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归来发现女友与前任复合，我删掉所有联系方式转身就走

星星说事，欢迎您来观看。

01

钥匙转动锁孔的那一刻，我还在想她收到礼物会是什么表情。

青海湖边的藏民摊上，那块缀着绿松石的银镯花了我三千八百块。摊主说这是老手艺，宝石是真的，我讨价还价了二十分钟，只为省下两百块给她买旁边那罐野生蜂蜜。

门开了。

玄关灯没开，客厅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但卧室门缝透出暖黄色的光。姜晚最怕黑，睡觉从不关灯，我总笑她二十六岁还像六岁小孩。

鞋柜边多了一双男鞋。43码，黑色磨砂皮，鞋底沾着干透的黄泥。

我上周刚擦过玄关地板。

卧室里传出的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是男人的笑声，压得很低，像怕吵醒什么人。

我的右手还提着行李箱。箱子里塞着她点名要的风干牦牛肉、黑枸杞，还有那罐蜂蜜。坐了三小时绿皮硬座从西宁回来，座位靠窗，玻璃漏风，我缩着脖子护住箱里的玻璃罐，乘务员路过时嘀咕了一句“小伙子够拼的”。

手里的钥匙扎进掌心。我低头看，钥匙齿在虎口压出四道白印，慢慢变红，渗出血丝。

蜂蜜罐从购物袋边缘滑出来，磕在门框上，玻璃碎裂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炸开。

卧室里的笑声停了。

接着是窸窣声，脚步声，门把手转动。

姜晚穿着我那件灰色卫衣打开门。她头发乱了，嘴唇上的口红蹭到了下巴，衣摆皱成一团，是我叠好放在衣柜第二格的那件。

她看见我，瞳孔剧烈收缩，下意识退后半步。

“砚哥……”

我没等她说完。

手机从裤兜里掏出来，解锁，通讯录。她的号码在第一个，备注是“晚晚”，通话记录显示三天前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她问我青海冷不冷。

删除。

微信置顶，聊天背景是我们去年在植物园拍的合影，她举着掉光叶子的银杏枝往我脖子里塞。最后一句话是她发的，一个“好”字，我说我上火车了。

删除。

支付宝亲情卡，开通七个月，她每个月用来交水电费，上个月扣款八十七块六。短信、微博、网易云互相@的歌单、共享相册里一千四百张照片——她睡着的侧脸、我做的糊掉的糖醋排骨、两个人影子叠在一起压马路。

全部删除。

行李箱横在地上。我没回头，走进电梯。

数字从17跳动到1，轿厢壁映出我的脸。西宁干燥，嘴唇起了三层皮，在机场便利店买矿泉水时收银员找错零钱，我追出去二十米还给她五块钱。那会儿我还想着，回来要让她看看我的黑眼圈，她肯定会一边嫌弃一边给我煮梨汤。

电梯门开，我把手机卡抽出来，折成两半，扔进垃圾桶。

走出单元门时九月的晚风还带着暑气。花坛边坐着个穿校服的小男孩，膝盖上摊着作业本，正拿橡皮使劲擦写错的算术题。他抬起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嘴里念念有词。

我沿着小区门口的路走了两公里，最后在十字路口站住。红绿灯变了两轮，旁边等过马路的老人用购物车碰了碰我的小腿：“小伙子，走不走？”

我低头，发现自己手里还攥着那块包银镯子的绒布袋。藏青色，边角绣着八瓣莲花，摊主说这是祝福的意思。

绿灯亮了。

我跟着人群穿过斑马线，走进对面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麦当劳，要了一杯冰可乐。吸管戳了三下没戳进封口膜，可乐从杯盖缝隙涌出来，淌了一手。

隔壁桌的情侣在分吃一盒麦乐鸡。女孩蘸了甜辣酱，递到男孩嘴边，男孩故意咬住叉子不松口。

我把可乐倒进托盘，起身走向垃圾桶。

手机在牛仔裤后袋震了一下。是航班App的推送，提醒我明天上午十点有一班飞西安的特价机票正在降价。那是我们计划十一长假去的地方，她说想吃正宗羊肉泡馍，我在携程收藏了六家评分4.5以上的老字号。

