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遭受拶指等残忍酷刑，临刑前竟被强令脱下外衣鞋袜悲壮就义

1949年11月14日凌晨，重庆歌乐山的气温跌到了九摄氏度。

一个女人从渣滓洞的牢门里被叫了出来。

她的手指已经无法伸直，每一根都肿成了青紫色。

他们让她把鞋脱了。

她光着脚，走进了电台岚垭的松林。

枪响的时候，没有人在场记录下她最后的表情。

01

江竹筠在四川自贡大山铺的童年，从一场变故开始。

她八岁那年，母亲江李氏做了一个决定，带着她和弟弟离开自贡，去重庆讨生活。

父亲江上林是个小职员，在重庆和自贡之间来回跑，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寄回家的钱时有时无，有时候一个月寄五块，有时候三个月一分没有。江李氏靠给人洗衣服，洗一件得铜元两枚。山城冬天湿冷，江水冻得指关节发白，她把手泡在皂角水里一泡就是一天。

八岁的江竹筠蹲在母亲身边，两只小手攥着湿衣服的另一头，帮着拧水。粗布吸饱了水，比麻袋还沉。她拧不动，就用牙咬着衣角，身子往后仰。

她后来说过一句话，被邻居记了几十年：「我多拧一会儿，妈能少累一点。」

那年她还没上小学。

自贡大山铺的老街上，住着十几户人家。江家住的是最靠边的一间，屋顶铺着茅草，下大雨的时候漏得厉害。家里只有一张木床，母女三人挤在一起。弟弟还小，夜里常常哭醒。江竹筠总是先爬起来，把弟弟哄着了，自己才躺下。

母亲看她太苦，一度想把弟弟送人。江竹筠跪在地上，抱住母亲的腿说：「弟弟不能送，我去挣钱。」

十岁那年，她进了重庆江北城的一家袜厂当童工。

袜厂的厂房是一间挨着嘉陵江的瓦房，里面摆了三十几台手摇织袜机。童工一天干十四个钟头，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中间只管一顿稀饭。江竹筠做的是接线头的活儿，就是把断掉的棉线头接上。那活儿伤手，线头整天在指缝里勒来勒去，皮肉磨破后线头嵌进去，晚上收工的时候手指上全是血印子。

她用一个铜板买了一盒蛤蜊油，晚上抹在手上，火辣辣地疼。第二天照样出工。

袜厂里有个姓李的女工，五十多岁，认得几个字。她见江竹筠人小机灵，又肯吃苦，就晚上收了工以后在油灯底下教她认字。纸是捡来的旧报纸，笔是一截铅笔头，江竹筠把报纸上不认识的字一个个问过去，问完就背。

三个月后，她能磕磕绊绊读完一段新闻了。

李女工后来跟人说：「那娃儿眼睛里有火，藏不住的光。」

02

1936年，江竹筠十六岁，从袜厂辞了工，考进了重庆南岸中学。

学费是母亲一分一厘凑出来的。江李氏把手上的银戒指卖了，又把家里攒了五年的十几个铜板都拿出来，才勉强凑够了第一学期的学费。江竹筠知道钱来得不易，每顿饭只买一个馍，就着咸菜吃。

她的成绩单上，国文、算学、历史、地理都是甲等，只有体育是乙等。老师在她的操行评语一栏写了八个字：「沉默寡言，勤勉过人。」

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小的女生在课堂之外去了哪里。

她十岁接触进步书刊，十二岁开始帮地下党送信。信缝在鞋底里，或者卷成细条塞进竹管里。她从江北跑到南岸，从朝天门码头跑到磁器口，一天走三四十里地，从来没出过岔子。

1939年，她十九岁，正式入党。介绍人叫戴克宇，是她中学时期认识的一位进步女教师。宣誓的地点在重庆南岸的一间小柴房里，墙上挂着一面用红纸剪成的党旗。她举着拳头，把誓词念了三遍。

