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爸妈的广场舞，跳出了我们的边界

老周被儿子接到城里那年，正好六十岁。村里的老槐树还记得他离开时的背影——背微微佝偻着，手里拎着一个褪色的军绿色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一双手工纳的千层底布鞋。儿子说，城里的地板滑，穿布鞋不安全。

城市的楼房像水泥森林，老周住在二十三楼。从阳台望出去，只能看见对面楼房的窗户，一格一格的，像蜂巢。儿子媳妇早出晚归，孙子在学校寄宿，老周每天除了做饭打扫，就是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屏幕发呆。电视里的人在说话，可他总觉得那些声音隔着很远的距离，像山谷里的回音。

发现广场舞是个偶然。那天傍晚，他下楼倒垃圾，走错了单元门，绕到小区后面的小广场。音乐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不是他想象的聒噪的流行歌曲，而是一支他熟悉的民歌改编的舞曲。几十个中老年人正随着旋律起舞，动作整齐得像风吹过的麦浪。

老周站在梧桐树的阴影里看了很久。领舞的是个穿玫红色上衣的女人，头发在脑后挽成整齐的发髻，转身时脖颈拉出优雅的弧线。她的动作不像其他人那样刻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韵味，手臂扬起时，仿佛真的在抚摸风中无形的麦穗。

后来老周知道，她姓薛，退休前是县剧团的舞蹈演员，也是被女儿接到城里来的。第一次正式参加时，老周站在队伍最后一排，手脚僵硬得像刚安上的假肢。薛老师走过来，没说话，只是在他面前把一套动作慢速分解了一遍。她的手指修长，在空中划过的轨迹清晰而坚定。

“别急，”她说，“跳舞和种地一样，要等节拍。”

老周惊讶地抬头：“你怎么知道我种过地？”

薛老师笑了，眼角的细纹聚成温柔的扇形：“你手上的茧，和我父亲的一模一样。”

他们成为固定舞伴是在三个月后。社区要组队参加市里的“银龄风采”大赛，薛老师编了一支双人舞，需要个男伴。老周是被大家推选出来的——“老周学得最认真”。排练在社区活动室进行，傍晚六点到八点，雷打不动。

老周第一次握住薛老师的手时，手心全是汗。那不是年轻人的手，皮肤有些松弛，指关节微微突出，但温暖而有力。他们的第一支舞叫《秋收》，讲述一对老农夫妇在丰收时节劳作、休憩、彼此搀扶的故事。没有复杂的技巧，只有弯腰、起身、对视、携手前行这些最简单的动作。可当音乐响起时，老周忽然想起了老家秋天的打谷场，想起了已故妻子年轻时在场上扬麦的身影。

“你想她了？”休息时，薛老师递给他一瓶水。

老周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走神了。他点点头，又摇摇头：“都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的事不会过去，”薛老师轻声说，“它们只是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比赛拿了二等奖。颁奖结束后，两人坐在体育馆外的台阶上。城市的夜空看不见星星，只有霓虹灯把云层染成暗红色。薛老师说起她去世三年的丈夫，是个语文老师，最爱读聂鲁达的诗。“他常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孤独的河流，直到遇见另一条河流，才知道自己可以流向大海。”

老周不说话，只是听着。晚风吹过，带来远处烤红薯的甜香。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了一丝亲切感。

更大的转折发生在第二年春天。省老龄委组织优秀广场舞团队赴韩国参加中韩老年文化交流周，他们的舞蹈视频被选上了。出国手续全是儿女们帮忙办的——老周的儿子和薛老师的女儿，那段时间格外热心，大概觉得父母有个“高雅爱好”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首尔的舞台上，当聚光灯打下来时，老周有一瞬间的恍惚。他想起四十年前，村里晒坝上放露天电影，他和当时的未婚妻挤在人群里，屏幕上的光也是这样照亮她兴奋的侧脸。音乐响起，他自然而然地向薛老师伸出手。这一次，他们的舞蹈叫《春耕》。

台下是异国观众陌生的面孔，台上是两个中国人用身体讲述土地的故事。老周不再紧张，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自然而流畅，仿佛不是在表演，只是在过另一种生活——一种在春天里播种、在秋天里收获、在冬天里围炉夜话的生活。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他按照编排，轻轻拥抱了薛老师。那个拥抱很短，不超过三秒，可他感觉到薛老师微微颤抖了一下。

回国后，有些事情变得不同了。他们依然每天傍晚在广场见面，但开始更早到，更晚走。对话的内容从舞蹈动作延伸到其他领域——薛老师教他认小区里的花木，他给她讲二十四节气与农事的关系。有时什么都不说，就并排坐在长椅上看日落。那是一种默契的安静，像两条并行的溪流，水声自然交融。

最先觉察的是薛老师的女儿。那天她提前下班回家，看见母亲在厨房一边哼歌一边包饺子，那是父亲生前最爱吃的芹菜馅。

“妈，最近心情很好啊？”

“是啊，舞蹈队可能要上电视了。”

