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当兵走的那天，全村人送行，只有那个傻姑娘哭得撕心裂肺

1976年12月18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

那年我19岁，高中毕业在家干了两年农活。征兵开始后，我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政审一路顺利，最后定兵，我们村走了三个。

走的那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娘给我煮了六个鸡蛋，用红纸染红了，塞在我挎包里：“路上吃，到了部队好好干。”

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一句话也没说，就是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

七点钟，村里的高音喇叭响了：“送兵的社员同志们注意了，八点钟到大队部门口集合，敲锣打鼓送咱们的好青年参军去！”

我穿上崭新的军装——深绿色的确良，领章还没发，胸前别着朵大红花。对着一块破镜子照了又照，觉得自己挺精神的。

八点整，大队部门口已经挤满了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们三个新兵被簇拥到最前面，支书挨个给我们戴花，说着“保家卫国”的话。

人群里，我看见了几乎全村的人。张大伯、李婶子、小时候一起放牛的铁蛋、教我认字的王老师……大家都笑着，鼓着掌，说着祝福的话。

就在这一片喜庆热闹中，我看见了翠云。

她站在人群最后面，靠着那棵老槐树，身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她没有笑，也没有往前挤，只是远远地看着我。

翠云比我小两岁，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她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脑子，说话做事都比别人慢半拍，村里人都叫她“傻姑娘”。可她一点都不傻，只是单纯，心里想什么脸上就写什么。

我朝她挥了挥手。她咬了咬嘴唇，突然低下头，肩膀开始抖动。

送兵的队伍开始移动了。我们要步行到公社，再从公社坐拖拉机去县城。

走在最前面的是锣鼓队，“咚咚锵、咚咚锵”敲得震天响。我们三个新兵走在中间，后面是送行的乡亲们。队伍沿着村里的土路慢慢往前走，路两边站着更多的人，不断有人往我们口袋里塞煮鸡蛋、炒花生。

我一边走，一边回头往人群里看。翠云跟在队伍最后面，走得跌跌撞撞的，不时被人挤到路边。

走到村口那棵大杨树下时，按照规矩，送行的亲友到这里就该止步了。拖拉机已经等在那里，突突突地冒着黑烟。

我们三个和家里人最后道别。娘拉着我的手，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到了就给家里写信……”

爹还是没说话，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背起背包，正准备上拖拉机，突然听见一声尖叫：“建军哥——”

是翠云。她不知什么时候挤到了最前面，满脸都是泪，头发也散了，两条辫子乱糟糟地搭在肩上。

“建军哥，你别走！”她哭喊着，声音撕心裂肺。

所有人都愣住了。锣鼓声停了，说话声停了，只有拖拉机还在突突地响着。

翠云娘赶紧跑过来拉她：“你这傻丫头，胡说什么呢！建军是去当兵，光荣！”

“我不！我不让他走！”翠云使劲挣开她娘的手，冲到我跟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建军哥，你别走好不好？我……我以后再也不偷吃你家的枣了，我帮你家挑水，我给你纳鞋底……”

她的手很有劲，抓得我胳膊生疼。眼泪鼻涕糊了一脸，眼睛又红又肿，看着让人心疼。

周围的乡亲开始窃窃私语。有人笑，有人说：“这傻姑娘，还真有意思。”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支书走过来，严肃地说：“翠云，别闹了！建军是去保卫祖国，这是大事！”

翠云不管，只是死死抓着我的胳膊，一遍遍地重复：“你别走，你别走……”

最后是她爹过来，硬把她拉开了。她挣扎着，哭喊着，声音在空旷的村口回荡：“建军哥——你要回来啊——我等你——”

拖拉机开动了。我坐在车斗里，回头看去，翠云被她爹娘拉着，还在拼命往前挣，两条腿在地上乱蹬，扬起了阵阵尘土。

她的哭声越来越远，最后淹没在拖拉机的轰鸣声中。

新兵连在河北。训练很苦，但我咬着牙挺过来了。每天晚上躺在硬板床上，我都会想起离家那天的情景，想起翠云撕心裂肺的哭声。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封家信。娘在信里说，家里都好，让我不要惦记。信的最后，娘写了一句：“翠云那丫头，老来咱家问你有信没。她娘说，她天天念叨你。”

我提笔给家里回信，写完了正事，犹豫了很久，在最后加了一句：“告诉翠云，我在这儿挺好，让她别惦记。”

信寄出去后，我又有些后悔——一个当兵的，给一个傻姑娘带话，算怎么回事？

但下次收到家信时，娘说：“翠云看到你的话，高兴得跟什么似的，逢人就说建军哥给她回信了。”

从那以后，我和翠云通上了信。她不识字，信都是找村里小学老师代写的。信很短，就说些村里的事：谁家娶媳妇了，生产队里那头老牛死了，她娘给她做了件新褂子……

她总在信里问：“建军哥，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总是回：“等放假了就回去。”