那一年重庆天天挨轰炸。日军的飞机从武汉起飞，到重庆扔完炸弹再回去。城里的防空洞不够用，老百姓躲不进去的时候，就趴在街边的沟里。

江竹筠被组织安排在「重庆妇女慰劳会」做义务工作，白天募捐寒衣，晚上给前线将士写慰问信。她的字写得工整，又肯熬夜，一晚上能写几十封。

1940年，组织又给她安排了一条新路：学会计。

会计训练班在重庆中华职业学校，学制一年。课程有簿记、珠算、公文写作。江竹筠学得飞快，珠算从零基础到能打加减乘除，只用了两个月。

毕业以后，她被分配到重庆新市区区委做委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政府税务局的一名小职员。

那时候的税务局，设在城中心一栋灰砖楼里，楼道上一天到晚点着汽灯。江竹筠坐在一楼窗口，负责收营业税。来办事的人递上票据，她低头核对，打算盘，开收据，动作干净利落。

她的同事后来回忆：「江会计话不多，但是账头清楚得很。每天下班前，她经手的账目分毫不差。」

这个「分毫不差」，是给国民党看的。

晚上她要去的地方，那些账目是不能写在纸上的。

03

1943年，江竹筠接到一个改变她一生的任务。

组织安排她给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当「妻子」。

彭咏梧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中央信托局职员，单身，男性，三十出头，住在城西一处机关分配的宿舍里。这样的身份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中是极其危险的。一个单身汉，经常有人到家里来谈事情，半夜里进进出出，时间一长，邻居不起疑才怪。

组织上需要一个「彭太太」。

江竹筠被选中的理由只有一条：她的年龄、口音、气质，和彭咏梧的公开身份相匹配。

接到任务的那天晚上，她在自己的小屋里坐了很久。窗外下着雨，雨水打在瓦片上，声音细密而急促。

她在想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不是怕危险。从十六岁参加学生运动起，她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她在想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突然要搬进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以夫妻名义生活。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她作为一个女性的名誉，从此要打上一个句号。

第二天，她带着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搬进了彭咏梧的宿舍。

彭咏梧是个严肃的人。话少，表情淡，坐姿笔直，像一根钉在椅子上的铁条。他比江竹筠大十岁，在重庆地下党里已经干了七年，是出了名的「冷面」。

两个人刚开始住在一个屋檐下，除了工作上的事，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彭咏梧负责和上面联系，她负责收发密件、安排会议、管账。家里得收拾得有模有样，窗帘要挂上，灶台上要有锅碗瓢盆，门口要摆两双鞋。

邻居眼里，这就是一对普通的小夫妻。男人在信托局上班，女人在家里操持家务，偶尔出去买买菜、串串门。

实际上，这间屋子是重庆地下党最重要的联络点之一。

来往的人里，有工人、有教师、有商人打扮的、有挑着担子卖菜的。他们进屋的时间从不超过半小时，进来以后先对暗号，再交材料，然后离开。江竹筠每次都站在门口，假装在晾衣服或者择菜，眼睛扫着巷子两头。

1945年，组织批准她和彭咏梧正式结为夫妻。

这件事没有引起邻居的注意。他们早就以为这两人是两口子了。

04

江竹筠结婚的第二年，生下了儿子彭云。

产房在重庆城西的一家小医院里。她生了六个钟头，孩子落地的时候，啼哭声大得整层楼都听得见。彭咏梧只来得及在产房外看了儿子一眼，就匆匆走了。那天晚上，他有一场秘密会议要开。

江竹筠躺在产床上，身边是个包在襁褓里的男婴。她侧过脸，借着窗外的路灯看儿子的脸。眉毛很淡，眼睛闭着，小嘴微微张开。她说了一句话，只有旁边的护士听见了：「像他爸，嘴抿得紧。」

出院那天，彭咏梧来接她。一家三口回到宿舍，邻居来敲门道喜，送了一篮子红鸡蛋。江竹筠把鸡蛋一个个分给邻居，脸上的笑堆得满满的。关上门以后，她背靠着门板，仰起头，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那种累，比她任何时候都深。

但组织没有给她多少休息的时间。彭云出生不到两个月，江竹筠就恢复了地下工作。她把孩子放在家里，由房东老太太帮忙照看。有时候半夜有会，她把孩子哄睡了，悄悄出门，赶在天亮前回来。

