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一地下党被敌围捕，路旁村民拦住道：把鞋子给我，别跑了

史料札记：1946年秋，苏北解放区大部沦入国民党军之手。据《东台文史资料》载，还乡团返乡后疯狂捕杀基层干部，仅东台一县，数月间被枪杀、活埋者逾百人。生存与背叛，成为每个村庄必须面对的抉择。

一

1946年11月14日的午后，苏北平原上的风已经带了寒意。廉贻镇景窑村外的土路上，一个挑着货郎担的中年男人正慢慢走着。他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灰布短褂，裤脚挽到小腿肚，脚上是一双磨得发白的黑布鞋。此人名叫董国华，公开身份是走乡串村的商贩，实际职务是民福乡副乡长。

董国华此番回乡，身上压着担子。组织交代的任务很明确，暗中筹集粮草，支援北撤后留在敌后的武装力量。他挨家挨户走了几个村子，每到一户拥护革命的村民家中，便悄悄商议筹措事宜。事情办得还算顺利，几户人家都答应挤出一些粮食。

太阳偏西的时候，董国华踏进了村民景夭和的家门。景夭和是景窑村的老住户，住的是一间土墙草顶的屋子，院墙矮矮的，门口堆着几捆干柴。董国华与景夭和有过几次交道，觉得此人还算靠得住。

院子里没人。董国华喊了一声，景夭和才从屋里慢吞吞走出来。景夭和四十来岁，身板瘦削，脸上总挂着一层说不清的笑意。他看见董国华，眼睛里闪过一丝异样的东西，随即满脸堆笑招呼道，国华哥，稀客稀客，快进屋坐。

董国华进了屋。屋里暗得很，只有灶台边一扇巴掌大的小窗透进些光亮。两人坐下说话，董国华压低声音提起粮草的事情。景夭和连连点头，嘴里应着好好好，眼睛却时不时往门外瞟。

董国华觉察出不对劲，停下话头看了一眼景夭和。景夭和连忙收回目光，端起一碗凉水递过来，说，国华哥你先喝水，粮草的事好商量。他的手指微微发颤，碗沿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

董国华接过碗，没有喝。他环顾这间屋子，看到墙角多了一担白米。景夭和家境向来紧巴，这担白米来得蹊跷。董国华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没有显露。他放下碗，说天色不早了，先去隔壁村办点事，回头再来细谈。

景夭和连忙站起来拦道，国华哥别急，吃了晚饭再走。他一边说一边往门口挪，身子有意无意地挡着门框。就在这时，院外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国华哥，你爹娘正在屋里吵架呢，还不赶紧回去劝劝。

来人是同村村民董金寿。董金寿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平日与董国华并无深交。他站在院门口，冲董国华使了个眼色。董国华会意，推开景夭和的手，大步往外走。景夭和想拦，又找不到由头，只能眼睁睁看着董国华出了院子。

董国华跟着董金寿拐过巷口，董金寿一把攥住董国华的手腕，使劲捏了一下。董国华一吃疼，脚步顿住。董金寿压低嗓子说，我刚在村后划船，看见十来个人在渡口等着，里头有景芳春。景芳春是国民党乡长，手底下有十几条枪。

董国华后背一阵发紧。景夭和出卖了他。那担白米就是还乡团给的赏钱。董金寿接着说，渡口走不通了，村东头的小路还能走，快。董国华攥了攥董金寿的手，转身就往村东走。他没有回头，身后传来景夭和追出巷口的脚步声。

巷子不宽，两边是土坯墙，脚下是踩实了的黄泥路。董国华走了十几步，身后突然响起杂沓的脚步声。景夭和带着还乡团的人追过来了。有人喊，站住，再跑就开枪了。董国华没有停。他知道落在还乡团手里是什么下场。

景窑村的老辈人后来回忆，1946年秋天那阵子，还乡团杀了太多人。东台城里的牢房关不下，就在城外挖坑活埋。廉贻镇一带，被还乡团打死打伤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个。董国华清楚这些事，他跑得更快了。

村东头是一条窄窄的田埂，两侧是刚收完稻子的水田。田里的水已经放干，泥巴半干半湿，踩上去一脚深一脚浅。董国华拼命跑着，身后追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脚上的黑布鞋在泥地里发出噗嗤噗嗤的响声，鞋帮上很快糊了一层泥。

跑过第二块田的时候，董国华看到前面的田埂上站着一个人。那人身形不高，穿着一件打了好几块补丁的蓝布褂子，脚上是一双草鞋。天色暗下来了，看不太清脸。董国华心里一沉，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下恐怕走不脱了。

那人开口了，声音压得极低，国华哥，别跑了，把鞋子给我。董国华愣了一下，那人已经蹲下来，伸手指了指董国华脚上的黑布鞋。董国华这才看清，此人是景窑村南头的陈广福。陈广福是个篾匠，平日编些箩筐簸箕到集上卖，话不多，在村里没什么存在感。

董国华来不及多想，弯腰把鞋子脱下来。陈广福接过鞋，迅速套在自己脚上，把自己那双草鞋塞到董国华手里。陈广福说，你往那边沟里蹲着，别出声。他指了指田埂旁边一条干涸的水沟，沟边长满了枯黄的芦苇。

董国华赤着脚踩进沟里，蹲下身。初冬的泥地冰凉刺骨，冷气从脚底直窜到膝盖。芦苇秆子挡住了他的身子。他听到陈广福穿着他的黑布鞋往另一个方向跑，脚步声急促有力，跟刚才董国华跑的时候一模一样。

