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帮邻居插秧，她女儿红脸问我：晚上得空吗，我家灯坏了

83年，我帮邻居插秧，她女儿红脸问我：晚上得空吗，我家灯坏了

一九八三年，村里刚通电不久，家家户户都把电灯当成稀罕物。

那时候的灯泡不亮，屋里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煤油灯倒是家家都有，可灯芯烧久了，屋顶和墙面会熏出一层黑，眼睛也容易酸。

我二十二岁，没结婚，在生产队里干活。那年春天雨水多，秧田里的水没过脚背，大家忙着把秧苗插进泥里，谁也顾不上说闲话。

我家东边住着赵婶一家。

赵叔常年在外面做木活，家里的地全靠赵婶一个人撑着。她有个女儿，叫秀兰，比我小一岁。秀兰平时话不多，见了人总是低着头，只有干活的时候比谁都麻利。

那天一早，赵婶站在我家门口喊我。

“建国，你今天去不去南头秧田？”

我正在院里磨镰刀，抬头看她：“去啊，怎么了？”

“我家那两亩秧还没插完，今天要是再拖，秧苗就老了。你要是有空，帮婶子搭把手，晚上我让秀兰给你送几个玉米饼。”

我笑了笑：“玉米饼不用送，我先去帮忙。”

赵婶赶紧摆手：“那怎么行？你也不是闲人。”

“都是邻居，哪能看着你一个人忙。”

我说完，把镰刀放回屋里，换了双旧草鞋，就跟着她往秧田走。

到了田边，秀兰已经在那里了。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腿卷到膝盖上，脚和小腿全是泥。她见我过来，手里的秧苗停了一下，随后又低下头，把一把秧苗分成一小撮一小撮。

赵婶笑着说：“快叫人。”

秀兰抬眼看我，声音很轻。

“建国哥。”

“别叫哥，我就比你大一岁。”

她抿了抿嘴：“那叫你什么？”

“叫名字就行。”

“建国。”

她叫得很轻，像是怕别人听见。

我弯腰下田，站到她旁边：“你插这一行，我插下一行，咱们赶紧把这块地做完。”

赵婶在另一头笑：“你们俩倒是配合得很。”

秀兰脸一红，赶紧低头往泥里插秧苗。

我没有接话，只管把手里的秧苗一根根插下去。

那片秧田不大，可泥水里全是杂草根，脚一踩下去就往里陷。没过多久，我的草鞋被泥水冲掉了一只，光着脚踩在田里，脚趾缝里全是凉泥。

秀兰看见了，赶紧把自己的草鞋脱下来，推到我面前。

“你穿我的。”

“那你怎么办？”

“我光脚也能走。”

“我也能。”

“你脚底有伤。”

她说着，指了指我脚后跟。

我低头一看，果然被草鞋磨破了一块皮，正往外渗血。

“没事，干活要紧。”

“别逞强。”

她把草鞋又往我这边推了推，自己踩进泥里。

那双草鞋很小，我穿进去以后，脚后跟露在外面，走一步就往下掉。秀兰看了好几次，忍不住笑。

“你穿着像偷来的。”

“本来就是你的。”

“那你还穿得这么理直气壮。”

“你借给我的。”

“我什么时候说借了？”

她说完，像是意识到这话有些不对，脸又红了，立刻转过身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莫名地动了一下。

可那时候的我们，谁也不敢把这种感觉说出来。

乡下人议论事情，不需要证据。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多说两句话，第二天就能传成已经定亲。更何况赵叔不在家，赵婶独自养女儿，家里日子过得紧，秀兰比同龄姑娘更早学会了避嫌。

中午时，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田里的水一下子热了。

赵婶坐在田埂上歇气，掏出一块玉米饼递给我。

“建国，吃一口。”

我摇头：“你们吃吧，我不饿。”

秀兰把玉米饼接过去，掰了一半递给我。

“拿着。”

“真不饿。”

“你早上就吃了两个窝头。”

我愣了愣：“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了。”

“你一直看着我？”

她手一顿，耳根都红了。

“我就是……正好看见。”

赵婶在旁边笑着咳了一声：“秀兰，你给人吃就给人吃，脸红什么？”

“娘！”

