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每当想起给我送鞋垫的那个农村姑娘，我心里就很难受

我是一名老知青，曾在贵州省遵义地区一个叫许家寨的小山村插队落户生活了整整十年，也是那个小山村最后一个回城的上海知青。在许家寨插队落户期间，乡亲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爱，特别是一个叫郭芳的姑娘，经常给我送好吃的，还偷偷送给了我一双绣花鞋垫，我却伤害了她。

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1969年4月中旬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上海的。知青专列抵达贵州省的遵义车站后，我们在遵义下车，然后换乘汽车继续前行，最终来到了一个叫许家寨的小山村，我们十二名上海知青被安置在许家寨四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年我十六周岁，有一名同学刚过完十五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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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寨大队是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当年那里的贫穷与落后简直是无法想象，时令已是暖意融融的暮春时节，可乡亲们还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那时的乡亲们没有秋衣秋裤，脱下棉衣直接穿单衣，早晚天气还凉，大家只能穿着棉衣，等到天暖和了再换单衣。那里的耕地多为山坡地，粮食产量不高，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勉强能解决温饱。乡亲们的住房也很简陋，几乎家家户户都是那种泥土（土坯墙）茅草（屋顶是木板茅草房顶）房屋，也有木板瓦房，那是极少数。

当时正是春耕备播的农忙时节，李队长为我们安顿好吃住的地方，我们也开始跟着社员们下地干农活参加生产劳动了。

下地干农活对于社员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社员们都不觉得有多苦有多累。可对于我们大都市长大的孩子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简直就是一种考验和煎熬。刚参加生产劳动那几天，不光是女知青叫苦叫累，我们男知青也觉得很苦很累，晚间躺在地铺上的被窝里也偷偷抹过眼泪。挑粪压肿了肩膀，火烧火燎地疼，疼的我们都不敢触碰。手掌也磨起了水泡，浑身上下哪都疼，劳动这一关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繁重的生产劳动再加上艰苦的生活条件，我们都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顿顿都是高粱面糊糊高粱面窝窝头，要想吃一顿菜，还真就不容易。好在乡亲们都自发地给我们送咸菜，李队长给我们知青安排最轻松的农活，大家都很照顾我们，我们心里都很温暖，都很感动，也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

经过了两三年的劳动锻炼，经历了春耕春播秋收秋种生产劳动的磨练，我们上海来的插队知青慢慢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皮肤晒黑了，身体强壮了，也渐渐适应了农村艰苦的生活习惯，还学会了遵义地区的土话（方言）。

1973年秋后，我们插队落户的许家寨大队又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是地区钢铁厂的招工名额，大队书记安排我去参加招工体检，我顺利通过了招工体检，却没能通过政审，我外公是民族资本家，我阿爷是走资派，我是典型的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大型国营钢铁企业怎么可能招收我这样的问题知青。

那次没能去钢铁厂工作，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和打击，情绪低落了好久。李队长就宽慰我，说只要好好表现，以后还有机会招工进工厂。

第二年夏天，我们生产小队又来了一名新社员，她是刚毕业的初中生，个头不高，长得挺漂亮，也爱说爱笑，很快就跟我们上海知青打成了一片。

一天中午收工回家的路上，她笑着跟我打招呼：“知青哥哥，我叫郭芳，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张振沪。”我红着脸回答道。来到许家寨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五年，郭芳是第一个主动跟我打招呼的农村姑娘。

之后的日子里，郭芳经常找借口跟我交谈，问我上海的一些情况，问我上海马路宽不宽，问我上海的楼房有多高，还问我上海的黄浦江是黄色的吗？一个农村姑娘能问出这么多问题，我还真对她刮目相看了。问她咋知道上海有黄浦江，她说是那位知青姐姐告诉她的。那位知青姐姐说上海的大楼很高，马路很宽，郭芳说她不信。

也难怪郭芳不信，那时的农村人很少有人去大城市，有的大伯爷爷都五六十岁了，竟然连县城都没去过。郭芳说她也没去过县城，没坐过汽车，更没见过火车。

刚开始我很排斥和郭芳并肩走在一起，因为那时的农村还很封建，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残余根深蒂固，我和郭芳接触多了，我怕社员们说闲话。

出工劳动或收工回家的路上，郭芳不光是跟我一个人交谈，她也跟队里的年轻小伙说笑，也跟其他男知青说笑，她的开朗大方，令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都自愧弗如。

郭芳除了跟我聊天，还跟我借书看，我的那几本长篇小说，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让郭芳借去全部看了一遍，有时她还跟我讲述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评论故事中的人物，她的记性很好，表达能力也很强，我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

记得是那年中秋节的傍晚，郭芳突然来到我们知青点，把我叫出来，塞给我两个还热乎的糖饼就转身跑开了。看着她离去的身影我正不知所措时，两名男同学在我身后突然袭击了我，他俩一人抢走一个糖饼转身就往外面跑去。两个糖饼我一个也没捞着，还担心了一晚上，怕他俩把这事说出去。不过那两个同学都比较讲究，没把郭芳给我送糖饼的事情说出去，我挺感激他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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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郭芳经常给我送好吃的，哪怕是一个煮鸡蛋或者是一块蒸煮的红薯，她都偷偷送给我吃。我也有过拒绝她送东西的想法，又怕伤了她的心，我也就没好意思明确拒绝她的好意。

