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各睡各的10年，公公刚走，38万存折被小叔子拿走，她说这是搭伙费，我老伴去要，被赶出来，婆婆床头还放着那双布鞋，没人敢动，锁门

婆婆各睡各的10年，公公刚走，38万存折被小叔子拿走，她说这是搭伙费，我老伴去要，被赶出来，婆婆床头还放着那双布鞋，没人敢动，锁门

我婆婆跟我公公，一个屋檐下，各睡各的，整整10年。

不是那种吵了架分房睡几天，是实打实的，一人一间屋，门一关，各过各的。我们做小辈的，刚开始还劝，后来也就装看不见了。村里人背地里说什么的都有，可谁也不敢当着我婆婆的面提。她那人，看着不声不响，心里比谁都硬。

公公是去年冬天走的，腊月十九，天冷得水管都冻了。人走那天，我婆婆没掉几滴眼泪，就坐在堂屋里，手里攥着一双布鞋，翻来覆去地看。那双鞋是公公的，黑面白底，鞋帮子都磨毛了，她一直放在床头，谁动跟谁急。公公刚过头七，小叔子就来了，说是来收拾东西，结果把公公那张38万的存折拿走了。我老伴去要，被他连推带搡赶出来，门关得哐当响，屋里我婆婆一声没吭。

到现在，那双布鞋还在床头放着，没人敢动。那间屋，也一直锁着门。

我叫秀兰，今年57，嫁到老陈家33年了。老伴陈建国，比我大两岁，在镇上机械厂干了一辈子，前年退的休。我们有个儿子，在省城跑外卖，娶了个媳妇，生了个孙女，一年回来一两趟。家里就我们老两口，种着两亩多地，养了十几只鸡，日子不算宽裕，也还过得去。

公公叫陈老栓，走的时候79。婆婆叫刘桂香，比他小3岁，今年76。老两口一辈子生了两个儿子，我老伴是老大，小叔子陈建军是老小，比建国小8岁，今年49，在县城开了个小五金店，媳妇是县城的，两口子日子比我们活络。

公公婆婆住的是老院子，三间北房，一间东屋，一间西屋，院子当中一棵老槐树，树底下搁着个石桌，夏天乘凉用的。公公在世的时候，爱坐在石桌旁边抽烟，一坐就是半天。婆婆呢，要么在屋里纳鞋底，要么去地里薅草，两个人一天到晚说不上10句话。

他们分床的事，我是嫁过来第5年才知道的。那时候我刚生完儿子，有一回半夜孩子发烧，我去东屋找婆婆要退烧药，推门进去，看见婆婆一个人睡在东屋的小床上，公公睡在北屋。我当时愣了一下，没敢问。后来日子长了，才慢慢看出来——婆婆的衣裳在北屋柜子里，公公的烟袋在东屋窗台上，两个人的东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人就是不睡一个屋。

有一年过年，亲戚都来了，我婆婆的妹妹，也就是我姨婆，喝了点酒，嘴快，问了一句：“姐，你跟我姐夫咋还分着睡呢？”我婆婆脸一沉，说：“打呼噜，吵得睡不着。”我公公在旁边抽烟，啥也没说。那顿饭，吃得谁都不自在。

后来我才听村里老人说，他们分床，是因为一件事。具体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有说是公公年轻时候在外头有人，有说是婆婆把钱贴了娘家，还有说是为了老宅的地基。反正说法多得很，没一个准的。我问过建国，建国说：“你管那干啥，他们过他们的。”我也就不问了。

可这10年，我看得真真的。公公每天早上起来，自己去灶上热碗粥，端到院子里石桌上喝。婆婆起来得晚，自己煮碗面，坐在门槛上吃。两个人一天到晚，一个在院子里，一个在屋里，一个在东屋，一个在北屋，井水不犯河水。逢年过节，我们回去了，他们才坐到一张桌上，可也不说话，就闷头吃。吃完了，公公去院子里抽烟，婆婆收拾碗筷，各干各的。

公公身体是前年开始不行的。先是咳嗽，咳了大半年，后来喘不上气，去县医院一查，说是肺上的毛病。住了半个月院，回来就瘦了一圈。那段时间，婆婆倒是天天给他熬药，端到北屋去，可放下碗就走，一句话不多说。公公呢，也不叫她，就自己端着喝。

去年秋天，公公病重了，躺在北屋床上起不来。我跟建国回去伺候，白天我在，晚上建国在。婆婆还是那样，该做饭做饭，该喂鸡喂鸡，就是不进北屋。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说：“妈，您进去看看爸吧。”她手里正择菜，头也没抬，说：“看啥，看了也是那样。”我当时心里堵得慌，可也没法说。