1947年，组织决定派彭咏梧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江竹筠随行，担任地工委联络员。

下川东是重庆东北方向的山区。万县、云阳、奉节、巫山，四个县的地盘上，山连山，沟套沟。从重庆去那里，要先坐船，再走路，翻几座大山。

临行前，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把刚满周岁的彭云，交给彭咏梧的原配夫人谭正伦抚养。

谭正伦是彭咏梧在老家的发妻。彭咏梧出来参加革命后，两人多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但并没有断绝联系。江竹筠和她见过面，两人互相敬重。谭正伦知道彭咏梧和江竹筠的事后，只说了一句：「娃娃可怜，我来带。」

江竹筠把儿子裹在棉袄里，坐上从重庆到万县的船。船走了两天一夜，她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到了万县码头，她把孩子交给谭正伦的时候，手在发抖。

她对谭正伦说：「姐，孩子拜托你了。」

谭正伦接过孩子，说：「你安心去。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一口。」

江竹筠转身就走，没有回头。走了十几步，她停了一下，肩膀晃了晃，然后继续往前走。

那一年，彭云一岁零两个月。

05

1947年冬天，下川东的山里下了大雪。

江竹筠跟着彭咏梧在奉节、巫溪一带的山沟里跑。住在农民家里，吃土豆和苞谷糊糊，一晚上走七八十里山路是常事。她的脚上磨出了血泡，挑破了继续走。

彭咏梧是下川东地工委的军事负责人。他要做的事情，是把分散在山里的几支小股武装力量整合起来，搞武装暴动。这活儿极难，人枪不足、物资匮乏、敌人眼睛又密。

江竹筠负责联络。几个县之间的信息传递，全靠她两条腿和一张嘴。她扮过赶集的农妇，扮过走亲戚的媳妇，扮过给庙里送香火的小贩。每次出门，她的发髻里缝着一片薄薄的竹膜，上面用米汤写着联系暗号。

1948年1月16日，拂晓。

彭咏梧带着一支队伍在巫溪县鞍子山一带活动时，被国民党正规军包围了。

那天的雾大得邪乎。几步之外就看不见人。交火从早上六点打到七点多，彭咏梧让其他人先撤，自己留下来压阵。他带着两个战士用短枪还击，拖住了敌人的追击速度。

最后一个战士倒在他身边的时候，彭咏梧的子弹打光了。他站起来，把空枪朝敌人扔过去，然后往山崖方向跑。几发子弹从他身后追过来，打中了他的背部和腿部。他栽下山坡，人挂在半山腰的树丛上，血流了一地。

敌人找到他时，已经没了气息。他们砍下他的头，用布包着，带回奉节县城，挂在城门口上示众。

消息传到万县已经是五天后。江竹筠在一个地下交通员的家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那是一个下着雨的晚上。

交通员说完以后，屋子里很久没有人说话。江竹筠坐在靠墙的条凳上，两只手垂在膝盖上，一句话也没问。过了大约一袋烟的工夫，她站起来，对交通员说：「老彭的事我来接。你帮我联系组织，我明天进山。」

没有人看到她哭。

但第二天早上，交通员看到她的枕头是湿的，湿得能拧出水来。

06

江竹筠接过了彭咏梧留下的工作。

这是1948年2月，下川东的形势已经极其紧张。彭咏梧死后，队伍被打散了，联络点一个接一个被破坏。国民党保密局在万县设了一个专门的行动小组，负责人叫雷天元，是徐远举手下的干将。

江竹筠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但她没有选择。

她后来对人说：「老彭死了，他的事总得有人做完。」

那两个月，她几乎每天都在走路。从万县到云阳，从云阳到奉节，把断了的线头一根根接起来。她的脚上长满了冻疮，鞋子里常年是湿的。

1948年6月14日，下午三点左右，江竹筠在万县的一处民房里被捕。

抓她的人是万县稽查处的特务。叛徒涂孝文是她的接头人之一，三天前被抓，当天就供出了她的住址和接头时间。

几个便衣冲进屋里的时候，江竹筠正坐在桌边看一张纸条。她听到响动，把纸条塞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了下去。