秀兰急了，起身就要回田里。

我赶紧接过那半块玉米饼：“我吃，我吃还不行吗？”

赵婶笑得更厉害。

秀兰背过身去，肩膀轻轻动着，不知道是气的，还是也在笑。

下午一直干到天擦黑，我们才把两亩秧田插完。

秀兰的手指被秧苗根划破了几道口子，手背上全是泥。我蹲在田边，用清水帮她冲手。

她一开始不肯。

“我自己来。”

“你自己冲不干净。”

“泥洗不干净也没关系，回家再洗。”

“水凉，先冲了再说。”

我捧着水浇在她手上，尽量不碰她的伤口。她安静地看着我，脸上的泥被汗水冲出两道痕迹，眼睛却亮得很。

赵婶挑着空箩筐走在前面，回头喊了一声。

“你们俩快点，天要黑了。”

秀兰像被惊醒，猛地把手缩回去。

“我走了。”

她提起装秧苗的竹篮，快步跟上赵婶。

我看着她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她今晚好像有话要对我说。

可到了赵家门口，她却一句话也没说。

赵婶把玉米饼装进布袋，硬塞给我。

“拿回去吃，今天辛苦你了。”

“婶子，留给你们吧。”

“家里还有。你拿着。”

秀兰站在门槛边，手里端着一盆水。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很快又移开。

我拎着布袋回了家。

吃完饭，天彻底黑了。

我正在院里收拾农具，忽然听见有人在门外轻轻喊我。

“建国。”

是秀兰。

她站在篱笆外，换了一件干净的浅灰色褂子，头发也重新梳过。她手里攥着衣角，脸比白天更红。

我走过去：“怎么了？”

她没有马上回答，只看着我脚下。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才发现自己脚后跟的伤口还没有包，血已经凝在皮肤上。

“你的脚……”

“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她抬起头，嘴唇动了动，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建国，晚上得空吗？”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晚上？”

“嗯。”

她说完，脸红得更厉害，手指把衣角拧成了一团。

“我家灯坏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我家灯坏了。”她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不知道是灯泡坏了，还是线头松了。娘说你会弄，让我来问问你。”

她说到最后，眼神又躲开了。

那一刻，我心里有点失望，又觉得自己可笑。

我本来以为，她是因为白天在田里递给我玉米饼，或者因为我帮她冲手，才特意来找我。可她只是来请我修灯。

我挠了挠头：“现在去吗？”

“你要是没空，就算了。”

她说着转身就要走。

我赶紧叫住她：“我有空。”

她停住脚步，却没有回头。

“那你去不去？”

“去。灯泡坏了换灯泡，线头松了接线头，这有什么难的。”

“真的？”

“真的。”

她这才转过身，嘴角轻轻抿了一下。

“那你跟我来。”

我回屋拿了钳子、螺丝刀和一截铜线。那时候村里懂电的人不多，电工只有队里一个老周头。可我年轻时喜欢拆东西，收音机、手电筒、闹钟都拆过，家里的电灯也换过几次。

路上很黑。

村里的电线杆隔得远，只有几家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秀兰走在我前面，步子放得很慢，走两步就回头看一眼。

“你走那么慢干什么？”我问。

“我怕你看不清路。”

“你也看不清。”

“我熟。”

我笑了：“你从小在这里长大，当然熟。”

她没有笑，过了一会儿，突然问：“你刚才是不是不高兴？”

“我为什么不高兴？”

“我说灯坏了以后。”

我没想到她会问得这么直接，顿时不知道该怎么答。

“没有。”

“你有。”

“真没有。”

“那你怎么一开始愣了？”

夜色里，她的声音很轻，却一直追着我。

我沉默片刻：“我就是没想到灯会坏。”

她侧过脸看我：“灯坏了很奇怪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我停下脚，转头看她。

她也停了下来。

路边的水渠里有青蛙叫，远处有人家关门，木门碰在门框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说：“我以为你有别的事。”

她的脸在月光下更红了。

“什么别的事？”

我一时冲动，差点说出“我以为你是想见我”。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没什么。”

她低下头，往前走了两步，忽然说：“你这个人，说话说一半。”

“那你呢？刚才叫我过来，也只说灯坏了。”