大拇指悬在屏幕上方三秒，划掉了通知。

走出麦当劳，路灯已经全亮了。广告牌上是某个婚纱摄影的促销海报，白纱裙的新娘靠在穿西装的新郎肩头，背景是假的椰子树和落日。

我记得姜晚说过，拍婚纱一定要去海边，她不要摆拍，要抓拍的，要头发被风吹乱糊在脸上的那种。

“那样才真实。”她说这话时靠在我肩上，手里捏着我的食指，指甲油是新的，豆沙色，在奶茶店暖光下一闪一闪。

我站在广告牌底下抽完剩下半包烟。最后一根烟蒂掐灭时，火星烫到指缝，我抖了抖手，看着那道红痕慢慢鼓起来，变成米粒大的水泡。

手机彻底没电了，屏幕黑下去之前，壁纸是她给我设的——一只从沙发缝里掏出来的陌生发卡。

她说那是她掉的。

我相信了。

02

第二天我在出租屋醒来时，枕头是湿的。空调开得太低，十八度，冻得我蜷成一团，却想不起夜里做过什么梦。

窗帘没拉严，阳光从缝隙切进来，照见空气里浮动的灰尘。我盯着那片光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才翻身坐起来。

手机充上电，开机后跳出一百三十七条未读消息。工作群、外卖红包、淘宝推送，没有她的名字。

我划掉所有红点，。

回信来得很快：行，下午三点训练场。

我在建筑行业干了七年，从施工员爬到项目安全主管，年薪二十二万。去年公司接了个政府旧改项目，负责老城区六栋八十年代建成的居民楼外立面修缮，我被派驻现场，天天跟脚手架、安全网、电焊工打交道。

姜晚不喜欢这份工作。

“整天灰头土脸的，手机二十四小时不能关机，半夜一个电话就得往工地跑。”她帮我洗工装时，指着领口洗不掉的铁锈印子，“你知不知道这件衣服穿了三年？”

我知道。我舍不得扔。

我们在一起两年零四个月。她家在城南，父母经营一家开了十八年的粮油店，有个比她小八岁的弟弟，在读高一。我去过她家三次，每次带的烟酒都堆在门边，她爸从不拆封，她妈在厨房忙进忙出，菜凉了才上桌。

第三次登门，她妈终于开口：“小姜以后要带孩子，你那个工作，是不是考虑换一下？”

我说正在考注册安全工程师，考下来可以转内勤，朝九晚五。

她妈点点头，没再接话。

那是去年腊月的事。从她家出来，姜晚挽着我的胳膊走了一站路，在公交站台忽然说：“我妈就是嘴硬，其实她觉得你挺踏实的。”

我没应声。那会儿她刚查出甲状腺结节，三厘米，边界不清，约了下周穿刺。我在医院走廊站了一个小时，把所有最坏的结果都想了一遍，最后只憋出一句：“没事，良性恶性我都陪着你。”

后来是良性。

她出院那天我请了半天假，炖了鸽子汤装在保温壶里。病房暖气太足，汤晾了二十分钟她才喝，第一口就皱了眉：“你放盐了吗？”

我尝了尝，确实忘了。

她笑着把那碗没盐的汤喝完了。

那天下午阳光特别好，我扶着她从住院部走到医院门口，她说想走慢一点，这半个月躺得腰都硬了。我说好，以后每天陪你散步。

现在想来，承诺这种东西，说出口的那一刻都是真的。只是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

归队的第三天，我接到了旧改项目重新开工的通知。停工了两个月，因为三号楼有一户不肯签同意书，僵持到夏天才勉强谈妥。我翻出压在抽屉底层的施工进度表，红笔划掉的日期已经攒了三行。

负责五单元302的老太太姓周，七十三岁，独居，老伴五年前过世，儿子在上海定居，一年回来一次。旧改政策规定，外立面修缮需要整栋楼业主签字同意，周奶奶是整栋楼最后一个签名的人。

施工队进场那天我去她家敲门，防盗门开了条缝，链子还挂着。老太太透过门缝打量我半天，问：“你是上次那个小师傅？”