追兵到了。景夭和的声音传过来，跑哪儿去了。有人指着田埂上的脚印说，往那边跑了。杂乱的脚步声从董国华藏身的沟边掠过，直奔陈广福跑的方向而去。董国华趴在沟里，一动不敢动。泥水渗进裤腿，贴着皮肤，像针扎一样。

过了很久，四周安静下来。董国华从沟里爬出来，赤着脚站在田埂上，浑身打着哆嗦。他四下看了看，田埂上没有人，追兵的声音远了。他光着脚往相反的方向走，脚底被田埂上的碎石和稻茬扎得生疼。走到一条小河边，他把陈广福给他的草鞋穿上。

草鞋编得粗糙，鞋底是麻绳搓的，鞋面是稻草编的，穿在脚上硬邦邦的。董国华沿着河边走，绕了一个大圈，在天黑透之后才摸回自己的家。他没有进门，在屋后的柴垛里蹲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董国华听到村里传来消息。还乡团在村东两里外的河滩上抓住了一个人。那人穿着董国华的黑布鞋，被景夭和一口咬定就是董国华。还乡团把人捆起来押到东台城里去了。董国华蹲在柴垛后面，攥着那双草鞋，手指头攥得发白。

陈广福被还乡团带走之后，关在东台城里的牢房里。还乡团审了他三天。景夭和站在旁边指认，说这人就是董国华，那双黑布鞋就是证据。陈广福一口咬定自己叫陈广福，是景窑村的篾匠，那双鞋是他自己的。还乡团不信，动了刑。

陈广福挺了七天。七天后，还乡团终于查清楚，抓错了人。真正的董国华不知去向。陈广福被放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成样子了。他的两只手被打断了三根手指，篾匠的活计再也做不成了。景窑村的人把陈广福抬回家，他躺在草铺上，好几个月下不了地。

董国华后来辗转找到了组织，继续在敌后做工作。他一直记得那个傍晚。田埂上，陈广福蹲下来指着他脚上鞋子说的那句话，把鞋子给我。那双黑布鞋，是董国华妻子纳的鞋底，穿了整整一个秋天，鞋帮上已经磨出了毛边。陈广福穿着那双鞋，替他去坐牢。

1949年春天，董国华随大军南下，路过东台的时候，专门回了一趟景窑村。他找到陈广福的家。陈广福坐在门口编箩筐，手上的伤疤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篾条在他残缺的指间笨拙地穿梭着，编出来的箩筐歪歪扭扭，再没有从前的手艺了。

两人对坐着。董国华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口。陈广福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回来了。董国华点点头。院子里很安静，只有篾条穿过指缝的细碎声响。董国华把带来的两双新布鞋放在陈广福脚边。陈广福看了一眼，没有拿。

陈广福说，你那双鞋我还留着呢。他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拿出来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那双黑布鞋。鞋底磨破了，鞋帮裂了口子，但洗得干干净净。陈广福说，当时追兵追上来，我把鞋藏在怀里，他们没搜到。后来在牢里，他们搜走了，出来的时候我又要回来了。

董国华接过那双鞋。鞋底上有一块地方颜色深一些，是陈广福的血渗进去的。董国华把鞋捧在手里，手指头摸着那块深色的地方。陈广福说，别看了，都过去了。董国华把鞋放回布包里，还给陈广福。他说，你留着。

陈广福把布包收好，说，你走的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景夭和后来跑了，跟着还乡团去了江南。听说1948年死在外面了，也不知道是死在谁手里。董国华说，这种人，迟早的事。陈广福点点头，继续编他的箩筐。

董国华走的时候，陈广福站在院门口。董国华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陈广福的身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他穿着董国华带来的新布鞋，旧的那双，还在布包里收着。董国华转身走了。他走了一百多里路，没有回头。

这个故事在廉贻镇一带流传了很多年。景窑村的老辈人提起董国华和陈广福，都说那是一双鞋子换了一条命。后来有人问起陈广福为什么肯替董国华去死，陈广福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的人，不能死在我们村里。

二

陈广福救下董国华的那个傍晚，往东一百多里外的如皋县磨头镇，另一场围捕正在发生。镇子东头有一间矮矮的茅草屋，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叫施广德，公开身份是磨头镇的教书先生，实际是如皋县地下党的联络员。另一个是如皋县联络站的交通员，刚从北边送信回来。

施广德三十出头，戴一副圆框眼镜，镜片一条腿断了，用麻线缠着。他原是如皋县城里的教师，抗战胜利后回到乡下教书，暗地里为共产党传递消息。磨头镇的联络站设在他家里，每次有交通员来，施广德就让妻子带着孩子去邻居家串门，自己留在屋里接应。

1946年11月的这个傍晚，交通员带来了北边武装力量缺药的消息。施广德听完，从床底下摸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几盒奎宁和一卷纱布。这些东西是他托人从南通城里带回来的，费了不少周折。交通员把油纸包揣进怀里，刚要起身，屋外传来一声枪响。

施广德脸色一变。磨头镇周围一向安静，突然响枪，说明出了变故。他快步走到门口，透过门缝往外看。镇子西头的路口上，几个穿黑衣服的人正在往这边走，手里端着长枪。为首的一个人施广德认得，是磨头镇还乡队的头目，姓吴，当地人叫他吴大麻子。