特务冲上来掰她的嘴，纸条已经咽进了肚子里。她被抓着头发按在地上，手反剪到背后，用铁铐锁住了手腕。

当天晚上，她在万县稽查处被审了第一次。

问话的人拍着桌子说：「你吞了什么东西？交出来！」

她回答：「一口茶。」

对方不信，让人撬开她的嘴检查，什么也没找到。

那一口咽下去的，是当天所有联络点的暗号和她脑子里本来可以不存的东西。她吞了，就等于把这些秘密重新锁回了肚子里。

而钥匙，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现在，他们也知道了。

所以他们要把这把钥匙，从她骨头缝里撬出来。

07

从万县到重庆，走水路要一天多。

江竹筠被押上船的时候，脚上钉了脚镣，手上戴着铁铐。两个便衣坐在她两边，枪别在腰上，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她。船舱里又闷又热，挤满了人和行李。有人好奇地看这个戴镣铐的女人，她低着头，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一个便衣后来在供词里说，那天船过忠县的时候，江竹筠一直望着江面。

窗外是长江。江水浑浊，打着漩涡。沿江的山坡上，桃花已经谢尽了，只剩下一片深绿。

她心里清楚，去重庆意味着什么。渣滓洞那个地方，她知道。彭咏梧以前提过，说那里是军统的魔窟，进去了不死也要掉三层皮。

船到朝天门码头的时候，岸上已经停了一辆黑色的囚车。

两个便衣押着她下船。码头上的人很多，挑货的、拉车的、赶船的。江竹筠穿着被捕时的一件灰蓝色布衫，双手被铐在前面，脚镣拖着地，走路的时候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有人认出她来了。

人群中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女人突然喊了一声：「江姐！」

江竹筠转过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她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然后就被按着头塞进了囚车。

车门关上的那一刻，码头上的人还在往这边看。

囚车从朝天门开往歌乐山。路上一共过了三道检查站。每到一个检查站，司机出示证件，栏杆抬起，车继续开。

那一路，江竹筠始终没有再说一句话。

08

渣滓洞的女牢在东南角。

这是一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平房，土墙，地面坑洼不平，墙角常年渗水。里面关着二十几个女政治犯，有教师、有学生、有工人，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才十八。

江竹筠被推进去的时候，牢里的女人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

她站在门口，双手还铐着，脸上一块青一块肿。一个四十来岁的女难友先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叫了一声「江姐」。

江竹筠被捕的消息，已经在渣滓洞里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下川东的联络员被抓了，而且，这个人是彭咏梧的妻子。

女牢的人帮她找了一个靠墙的位置，铺上稻草，把自己的破棉絮分出一半来给她垫着。江竹筠靠墙坐下来，闭了一会儿眼睛。

当天晚上，她没有睡着。

隔壁就是审讯室，隔着几道墙，能听见其他牢房传来的鞭打声和惨叫声。那些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从男牢传到女牢，从东边传到西边。

第二天一早，看守来了。铁门拉开，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名单，喊了三个字：「江竹筠。」

她站起来。

旁边的曾紫霞拉住她的手。江竹筠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又抬头看了一眼曾紫霞，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什么也不会讲。」

然后她跟着看守走了。

审讯室在渣滓洞的后院，是一间用煤窑的旧办公室改成的房间。中间放着一把铁椅子，墙边竖着十几根粗细不一的木棍。桌上摆着几副竹筷子，一把铁钳，几根竹签。

徐远举坐在桌子后面。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江竹筠。他在后来的供状里写了一段话：「其人身材矮小，面容清瘦，双手尤其细小，然目光异常坚定。」