“本来就是灯坏了。”

“那你脸红什么？”

这句话一出口，我自己先后悔了。

秀兰猛地停下来。

她转身瞪我，眼睛里有羞恼，也有一点说不清楚的委屈。

“我脸红不行吗？”

“行。”

“我干了一天活，热的。”

“晚上也热？”

“就是热。”

她说完，扭过身去，走得比刚才快了。

我赶紧跟上。

到了赵家，赵婶正在灶房里收拾碗筷。看见我们一起进门，她像是早就料到一样，笑着说：“来了？灯在堂屋，你看看。”

我抬头一看，灯泡果然不亮。

我让赵婶先把屋里的煤油灯点上，又叫秀兰把院门关好。

“娘，你在这儿看着。”

赵婶答应着，却没有走。

我搬来一条长凳，站上去，先把电闸拉下来。那时候大家对电还很害怕，谁也不敢大意。

秀兰站在凳子旁边，手里举着煤油灯，灯火被风吹得一晃一晃。

“你站稳。”她说。

“我站得很稳。”

“你别往后仰。”

“我看得见。”

“你小心点。”

她连续说了三句，像是生怕我从凳子上摔下来。

我拆下灯泡，用手电筒照了照。

“灯泡烧了。”

赵婶在下面问：“那换一个就行？”

“应该是。”

秀兰把煤油灯往前举了举：“家里还有新的，在柜子里。”

“我去拿。”

“我去。”

她转身跑进里屋，不一会儿拿着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灯泡出来。

我接过灯泡，换好以后，重新推上电闸。

灯亮了。

屋里一下子被白光照得通明。

赵婶高兴地拍了下手：“亮了，真亮了！”

秀兰站在灯下，抬头看着那只灯泡。她的脸被灯光照得白净，刚才的红色却还没有褪去。

我从凳子上下来，把工具收好。

“以后灯不亮，先把电闸拉下来，再找人看，别自己乱碰。”

赵婶笑道：“知道了。你这孩子，话跟你爹一样多。”

我正要告辞，秀兰忽然叫住我。

“建国。”

“嗯？”

她站在亮堂堂的堂屋中央，手指绞在一起。

“你刚才在路上说，以为我有别的事。”

“我随口说的。”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赵婶正在灶房里洗碗，水声很大，像是没有听见。

我看着秀兰，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

她见我不说话，眼里的光慢慢暗了下去。

“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我没有不愿意。”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咽了口唾沫。

“我就是……希望你不只是因为灯坏了才来找我。”

话说出来以后，屋里突然安静了。

煤油灯的火苗在墙角轻轻晃动。电灯亮着，灯罩上积着一圈灰，照得每个人的影子都清清楚楚。

秀兰的嘴唇微微张开。

她看着我，像是没听明白。

“你说什么？”

我不敢再躲，重复了一遍。

“我说，我希望你不是只因为灯坏了，才来找我。”

她的手从衣角上松开，又重新攥紧。

“那你希望我因为什么找你？”

我低下头，看见她脚边放着一双沾泥的草鞋。

那是白天她借给我的那双。

我说：“因为你想见我。”

秀兰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举到胸前的手停在那里，手指僵着。刚才还轻轻晃动的煤油灯也不动了，灯火映在她眼睛里，她却半天没有眨眼。

赵婶在灶房里喊：“秀兰，水舀子在哪儿？”

她没有应。

我以为她生气了，连忙说：“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我就是……”

“你让我想想。”

她突然打断我。

声音很低，带着明显的颤。

“我没听错吧？”

“没有。”

“你是说，你希望我因为想见你，才来叫你修灯？”

“嗯。”

她往后退了一步，后腰碰到了桌角，桌上的碗发出轻响。她像是被烫到一样站直，脸从耳根一直红到脖子。

“你怎么能这样说？”

我心里一沉：“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她抬眼看我，眼圈竟然有些发红。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跟我说话。”

“以前我不敢。”

“现在怎么敢了？”

我笑了一下，可笑得很勉强。

“今天帮你插了一天秧，累糊涂了。”

她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专门找你修灯，是因为我对你有意思？”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还说？”

“因为我也对你有意思。”