1976年秋天，我们许家寨大队又得到了两个地区棉线厂的招工名额，那次招的是女生，我们生产队的两名女知青都去棉线厂工作了，知青点还剩下我们三名男知青。郭芳也知道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难招工进城，她就宽慰我说：“咱许家寨有山有水，虽然不富裕，但也饿不着。不能招工进城就在农村生活，天下农民有的是。”

1977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李队长带领社员们在高粱地除草，空中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社员们都扛起锄头往家跑去。我扛着锄头刚走到地头，郭芳突然来到我面前，把她的草帽子戴在我头上，转身就跑了，我想把草帽子还给她，却撵不上她。

快到村头的时候，雨过天晴，西边出现了一道亮丽的彩虹。郭芳特意放慢了脚步，她在等我。我走上去，把草帽还给她，看着她被淋湿的衣服紧贴在身上，凹凸的身材一览无余，我顿时感到面红耳赤，心跳加速。郭芳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她用手扯了一下紧贴在身上的衣服，快步往家跑去。

那年冬季恢复了高考，我和两男名同学一起报考，结果我们仨都名流孙山。1978年暮春时节，沈闵行招工去了贵州第二化工厂，另一名同学因病回了上海，知青点还剩下我一人。

那年夏天，我再次报考，结果再次落榜。两次高考落榜对我的打击很大，李队长空闲时间就到知青点开导我，给我送好吃的，还鼓励我下一年再考。每天晚饭后，郭芳也会带着好吃的到知青点找我聊天，陪我说话，她还送给我一双绣花鞋垫。我知道姑娘给小伙子送鞋垫是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收下了女生送的鞋垫或布鞋，就代表接受了对方的感情。我不想要郭芳的鞋垫，因为我还没想过要一辈子扎根农村。郭芳却不容我解释，直接把那双绣花鞋垫放在了我的鞋子里，还说正好合适。

那段时间，我看到郭芳就不好意思，总觉得我不一定能给她幸福，我怕辜负了这么淳朴善良的一个好姑娘。

那年冬季到了腊月二十三，我才决定回上海探亲过春节，郭芳送我到汽车站，还专门为我烙了白面饼，让我带在路上吃。

回到上海我才知道，我阿爷早就平反了，我外公也刚刚摘帽，我再也不是什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只要再有招工名额，我就可以招工进城进厂了。

过完春节，正月十五之前我就返回了贵州，我担心错过了招工的机会。

那年4月初，大队书记兴冲冲地来到知青点，带给我两个好消息，一是遵义丝织厂招工的指标，二是没招工进城的插队知青可以返回原籍的消息。因为许家寨太闭塞太偏远，要不是大队书记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知青可以返回原籍的消息。

我犹豫了好几天，最终放弃了去遵义丝织厂工作的机会，我决定回上海。得知我要回上海了，郭芳来到知青点，当面问我：“振沪哥，你真的要回上海吗？”我吭哧了半天，小声说道：“郭芳，我家就我一个男子，我爸妈都希望我回上海……”

听了我的话，郭芳没说话，她呆呆地看着我，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落了下来。和郭芳相处的几年里，我那是第一次看到郭芳流泪，更是第一次看到她伤心难过。我本想跟她说声对不起，她却用手捂着嘴转身跑开了。她跑到外面，我才听到了她的哭声……

1979年4月中旬，我离开了插队落户生活了整整十年的许家寨，踏上了回上海的路。离开许家寨前的那几天，我一次也没看到过郭芳，心里惦记她，可我却没有勇气去她家看她，更没有勇气去跟她道别。

那天李队长送我去的汽车站，到了汽车站他才告诉我，说郭芳病了，病得不轻，吃了好几副中药也不见轻，愁得他父母够呛。

回到上海后，我顺利办好了落户手续，也很快落实了工作单位。第二年秋天我报考电大，学的外贸专业。电大毕业后，在父母的催促下，我结婚了，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郭芳，总觉得愧对她。

后来条件好了，逢年过节过节我都会给李队长寄一点钱或上海特产，略表心意，也写信问候乡亲们。李队长回信也说了郭芳的情况，说郭芳当了民办教师，也结婚了，有了孩子。得到这样的消息，我心里才稍微轻松了一点点。

退休后，我也很想回第二故乡看看乡亲们，可我一直都鼓不起勇气，我害怕见到郭芳，因为当年我辜负了她对我的那份真情和爱意，我总觉得对不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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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当年到贵州插队落户的那段知青生活经历我还记忆犹新，每当想起第二故乡的老队长和乡亲们，我心里就暖暖的。可每当想起郭芳，每当看到她送给我的那双绣花鞋垫，我眼前总会浮现出当年她捂着嘴哭着跑开的情景，我心里就会很难受很愧疚，我总觉得对不起她，对不起她对我的关照和那份深深的爱。郭芳妹子，你现在生活的好吗？我一直牵挂着你。

讲述人：张振沪老师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