局，而是约在镇上的集市。那天是逢五的大集，她在集市上帮刘婶卖鞋垫。她坐在小马扎上，面前铺着一块蓝布，布上整整齐齐码着十几双自己纳的鞋垫。她纳鞋垫的手很巧，针脚密实，边角收得干净。我蹲在她摊子前挑了一双，递钱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来啦。”

“嗯。”

“邮局那个姑娘，我后来问过她了，她说你走的时候连茶都没喝完。她就跟我妈说，这人不是来找对象的。”她把找零递过来，硬币搁在我掌心里，被她攥过之后还带着一点余温，“所以你是来找谁的？”

我蹲在她面前，手里握着一双新买的鞋垫，棉布表面还带着她刚缝完不久的针脚，线头被仔细地剪断了，摸上去平滑服帖：“找你。”

她低头把手边另一双鞋垫的边角理了理，那根粗辫子在肩头上晃了一下，扎辫子的皮筋换了一根新的，比上次的亮一点，在午后的日头底下泛着微光，像一枚被重新装过的零件。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可她把那双被我挑过的鞋垫翻了个面，在角落里用圆珠笔画了一道浅浅的记号，位置正好在右脚脚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