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明知会激怒中国，亲中的克林顿为何还会同意李登辉访美？

1994年5月，夏威夷机场。一架来自台湾的飞机缓缓降落，停在了跑道上。机舱门没有打开。

飞机上坐的是李登辉，他刚刚结束对中美洲和南非几个“友邦”的访问，按照惯例，回程要在夏威夷过境加油。但美方给出的安排极其冷淡——只准飞机降落加油，不准他入境，不准过夜，连一张签证都不给。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登上了飞机，在机舱里见到了李登辉。李登辉穿着便装和拖鞋，拒绝下飞机，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愤怒。

李登辉不是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受冷遇，但这一次，他忍不了了。他觉得自己被羞辱了。而这场羞辱，成了后来那场台海危机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李登辉回到台湾之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他找到了国民党的大掌柜刘泰英，让刘泰英创办的“台湾综合研究院”出面，和美国华盛顿著名的公关公司“卡西迪”签了一份合同，每年支付一百五十万美元，专门在美国政界和国会替台湾做游说工作。这笔钱的来源，是台湾“国安局”的“明华项目”秘密账户。

第二件事，他找到了一个“无法被拒绝的理由”。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这个人当过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和李登辉私交极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你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给你发一封正式的邀请函，邀请你回去演讲。一个校友回母校演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美国政府拿什么理由拒绝？

这个主意，堪称精妙。康奈尔大学校长罗兹果然正式发出了邀请，请李登辉回母校参加校友聚会并发表演讲。李登辉的团队随即开始在美国全面运作，卡西迪公司的游说机器全速开动，目标很明确：让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克林顿政府给李登辉发签证。

到了1995年初，局面已经彻底失控。美国参众两院不分党派，大批议员开始公开施压白宫。有人直接冲着国务院的人吼：“你准备让北京那群海盗对你施压？这位李先生是民主人士，是美国的朋友，你们国务院究竟在搞什么？”

1995年5月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邀请李登辉访美的决议，表决结果是三百九十六票对零票。五天之后，参议院以九十七票对一票通过了同样的决议。

你没看错。众议院，三百九十六比零。参议院，九十七比一。

这不是某个党派的立场，这是整个美国国会的意志。

国会通过决议之后，压力全部压到了克林顿一个人身上。但在此之前，克林顿政府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不给签证。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经向中方保证过，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国务院的方案最初是让李登辉以“过境”的名义在夏威夷停留，但这个方案被克林顿否决了。

不只是否决。国务院还采取了更激烈的手段。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陆士达给副国家安全顾问柏格发了一封电邮，要求向李登辉传话：如果他执意访美，美中关系将大幅下滑，两岸对话也将停止，海峡紧张局势将加剧。电邮中甚至直接说，“敦促您停止在美国争取批准您前往康奈尔大学的努力”。

国务院还准备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提到要召见台湾驻美代表鲁肇忠，“向其传达更严厉的信息”，并且“具体说明如果台湾不扭转局面所将会面临的后果”。备忘录里甚至写明了“我们威胁的报复条件”——但具体是什么条件，至今没有解密。

你看，国务院是真想拦住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

但拦不住。

克林顿本人最后成了那个拍板的人。国家安全幕僚把几套方案交到他面前，他没有立即表态，只留下了一句“继续讨论”，把问题退回了幕僚团队。

他在犹豫。他在算账。他算的不是中美关系的账，他算的是自己政治前途的账。

要理解克林顿为什么最终批准，得先理解1995年的克林顿处于什么状态。

1994年的中期选举，是民主党的一场灾难。共和党在时隔四十年之后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同时在参议院也拿下了多数。这是美国政治史上一次地震级别的翻盘。克林顿从一个手握白宫和国会两院的强势总统，一夜之间变成了“跛脚鸭”。共和党控制国会之后，对克林顿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发起了猛烈攻击，在台湾问题上尤其积极——他们要打克林顿的脸，要证明民主党总统对中国太软了。

换句话说，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面前站着的是一整个跟他对着干的国会。他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跟国会硬碰硬，那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而批准李登辉访美，恰恰是一个成本极低、收益极高的“顺水人情”。国会两院几乎全票通过的决议，他签了，谁也说不出什么。

