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双索赔一万元的限量版旧鞋，和保洁阿姨上吊前抹掉的最后一滴泪

她叫李婉儿，一个特别普通的名字，在我们这栋写字楼里，像她这样的保洁阿姨有好几个。 我之所以记住她，是因为一个深夜。 那天我加班到很晚，下楼时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楼梯间的塑料凳上，对着窗外发呆。 我递给她一杯热水，她愣了一下，接过水，突然就哭了。 她说：“你知道吗，那个男人，我一直没告诉他，我其实很喜欢他……可是，时间不等人。 ”

她说的那个男人，是她年轻时在老家认识的，后来她出来打工，男人留在村里，再后来，各自成家，再无联系。 这个故事，和她每天擦得锃亮的地板、洗得发白的抹布放在一起，显得那么不真实。 她的人生，好像被锁在了那个不到两平米的工具间里，外面是光鲜亮丽的城市，里面是她被折叠起来的青春和心事。

但更让我心碎的，是另一个关于保洁阿姨的真实新闻。 就在去年，陕西延安，一个保洁阿姨，因为扔掉了业主放在楼道的一双旧球鞋，被业主索赔一万元。 那双鞋，买的时候699元，业主说是什么限量版，升值了，就值一万块。 一万块，是那个阿姨好几个月的工资。

阿姨的家属说，在物业调解的时候，业主用很难听的话骂了她。 物业那边呢，说法又不一样，说没骂人，就是赔偿谈不拢。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外人说不清。 但结果是清楚的：调解完没几天，阿姨在楼里上吊自杀了。 她死之前，一个人在楼道里徘徊了很久，一直在抹眼泪。

一条命，和一双标价699、索赔一万的旧鞋，就这样被绑在了一起。 网上吵翻了天，有人说业主太欺负人，有人说物业和稀泥不负责。 最后听说赔了48万，可阿姨再也回不来了。 我就在想，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抹掉的是眼泪，还是对这个她辛苦打扫却容不下她一点尊严的世界的绝望？

这种事，好像总在发生。 浙江宁波，一个环卫大爷，因为风把垃圾吹到了车上，被车里的人逼着当街下跪道歉。 北京，一个快递小哥不小心剐了车，被车主连扇了六个巴掌。 他们好像天然就低人一等，可以被随意地呵斥、侮辱，甚至生命都可以被轻贱地衡量。

我们楼里的李婉儿阿姨，她的休息室，是厕所里一个上了锁的小隔间。 不到两平米，堆满了拖把、水桶和消毒液，她的保温杯和饭盒挤在角落，唯一能坐的，是一张褪色的塑料凳。 她每天把大理石地面擦得能照出人影，让整个卫生间飘着柠檬香，但她自己，连个能伸直腿喝口热水的地方都没有。

有一次，一个叫杨乐乐的女士发现了这个情况，她直接冲进管理层办公室质问：“张总，要是您母亲每天在这种环境休息，您心疼不？ ”这话让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 后来，公司腾出了一间闲置的储物间，装上了空调和饮水机，挂上了“劳动者港湾”的牌子。 李婉儿阿姨再见到杨乐乐，会从兜里掏出一块皱巴巴但擦得透亮的水果糖塞给她。 你看，尊严从来不是施舍来的，当有人愿意弯下腰，看见那些一直弯着腰的人，连一块最普通的水果糖，都能甜过顶楼的现磨咖啡。

但不是所有保洁阿姨都这么幸运。 在长沙的一个商场，有网友发现保洁阿姨累得靠在洗手池边，旁边的沙发却空着。 一问才知道，公司规定，坐下休息要罚款200块。 网友气得发帖，商场却轻飘飘地回应说“可以休息，但要报备”。 结果呢，那个说实话的保洁阿姨，反而被主管警告“别乱说话”。 律师说了，很多保洁员是外包工，连劳动合同都没有，法律也没硬性规定必须提供休息室，他们想维权，几乎不可能。

她们的辛苦，远超我们的想象。 华东政法大学有个保洁阿姨，叫刘红。 她每天凌晨五点半就要到岗，扫地、拖地、清理垃圾，还要把学生们丢的快递纸箱拆好叠起来卖钱。 “一天能卖30块钱，够我女儿一周的饭钱。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上的活没停，眼泪却掉下来了。 她来自山东农村，母亲重病欠了债，公婆卧床要寄钱，女儿读高中要学费，她说压力大得头发都白了。 月薪就三千左右，还可能被中介抽走一部分。

还有更心酸的，是连这微薄的工资都拿不到。 在福州，有16名保洁员，被一家家政公司派到会务中心干活，干了快三年，公司累计拖欠他们工资九万多。 她们年纪大了，没什么文化，想打官司，连诉状都不知道怎么写。 幸好，法律援助中心把线索给了检察院。 检察官为了帮她们固定证据，跑去调打卡记录、查银行流水，一点点算清楚每个人被欠了多少钱。 最后法院判了，公司必须支付那九万两千六百块钱。 工资是要回来了，可这近三年的等待和煎熬，又该怎么算呢？

她们的劳动时间，长得没有尽头。 在贵州威宁县，检察官发现很多公厕保洁员全年无休，连除夕都要工作到下午四点。 有的用人单位甚至做假考勤表，假装她们每月休息了三四天。 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是常态，每周工时远远超过法定的44小时，但从来没有加班费这回事。 一个保洁大姐无奈地说：“停不下来，厕所的地面一天要拖十几次，垃圾桶要及时清理，来几个人垃圾桶就满了。 ”公司觉得你反正没时间休息，那干脆连休息的地方也不用提供了。

在瑞安的一个菜市场，来自河南的李汉中和闫秀兰夫妇，每天凌晨三点就要开始清扫。 市场里茭白生意好，剥下来的壳铺满路面，“多的时候这路你都没法走，全是垃圾。 ”李汉中说着，一身都是洗不干净的油污。 他们三年没回过老家了。 在飞云街道，57岁的王玉兰阿姨，每天要从凌晨3点干到上午10点，第一遍清理垃圾就要4个小时，然后是3个小时的保洁。 她说，春节也不敢回去，“过节放假，垃圾还丢得多，你也不敢回去，反正没得节日。 ”

她们好像被遗忘在城市的缝隙里。 直到有人像威宁县的检察官那样，把目光投向她们，事情才开始改变。 检察官说，厕所最后一个隔间，不该成为保洁员的休息室。 他们发了检察建议，要求必须设置专用的休息室，配上桌椅、饮水机，要保障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每周工时不能超过44小时，加班要给钱。 后来，当地建起了三十多个户外劳动者驿站，一些商场也开始实行“上一天休一天”的制度。 一个保洁员代表在听证会上说：“以前全年无休，家里有急事都抽不开身，现在公司每月都会安排调休，我还有时间回老家看看……”

改变也在别处发生。 华东政法大学的学生们，看到刘红阿姨冬天垫着纸板在车棚吃饭，心疼坏了。 有学生说：“阿姨，我宿舍有沙发，您搬来坐吧！ ”还有学生送她手套，把不要的小电器留给她卖钱。 学生们甚至集体给校长写信，要求给保洁员建休息室。 半个月后，宿舍楼里就真的腾出了一间房，装上了空调、冰箱和微波炉。 另一个保洁阿姨高兴地说：“夏天饭不会馊了，大家还能一起聊天。 ”

刘红阿姨下班后爱跳广场舞，音乐一响，她甩着马尾辫，腰间的亮片闪闪发光，好像换了个人。 但第二天天不亮，她又变回那个不敢停下、弯腰捡纸箱的保洁阿姨。 晨光照在她斑白的头发上，像镀了一层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