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擦鞋的穷小子，到身家5亿的香港总华探长，他凭什么？（上）

文|高宝宝

2010年5月，香港北角的廉政公署总部档案室里，办事员拉开一个铁皮柜，翻出一份早已发黄的老档案。

这份档案的封面上，印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穿着一套五六十年代的老式香港警察制服。

办事员拿起桌上的印章，在档案的最后一页盖上了“结案”两个字。

随着他的这个动作，一张挂在香港通缉榜上整整34年的头号通缉令，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这是香港警方历史上，维持时间最长的一张通缉令。而通缉令上的那个男人，就是50年前在香港黑白两道呼风唤雨的，前总华探长吕乐。

六十年代的香港，坊间有一句老话：不管是开饭馆的、摆夜市的，还是开赌场、做风月场所的，甚至是街头帮派、抢地盘的，都不敢得罪一个人，他就是被称为地下警务处长的吕乐。

只要他摇一下头，你的生意第二天就得关门。

那时候，一碗云吞面才卖几毛钱，而一个在街上巡逻的普通香港警察，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两、三百港币，但吕乐的总资产却已达5亿港币。

在那个很多人发愁怎么填饱肚子的年代，这笔钱能在香港的繁华地段买下好几条街。

可这么一个只手遮天、腰缠万贯的人物，早年刚到香港的时候，却是一个连字都不认得几个、靠在街头给人擦皮鞋、连饭都吃不饱的乡下穷小子。

那么，他是怎么穿上警服，并且一步步爬上总华探长位子的呢？

而在后来香港反贪风暴刮起来的时候，大批警察被抓进大牢之前，他又是怎么带着全家老小离开香港，在外面舒舒服服地喝了30几年的早茶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扒开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走进“5亿探长”吕乐的一生。

吕乐，出生在广东海丰的一个小渔村。那时的农村生活非常艰苦，一家人从年头忙到年尾，却连肚子都吃不饱。

为了找条活路，10来岁的吕乐跟着同乡，坐着小破船，一路摇摇晃晃来到了香港。

刚到香港的时候，没有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的吕乐，只能在街头干些最底层、最辛苦的杂活。他给人擦过皮鞋，卖过报纸，还拉过人力车。

但吕乐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观察。

他每天在街边擦皮鞋、卖报纸的时候，见得最多的，就是警察查摊位、帮派收规费。通过观察，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在街头收钱的小混混，虽然看起来凶神恶煞，但只要一看到穿警服的，立刻就会换一副笑脸，毕恭毕敬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或者是给他们塞点小钱。

吕乐知道了，对于一穷二白的自己来讲，想要不被人欺负、吃饱饭，那身警服就是最好的出路。

1940年，20岁的吕乐如愿以偿进了警队。

当时的香港警察门槛很低，只要身体健康、听话就行。

最初几年，吕乐就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巡警，每天穿着制服在街上巡视。但也正是当巡警的那几年，吕乐把香港街头那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都给摸透了。

他发现，当时的警察系统其实是断层的：上面的高级警官全是英国人，他们根本听不懂粤语，也看不懂香港本地那些复杂的派系关系。而他们手下的那些华人警察，就成了连接洋人上司与本地社会的纽带。

不得不说，吕乐是个有心人。他默默地记下了这条街的赌档是谁开的，那家饭馆背后的老板是哪个帮派的。

平时工作的时候，他也不像别的警察那样，只要看到违规的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抓、罚。

他的做法是，态度温和，甚至会帮他们处理一点小麻烦。久而久之，街上那些三教九流都觉得，这个姓吕的小警察好说话，有什么事也愿意私下找他商量。

吕乐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1956年。

那一年，香港发生了著名的“双十暴动”。当时街头的场面严重失控，帮派分子到处打砸抢烧，甚至还围攻了一些政府机构。

警队一下子就瘫痪了，洋人警司更是坐在办公室里急得直冒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去抓谁，也不知道该找谁谈判。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吕乐站了出来。他告诉上司，自己有办法摆平这一切。

吕乐没有带大队人马，而是拿出一份名单，带着几个亲信，连夜找到那些大帮派的“话事人”。

他开门见山地向他们讲明了利弊，让这些老大知道，如果再这么乱下去，洋人肯定要调军队过来清场，到时候谁的生意都别想做了。

随后，吕乐给他们开出了条件：只要把手下闹事的人撤回来，并把带头的交出来顶罪，他就可以在上司面前保住他们的地盘。

吕乐的办法果然很奏效，几天之内，喧闹的街头就恢复了平静。

这件事办完之后，吕乐在警队的地位瞬间就不一样了。在洋人眼里，他仿佛就是一个有手段、能解决大麻烦的定海神针。

没过多久，吕乐就被提拔为香港警局刑事侦缉处的探长。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吕乐正式开始构建他的权力版图。