审讯开始。

第一个问题：「彭咏梧死后，下川东的共党组织由谁负责？」

江竹筠没回答。

第二个问题：「你的直接上级是谁？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还是没回答。

徐远举的手下把她按在铁椅子上，用绳子绑住手腕。

然后拿起了那副竹筷子。

筷子夹进了她的手指之间。

竹筷子在手指之间用力一合。十指连心。

她咬住了自己的嘴唇。血从嘴角流下来，滴在胸前的衣襟上。

徐远举又拍了一下桌子：「你说不说？」

她抬起头，看着他。嘴唇被咬穿了，血从下巴上淌下来，一滴滴落在地上。她张了张嘴，说了一句话。

声音很低，但房间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我说了，你们也不信。」

徐远举挥手：「继续。」

竹筷子换成了铁筷子。这次夹的是同一双手。

铁筷子咬进肉里，骨头发出细小的碎裂声。江竹筠的身体绷成了一张弓，头往后仰，喉咙里发出一声压得极低的闷哼。她的指甲全部翻了起来，甲肉分离的地方，血汩汩地往外冒。

审讯持续了将近五个小时。

她被带回女牢的时候，是用人拖着的。两只手已经变成了紫黑色，指甲盖翻了一半，剩下一半连着一点皮肉，悬在指尖上。

曾紫霞和另一个女难友用撕下来的衣襟蘸着水给她擦手。擦到伤处的时候，她的手会猛地一抽。

她醒过来以后，说了一句话。

「我没说。」

那天晚上，女牢里没有人睡着。

09

「我没说」这三个字，后来成了渣滓洞女牢里所有人心里的底。

一个人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疼痛而不开口？在江竹筠之前，女牢里也有人受过刑，受得最多的不过是鞭子和老虎凳。但拶指这种刑，在渣滓洞里并不常用。因为用刑的人知道，这种刑用在一个女人身上，毁掉的不只是手指。

是那双能写字、能抱孩子、能过日子的手。毁掉以后，即便活着出去，也是个残废。

审讯持续了三天。

第二天用的是竹签。竹签削得尖尖的，从指甲与甲床之间扎进去。十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扎。每扎一根，她昏过去一次。用冷水泼醒，再扎下一根。

行刑手在供词里写了那天的情景。他说：「她一直不叫，就是咬着牙，嘴唇咬烂了也不松开。昏过去的时候，人就软下去了，像一摊泥。水一泼，眼皮抖两下，又睁开了。」

到了第三天，她的手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血肉模糊的一团，骨头碎裂的地方肿得发亮，像充了气的胶皮。

徐远举见用刑没有效果，换了一种方式。

他让人把江竹筠扶到椅子上坐着，然后对她说：「你的骨头确实硬。但你想过没有，你还有个儿子。他今年多大？两岁？三岁？」

江竹筠一直低着的头慢慢抬起来。

「你儿子的下落，我们也查得到。你要是合作，我不但不会动他，还能安排你们母子见面。你要是不合作……」

她没等他说完。

「你敢碰我儿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这是她在审讯中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声音沙哑，一字一顿。

徐远举后来在供词里写：「此女意志之坚，实属罕见。拷问三日，始终未吐露一字真言。」

但他们没有死心。在之后的五个月里，江竹筠被提审了十几次。每一次的刑都不一样。除了拶指、竹签，还有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

她的身体迅速垮了下去。本来就不高的个子，瘦到只剩六十多斤。伤口反复感染，手指上的骨头碎片从肉里穿出来，白森森地露着。

但在审讯记录上，她的回答始终只有三个字。

「不知道。」

10

女牢里的日子，是数着天过的。

每天凌晨四点半，看守的哨声准时响起。牢门打开，犯人们排队出去倒马桶。女牢的人轮流照顾江竹筠。她的手不能动，吃饭要人喂，上厕所要人搀，连衣服都穿不上。

曾紫霞把她的破衣服改了一下，腋下和侧腰加了带子，方便别人帮她穿脱。江竹筠每次穿衣服都咬着牙，因为手指碰到了布片就会疼得发抖。但她从来不说疼。

她唯一一次在牢里表现出脆弱，是七月底的一天。

那天重庆下了大雨，雨从牢房顶上的瓦片缝隙里漏进来，打湿了她的稻草铺。她的手指因为发炎，肿得比平时粗了一倍。那天晚上，她发烧了，烧到快四十度。没有药，没有医生，难友们只能把湿毛巾敷在她额头上。