公公走的那天晚上，是腊月十九。天特别冷，窗户上结了冰花。我跟建国守在床边，公公已经说不出话了，眼睛一直往门口看。我知道他在等谁，就去东屋叫婆婆。婆婆坐在床上，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就是公公那双黑面白底的布鞋。我说：“妈，爸不行了，您去看看吧。”她手停了一下，说：“不去。”我说：“妈，都这时候了……”她说：“你出去。”

我没办法，回了北屋。公公眼睛还睁着，看着门口，看了好一会儿，慢慢闭上了。建国在旁边哭，我也哭。过了大概10分钟，婆婆进来了，站在门口，没靠近。她看了一眼公公，然后把那双布鞋放在床头，转身走了。

那双鞋，就那么放在床头，一直放到现在。

公公头七那天，我们都在老院子。按规矩，头七晚上要烧纸，要摆供。我跟建国忙前忙后，婆婆坐在堂屋里，还是不说话。小叔子建军是下午来的，开着他那辆面包车，带了媳妇和儿子。他一进门，先去北屋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个东西，我离得远，没看清。后来我才知道，他把公公那张存折拿走了。

那张存折，是公公的养老钱，38万。公公以前在镇上的砖厂干过，后来砖厂倒了，他回来种地，省吃俭用攒了一辈子。这38万，他跟我婆婆说过，是留着养老的，谁也不给。可公公走得急，没来得及交代。

头七第二天，建国去找建军要。建国那人，一辈子老实，说话都不会大声。他去了县城，找到建军的五金店，说：“建军，爸的存折你拿了？”建军说：“拿了。”建国说：“那是爸的钱，你得拿出来。”建军说：“爸的钱？爸的钱就是妈的钱，妈说给我了。”建国说：“妈啥时候说的？”建军说：“头七那天说的。”建国说：“妈咋说的？”建军说：“妈说，这是搭伙费。”

搭伙费。

建国回来跟我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搭伙费？什么叫搭伙费？两口子过了一辈子，生了两个儿子，到头来是搭伙？我婆婆亲口说的，公公刚走，尸骨未寒，她说这是搭伙费？

建国说：“我去要，建军不给，还推我，把我赶出来了。”我说：“妈知道吗？”建国说：“妈知道，妈就在屋里坐着，一声没吭。”我说：“那钱呢？”建国说：“建军说，妈说了，这钱是她的，她想给谁给谁。”

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想起公公那双布鞋，想起他临走时看着门口的眼睛，想起婆婆说的那句“不去”。我心里堵得慌，可又不知道该说啥。

过了两天，我去老院子看婆婆。她还是在堂屋里坐着，手里纳鞋底。我进去，叫了声“妈”。她嗯了一声。我说：“妈，建军把爸的存折拿走了，您知道吧？”她说：“知道。”我说：“那钱……”她说：“那钱是我的。”我说：“妈，那是爸攒了一辈子的……”她说：“我跟他过了50年，这钱我该得。”

我说：“那您也不能全给建军啊，建国也是您儿子。”她说：“建国在镇上，有退休金，建军在县城，日子紧。”我说：“妈，建国退休金一个月才2000多，建军开五金店，日子比我们好。”她说：“那是他的事。”

我说：“妈，那爸的布鞋，您为啥一直放着？”她手里的针停了一下，没说话。我又问了一遍。她说：“那是他的鞋，放那儿就放那儿。”我说：“您是不是心里还有爸？”她把鞋底往桌上一放，说：“你走吧，我累了。”

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婆婆坐在那儿，手里又拿起那双布鞋，翻来覆去地看。北屋的门锁着，锁上落了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都掉光了，光秃秃的。

这事到现在，已经过去大半年了。那38万，建军拿去买了辆新车，剩下的投到五金店里了。建国再没去要过，他说：“算了，妈还活着，钱的事说不清。”可我知道，他心里憋屈。有时候晚上喝酒，喝多了就说：“我爸一辈子，就攒了那点钱，到头来，连个响都没听着。”

我婆婆呢，还是住在老院子。建军隔三差五回去看她，给她带点吃的。我跟建国也回去，可每次回去，都是坐坐就走。婆婆还是那样，不冷不热，不咸不淡。那双布鞋，还在床头放着，没人敢动。北屋的门，还是锁着，锁上落了灰。