1978年春天，我当兵一年半了，表现不错，被推荐去学开车。这是个好机会，学了技术，将来在部队能留得久些。

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家里。不久后收到了翠云的信——这次信特别厚。

信还是请老师代写的，但里面夹着一样东西：一双鞋垫。白色的粗布，用红绿线纳得密密麻麻，针脚歪歪扭扭的，有的地方还打了结。鞋垫上纳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平安”。

代笔的老师在信里说，这鞋垫是翠云自己纳的。她学了好几个月，手上扎了好多针眼，纳坏了好几双，才纳出这双能看的。那两个字，是她求老师一笔一画教她，自己在纸上练了几百遍，才敢纳到鞋垫上的。

我看着那双鞋垫，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把它塞进解放鞋里，不大不小，正合适。

1979年底，我退伍了。在部队四年，我入了党，学了技术，长了见识。背着背包回到村里时，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毛头小子了。

村里变化不大，还是那些土路，那些瓦房。爹娘老了不少，看见我回来，高兴得直抹眼泪。

回家第三天，我在井台边碰见了翠云。

她正在打水，还是穿着那件碎花棉袄，但已经洗得发白了。看见我，她愣了一下，手里的水桶“扑通”一声掉回井里。

“建……建军哥？”她声音怯怯的。

“翠云，我回来了。”我朝她笑了笑。

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扑过来，也没有哭，只是站在那儿，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有一种陌生的东西。

“你……你变了。”她说。

我也看着她。她也变了，不再是四年前那个哭得撕心裂肺的小姑娘了。脸瘦了，眼神沉了，嘴角有了细纹。听娘说，这两年有人给她说媒，说了好几家，都没成。人家嫌她“傻”，她自己也不同意。

“你过得好吗？”我问。

她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好。”

我们站在井台边，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冬天的风吹过来，冷飕飕的。

“那……那我回去了。”她提起半桶水，转身走了。步子很快，像是要逃离什么。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空落落的。

回家后我问娘：“翠云怎么……好像不太一样了？”

娘叹了口气：“那丫头，这四年，不容易啊。天天盼你回来，可你真回来了，她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了。她娘说，她晚上老哭，说‘建军哥现在是国家的人了，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了’。”

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准备去县里找工作。走的前一天晚上，翠云娘来了，手里提着个布袋子。

“建军啊，翠云让我给你的。”她把袋子递给我。

里面是十双鞋垫，纳得整整齐齐，比当年那双好多了。每双上都纳着字：“平安”、“健康”、“顺利”……

“这丫头，知道你又要走了，连夜赶出来的。”翠云娘眼睛红红的，“她说，你在外面用得上。”

我拿着那袋鞋垫，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第二天我去县里，翠云没来送我。听她娘说，她一早就不见了，到天黑才回来，眼睛肿得像桃子。

我在县运输公司找了工作，开卡车。一年后，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结婚那天，翠云托人捎来一对枕套，上面绣着鸳鸯——绣工很粗糙，鸳鸯像两只肥鸭子。

妻子问：“这是谁送的？手艺可不怎么样。”

我说：“一个老乡，心是好的。”

再后来，听说翠云嫁人了，嫁到三十里外的村子，男人是个哑巴，但对她不错。她生了一儿一女，孩子都很健康，不傻。

改革开放后，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我也从运输公司下岗，自己买了辆车跑运输。日子忙忙碌碌，一年也回不了几次村。

2005年，娘去世。我回村奔丧，在葬礼上又见到了翠云。

她老了很多，头发花白了，背也有些驼。看见我，她点了点头，没说话。葬礼结束后，她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布包：“给大娘的。”

里面是一双布鞋，黑色的灯芯绒面，千层底，纳得密密实实。

“你自己做的？”我问。

“嗯。”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我知道大娘喜欢穿布鞋。”

我们站在老屋门口，就像当年站在井台边一样，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过得还好吗？”我问。

“好。”她还是那个字，然后补充了一句，“孩子都大了，儿子在广东打工，女儿嫁到县城了。”

“那就好。”

她看了看我，突然笑了。笑容很淡，像水面上的涟漪，很快就散了：“建军哥，你还记得吗？你当兵走那天，我哭得多难看。”

我点点头：“记得。”

“那时候真傻。”她说，“以为你走了就不回来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了，也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她转身走了，步子很慢，但很稳。我看着她消失在村路的拐角处，忽然想起她当年追着拖拉机跑的样子，想起她撕心裂肺的哭声。

那哭声，在1976年冬天的寒风中，那么清晰，那么绝望，那么……纯粹。

有些眼泪，流过了就再也收不回去。有些人，错过了就再也回不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