女儿盯着母亲看了几秒：“不只是因为跳舞吧？”

薛老师手里的饺子皮停了下来。

摊牌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两家子女罕见地聚在了一起——在老周儿子家的客厅。气氛一开始还算缓和，直到老周的儿子小周说出那个提议。

“爸，薛阿姨，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你们年龄大了，这样天天跳舞太累。我们打算给你们报个老年旅行团，分开去，云南和桂林，都是好地方。”

薛老师的女儿接着说：“是啊，妈，你一直想去丽江看看的。”

沉默像墨水滴进清水，迅速蔓延开来。老周看着茶几上那盆绿萝，忽然想起薛老师说过，绿萝最好养，给点水就能活，可如果只给水不给光，它就会慢慢失去颜色。

“我们没打算分开。”薛老师的声音很平静，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

“妈！”女儿的声音提高了，“你知道别人怎么说吗？说你们……说你们老不正经！”

“我们怎么了？”老周第一次开口，声音沙哑，“我们一没偷二没抢，就是一起跳跳舞，说说话。”

小周叹了口气：“爸，我不是这个意思。可你们毕竟……毕竟要考虑我们的感受。薛阿姨的丈夫才走三年，您这要是……传回老家去，别人怎么说我们做子女的？”

“所以你们的面子，比我们过得开不开心重要？”薛老师问，声音依然平静，可放在膝盖上的手在微微发抖。

那场谈话不欢而散。但真正的冲突发生在一周后。老周和薛老师照常在广场跳舞时，小周和薛阿姨的女儿出现了。他们站在人群外围，脸色铁青。音乐结束后，小周径直走到父亲面前。

“爸，跟我回家。”

“跳完舞自然就回。”

“现在就回！”小周的声音引来周围人的侧目。

老周的脸涨红了。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当众丢脸。可当他看向薛老师时，发现她正看着自己，眼神里有某种他熟悉的东西——那是站在舞台上等待音乐响起时的眼神，是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该怎么走时的镇定。

“我送你回去。”薛老师说，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

两个年轻人愣住了。他们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反应——不是争吵，不是辩解，只是一种简单的、并肩而行的姿态。

回家的路要穿过一条林荫道。四月的晚风吹落梧桐树的新叶，嫩绿的叶子在路灯下像小小的降落伞。四个人，两前两后，沉默地走着。走到老周住的单元楼下时，薛老师停下脚步。

“就送到这儿吧。”她说，然后转向两个年轻人，“下个月，我们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展演。之后，我和老周商量好了，打算回他老家住一段时间。他在农村有老房子，院子很大，够我们种花种菜，也够我们每天跳舞。”

女儿惊呼：“妈！你要去农村？”

“为什么不能去？”薛老师笑了，那个笑容里有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洒脱，“城市是你们的舞台，农村可以是我们的。我们花了大半辈子把你们送进城市，现在，也该让我们选择自己想去的地方了。”

小周还想说什么，老周开口了：“儿子，爸这辈子，没向你提过什么要求。就这一个——让我自己选一次。”

电梯门关上后，小周和薛阿姨的女儿还站在楼下。月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印出斑驳的光影。

“我们是不是……太自私了？”许久，薛阿姨的女儿轻声问。

小周没有回答。他抬头看向二十三楼那个亮着灯的窗户，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考上大学离家的那个早晨。父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直挥手，直到客车转过山弯。那时父亲的眼神，和今晚薛阿姨的眼神，竟有几分相似——那是一种决定放手的、温柔的坚决。

楼上，老周从抽屉里拿出那双从老家带来的千层底布鞋。鞋底已经磨得很薄了，但他一直没舍得扔。薛老师接过去看了看，手指抚过细密的针脚。

“你妻子手艺真好。”

“她走了十年了。”老周说，“这十年，我觉得自己也像这双鞋，被日子磨得越来越薄。直到遇见你。”

薛老师把鞋放回桌上，握住他的手。这一次，没有音乐，没有观众，只有窗外城市的灯火和天上朦胧的月亮。

“下周的展演，”她说，“我编了新舞，叫《两条河流》。”

老周点点头。他知道，那将是一个关于相遇、关于阻力、关于最终各自奔向大海却始终并行向前的故事。而此刻，在这个安静的夜晚，在子女们尚未完全理解的目光中，在二十三楼这个暂时还属于他的空间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楼下的梧桐叶又在风中轻轻摇晃，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而更远处，城市的霓虹依然闪烁，仿佛永不疲倦。在这个春天的夜晚，有些东西结束了，有些东西才刚刚开始——就像河流遇到分叉口，无论选择哪条河道，最终都要流向更宽广的水域。

晨光微露时，老周站在阳台上，看见薛老师从对面楼栋走出来的身影。她抬起头，朝他挥了挥手。这个简单的动作，在这个平凡的清晨，忽然有了某种仪式的意味——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只是两个人在时间的河流中，找到了相同的节奏，准备跳下一支舞。

而舞曲，才刚刚响起第一个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