吴大麻子在镇上横行了大半年，手里有七八条枪，专门抓捕为共产党做事的人。施广德回头对交通员说，你先走，从后窗翻出去。交通员不肯，说施先生你先走。施广德推了他一把，说东西要紧，快走。交通员翻窗出去了，施广德把窗户关好，用一块破布把窗缝塞住。

施广德刚转过身，院门就被踹开了。吴大麻子带着几个人闯进来，枪口对着施广德。吴大麻子说，施先生，有人看见你家里藏着北边来的人，交出来。施广德推了推眼镜，说，吴队长，我一个教书的，哪有什么北边来的人。吴大麻子不信，手一挥，几个人开始在屋里翻。

屋里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找到。吴大麻子不甘心，盯着施广德脚上看。施广德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鞋面上干干净净，鞋底却沾着一层新鲜的黄泥。吴大麻子蹲下来，用手指头蹭了一下鞋底的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吴大麻子站起来说，施先生，你鞋上的泥是河滩上的泥。你今天去过北边的河滩了。施广德心里一紧。他今天确实去过北边的河滩，是去接应一个从北边过来的交通员。但那个人已经走了，施广德只是在河滩上站了一会儿，脚上沾了泥。

施广德不动声色地说，下午去河边洗了洗脚，沾了点泥有什么稀奇。吴大麻子冷笑一声，说，洗脚？冬天洗脚？施先生，你哄鬼呢。他一挥手，两个人上来把施广德按住。施广德挣扎着说，吴队长，你抓我一个教书的有什么用。

吴大麻子不听，让人把施广德捆起来，押到镇公所去。施广德被推着往外走，走到院门口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妻子带着孩子站在邻居家的屋檐下。妻子脸上没有表情，手里紧紧攥着孩子的胳膊。施广德冲她微微摇了摇头。妻子没有动。

施广德被关在镇公所的一间小屋里。吴大麻子审了他一个晚上，问他北边来的人是谁，联络站在哪里，有多少人。施广德一概说不知道。吴大麻子用皮带抽他，用脚踢他，施广德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镜片碎了一片。他还是说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吴大麻子把施广德押到磨头镇的集市上，当众问他。集市上的人围了一圈，没有人说话。吴大麻子说，谁要是能说出施广德通共的证据，赏五担米。人群里一阵骚动，但没有人站出来。吴大麻子又喊了一遍，还是没人说话。

施广德站在人群中间，脸上带着伤，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他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看着周围的人。那些面孔他大多认得，有他教过的学生家长，有跟他买过字的邻居，有赶集时打过招呼的乡亲。他们都低着头，不敢看他。

吴大麻子恼了，说，都不说话是吧，行，我把人带到县里去。他让人把施广德押上一辆牛车。牛车吱吱嘎嘎地往县城方向走，走到磨头镇外的一座小桥边，路旁的田埂上突然跑过来一个人。那人三十来岁，身材壮实，手里拿着一把锄头。

那人跑到牛车前面，把锄头往地上一杵，说，吴大麻子，你抓错人了。吴大麻子一愣，说，你是谁。那人说，我叫朱长贵，磨头镇东头的。吴大麻子说，朱长贵，你凭什么说我抓错人了。朱长贵说，施先生昨天下午跟我在一起。

吴大麻子说，你们在一起干什么。朱长贵说，我请他帮我写一封信。我兄弟在南通做工，我想托人捎封信过去，请施先生代笔。昨天下午他在我家写了一下午，太阳落山才走。他鞋上的泥，是在我家院子里沾的，我家院子昨天刚浇了菜地。

吴大麻子盯着朱长贵看了半天。朱长贵不躲不闪，迎着吴大麻子的目光。吴大麻子又问，你说的是真的。朱长贵说，你要不信，去我家看看，信纸和笔墨还在桌上摆着。吴大麻子犹豫了。朱长贵在磨头镇是有名的老实人，从不说谎。

吴大麻子想了想，说，行，我去看看。他让牛车掉头，往朱长贵家去。到了朱长贵家，桌上果然摆着信纸和砚台，信纸上写了半截话，墨迹还没干透。吴大麻子拿起信纸看了看，字迹工整，确实是施广德的笔迹。

吴大麻子没话说了。他把施广德从牛车上推下来，说，算你走运。施广德站不稳，摔在地上。朱长贵把他扶起来。吴大麻子带着人走了。施广德坐在地上，看着朱长贵。朱长贵蹲下来，把施广德被打碎的眼镜捡起来，看了看，说，没法修了。

施广德说，长贵，你为什么要救我。朱长贵说，你教过我儿子认字。施广德说，那算什么事。朱长贵说，我儿子去年冬天病了，你给他送了两回药，没要钱。施广德沉默了。朱长贵说，走，去我家歇歇。

施广德在朱长贵家躺了三天。三天里，朱长贵每天给他换药，让妻子熬粥。施广德的伤慢慢好了些。第四天早上，施广德说要走。朱长贵说，你去哪儿。施广德说，去找组织。朱长贵从柜子里拿出一双新布鞋，说，你那双不能穿了，换上这个。

施广德接过鞋。鞋是朱长贵妻子纳的，千层底的布鞋，针脚密密麻麻。施广德穿上鞋，大小正好。他站起来走了两步，说，长贵，这双鞋我收下了。朱长贵说，你穿着走。施广德点点头，没有说谢字。