但仅仅是被国会逼的，还不至于让克林顿下这个决心。这里面还有一层更私人的东西。

1993年11月，西雅图APEC峰会，克林顿和江泽民举行了正式会晤。那是1989年之后中美首脑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双方都表现出了改善关系的意愿。克林顿当时说，期待有机会到中国访问，这是他“从孩提时便开始萌发的意愿”。

但后来的实际交往中，克林顿感受到的是冷淡。据学者林孝庭从克林顿图书馆档案中挖掘出的细节，克林顿对江泽民在国际场合的互动方式感到不满，觉得对方态度冷漠、缺乏回应。这种个人层面的不痛快，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判断。

林孝庭的判断很直接：克林顿最后决定让李登辉赴美，“与其说是出于一项缜密的对两岸战略，不如说相当程度是美国内政与个人情绪因素”。他最后认定了一件事——“李登辉到自己的母校演讲，有什么不可以？”

这句话，才是整件事的钥匙。

在克林顿的认知框架里，这件事被简化成了一个非常美国式的逻辑：一个校友回母校演讲，这是个人自由，是言论自由，是美国价值观的体现。至于这个“校友”同时还是一个政治实体的领导人在借这个机会搞“外交突破”——这件事在克林顿的算盘里，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他不是不知道中国会反应激烈。他当然知道。国务院的备忘录写得清清楚楚。但他觉得，不至于。

这就是克林顿的误判。他把中国的核心利益，当成了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他觉得中国会抗议，会发声明，但不会真的掀桌子。他低估了台湾问题在中国政治中的分量。

而北京那边的反应，比他预想的要猛烈得多。

中方在得知克林顿批准签证的消息后，外交部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机构连续发表严正声明。中方推迟、中止、取消了一系列中美交流计划，召回了驻美大使李道豫。《人民日报》在6月18日发表了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就叫《美国究竟要把中美关系引向何方》。

文的方面还不够。1995年7月下旬，解放军第二炮兵向台湾以北附近海域发射了六枚地对地导弹。8月中旬到下旬，解放军在东海进行了大规模实弹演习。转过年的1996年3月，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选期间，解放军再次举行大规模导弹和实弹演习，导弹弹着点逼近台湾南北两端，等于是封锁了基隆和高雄两个港口。

美国派了“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赶到台海附近。两个核大国，差一点因为一个“校友演讲”打起来。

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到底讲了什么？演讲的题目叫《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英文标题是“WITH THE PEOPLE ALWAYS IN MY HEART”。这个题目选得非常聪明，听起来像是一篇关于民主和人民的抒情演讲，但内容里塞满了政治信号。他用英文向全世界说了一些他在台湾不敢说的话，借着一个学术场合，完成了一次实质上的“外交宣言”。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大陆的评论说，这不是“民之所欲”，是“洋之所欲”。

回过头来看，克林顿批准李登辉访美这件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于他“被国会逼的”——国会的压力当然巨大，但总统在外交事务上并非没有否决权。真正的问题在于，克林顿从头到尾都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真正的战略问题来处理。

如果他把它当成战略问题，他应该去评估：为了一个校友演讲，值得把中美关系推到军事对峙的边缘吗？值得让两个核大国在台海玩一场“谁先眨眼”的游戏吗？

他没有做这个评估。或者说，他做了，但他得出的结论是：代价可控。

他算错了。

这件事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克林顿的预期。中美之间的高层互信被严重破坏——国务院之前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做出的“不给签证”的承诺，被总统本人推翻了。这意味着中方以后不会再轻易相信美国国务院的表态，因为总统可以随时改变主意。

更深远的影响是，它开了一个口子。在李登辉之前，将近十七年，没有一位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任内访问过美国本土。李登辉踏出这一步之后，这个“禁区”被打破了。虽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地区领导人仍然只能以“过境”的方式在美国停留，但那条红线的清晰度，已经被磨损了。

而李登辉本人，则通过这次访美达到了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在康奈尔的演讲在岛内被大肆渲染为“外交突破”，声望暴涨，直接助力他在1996年的首次“总统”直选中获胜。他用来做这件事的钱——每年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公关费——花得极其“值”。

但代价呢？代价是台海两岸的军事对峙，是解放军导弹飞过头顶的恐惧，是一个曾经被搁置了三十七年的火药桶被重新点燃。

克林顿在后来的回忆中承认，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是他任期内最紧张的时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