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婆婆年轻时候就跟公公不对付，公公在外头有人，她记恨了一辈子。有的说，公公的钱，早些年贴了建军，婆婆心里有数，所以才说搭伙费。还有的说，婆婆就是偏心，建军是小的，她疼小的。

我有时候想，婆婆跟公公，到底是怎么回事？10年各睡各的，一个屋檐下，跟陌生人一样。可公公走的时候，她为啥又把那双布鞋放在床头？她要是真恨他，为啥还留着他的鞋？她要是真不恨他，为啥连最后一面都不见？

我问过建国，建国说：“你别瞎琢磨了，他们那辈子人的事，说不清。”

可我还是想不明白。

那天晚上，我又去老院子。婆婆已经睡了，东屋的灯黑着。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北屋那扇锁着的门，看了好半天。月亮挺亮的，照在门上的锁，反着光。我伸手摸了摸那把锁，凉的。我想起公公以前坐在石桌旁边抽烟的样子，想起婆婆纳鞋底的样子，想起他们在一个屋檐下，各过各的，过了10年。

我站在那儿，站了有10分钟，然后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东屋的灯，突然亮了。我看见窗帘后面，有个人影，站了一会儿，又坐下了。灯，又灭了。

我站在门口，站了好半天。我想，我婆婆大概也没睡着。她大概也在想，那双布鞋，到底该不该放那儿。她大概也在想，那38万，到底该不该给建军。她大概也在想，跟公公那10年，到底算什么。

可她不说话。她谁也不说。

我走回家，建国已经睡了。我躺下，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那句话——“。”

这每句话，我都看得懂，可连在一起，我就是看不懂。

我婆婆跟公公，到底是不是搭伙？那38万，到底该归谁？那双布鞋，到底是为啥放的？北屋的门，到底为啥锁着？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婆婆现在还活着，钱在谁手里，谁也不提了。建国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可也没法再要。建军那边，日子照过，车照开。老院子那边，婆婆一个人，守着那间锁着的北屋，守着那双没人敢动的布鞋。

有时候我想，要是公公当初把钱交代清楚，是不是就没这事了？要是婆婆当初跟公公好好过，是不是就不是今天这样了？要是建国当初硬气一点，是不是钱就能要回来了？

可这世上，没有那么多要是。

那天我在婆婆床头，看见那双布鞋。鞋底已经磨得很薄了，鞋帮子上有一块补丁，是婆婆自己缝的。我把鞋拿起来，翻了翻，鞋里面有一张纸条，叠得小小的。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几个字，歪歪扭扭的，是公公的笔迹：“桂香，我走了，你保重。”

我把纸条放回去，把鞋放回床头。我站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

我婆婆进来，看见我站在床边，说：“你动鞋了？”我说：“没有。”她说：“那鞋，别动。”我说：“妈，那鞋里有张纸条。”她愣了一下，说：“啥纸条？”我说：“爸写的，说让你保重。”

她没说话。她走到床边，拿起那双鞋，翻来覆去地看。然后她坐在床上，把鞋抱在怀里，眼泪就下来了。她没哭出声，就那么抱着鞋，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我在旁边站着，不知道该说啥。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走吧。”我说：“妈……”她说：“你走吧，我没事。”

我走了。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婆婆抱着那双布鞋，坐在床上，北屋的门锁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又长出新叶子了。

我走在路上，心里想，那双布鞋，大概就是答案吧。可这个答案，我婆婆不会说，我也不会问。那38万，大概就是要不回来了。可这件事，大概也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回到家，建国在院子里劈柴。他看见我，问：“妈咋样？”我说：“还行。”他说：“那钱的事，你别再提了。”我说：“我知道。”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建国劈柴。他一下一下地劈，柴火垛得老高。我想，这日子，还得过。可那件事，那个锁着的门，那双布鞋，那38万，大概会一直在那儿，谁也不会去动，谁也不会去提。

可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去动那扇门，会有人去动那双鞋，会有人去问那38万。那个人，可能是我，可能是建国，可能是建军，也可能是别人。

但不管是谁，那扇门一开，那件事，就再也藏不住了。

我婆婆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锁着门，守着鞋，谁也不让动。

可锁着，就真的能锁住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我站在老院子里，看着北屋那扇锁着的门，心里想了一句话——

这搭伙的日子，到底是谁跟谁搭伙？

是婆婆跟公公？是婆婆跟建军？还是婆婆跟那38万？

我想不明白。我估计，我婆婆也想不明白。

可那双布鞋，她一直放着。北屋的门，她一直锁着。

大概，这就是她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