施广德走后，朱长贵坐在门口抽旱烟。妻子出来问，他走了。朱长贵说，走了。妻子说，你就不怕吴大麻子再来找麻烦。朱长贵吐了一口烟，说，怕什么。妻子没有再说话。

吴大麻子后来确实又来找过朱长贵。他把朱长贵叫到镇公所，问他施广德去哪儿了。朱长贵说，不知道。吴大麻子说，你上次帮他，这次还帮他说话。朱长贵说，上次我说的是实话，这次也是实话。吴大麻子拿他没办法，只能放他回去。

1947年春天，吴大麻子在一次下乡抓人的时候，被一支游击队打了伏击。吴大麻子死在乱枪里。磨头镇的人听说之后，暗地里叫好。朱长贵没有说什么，他还是种他的地，抽他的旱烟。有人问他当年救施广德的事，他说，没什么好说的，人家教过我儿子认字。

施广德后来随部队过了江，再也没有回过磨头镇。朱长贵一直活到1959年，病逝在家里。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跟前，说了一件事。他说，当年施先生在我家写的半封信，是我提前让他写的。那天下午他没有来我家，是我在傍晚看到吴大麻子抓人，连夜让施先生补写的。

儿子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朱长贵说，吴大麻子这个人，你跟他讲理讲不通，你得给他看东西。施先生写半封信，笔迹在那里摆着，他吴大麻子再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说那是假的。儿子说，那你要是被查出来呢。朱长贵笑了笑，说，查出来就查出来，总不能看着好人被抓走。

朱长贵葬在磨头镇东头的田地里，坟头不大，一块青石板上刻着他的名字。每年清明，施广德的后人都会从南通赶过来，在坟前烧一沓纸。磨头镇的老辈人说，朱长贵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就这一件，够后人记一辈子。

三

董国华和陈广福的故事在廉贻镇流传了多年，但真正让这件事为人所知的，是1959年东台县文化馆的一次调查。当时东台县组织人员整理革命史料，走访了廉贻镇一带的老住户。景窑村的老农董金寿，就是当年给董国华报信的那个人，接受了调查人员的询问。董金寿那年五十多岁，腰弯了，耳朵也不太好了。

董金寿告诉调查人员，1946年秋天的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下午他从地里回来，路过村后的渡口，看见十几个人蹲在河对岸的芦苇丛里。他认得其中一个人是景芳春，国民党乡长，手底下有枪。董金寿没有声张，绕了个大圈回了村，在景夭和家门口看到了董国华的货郎担。

董金寿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景夭和这个人靠不住。景夭和家穷，但人懒，不愿意下地干活，整天想歪门邪道。还乡团开出了赏格，抓一个共产党干部给二十担大米，景夭和早就眼红了。董金寿说，我当时想都没想，就进去喊董国华回家。

调查人员问董金寿，你不怕景夭和报复你。董金寿说，怕什么，我一个种地的，他能把我怎么样。再说了，董国华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给老百姓分过地，老百姓不能忘恩。董金寿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调查人员找到了陈广福。陈广福那年五十出头，手已经残了，编篾活只能编些粗糙的箩筐。他告诉调查人员，那天傍晚他在田埂上看到董国华跑过来，后面跟着一群人。陈广福说，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喊他把鞋子给我。调查人员问他为什么，陈广福说，那双黑布鞋是董国华老婆纳的，村里人都认得。我穿上他的鞋往反方向跑，追兵就会追我。

调查人员问，你就不怕被抓住。陈广福说，怕。但是怕也得做。董国华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人，不能让他出事。陈广福说，我被抓进去之后，挨了打，手被打断了。但是我没有后悔。调查人员记录下这些话的时候，陈广福的手一直在抖。那是当年留下的伤，天冷了就抖。

调查人员还找到了景夭和的下落。景夭和1946年冬天跟着还乡团去了江南，在苏州一带混了两年。1948年秋天，景夭和死在苏州城外的一条巷子里。死因不明，有人说是被仇家杀的，有人说是病死的。景夭和的老婆改嫁了，儿子后来参加了志愿军，1951年牺牲在朝鲜。景夭和这一支，算是绝了后。

景芳春的结局也被调查人员查清楚了。景芳春1946年冬天带着还乡团在廉贻镇一带抓了十几个人，其中三个人被枪杀在镇外的河滩上。1947年春天，景芳春在一次下乡抓丁的时候被游击队打了伏击。景芳春的胳膊中了一枪，逃回东台城里。1948年冬天，景芳春想跟着国民党军队往南撤，没有走成。1949年东台解放后，景芳春被抓，1950年被公审枪决。枪决的地点就在景窑村外的河滩上，就是当年他杀人的地方。

调查人员把这些材料整理成了一份报告，存放在东台县文化馆的档案室里。报告的末尾有一段话，是调查人员写的。大意是说，董国华同志在解放后曾任东台县某部门负责人，1954年因病去世。陈广福同志一直务农，1959年调查时已丧失劳动能力。两位同志的事迹值得后人铭记。

这份报告后来被收录进《东台文史资料》第三辑，1985年印行。印数不多，只在东台县内部分发。景窑村的老辈人手里有一本，翻得边角都卷了。他们说，董国华和陈广福的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知道的人还是不多。那个年代的故事，大多这样沉在底下，像河底的石头，水流过去，石头不动。