这句话说完，我觉得屋里的灯突然比刚才更亮了。

秀兰彻底没了声音。

她站在那里，肩膀微微发抖。不是害怕，也不像生气，更像是一个藏了很久的念头忽然被人说破，连躲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本以为她会转身离开，或者骂我不正经。

可她只是盯着脚边那双草鞋，眼泪一滴一滴掉在泥痕上。

我慌了：“你别哭，我不是想逼你。”

“我没哭。”

“你眼泪都掉下来了。”

“是烟熏的。”

“堂屋没有烟。”

“那是灯太亮。”

她用袖口擦了擦脸，声音还是发抖。

我站在她面前，第一次觉得这间屋子太小，连两个人的沉默都放不下。

赵婶从灶房走出来，看了看秀兰，又看了看我。

她没有问发生了什么，只把手上的水在围裙上擦了擦。

“建国，天晚了，你先回吧。”

我点点头。

走到门口时，秀兰突然说：“灯是我弄坏的。”

我回头：“什么？”

“灯泡不是今天烧的。”

她咬着嘴唇，终于抬起头。

“前天晚上就不亮了。”

我看着她。

“那你为什么今天才叫我？”

她的眼神躲了一下。

“我不敢。”

赵婶轻轻叹了口气：“这丫头，前天就跟我说过。我让她找你，她一直拖到今天。”

“娘！”

“我说错了吗？”

秀兰脸更红了。

我站在门边，忽然明白过来。

她不是刚刚才有这个念头。她可能从前天晚上就想来找我，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

而“灯坏了”是一个足够正当的理由。

既不会让人笑话，也不会让她显得太主动。

我心里的那点失望，忽然变成了酸涩。

我说：“那你早点叫我不就好了？”

秀兰小声说：“我怕你不来。”

“我不是来了吗？”

“你要是知道灯早就坏了，会不会觉得我故意找借口？”

“不会。”

“你会。”

“我不会。”

她看着我，像是在判断我说的是真是假。

我又补了一句：“就算是借口，也没关系。”

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这一次，她没有再说是烟熏的。

那天晚上，我没有在赵家多待。

我回到家，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窗外偶尔传来狗叫，电灯的开关被风吹得轻轻晃动。我盯着屋顶发呆，一会儿想起她红着脸问我“晚上得空吗”，一会儿又想起她听见我那句话后愣住的样子。

我知道自己说得太直了。

可如果我再绕下去，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做她家的邻居，帮她挑水，帮她修门，帮她家插秧，却永远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想过我。

第二天一早，我刚出门，就看见秀兰站在篱笆外。

她手里拿着那双草鞋。

“你的。”

我接过来：“昨天不是说借给我了吗？”

“我没说。”

“那现在还给你。”

她没有接，反而问：“你昨晚睡了吗？”

“没睡好。”

“为什么？”

“灯太亮。”

她愣了一下，随即低头笑了。

笑完，她又收住表情，认真问：“你昨晚说的话，还算数吗？”

我看着她：“算数。”

“哪一句？”

“我对你有意思。”

她的脸又红了，但这次没有躲开。

“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问你愿不愿意。”

“我要是不愿意呢？”

“那我以后还帮你修灯，但不再说那些话。”

她抬起头：“你能做到？”

“能。”

“你不会因为我拒绝你，就觉得没面子？”

“会有一点。”

她的眉毛轻轻一挑。

“你看。”

“可是面子没有你重要。”

她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我也没有催她。

过了好一会儿，她把草鞋放到我手里。

“那你再穿一天。”

“什么？”

“草鞋。”

“你的脚怎么办？”

“我还有一双。”

“你昨天不是说只有这一双？”

“我娘刚给我找出来的。”

