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矿工扶了位‘断鞋带’的瘸腿大爷，隔天竟被市长秘书接走

1986年的秋天，北方的风已经带了凉意。我叫赵建军，二十岁，在国营煤矿当掘进工，每天下井八个小时，升井时除了眼白，浑身上下都是黑的，连咳出的痰都带着煤渣。

那天轮休，我揣着刚领的抚恤金——父亲上个月在井下出了事故，这是矿上给的补偿。钱不多，却重得像块石头。路过街角的修鞋摊时，看见个老爷子蹲在那儿，手里攥着只断了带的老布鞋，眉头拧成个疙瘩。

老爷子穿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可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副断了腿的老花镜，用细麻绳捆着挂在耳朵上。他瞅着来往的人，嘴唇动了动，却没好意思开口。

我本想径直走过去。矿上的人都说我性子冷，爹走了那天我都没掉泪，此刻更没闲心管别人的闲事。可他那双磨得发亮的解放鞋，让我想起爹生前总穿的那双——也是这样，鞋跟磨平了，就自己钉块胶皮接着穿。

“大爷，鞋咋了？”我蹲下身。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蒙着层雾：“鞋带……断了，想找地方修修，可转了半天没找着。”

我接过鞋，是双千层底，针脚密得像鱼鳞，一看就是家里人纳的。鞋带确实断了，断口处磨得光秃秃的。“前面巷子里有修鞋的，我带你去。”

他赶紧摆手：“不麻烦了不麻烦了，我自己能找着。”可起身时，腿一软差点摔倒，我伸手扶了他一把，才发现他裤腿空荡荡的——是条假腿。

“我送您去吧，顺路。”我没给他再推辞的机会，半扶半搀着往巷子走。

路上他说，他姓周，以前在文化馆工作，退休后跟着儿子住，今早出来买酱油，不知怎么就走迷了，鞋也不争气，偏偏这时候断了。“人老了，没用了，”他叹口气，“连家都找不着。”

修鞋摊的老陈是我熟人，三两下就把鞋带缝好了。周大爷非要给钱，我拦了：“这点活儿，不值当。”他看着我，忽然问：“小伙子，你在哪儿上班？”

“矿上。”

“下井？”他眼神一紧，“那活儿危险，可得当心。”

我没接话。矿上的危险，不用他说我也知道。

送他到小区门口，他非要拉我上去喝口水，我瞅着天快黑了，摆摆手要走。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个小本子，记下我的名字和矿上的地址：“小伙子，改日一定让我家老婆子给你做顿热乎饭。”

我笑了笑，没当真。矿上的人，今天还在一起吃馒头，明天可能就没了，谁能指望什么“改日”。

过了大概半个月，我正在井下撬一块松动的顶板，班长突然扯着嗓子喊我：“赵建军！上来！有人找！”

我一头雾水地升井，澡堂都没来得及进，就看见矿办公室门口站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西装革履，跟这满是煤渣的地方格格不入。

“是赵建军同志吗？”他递过手，“我是周市长的秘书，姓刘。周市长让我来接您。”

“周市长？”我懵了。

“就是您前阵子帮着修鞋的周大爷。”刘秘书笑着说，“他回去后跟我们念叨了好几回，说一定要谢谢您。”

我这才知道，那个拄着拐杖、穿双旧布鞋的周大爷，是市里的副市长。

到了市政府，周市长正在办公室等我。他换了身干净的中山装，桌上摆着杯冒着热气的茶，还有一盘刚洗好的苹果。“小伙子，可算把你盼来了。”他拉我坐下，“老婆子特意给你做了点糖包，尝尝。”

糖包是热的，咬一口，红糖流出来烫得嘴直咧，心里却暖烘烘的。他没提我帮他修鞋的事，就问我矿上的事，问我爹的情况，问我以后打算。我说没打算，就想多挣点钱，给娘在县城买间平房，离矿上远点。

他听着，没插话，等我说完了，才从抽屉里拿出份文件：“我们市文化馆最近招临时工，负责图书整理，虽然工资不如你下井多，但安稳。你要是愿意，明天就可以去报到。”

我愣住了。从井下到文化馆？这跨度，比从矿底到地面还大。

“我……我没念过多少书，”我搓着手，“认字是认字，可那些书……”

“没关系，慢慢学，”他看着我，眼神很稳，“我看你是个实诚孩子，下井太危险，换个活儿，让你娘也能睡个踏实觉。”

那天我是怎么走出市政府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手里的那份文件，轻飘飘的，却攥得手心冒汗。

第二天，我揣着文件去了文化馆。馆长是个戴眼镜的老太太，笑着说：“周市长特意交代了，让我们多带你。”

我的工作确实简单：给图书分类、上架、登记借阅。一开始笨手笨脚，把《红楼梦》跟《三国演义》归到一类，被馆里的老馆员笑话。但我学得快，别人教一遍就记住，不到一个月，就把馆里三万多册书的位置摸得门儿清。

周市长偶尔会来借书，每次都绕到我负责的区域，问问我近况。他从不说“我帮了你”，只说“好好干，这工作适合你”。

有天整理旧报纸，我看到张五年前的报道，照片上的周市长站在抗洪前线，一条腿陷在泥里，正是我扶他那天看到的那条假腿——报道说，他当年为了救一个被困的孩子，被洪水冲断了腿。

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看见我下井会紧张，为什么会把一个陌生人的小事放在心上。有些人，就算自己受过伤，也见不得别人跌跟头。

后来我转正了，成了正式的图书管理员。我把娘接到县城，买了间带小院的平房，窗台上摆着娘养的月季，开得热热闹闹的。

周市长退休那天，我去看他。他还是穿那件中山装，正跟老伴儿在院里种白菜。看见我，他笑着喊：“建军来了？快，尝尝老婆子腌的糖蒜。”

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也落在我手里那本刚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书里夹着张纸条，是周市长写的：“人这一辈子，就像铺路，有人铺得宽，有人铺得窄，但只要是实心的，就都有用。”

我想起那个秋凉的午后，他攥着断了带的布鞋站在街角，像株被风吹歪的芦苇。而我，恰好伸手扶了一把。

原来这世上的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你帮别人搭过的桥，走过的人，总会记着回头，再帮你铺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