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修鞋匠的儿子，如何扔掉温柔敏感，成为“钢铁之人”？【一】

你知道，斯大林年轻那会为了搞钱，戴过头套，当过莫斯科的知名“悍匪”吗？

1907年6月26日，沙俄统治下的外高加索重镇——梯弗里斯，也就是今天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生了一起震惊欧洲的惊天大案。

两辆全副武装、由哥萨克骑兵护送的运钞马车，突然遭到几十枚自制炸弹的袭击，瞬间造成了40人死亡、50人受伤。而在硝烟散去之后，那笔相当于今天几千万美元的巨款不翼而飞。

这起劫案的策划者，是一个绰号叫“柯巴”的年轻人。

当时的他正坐在广场边的一家咖啡馆里，冷眼旁观着这一切混乱，手里的一支烟斗冒着青烟。

此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策划暴力劫案、混迹于街头与监狱的格鲁吉亚狠人，日后会成为苏联的最高统帅，还会被称呼为“领袖”、“慈父”。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个叫做“柯巴”的年轻人说起。

后来，世界记住了他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斯大林。

大家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如果我们回望19世纪末的高加索山区，你会发现，是个体所遭遇的极端环境，先锻造了性格，然后才有了那段改写人类历史的命运。

那么，斯大林的青年时期是什么样的？

他又是如何从一个鞋匠的儿子，变成一个神学院的高材生，又一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的呢？

皮鞭下的童年

1878年12月18日，斯大林出生在格鲁吉亚一个古老的城镇——哥里，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小名“索索”(Soso)，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

老爹是个手艺精湛的修鞋匠，曾经有过自己的小作坊，这在当时算是个体面的小资产阶级；母亲则是个虔诚到近乎狂热的东正教徒，勤恳持家，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儿子当上神父。

而这，已经是那个阶层能想象到的最高贵的职业。

原本日子还算过得下去。

但后来随着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无数手工业者走向了破产，斯大林父亲也不例外。随着生计的艰难，他的脾气开始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并因此染上了一个恶习——酗酒。

而每每喝醉后，幼年的斯大林和母亲就成为了撒气的对象，动辄就被打骂。

从此之后，斯大林的童年，便常常充斥着酒精的臭味和皮带抽打的声音。

有一次，为了保护母亲，年幼的斯大林甚至跟父亲狠狠干过一架。

这种原生家庭的暴力氛围，给斯大林心里种下了一颗伴随终生的种子：在这个世界上，讲道理是没用的，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只有暴力才能最快地解决问题。

软弱，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为了让斯大林不走父亲的老路，母亲拼了命的给别人洗衣服、烤面包，没日没夜的缝缝补补，把所有的钱都攒下来养家糊口，供儿子读书。

而小斯大林也很争气，或者说，他太聪明了。

16岁就考上了第比利斯神学院，而且是个绝对的优等生。不仅成绩门门满分，还是唱诗班的领唱，甚至写得一手好诗，诗歌曾被收录到了格鲁吉亚的各种“最佳诗歌集”中。

在那几年里，他是个文艺青年，是个被寄予厚望的未来神职人员。

但是，第比利斯神学院不是天堂，那是一座“精神监狱”。

沙皇俄国为了控制高加索地区，在学校里推行了极端的俄化教育，禁止说格鲁吉亚语，把学生当犯人一样管理；教官更是像特务一样监视学生的私生活，搜查禁书，把人关禁闭。

这种高压环境，对于顺从者来说是“规则”；

而对斯大林这种不服管的人来说，就是反叛的催化剂。

神学院教会了他三样东西，对他后来的统治风格影响深远：

第一，严密的教条主义思维逻辑；

第二，如何甄别异端并清洗他们；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它让他彻底学会了如何看透虚伪。

也正是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他开始偷偷读那些学校不让读的名著，从雨果的《九三年》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最后读到了马克思。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柯巴”，这是格鲁吉亚小说《弑父者》里的一个义贼主角，意思为“不屈不挠的人”、“无情的人”。

从那一刻起，神学院的那个优等生死了，“革命者”柯巴诞生了。

1899年，21岁的斯大林被神学院开除，理由是无故不参加考试，实际是因为他已经是地下马克思主义小组的骨干。他走出校门，不仅没有失落，反而感到一种挣脱枷锁的解脱。

地下党、监狱与西伯利亚的寒风

离开学校后，斯大林没有去找工作，而是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职业——职业革命家。

什么叫职业革命家？

在当时的俄国，这基本等同于“职业罪犯”加“亡命之徒”。

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其实有着明显的阶层分化。

一类是像列宁、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这样的“流亡派”，他们大多是出身良好的知识分子，流亡在西欧，喝着咖啡，在图书馆里写理论文章，在会议室里辩论路线问题；

另一类，就是像斯大林这样的“本土派”，或者叫“实干派”。

斯大林没有钱去欧洲流亡，于是他留在了俄国境内，干的全是脏活累活。

他在巴库的油田组织工人罢工，那是当时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工业区之一；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他组建过战斗队，绑架过石油大亨，向资本家收过“保护费”；

甚至抢过银行——比如开头提到的梯弗里斯大劫案。

虽然列宁在公开场合批评这种“无政府主义手段”，但当斯大林把抢来的大笔现金送到欧洲时，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组织经费就有了着落。