她说得一本正经，我却忍不住笑了。

她也笑了。

那天我们没有把关系说死，也没有马上定亲。

在那个年代，男女之间说一句喜欢，已经算是很大的事。可喜欢并不等于立刻要成亲。我们都知道，婚姻不是在电灯底下说几句话就能决定的。

更何况，秀兰有她的顾虑。

她父亲常年不在家，赵婶身体也不算好。她要是嫁出去，家里就只剩赵婶一个人。她怕我家里不同意，也怕我只是一时新鲜，更怕别人说她一个姑娘主动找男人。

这些话，她没有一次全部说出来。

她只是每天干活时离我近一点，又在别人看过来时立刻走开。

我也没有逼她。

我们还是一起下田，一起挑水，一起去队里领种子。只是从那天起，她不再把我叫“建国哥”，而是直接叫我的名字。

我也不再故意逗她。

可我们之间多了一种别人看不见的默契。

比如她在灶房里烧饭时，会把锅边最完整的玉米饼留给我。比如我从镇上回来，会顺手给她带一根红头绳。比如电灯偶尔闪一下，她不再自己踩凳子，而是站在院门口喊我。

“建国，晚上得空吗？”

每次听见这句话，我都会故意问：“又是灯坏了？”

她便红着脸骂我：“你烦不烦？”

可她骂完，还是会站在原地等我。

村里人很快察觉到了变化。

有人开玩笑说赵家姑娘总往我家跑，也有人说我干活时总往赵家那块田看。赵婶听见了，只当没听见。她不喜欢别人嚼舌根，却没有阻拦女儿。

真正让我们为难的，是我母亲。

我娘知道我和秀兰走得近以后，找我谈了一次。

“赵家那姑娘是不错，可她家里情况你也知道。”

“我知道。”

“她娘身体不好，她爹又常年不在。你要是真跟她成了，以后家里少不了麻烦。”

“什么麻烦？”

“她娘养老，她家的地，还有她弟弟……”

“赵婶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才更麻烦。”

我沉默了。

母亲看着我：“娘不是嫌弃她。过日子要看长远，不能光看人好不好。”

“那您觉得什么才叫长远？”

“夫妻两个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少牵扯别人。”

我知道她说得有道理。

可我也知道，秀兰不是一件可以挑选的物品。她有母亲，有牵挂，有她放不下的生活。要是我只想娶一个没有负担的女人，那我就不该去招惹她。

我把母亲的话告诉了秀兰。

那天我们在村后的堤坝上坐着，脚边放着两把锄头。夕阳落在水面上，风把芦苇吹得一片一片倒下。

秀兰听完，没有哭，也没有生气。

她只是问：“你娘是不是不愿意？”

“她担心以后日子不好过。”

“你呢？”

“我也担心。”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你还来告诉我干什么？”

“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你可以不告诉我，等你想清楚了再说。”

“我不想让你最后才知道。”

她沉默了很久，忽然笑了一下。

“你这个人，有时候挺实在，有时候又挺笨。”

“怎么笨了？”

“你要是想娶我，就该跟你娘说清楚。你要是怕麻烦，就别再来问我。”

我看着她：“那你呢？”

“我什么？”

“你想不想嫁给我？”

她的手指扣在一起，脸又红了。

“你每次都问得这么直接吗？”

“我怕你也只拿灯坏了当借口。”

她低下头，轻声说：“我不是因为灯坏了才找你的。”

这句话说完，她站起来，提着锄头往回走。

我愣了一下，赶紧追上去。

“那是因为什么？”

她没有回头。

“你自己想。”

“我想不出来。”

“那就慢慢想。”

“你说清楚。”

她停了下来，回头看我。

“因为我想跟你说话。因为我想知道，你会不会也等我叫你。因为你帮我插秧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她说得很快，像是害怕自己说慢了就没有勇气了。

“这够不够？”

我看着她，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够了。”

“那你别再问了。”

“为什么？”

“问多了，我就不说了。”

我笑着把锄头扛到肩上：“那我以后少问。”

“你最好记住。”

可回去以后，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句“愿意”就能解决的事。

我母亲仍旧担心。

赵婶也不想女儿远嫁。她私下找过我，说得很明白。

“建国，婶子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可秀兰要是跟了你，不能把我这个当娘的扔在家里。你们要是只想着两个人过，婶子不会答应。”

我点头：“我知道。”

“你知道不算，你家里人也得知道。”

“我会说。”

“还有，秀兰不是嫁过去给你家当使唤丫头。她要是受了委屈，我这个当娘的就是拼着一条命，也要把她接回来。”

