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城修鞋十五年不敢回家 大哥开豪车来找我 妈临终前说你最有出息

人们常说，一个有出息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活得很好。但在我们农村，出息往往意味着能挣到钱，能在城里买房。那么，一个在城里修鞋的人，算不算有出息？

我叫李德贵，今年四十八岁，在江北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修鞋为生。那条街叫解放路，两边都是高楼大厦，来来往往的都是西装革履、光鲜亮丽的人。而我蹲在街边的小板凳上，和这条街格格不入。

说起我的家，在徽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叫杨柳村。村里人都说我们家是”麻雀生凤凰”，因为我大哥是全村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那时候，村里人见了我爹，都会竖起大拇指：“老李家有个读书的种，以后肯定能光宗耀祖。”

我爹最爱听这种话，每次听完都笑得合不拢嘴。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老五。说实话，我的成绩也不差，但在我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大哥身上。

1995年的夏天，我刚高中毕业。那时候的高考和现在不一样，考上大学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记得成绩出来那天，我考了368分，差一点就够上专科线了。可大哥却考了572分，被省城最好的大学录取了。

那天晚上，村里人都来我家道贺。酒席摆了三大桌，我爹开了两瓶茅台，那可是村支书结婚都舍不得喝的好酒。我站在角落里，看着大家举杯庆祝，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一早，我爹把我叫到堂屋。他坐在那张老藤椅上，点了一支烟，说：“德贵啊，你也看到了，你大哥考上了大学，家里要供他读书。你也知道咱家的情况，供一个就已经很吃力了。你干脆就在家帮衬家里，以后找个媳妇，种种地，也挺好。”

我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都是陪衬。不管我多努力，永远都比不上大哥的一个高考成绩。

母亲站在厨房门口，欲言又止。她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从来不会反驳父亲的决定。但那天，我看到她的眼圈红红的，好像哭过。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隔壁房间父母的谈话声，母亲在小声劝父亲：“要不让德贵也继续读书？他成绩也不错，万一考上了…”

“考上了又怎样？家里哪有那么多钱供两个读大学的？再说了，他要是真有那个本事，高考就能考上了。”父亲的声音很不耐烦。

我躺在床上，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次日凌晨，我趁着天还没亮，偷偷拿走了母亲藏在米缸下面的五百块钱。那是给大哥准备的第一学期学费。

我在桌上留下一张纸条：“妈，等我有出息了再回来。”提着一个旧书包，装了两件换洗衣服，趁着晨雾悄悄离开了家。

那时的火车站还是一座破旧的平房，候车室里挤满了和我一样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我买了张最便宜的硬座票，像无数个农村孩子一样，怀揣着对城市的憧憬，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到了江北市，我先是在一家玩具厂里做包装工。那时候工资很低，一个月只有两百多块钱，住的是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每天和各种各样的人挤在一起。

在工厂门口，有个老师傅摆摊修鞋。我经常看他干活，觉得这门手艺挺好。不用受人管束，也不用看别人脸色。半年后，我主动跟老师傅学手艺，还倒贴了三百块钱做学费。

学手艺不容易，要眼疾手快，还得会和人打交道。老师傅经常说：“修鞋看似简单，其实是修人心。你把一双破鞋修好了，就等于给人一份温暖。”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也许正是这句话，让我在修鞋这行一干就是十五年。 刚开始摆摊时，我选了解放路最热闹的路段。这条街上有银行、商场，来往的人很多，但竞争也激烈。第一天，我只修了三双鞋，赚了七块钱。那天晚上，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想着家里的事。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手艺渐渐好起来，经常能遇到老主顾。有个银行的李经理，每次路过都会在我这里擦鞋。他说我手艺好，还介绍其他人来。

我从不敢跟家里联系，但每年过年都会托村里的邻居老张叔给家里捎钱。开始是五百，后来一千，再后来两千。我总是嘱咐老张叔：“别告诉他们我在哪，就说我在外面过得挺好。”

修鞋的活计虽然不起眼，但也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有次，一个穿着考究的女士来修高跟鞋，鞋跟断了。她很着急，说要参加重要会议。我用了二十分钟就修好了，还给她擦得锃亮。她感动得差点掉泪，说从没遇到这么负责的修鞋师傅。

渐渐地，我在这条街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每天早上六点，我准时摆好工具，一干就是十二个小时。街上的店主都认识我，有时会给我送瓶水，冬天下雪还会给我端杯热茶。

日子久了，我也攒了些钱。但我从没想过要改行，更没想过要回家。在我心里，那个偷走五百块钱的愧疚，一直像块石头压在心里。

去年冬天，老张叔来江北市办事，特意来找我。他带来了一个让我心惊的消息：“德贵啊，你妈病了，医生说是肝癌。”

我听到这个消息，手里的锤子掉在了地上。老张叔接着说：“你大哥现在是省城医院的主任医师，条件很好。但你妈总念叨你，说想见你一面。”

那一刻，我的眼前浮现出母亲的样子。她总是穿着蓝色的粗布衣裳，在灶台前忙碌。每次我考试考得好，她都会偷偷给我塞个鸡蛋。那个装着五百块钱的布包，一定是她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可我还是没有勇气回去。我让老张叔带了两万块钱回去，说是给母亲治病用的。但我知道，钱再多也代替不了我这个不孝子的愧疚。

就在上个月，一辆黑色奔驰停在我的修鞋摊前。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大哥。他二话不说，重重地给了我一巴掌。

“妈走了。”他红着眼睛说，“她走的时候还在念叨你。”

那一刻，我的世界崩塌了。大哥说，母亲临终前告诉他：“你五弟最有出息，这些年一直在给家里寄钱。他虽然没念大学，但他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一片天。”

原来，那五百块钱，母亲一直留着，说是要等我回来亲手还给我。这些年，她总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着，每天望着通往城里的那条路。村里人都知道，她在等她的老五。

我跟着大哥回了老家。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我看到父亲坐在堂屋的藤椅上，头发已经全白了。看到我，他愣了好久，然后转过头去，肩膀轻轻抖动。

母亲的遗物很简单，一个老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这些年我寄回家的每一张汇款单。还有那张我离家时留下的字条，已经泛黄破损，但被母亲用透明胶布一点点粘好了。

如今，我的修鞋摊还在解放路上。每天清晨，当我摆好工具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总会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修鞋的儿子最有出息。”

可是，当我看着从前母亲在村口常坐的那个小板凳，又不禁会问：这份出息，值不值得用亲情来换？那么，有出息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