他发现，如果警察整天忙着到处抓人，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因为抓了一个，另外一个马上就会冒出来。

他认为，警察的工作重心，不应该是去消灭那些灰色地带，而是应该制定一套规则，然后想办法让他们按照规则来玩。

他开始有意识地提拔一些同乡和部下，在警队内部拉帮结派，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小圈子。

在外面，他开始给各大帮派划分地盘。他告诉这些帮派老大，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做生意，并且不搞出人命案，他就保证他们不会被警察骚扰。

那之后的吕乐，已经不是一个仅靠拿工资谋生的小警察了，他在街头的每一次走动、每一个点头的背后，都意味着钱包又鼓了一圈。

可是，他渐渐地发现，收小红包的做法太小儿科了，想赚大钱，就得把全香港的黑钱摊子整合成一套收钱系统。

当时的香港，警察收黑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他们的做法全凭心情：今天路过这个地摊拿两块钱，明天去那个赌档抓几个人，然后再拿钱来赎人。

吕乐发现，这种零敲碎打的做法有3个弊端：

第一，开店做买卖的心里没底，不知道今天谁来收，明天收多少，生意没法做久。

第二，警察内部也常常因为分钱不均而闹矛盾，甚至会为了抢地盘、收钱打起来。

第三，吃相太难看，而且容易被洋人上司发现，不是长久之计。

吕乐觉得，应该让它成为一种名正言顺的东西。

他先是定了一个规矩，叫“统一出口”。

以前，是个警察就能上街去捞油水，吕乐当上探长之后直接下令，普通警察不许私自向商户伸手。

他把收钱的权利，揽到了自己手里。

为了方便，吕乐找了一批中间人，组成了一个队伍。他们有的是退休的老警察，有的是帮派里能说上话的头目，有的是他的亲戚，这些人在外面的名号叫“收数仔”。

这些“收数仔”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街上溜达。他们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专门进出那些麻雀馆、大烟档、风月场所。

吕乐把这些非法生意，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开麻雀馆的，按桌子的数量交钱；开赌档的，按一天的流水抽成；开粉档的交的规费最重，往往是利润的三四成，因为那是掉脑袋的买卖。

这样一来，商户交规费就像交房租一样了，每个月有固定的日期。

这些钱收上来之后，吕乐把它们汇集成一个巨大的资金池，然后开始在内部，按级别、岗位进行精密的分红。

他不仅给华人警察发，就连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英籍高级警官，他每个月也会让人准备好厚厚的信封，或者换成昂贵的手表、古董，送到洋人上司的办公桌上。

他很聪明，他知道那些洋人长官虽然并不缺钱，但谁会嫌钱多呢？

这些洋人拿了钱，自然也就选择了闭嘴。

除此之外，哪怕是一个刚入职在门口站岗的巡警，吕乐也能让他们每个月从这笔钱里，分到几十到上百块港币。

在那个云吞面只要几毛钱一碗的年代，这笔额外的收入，让这些小差人的生活水平直接翻了倍。

吕乐通过这种分钱方式，把整个警队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都坐在了同一条船上。

而他的这种交规费制度，也受到了那些非法生意老板的欢迎。

以前，他们得应付各路神仙，今天这个来勒索，明天那个来查封，生意做得不安心。但现在，只要按月交规费，吕乐就会保证他们的安稳。

不但不会被警察骚扰，就连有别的帮派来闹事，吕乐都会派手下去给他们镇场子。

其实，在当上总华探长之后，吕乐的身份就已经不是警察了，而是更像全香港黑帮的董事长。

在那个年代的香港，街头上活跃着好几个大帮派，比如有背景的“新义安”、老牌的“14K”，以及在各个码头扎根的“和胜和”。

这些帮派为了抢生意、划地盘，平时没少在街头动刀、动枪。

之前，警察看到这些黑帮打架，第一反应就是抓人。但吕乐却认为，抓人太费劲了，而且黑社会是除不掉的，抓了一批，马上又会冒出另一批。

他要另辟蹊径，打破警局一贯以来的做法。

什么蹊径呢？请看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15岁写小说，

38岁考上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院，有20年的中文教育经验。

她一手把女儿培养成香港大学一级荣誉学士、

世界排名第一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

毕业仅一年，小姑娘的年薪已达50万。

宝宝姐的亲子教育文章，温暖而有力量，

助你在育儿的路上豁然开朗，少走弯路。

（ID:gaobaobao-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