赵婶说这话时，手里还拿着一把择菜刀。她不是威胁，只是在提前告诉我边界。

我说：“她嫁给我，是跟我过日子，不是给我家干活。”

赵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这话你现在会说，结婚以后还会不会这样想？”

“我不敢保证自己一句错话都不说，但我保证，她要是不愿意做的事，我不逼她。”

赵婶的神情松了一点。

“还有一件事。”

“您说。”

“以后你们要真成了，电灯坏了可以找你，可别把这件事当成一辈子的恩情。”

我一下没听懂。

她把菜叶放进篮子里，慢慢说：“你帮她插过秧，修过灯，这些都是邻里之间的情分，不是你拿来要求她嫁给你的理由。”

“我知道。”

“她要是愿意，是因为她愿意，不是因为欠你。”

“我知道。”

这一次，我说得很认真。

后来我把这些话也告诉了秀兰。

她听完，久久没有出声。

“我娘是不是跟你说了很多？”

“该说的都说了。”

“她就是这样，什么都替我担心。”

“她担心是对的。”

“你不嫌麻烦吗？”

“嫌。”

她抬起头。

我说：“麻烦和你不是一回事。日子有麻烦，不代表你就是麻烦。”

她眼睛一红，别过脸去。

那年夏天，我们没有急着办婚事。

我和母亲争了几次，也和赵婶谈了几次。最后定下来的事情很简单：婚后我们住在我家，但赵婶的地由我和秀兰一起照料；她要是生病，我陪秀兰回去；家里的活不能全压在秀兰一个人身上。

没有人拿出什么钱，也没有谁许诺一夜之间改变生活。

我们能做的，只是把以后可能遇到的事情提前说清楚。

秀兰知道这些安排后，问我：“你娘同意了吗？”

“她还是不放心。”

“那你为什么还答应？”

“因为结婚以后是我们过日子。”

“你不怕她生气？”

“怕。”

“怕还说？”

“总不能因为怕她生气，就让你一个人承担。”

秀兰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根我从镇上带回来的红头绳。

她看了我很久，忽然问：“建国，你那天晚上是不是就想跟我说这些？”

“哪天晚上？”

“我叫你修灯那天。”

“那天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想见我。”

“你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

“我不是只想见你。”

“我也知道。”

她把红头绳递给我。

“帮我系上。”

“在头发上？”

“嗯。”

“我不会。”

“不会就学。”

她背过身去，把头发散开。

我手指笨拙地把红头绳绕上去，打了好几次结都不成。她一直不动，任由我在她脑后折腾。

最后我终于系好。

她转过来，抬手摸了摸。

“歪了。”

“能戴就行。”

“你修灯的时候也这么说吗？”

“灯亮了就行。”

她看着我，嘴角慢慢弯起来。

“那我以后要是生气了，你是不是也会说，能过就行？”

我摇头：“不会。”

“为什么？”

“因为灯坏了，换个灯泡就能亮。人要是受了委屈，不能只说忍一忍。”

她脸上的笑意停了一下。

“你还知道这个？”

“我又不是傻子。”

“你有时候挺傻。”

“那你还找我？”

“我找的是会修灯的人。”

“那你别找我了。”

“晚了。”

她说完，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看我。

“建国。”

“晚上得空吗？”

我故意板着脸：“家里灯又坏了？”

“不是。”

“那是什么？”

她红着脸，却没有像第一次那样躲开。

“我想跟你说话。”

“有空。”

“那你来我家。”

“现在？”

“现在。”

她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

我跟着她走出院子。那天晚上，赵家的灯没有坏，堂屋里亮得很稳。

赵婶在灶房忙活，故意没有来打扰我们。秀兰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我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我们说了很多话，都是些琐碎的小事。

她说她想学裁衣服，将来可以接些活。

我说我想把屋后的荒地整出来，种些豆角和南瓜。

她问我婚后是不是还会每天去帮她家干活。

我说：“你要是愿意，我就去。你要是不愿意，我也去。”

她瞪我：“这是什么话？”

“邻居家有活，能帮就帮。”

“那你要是娶了我，还帮不帮？”

“更要帮。”

“你不怕别人说你吃里扒外？”

“让他们说。”

她低头看着脚边的草鞋。

“我娘说，你帮我插秧不是恩情。”