列宁很欣赏这个话不多、但办事狠辣的格鲁吉亚人，称他为“神奇的格鲁吉亚人”。

但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代价是极其惨重的。

从1902年到1917年，斯大林的人生基本就在“被捕、流放、逃跑、再被捕”的循环中度过。他一共被捕7次，流放6次，逃跑5次，是真正的百炼成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生活：

西伯利亚的冻土带，零下40度的极寒；

在那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只有漫无边际的白雪和刺骨的寒风。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流放地，斯大林一个人钓鱼、打猎、自己做饭，在极度的孤独中度过了几年时光。这种极端的生存环境，把他的神经磨砺得像钢丝一样坚韧，但也彻底带走了他性格中最后一点温情。

他变得沉默寡言、极度多疑、善于伪装；

他学会了像狼一样独自生存，学会了不相信任何人。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对他打击巨大的事，他的第一任妻子——卡托·斯瓦尼泽病逝了。

这是斯大林一生中唯一全心全意爱过的女人。

在卡托的葬礼上，这个钢铁般的男人跳进墓穴，抱着妻子的棺椁嚎啕大哭，几近崩溃。

他对身边的朋友说：

“她软化了我石一般的心，可她死了，我对人类最后的一点温情也随之而去了。”

这不是文学修辞，而是成了事实。从此以后，那个还会写诗、还会动情的“柯巴”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孤独冷酷、高速运转的政治机器。

也正是在这段流放期间，他开始使用那个后来震慑世界的名字——斯大林。

在俄语里，“斯大林”的意思是“钢铁的人”。

他把自己锻造成了一块钢铁，准备去砸碎那个旧世界。

灰色的影子

1917年，对于俄国来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

二月革命爆发，沙皇倒台，临时政府成立。

也是在这一年，斯大林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到了彼得格勒。

这时候的布尔什维克高层，可谓是群星璀璨，个个都是演说家和理论家。

列宁是无可争议的大脑；

托洛茨基是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和军事天才；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是名声在外的理论大咖。

相比之下，斯大林显得特别不起眼。

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几，左臂因为小时候的车祸有点萎缩，脸上还有天花留下的麻子。

他说话带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既不会在讲台上口若悬河，也写不出那些引经据典的华丽文章。当时的孟什维克领导人——苏汉诺夫，曾这样评价此时的斯大林：

“他是党内一个灰色模糊的影子。”

这句评价后来成了历史著名的笑话，因为所有人都低估了这个“影子”。

在1917年那场决定命运的“十月革命”中，大家都在忙着演讲、出风头、在聚光灯下接受欢呼。而斯大林在干什么？他在干别人不愿干的琐事。

他在编辑《真理报》，控制舆论喉舌；

他在处理那些关于粮食、交通、枪支分发的枯燥后勤；

他在联络各地的基层代表，记住每一个关键干部的名字。

“十月革命”爆发时，托洛茨基在指挥赤卫队攻打冬宫，出尽了风头；

而斯大林则在斯莫尔尼宫的阴影里，默默的协助列宁处理具体的决策落地。

而这种“不起眼”，反而成了斯大林最大的保护色。

那些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们互相瞧不起，互相攻击，唯独对斯大林没有防备。他们觉得这个“乡巴佬”没什么理论水平，也没有个人魅力，只不过是个好用的跑腿工具。

对他们完全构不成威胁。

但他们忘了。

在一个混乱的革命年代，权力不仅仅来自于讲台上的掌声，更来自于对暴力机器的掌控，来自于对人事档案的熟悉，来自于那个能叫出每一个基层干部名字、并能决定他们升迁的人。

在紧接着爆发的残酷内战中，斯大林被派往察里津（后来的斯大林格勒）征粮，在那里，他第一次展示了他对军队的控制欲、和对“军事专家”的不信任。

他不信那些旧军官和“军事专家”，干脆绕开指挥链，自己抓人、自己定规矩。也正因为这套做法，他很快就跟托洛茨基的指挥体系撞上了，甚至到了经常公开对抗和顶撞的地步。

虽然当时引起了争议，但也让他收获了一批同样出身底层、厌恶旧军官的将领的忠诚。

比如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

这正是斯大林崛起的秘密：

他像一只在暗处结网的蜘蛛，耐心地编织着属于他的权力网络；

他不需要光芒万丈，他只需要在关键时刻，手里握着那根能收网的绳子。

小结

回望斯大林的前半生，你会发现一条极为清晰的逻辑线：

苦难磨灭了人性，钢铁成为了信仰，而低调成为了武器。

从哥里的鞋匠小屋，到第比利斯的神学院，再到西伯利亚的冰原，生活从未对他温柔以待，他也学会了不对生活温柔。那个曾经写诗的少年，似乎，早已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死去了。

活下来的，是一个名叫斯大林的钢铁战士。

1917年的硝烟散去，苏维埃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建立。

列宁点燃了火炬，托洛茨基举起了宝剑；

而斯大林，则默默地站在阴影里，握紧了手中的铁锤。他准备好去锻造一个新世界了，不管这个过程要付出多大代价，也不管要碾过多少人情与规则。

大幕刚刚拉开，权力的游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