四

廉贻镇往南不到一百里，海安县曲塘镇一带，1946年冬天也不太平。海安是苏中七战七捷的战场之一，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占领海安之后，还乡团跟着还乡，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曲塘镇北边有个村子叫沙河湾，村里有个叫许文华的年轻人，那年二十六岁。

许文华是沙河湾一带的民兵指导员，共产党员。1946年秋天新四军大部队北撤之后，许文华留了下来，带着几个民兵在敌后坚持斗争。他们白天藏在村民家里，晚上出来活动。许文华的妻子陈桂英带着两岁的儿子住在沙河湾，家里的地靠她一个人种。

1946年11月16日夜里，许文华带着两个民兵在沙河湾附近活动。他们接到消息，还乡团要从曲塘镇下来搜村。许文华决定连夜转移。三个人分头走，许文华往西夏家垛方向去，那里有群众基础，可以暂时躲避。

许文华走到西夏家垛的时候，天快亮了。他敲开一户人家的门，是村民夏老三家。夏老三是许文华发展的积极分子，家里挖了一个地窖，专门用来藏人。许文华躲进地窖。夏老三把窖口盖好，上面堆了一堆稻草。

天亮后，还乡团果然来了。带路的是沙河湾的一个富农，姓周，外号周大嘴。周大嘴知道许文华可能会往西夏家垛跑，带着还乡团直奔夏老三家。还乡团把夏老三一家赶到院子里，问许文华在哪里。夏老三说不知道。周大嘴说，有人看见他往你家来了。

夏老三说，看见了他就是没来。还乡团不信，开始搜。他们搜了屋里，搜了院后的菜地，搜了柴垛。没有搜到。周大嘴站在院子中间，四下看了一圈。他的目光落在院子角落里的一堆新翻的泥土上。

周大嘴指着那堆土说，挖。还乡团的人找来铁锹，开始挖。夏老三的脸色变了。许文华藏的地窖就在那堆土下面。铁锹一下一下地挖，夏老三的心跟着一下一下地沉。挖到第三锹的时候，铁锹碰到了地窖的木板，发出咚咚的声响。

还乡团把木板掀开，许文华从地窖里站出来。他穿着一件灰布棉袄，脚上是一双旧布鞋。还乡团的人把他按住，用绳子捆了。许文华没有反抗。他看了夏老三一眼，夏老三低着头，浑身发抖。许文华说，老三，没事。夏老三没有抬头。

还乡团把许文华押到曲塘镇。审了三天，问他共产党的组织情况，问他留下来的人有多少，藏在哪里。许文华一概不说。还乡团动了刑。根据《东台市五烈镇文华村烈士事迹材料》记载，敌人对许文华施用了坐老虎凳、剥光衣服穿铁丝褂子、用钢针戳进十指等酷刑。许文华始终没有开口。

1946年11月20日夜里，还乡团把许文华押到曲塘镇外的一片乱葬岗。许文华走不动了，是被拖着去的。还乡团让他跪下，他不跪。还乡团用枪托砸他的腿，他倒在地上，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还乡团开了枪。许文华倒在乱葬岗上，身上中了三枪。

许文华的尸体被附近的村民偷偷掩埋了。陈桂英是在三天后才知道消息的。她抱着两岁的儿子，走了十几里路，找到丈夫的坟头。坟是一个小小的土堆，没有碑。陈桂英在坟前坐了一整天。她带来的包袱里，是一双新布鞋，是许文华走之前交代她纳的，说天冷了，脚上没鞋穿。

陈桂英没有哭。她把那双布鞋放在坟头，用石头压住。然后抱着儿子回了沙河湾。日子还得过下去。地要种，孩子要养。陈桂英一个人撑着一个家，撑了很多年。1949年海安解放后，陈桂英没有去找政府要什么。她说，文华走的时候说，等革命胜利了，大家都有好日子过。现在胜利了，好日子来了，文华没看到。

1951年，海安县人民政府追认许文华为革命烈士。许文华的坟迁到了五烈镇烈士陵园。陵园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许文华的名字和生卒年月。陈桂英带着儿子去看了。儿子那年七岁，指着石碑上的字问，这是谁。陈桂英说，是你爹。

许文华的儿子后来长大了，在五烈镇当过小学教师，教了一辈子书。他父亲的事迹被写进了镇上的乡土教材，每一届学生都听过。沙河湾的老辈人提起许文华，都说那是个硬汉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扛住了那么多刑，一个字没有吐。

五

在陈广福和朱长贵这些普通村民的故事之外，还有另一类人的选择需要记下来。景夭和出卖董国华，周大嘴给还乡团带路，这些人也是真实存在过的。他们的故事同样值得讲，因为不把他们讲清楚，就无法理解陈广福和朱长贵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景夭和是景窑村的老住户，祖上几代都是佃农。景夭和的父亲租种了地主家的几亩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交完租子剩不下多少。景夭和从小跟着父亲在地里干活，冬天光着脚踩在冻土上，脚后跟裂开的口子能塞进一粒黄豆。景夭和年轻的时候，也恨过地主，也想过改变。

1946年秋天，新四军北撤，还乡团回来。还乡团开出了赏格，抓一个共产党员给二十担大米。二十担大米对于景夭和来说，是一笔天大的财富。景夭和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多粮食。景夭和算了一笔账，二十担大米够他一家吃好几年，还能剩下一些换钱买地。