夜里，她忽然说起胡话。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

「云儿……妈……云儿别哭……」

曾紫霞趴在她耳边，听见她在昏迷中喊儿子的名字。

第二天，烧退了一些。她醒来以后，看见几个女难友围在自己身边，都红着眼眶。

她说：「哭什么，我这不是还活着。」

然后她做了一个决定。

她要给儿子写一封信。

信纸是难友从看守那里偷偷弄来的草纸。笔是一截竹签，蘸着从墙上刮下来的锅灰兑水当墨。

她的手已经拿不住任何东西。她就用两只手掌的根部把竹签夹住，一点一点地写。

每写一个字，她的眉头就皱一下。字写得很大，很慢，歪歪扭扭地趴在草纸上。

那封信断断续续写了一个星期。

写到最后几句时，信纸上有几处晕开的痕迹。曾紫霞后来说：「那是她的泪。她不让泪落到纸上，用手背去擦，擦不掉的就晕开成一团。」

信写完了。

她让人把信带出监狱。出去的渠道很复杂，要在探视的时候夹带出去，再托一个出狱的难友转交。整个过程用了将近一个月。

那封信最后到了谭正伦手里。

谭正伦看完了信，把信锁进了一个木匣子里。她对彭云说：「这是你妈妈写的字。等你长大了，再给你看。」

11

彭云那时候三岁。

谭正伦带着他住在离万县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靠着长江，屋后有一片竹林。谭正伦靠做针线活和帮人洗衣裳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紧。

彭云对母亲没有印象。

他偶尔会问：「我妈呢？」

谭正伦每次都回答：「你妈在外面做事，过些日子回来。」

三岁的孩子听不懂这些。他只知道自己比别人家孩子多了个「大娘」，却没有见到过亲娘。

有一天晚上，彭云发高烧，嘴里一直喊「妈妈」。谭正伦背着他走了十几里山路去镇上找大夫。打完针回来的路上，彭云趴在她背上，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大娘，你是我妈吗？」

谭正伦的眼泪砸在石板路上。

她说：「是，我是你妈。」

这句话，她替江竹筠说了。

谭正伦一直保存着江竹筠被捕前寄来的最后一封信。那是1948年6月9日写的，也就是江竹筠被捕前五天。

信上写的是：

「姐，云儿好吗？我这些天总是梦见他。梦见他穿了一件蓝布衫，在门口跑。你要是方便，给我说说他的事。我很好，不用挂念。」

谭正伦没有回信。

因为五天以后，江竹筠就被捕了。

这封信和那封托孤信，被谭正伦在木匣子里一起锁了二十多年。

1975年，谭正伦临终前把木匣子交给了彭云。

她只说了一句：「你妈妈的东西，给你。我对得起她。」

12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

先是从看守嘴里漏出来的。一个看守在闲聊时对另一个看守说：「北边都建国了，我们这里还在守着一个破窑洞。」

这句话被牢里的人听见了。

那天晚上，渣滓洞的犯人们都疯了。他们压低声音唱歌，把草纸撕成条做小旗子，在牢房里转圈。女牢这边，江竹筠靠在墙上，听着外面的喧闹声，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个笑容。

她小声说：「我们等到了。」

但外面的形势在变，而且变得很快。

国民党在重庆已经待不住了。从十月底开始，保密局的人就开始成批地销毁档案。院子里烧纸的烟味一天比一天浓。看守们的脸色越来越阴，对犯人的打骂也越来越狠。

大家都知道，敌人要动手了。

11月13日晚上，看守来查房的时候，江竹筠把一个用布条编的小手环塞给了同牢房一个年纪最小的女难友。

那手环编得粗糙，布条的颜色都不一样，是从各人的破衣服上撕下来的。

她说：「给你留个念想。」

那年那个女难友才十八岁，叫李青林。

十三天后，李青林死在「11·27」大屠杀里。

那个布手环，后来在焚毁的女牢废墟中被找到，已经烧掉了一半。

13

1949年11月13日深夜，小雨。

看守打开女牢的门，拿着一本花名册，点了三个人的名字。江竹筠是第一个。

牢房里的人都坐了起来。

江竹筠从墙边站起来。她的腿已经有些浮肿，脚镣磨破的脚踝结了痂。她弯腰把那条垫在身下的破毯子叠好，方方正正地放在墙角。

然后她对曾紫霞说了一句：「帮我把头发拢一下。」

曾紫霞拿起那把缺了齿的木梳，把江竹筠散下来的头发轻轻梳理了一下，在脑后编成一根辫子。江竹筠的头发又干又枯，里面有白头发。

曾紫霞后来说，她梳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倒是江竹筠，背挺得笔直，像没事人一样。