“她说得对。”

“可我还是记得。”

“记得就行，别拿来还。”

她没有回答，只把手慢慢放在凳子边。

我的手离她只有一掌远。

过了片刻，她的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

很轻，一碰就收了回去。

我没有抓住她，只把手放在那里。

她见我没有动作，悄悄又靠近了一点。

那一晚，我们没有说“永远”，也没有说什么好听的大话。

我们只是坐在亮着的电灯下，第一次不必借着“灯坏了”这样的理由，坦然地待在一起。

秋收以后，我和秀兰订了亲。

订亲那天，赵婶拿出一盏旧灯罩，说是家里通电那年买的，一直舍不得扔。

“以后你们搬出去住，这个拿着。”

秀兰接过灯罩：“娘，家里还要用呢。”

“我又不是没有灯。”

“那也不用给我们。”

赵婶看了我一眼：“给你们留个念想。”

我把灯罩接过来，发现灯罩边缘已经有些发黄，但擦得很干净。

我说：“这个不能当念想。”

赵婶问：“那当什么？”

“当提醒。”

“提醒什么？”

我看了看秀兰。

“提醒我们，灯坏了要修，人心里的话也要早点说。”

秀兰的脸一下红了。

赵婶笑着骂：“你们两个，订了亲倒是会说了。”

我们第二年春天结了婚。

婚后没有搬去别的地方，还是住在村里。我母亲一开始和秀兰相处得并不算顺利，常常因为家务分配起口角。秀兰不再像没出嫁前那样什么都忍着，有一次母亲让她一个人把全家的衣服洗完，她把盆放回院里，平静地说：

“娘，家里的活大家一起做。我不是不做，但不能只让我一个人做。”

母亲当时脸色很难看。

我站在旁边，心里也发紧。

可我没有装作没听见，而是接过了那盆衣服。

“我洗一半。”

母亲看着我们，半天没说话。

那以后，家里的活慢慢分开了。不是每一天都和和气气，但至少没人再把忍让当成理所当然。

秀兰没有因为嫁给我，就变成一个只会围着锅台转的人。她后来跟村里的裁缝学会了裁衣，接了几户人家的活。她的手越来越巧，做出来的衣服针脚细密，袖口也整齐。

我闲下来就帮她剪布、送货。

赵婶的地，我们每年都去种。

有时候我一个人去，秀兰会在家里赶活。有时候她跟我一起去，两个人一前一后插秧。她不再避着别人，累了就坐在田埂上喝水，也不怕别人看见我给她擦汗。

村里有人开玩笑：“建国，你现在帮的可不只是邻居家的秧了。”

我说：“我帮我丈母娘家的秧，有什么不对？”

秀兰在旁边听见，抬手就打我一下。

“你少说两句。”

她还是会脸红。

只是那种红，已经不再是慌乱和害怕。

那是有人把她放在心上以后，依然会有的羞涩。

很多年后，村里换了新的电线，家家户户的灯都比从前亮。赵家的老屋翻修时，那盏旧灯罩也被换了下来。

秀兰把它擦干净，挂在我们家堂屋的墙上。

我问她：“都不能用了，还留着干什么？”

她说：“能不能用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

她看着那只灯罩，笑了笑。

“重要的是，灯坏了以后，有人愿意过来修。”

我说：“那天不是你叫我去的吗？”

“是啊。”

“你还红着脸问我晚上得空吗。”

她转过身，瞪了我一眼。

“你记这个干什么？”

“我怕忘了。”

“那你记住没有？”

“记住了。”

她走过来，把堂屋的灯关掉。

屋里顿时黑了。

她站在黑暗里，轻声说：“那你现在还得空吗？”

我摸索着去找她的手。

“得空。”

“灯又坏了？”

“这次不是灯坏了。”

“那是什么？”

我握住她的手。

“这次是你想见我。”

黑暗里，她没有再躲，也没有再红着脸转身离开。

她只是靠在我肩上，笑着说：“你总算明白了。”

一九八三年，那盏灯坏在赵家的堂屋里。

我替她换上新灯泡，她也替我照亮了后来几十年的日子。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站在夜色里，脸红着问我：

“晚上得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