景夭和不是没有挣扎过。董国华到他家的时候，他犹豫过。董国华以前对他不错，有一年景夭和的孩子生病，董国华帮着找过药。但是二十担大米的诱惑太大了。景夭和咬了咬牙，趁董国华不注意，让他的弟弟去东里堡报信。

景夭和后来跟着还乡团去了江南。1948年秋天，景夭和死在苏州。关于他的死，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在苏州城里偷东西被抓住了，被打死在巷子里。有人说他得了急病，没钱治，死在城墙根下。景夭和的弟弟在1950年回到了景窑村，分了地，一直活到1990年代。

周大嘴是沙河湾的富农，家里有几十亩地。土改的时候，周大嘴的地被分给了贫农。周大嘴恨得牙痒痒，但不敢说什么。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队打回来，周大嘴觉得机会来了。他主动找到还乡团，说愿意带路。周大嘴知道谁家藏过共产党的人，谁家的儿子参加了民兵，谁家的媳妇给新四军做过鞋。

周大嘴带着还乡团抓了许文华之后，又陆续指认了七八个人。这些人大多被关进牢里，有的再也没有出来。1949年海安解放后，周大嘴想跑，没有跑成。他在家里被民兵抓住，送到了县政府。1950年春天，周大嘴和景芳春在同一批被公审。公审大会在曲塘镇召开，来了上千人。受害者家属冲上台去，要打周大嘴。民兵把他们拦住了。

周大嘴被枪决的那天，沙河湾的很多人去看了。夏老三也去了。夏老三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周大嘴被押上台。周大嘴的头发白了，腰弯了，站在台上浑身发抖。夏老三看着这个人，想起1946年那个冬天，想起地窖被挖开的那一刻，想起许文华从窖里站出来说的那句“老三，没事”。夏老三没有喊，没有骂，只是看着。枪响之后，夏老三转身走了。

夏老三后来一直住在西夏家垛，种地，养鸡，过日子。他很少跟人提起许文华的事。有人问起，他就说，文华是个好人。别的就不说了。夏老三活到1987年，病逝在家里。他的儿子在清理遗物的时候，在箱子底下发现了一双旧布鞋。鞋底磨穿了，鞋帮裂了，但是洗得很干净。那是许文华留下的。夏老三藏了四十年。

六

苏北解放区的群众掩护地下党的故事，散落在各地方志和文史资料里。盐城、南通、扬州、泰州，几乎每个县都有类似的记载。这些记载大多简短，几十个字，一段话，记录一个事件。当事人的名字往往只是一个符号，背后的细节需要从其他材料里拼凑出来。

以《东台文史资料》为例，第三辑收录了十几篇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敌后斗争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廉贻镇群众掩护干部脱险记》，不到两千字，记录了三个类似的事件。董国华和陈广福的事是其中篇幅最长的一个。另外两个事件的主角没有留下姓名，材料里只写了“某村干部”和“某交通员”。

这种记录的粗疏，不是因为事迹不重要，而是因为当时的条件不允许详细记录。1946年秋天到1948年冬天，苏北大部分地区处于国民党军控制之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转入地下，文件、材料随时可能被搜走。很多事迹是靠当事人的记忆保留下来的，到了1950年代整理史料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细节丢掉了。

东台县文化馆1959年的那次调查，调查人员是骑着自行车下乡的。他们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找到当年的当事人，坐在人家的院子里，一边听一边记。有些当事人已经去世了，只能找他们的家属、邻居、同村人。材料拼凑起来的，难免有出入。

比如董国华被捕的具体日期，《东台文史资料》里写的是1946年11月14日。但是董国华本人的回忆录（未刊稿，存东台县档案馆）里写的是11月中旬，没有具体日期。调查人员采用了更具体的11月14日，可能是根据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确定的。这类细节上的出入，在地方史料里很常见。

陈广福的伤情，材料里写的是“三根手指被打断”。陈广福自己的说法是“两根手指”。调查人员最终采用了“三根手指”，可能是因为看到了陈广福手上的伤。陈广福的手确实残了，具体断了几根手指，他自己可能也记不太清楚了。在那个年代，这种伤太多了，没人会仔细数。

朱长贵保存的那半封信，调查人员没有找到实物。朱长贵说信后来被吴大麻子拿走了。吴大麻子死后，他的东西散失了，信也不知去向。调查人员只能根据朱长贵的口述记录。朱长贵说，那封信写了一半，开头是“吾弟如晤”，后面写了几行家常话。施广德写完之后，朱长贵看了看，说行，就这样。施广德把信留在桌上，走了。

这些细节的模糊，不影响故事的核心。核心是：在那个年代，苏北农村的普通人，用他们能想到的方式，保护了为他们办事的人。方式各不相同。陈广福换了鞋子，朱长贵写了半封信，夏老三挖了地窖。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许文华没有活下来，但他的名字留在了烈士陵园的石碑上。陈广福活了下来，他的手残了，他的故事留在了文史资料里。

七

1947年春天，苏北的局势更加严峻。国民党军队在苏北各地增设据点，还乡团的活动更加频繁。留在敌后的共产党干部和武装人员，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很多地方，白天不能露面，只能在夜间活动。群众掩护的难度也更大了。

廉贻镇一带，还乡团在景芳春死后，换了新的头目。新头目姓朱，比景芳春更狠。朱某在廉贻镇周围修了三座碉堡，每个碉堡里驻十几个人。白天碉堡里的人下来巡逻，晚上缩在碉堡里。董国华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回过景窑村。他在外乡活动，靠各地的群众掩护。