梳完了，江竹筠转身面对牢房里的人。

她说：「同志们，我先走了。你们不要怕。」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然后她走出女牢的门，没有回头。

牢门外，雨丝很细，灯光昏暗。

几个持枪的特务等在门口。

她被带到了渣滓洞后院的一间屋子里。

房间不大，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一张旧木桌上摆着几张表格，还有一支笔。

一个女检查员站在门边。

看守把表格推到她面前：「签字。」

江竹筠用她那双手，握不了笔了。

她看了看表格，又看了看看守，摇了摇头。

看守不耐烦了，催促她：「快点！签个字就完了。」

她把右手抬起来，慢慢张开。

那双手上，每一根手指都是畸形的。

看守不说话了。

表格上的签字栏，始终空着。

然后就是那道命令。

「把外衣脱了。」

「鞋袜也脱了。」

理由是「防止死囚在衣物中夹带东西」。

江竹筠站在屋子中间。油灯的光从侧面打过来，把她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

她脱下了那件灰蓝色的外衣，递给旁边的女检查员。然后弯腰，解开鞋带，把那双磨得后跟发平的布鞋脱下来，整整齐齐地摆在脚边。

她把袜子也脱了，卷成一个小团，放在鞋里面。

然后她直起身，赤着脚，站在冰冷的地面上。

十一月的重庆，夜里的地气冷得刺骨。

14

1949年11月14日凌晨，大约四点左右。

江竹筠被押上了一辆美制十轮卡车。

卡车停在渣滓洞的大门外，车斗上盖着帆布。她踩着车斗后沿翻上去的时候，赤脚踩在金属板上，发出一声轻响。

车斗里已经坐了二十几个人。大多是男性，也有几个女的。他们当中有的是同样从渣滓洞提出来的，有的是从白公馆转过来的。一共三十个人。

江竹筠在靠里侧的位置坐了下来。地上是冰凉的铁板，她缩起脚，用手臂抱住膝盖。

卡车发动了。

从渣滓洞到电台岚垭，大约十公里。路很窄，弯道多，两边都是山。雨还在下，司机开得不算快，但车身还是摇晃得厉害。

车上没有人说话。

江竹筠一直看着车尾。帆布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点点天光，她不知道那是灯光还是快要天亮了的迹象。

车到达电台岚垭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垭口上有一片松林，地势略高于四周。车停下以后，看守命令所有人下车。

三十个人站成一排，面朝山坡。

江竹筠站在靠边的位置。脚下是泥地，湿漉漉的，石子硌着脚心。她动也不动，腰挺得直直的。

有人开始喊口号。声音被风雨声盖住了一半，传不远。

然后枪声响了。

松林里的鸟群惊飞而起，扑棱棱地掠过天边。

事后，被安排来掩埋尸体的附近村民说，那个坑是预先挖好的，不深。三十具遗体被抬进去，横七竖八地堆着，上面撒了一层石灰。石灰遇水，冒出刺鼻的味道。

没有照片，没有记录，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她最后一刻样子的官方描述。

15

江竹筠死后，她脱在渣滓洞后院那双布鞋，被一个杂役拿走了。

杂役姓陈，在渣滓洞做打扫和杂活，不属于编制内的人。他看那双鞋还有七八成新，就拿回去刷洗了，准备给家里人穿。

几天后，重庆解放了。

他听说了江竹筠的事。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从床底下翻出那双刷得干干净净的布鞋。鞋底已经刷得发白了，鞋面上什么痕迹也看不出来了。他坐在床沿上，把鞋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很久。

第二天，他找了一块蓝布，把鞋包好，送到了重庆军管会。

他在门口对接待的人说：「这是江竹筠的鞋。她死以前脱下来的。我拿回来了，现在还给你们。」

那双鞋如今陈列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鞋底的纹路里，还嵌着极微量的深褐色泥土，和电台岚垭的土质吻合。