董国华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1947年春天是他最艰难的日子。有一次他在一户人家躲了七天，那户人家是开豆腐坊的，每天磨豆腐的声响盖住了地窖里的动静。董国华白天不敢出地窖，夜里才爬出来透口气。豆腐坊的主人姓李，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李老汉每天给董国华送一碗热豆浆，从地窖口递下去。七天后，风声过了，董国华才出来。

李老汉的豆腐坊在1948年被还乡团烧了。李老汉本人被打了一顿，没有死，活到了解放后。董国华去找过他，想给他一些补偿。李老汉说，不用，你给老百姓办事，我帮你应该的。李老汉后来在1958年去世，家里一直很穷。他的儿子在1960年饿死了，儿媳妇改嫁了。李老汉这一支，算是绝了后。

这样的故事在苏北有很多。盐城有个村子叫新兴场，村里有个姓王的妇女，1947年掩护过一个女干部。女干部在她家住了半个月，王大姐每天把饭菜送到后院的草垛里。还乡团来搜了三次，没有搜到。女干部走的时候，王大姐给她做了一双新鞋。女干部后来随军过了江，再也没有回来。王大姐在1975年去世，临终前跟女儿说，那个女干部不知道还在不在，要是还在，该有六十多岁了。

南通有个叫石港的小镇，镇上有个开茶馆的老板，姓陈。1947年夏天，一个地下党交通员在茶馆里被还乡团盯上了。陈老板让交通员从后门走，自己坐在前堂跟还乡团的人周旋。还乡团问，刚才那个人呢。陈老板说，走了。还乡团问，往哪儿走了。陈老板说，往东。还乡团追出去，往东追了十几里，什么也没追到。交通员其实是从后门出去，往西走的。陈老板的茶馆后来被还乡团砸了，陈老板被打了一顿，关了半个月。陈老板活到了1960年代，他的茶馆再也没有开起来。

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事人都是普通人，种地的、开店的、编篾的、磨豆腐的。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高深的道理。他们帮助共产党的干部，理由很简单。共产党的干部给老百姓办事，替老百姓说话，分地给老百姓种。还乡团回来之后，地又要被收回去，还要加租加税。老百姓算得清这笔账。

当然，也有算不清的人。景夭和就是算不清的。他看到的只是二十担大米，没有看到二十担大米背后是什么。周大嘴也是算不清的，他看到的只是报复的机会，没有看到报复的后果。这些人后来都付出了代价。景夭和死在苏州，周大嘴被枪决。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很直接，但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是真实的一部分。

八

1948年秋天，苏北的局势开始发生变化。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在苏北的据点一个接一个被拔掉。还乡团的活动大大减少，很多还乡团分子开始往南逃跑。留在敌后的共产党干部和武装人员，终于等到了翻身的时刻。

董国华在1948年冬天重新回到了景窑村。他离开这个村子两年多了。景窑村的变化不大，土坯墙还是土坯墙，黄泥路还是黄泥路。只是村里少了很多人。景夭和跟还乡团跑了，他的家人也走了。景芳春被枪决了，他的家人也走了。村里那些曾经跟还乡团有过往来的人，大多躲了起来。

董国华在村里走了一圈。他走到陈广福的家门口。陈广福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把篾条，正在编一个箩筐。董国华站在他面前，陈广福抬起头来。两个人看了对方一会儿。陈广福说，你回来了。董国华说，回来了。陈广福低下头继续编箩筐，手指头不太灵活，篾条穿了好几次才穿过去。

董国华蹲下来，看着陈广福的手。三根手指弯曲着，伸不直了。关节肿胀，像三个小萝卜。董国华说，手还疼吗。陈广福说，天冷了疼，天热了还好。董国华说，我找了医生，可以看看。陈广福摇摇头，说，看不好了，不用费那个事。

董国华在景窑村待了三天。三天里，他去了董金寿家，去了几户当年帮过他的人家。董金寿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董金寿说，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董国华说，金寿哥，当年要不是你，我早就没了。董金寿摆摆手，说，别提那些了。

董国华走的那天，陈广福送他到村口。董国华说，我还会回来看你。陈广福说，你忙你的，不用老惦记我。董国华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陈广福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穿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褂子，脚上是一双旧布鞋。董国华转过身，走了。

1949年春天，董国华随大军南下。他路过东台的时候，又回了一趟景窑村。陈广福还是坐在门槛上编箩筐。董国华给他带来了两双新布鞋，还有一些钱。陈广福收下了鞋，钱没有要。陈广福说，我编箩筐能卖钱，够用了。董国华说，你拿着吧。陈广福说，不用，你留着，给更需要的人。

董国华没有再坚持。他在陈广福家坐了一个下午。两个人没有说太多话。陈广福编他的箩筐，董国华坐在旁边看。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董国华站起来要走。陈广福说，吃了饭再走。董国华说，不了，还要赶路。陈广福送到门口，说，路上小心。董国华说，你保重。

这是董国华和陈广福最后一次见面。1954年，董国华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一岁。陈广福在景窑村活到了1968年，病逝在家里。陈广福去世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把篾条。他的儿子把篾条拿下来，放在棺材里。陈广福的坟在景窑村南边的田地里，坟头不大，种了一棵槐树。槐树后来长得很高，夏天的时候，树荫能遮住半个坟头。