至于那封托孤信的原件，也在同一间展室里。信纸已经发黄发脆，字迹肉眼几乎看不清了。展柜里配了一台红外翻拍屏幕，放大显示着信上的字。

最后一句是：

「妈妈是笑着走的。」

六个字。

16

1950年春天，重庆已经解放四个月了。

歌乐山上的桃花开了，一树一树的，满坡都是粉白。

电台岚垭附近的山坡上，有农妇去采野花，看到了地上散落的弹壳。黄铜壳子嵌在泥里，被雨水冲出半截。

弹壳旁边，有几根发黑的骨头，小得像是手指骨的碎片。

农妇吓坏了，跑回村里报告。后来有人来收了骨殖，送去了歌乐山烈士陵园集中安葬。

关于江竹筠遗体的下落，档案中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那个大坑里埋葬的三十具遗骸，在石灰和雨水的侵蚀下，已经无法逐一辨认。陵园最终为所有在电台岚垭就义的人立了一座集体纪念碑。

碑的背面刻着三十个人的名字。

江竹筠排在第二个。

她的名字上方，刻着三个字：「女烈士」。

同一年，徐远举在成都被抓获。押回重庆后，经过公开审判，他被判处死刑。

宣判那天，法庭外面站满了人。有人在人群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江竹筠的名字。

徐远举站在被告席上，低着头，再也没有了当年审讯室里拍桌子瞪眼的气势。

1950年2月，徐远举在重庆被枪决。

行刑地点，是电台岚垭。

枪响的地方，和他曾经下令杀人的地方，是同一片山林。

17

江竹筠的母亲江李氏，没能等到女儿回家。

她是在重庆解放后才知道女儿牺牲的消息的。

邻居们说，老太太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门口的台阶上剥豆子。她没哭，只是把剥了一半的豆子放在围裙上，坐了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一个人走进屋里，把门关上了。

第二天，她去找政府，说要认领女儿的遗物。工作人员把一双布鞋、几件破衣服、还有那把断齿的木梳子摆在桌上，问她认不认得。

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那双鞋。

鞋底上的一个补丁，是她亲手缝的。那年江竹筠还在税务局上班，鞋子磨破了底，老太太用旧车胎皮给补了一块，针脚又密又齐。

江李氏的手伸出去，在半空中停了一下，然后轻轻落在鞋面上。

她说：「这是竹筠的鞋。」

她带走了那把木梳。

断齿的木梳子，被江李氏放进自己的棺材里。1963年，江李氏去世，那把木梳陪着她入了土。

18

彭云长大以后，没有从政，也没有参军。

他考上了大学，后来做了教授，过着平静的生活。

关于母亲的事情，他从不主动谈起。但每年的11月14日这一天，他都会去重庆。

去歌乐山烈士陵园。

他在母亲的碑前站一会儿，有时候只站几分钟，有时候站半个钟头。

他不放花，也不烧纸。

只是在走之前，把碑上的灰尘拂一拂。

有一年，记者在陵园门口堵住了他，问他对母亲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彭云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我知道，她是一个把鞋脱了，也能走完最后一段路的人。」

说完，他就走了。

那以后，再也没有记者在这个日子来打扰过他。

歌乐山上的松树，一年比一年高。

山下的嘉陵江，水还是浑的，流得很急。

每年春天，电台岚垭的野花还是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来陵园扫墓的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老师在碑前讲江姐的故事，讲到那双鞋的时候，孩子们都低着头，不说话。

偶尔有孩子问：「她光着脚，不冷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也许只有1949年11月14日凌晨的重庆，知道答案。

那天的雨，下到了天亮才停。

参考文献：【《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档案（布鞋编号G）》《徐远举被俘后审讯笔录（1950年）》《渣滓洞看守所原警卫周某某供述笔录（1950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江竹筠传〉》《重庆新华日报1949年12月11日第一版》《曾紫霞〈狱中回忆录〉》《谭正伦保存江竹筠书信原件（红岩博物馆馆藏）》《傅伯雍〈狱中回忆录〉（未刊稿）》《公安部西北局档案·镇反运动案卷（1951年）》《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