九

1959年东台县文化馆的调查，留下了关于董国华和陈广福的最完整的记录。调查人员不仅走访了当事人，还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档案。1946年东台县的《东台日报》（国民党方面主办）上，有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捕获共匪董国华”的事。消息里说，还乡团在景窑村抓获了一名共党干部，押送县府审讯。

这则消息的日期是1946年11月16日，距离董国华脱险只有两天。调查人员推测，还乡团抓住陈广福之后，以为抓到了董国华，就向上级报告了。消息登在报纸上，算是“表功”。后来发现抓错了人，还乡团也没有更正，报纸也没有再登。陈广福被关了七天放出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调查人员在东台县档案馆里还找到了另一份材料，是1949年东台解放后对还乡团分子的审讯记录。景芳春在审讯中供述，1946年11月14日，他接到景夭和的密报，说董国华在景窑村。他带着十几个人赶到景窑村，在村东的田埂上追到一个穿黑布鞋的人。那人跑得很快，他们追了两里多地才抓住。抓住之后，那人说自己是陈广福，是个篾匠。景芳春不信，把人押回城里审了七天，最后确认抓错了人，才放掉。

景芳春的供述里没有提到陈广福替他坐牢的事。景芳春只是说“抓错了人”。在还乡团的逻辑里，抓错人放掉就是“仁慈”了。他们不会去想，那个被抓的人挨了打，断了手指，一辈子成了残废。景芳春1949年被捕后，1950年被枪决。他的供述材料存留在东台县档案馆，编号是“东档1949-审-37”。

调查人员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之后，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结尾写道：董国华同志在1946年11月14日的脱险，得益于陈广福同志的舍身相救。陈广福同志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在危急时刻做出了非凡的选择。这种选择体现了苏北解放区群众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也体现了普通人在历史关头的担当。

调查报告的落款是1959年12月。调查人员署名三人，都是东台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这份报告后来被收录进《东台文史资料》第三辑，1985年印行。印数一千册，分发给东台县各机关、学校、文化站。景窑村的老辈人手里有一本，翻得边角都卷了。他们说，董国华和陈广福的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十

苏北平原上的那些村庄，景窑村、沙河湾、西夏家垛，在1946年的秋天，经历了同样的恐惧和抉择。还乡团回来了，带着枪和名单。名单上的人，有的跑了，有的藏了，有的被抓了，有的被杀了。留下的人，在恐惧中过日子，在恐惧中做选择。

陈广福的选择，是把鞋子给董国华。朱长贵的选择，是写半封信。夏老三的选择，是挖一个地窖。王大姐的选择，是把饭菜送到草垛里。陈老板的选择，是让交通员从后门走。这些选择，单个看都很小，小到几乎不值一提。一个人把鞋子给别人，一个人写了半封信，一个人挖了个坑，这些事算什么呢。

但是把这些选择放在一起看，意义就不同了。1946年秋天到1948年冬天，苏北解放区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农民，做了类似的选择。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掩护了为他们办事的人。方式不同，道理一样。共产党的干部给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就保护共产党的干部。这个道理很简单，简单到不需要读书识字就能明白。

那些被掩护的人，后来有的牺牲了，有的活到了解放后。董国华活到了1954年，施广德活到了1960年代，许文华牺牲在1946年。他们的命运不同，但他们的背后，都有过一双鞋子，半封信，一个地窖，一碗热豆浆。这些东西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不会出现，但在真实的生活里，它们就是全部。

陈广福的坟在景窑村南边的田地里，坟头的槐树长得很高了。每年春天，槐树开出一树白花，风吹过来，花瓣落一地。村里的孩子从坟前经过，有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看。他们不知道这个坟里埋的是谁，不知道这个人曾经用一双鞋子换了一条命。他们只是觉得这棵槐树很好看。

陈广福的儿子后来把父亲的事讲给了自己的儿子听。孙子听了，问爷爷，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儿子说，那个人后来当了大官，但是死得早。孙子又问，那爷爷你后悔吗。儿子说，后悔什么，你爷爷从来没后悔过。孙子没有再问。这个故事就这样传了下来，从父亲到儿子，从儿子到孙子。传到今天，细节已经模糊了，但核心还在。一个人替另一个人去死，因为那个人是给老百姓办事的。

董国华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话，那是他晚年的时候写的。他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陈广福。他替我坐了牢，断了手指，一辈子受穷。我没有给他什么。这句话写在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字迹潦草，墨水洇开了一小片。回忆录没有出版，手稿存东台县档案馆，编号“东档-董国华-未刊”。

陈广福的那双黑布鞋，后来不知去向。陈广福的儿子说，父亲去世的时候，那双鞋放在柜子里，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儿子把鞋拿出来看了看，鞋底磨穿了，鞋帮裂了，鞋面上有一块深色的地方，是血渗进去的。儿子把鞋放回柜子里，没有扔。后来搬家的时候，柜子丢了。那双鞋，也就没有了。

景窑村的老辈人说，那双鞋要是还在，应该放在博物馆里。但是鞋没了。故事还在。故事讲的是，194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个篾匠拦住一个跑过来的地下党，说，把鞋子给我。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东台文史资料》第三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东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

2. 《东台市五烈镇文华村烈士事迹材料》，东台市五烈镇人民政府编，2019年。

3. 董国华回忆录未刊手稿，存东台县档案馆，档案编号：东档-董国华-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