我说是。上个月我来过，给她讲解改造方案，她听不懂采光井和保温层，只反复问施工会不会吵、脚手架会不会挡住窗户。

“我签。”她这次说，“儿子昨天打电话，说上海梅雨季墙皮也掉了。”

我从包里拿出同意书，蹲在她家门口填日期。她忽然问：“你多大了？”

“三十一。”

“结婚没有？”

笔尖顿了一下。

“快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在工地待到十一点。塔吊停了，工人宿舍还亮着几盏灯，我坐在临时办公室看下周的材料进场计划，计算器按了两遍，水泥标号还是对不上。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天气预警：明晨有大雾，能见度低于200米。

我锁屏，起身倒水。窗玻璃上倒映出我的脸，胡子三天没刮，工装领口卷着边。饮水机咕噜咕噜响了半天，接出来的是凉水，昨天忘开了。

就着凉水吞了两粒护肝片，这是年初体检后养成的习惯——轻度脂肪肝，医生建议少熬夜。那会儿姜晚把这盒药放在玄关最显眼的位置，每天出门前都问我“今天吃了没有”。

现在盒子空了，我还没买新的。

周三傍晚，我在三单元楼下碰见了周奶奶。她拎着环保袋从菜市场回来，袋子里探出两根葱和半棵白菜。我帮她提上楼，楼梯灯坏了两层，她摸黑掏钥匙时忽然说：“小师傅，下周六我家换窗户，你有空来帮忙看看？”

旧改项目不包换窗，这是住户自费项目。

但我还是答应了。

“下午两点，”我说，“我过来。”

老太太转过身，借着楼道微弱的光看我。她的眼睛因为白内障有些浑浊，却努力睁大了：“你是个好孩子。”

我垂下眼睛，盯着她家门槛上铺的那块旧毛巾——用来蹭鞋底的泥，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须。

好孩子。

这三个字从七十多岁老人嘴里说出来，比我妈在电话里念叨一百遍“找个稳定的对象”还让人喉咙发紧。

03

十月中旬，项目进入外墙喷涂阶段。脚手架搭了三层楼高，工人们系着安全带吊在半空操作喷枪，我在底下仰头盯着，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见。

手机忽然震动，来电显示是一串陌生号码，归属地本地。

我接起来，对方沉默了两秒。

“砚哥。”

是姜晚。

施工现场嘈杂，电钻声和卷扬机声混在一起，我把手机换到左耳，往材料堆放区走了几步。

“那天的事，我想跟你说清楚。”

我没说话。她那边也很安静，像在室内，隐约有电视声，是某个下午档的调解类节目。

“陈召他……去年出了车祸。”她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在斟酌，“左腿做了三次手术，现在走路还有点跛。他在老家的编制丢了，回城里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我妈说这样的人不能要，分手是我提的，那时候我觉得，一辈子太长，我不想过得那么苦。”

脚手架上的喷枪停了，工人朝下面喊，问这桶漆是不是配错了稀释比例。我冲他打了个手势，往更远的地方走，一直走到废弃的物料堆旁边。

“然后呢。”我听见自己说。

“然后他来找我。”她的声音带上一丝颤抖，“四月十九号，那天你加班，他来店里买东西，我在收银台后面，他进门第一句话是‘你瘦了’。”

四月十九号。

我记得那天。项目进行到外墙基层处理，我盯现场到十点半，回家时她窝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开着，茶几上摆着两盒没动过的外卖。我给她盖毯子，她迷迷糊糊往我肩上靠，嘟囔了一句“回来了”。

我以为那是困极了的撒娇。

“砚哥，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她深吸一口气，“但有些事不是一句对不起能过去的。他腿不好，雨天疼得整夜睡不着，他家里房子卖了给他治病，他爸去年查出糖尿病，胰岛素一个月要四百多——我知道这些不是你该听的，可我想让你明白，我不是因为还爱他才……”

“够了。”

我打断她。

“你说的这些，”我顿了一下，“跟我有什么关系？”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

远处塔吊转臂，钢索摩擦发出尖利的嘎吱声，像什么东西被生生拧断。

“我……”

“你不用解释。”我说，“你不欠我理由，只欠我一句实话。这句实话你现在说还是当初说，对我来说都一样。”

其实不一样。

如果那天在玄关，她不是愣在那里等着我先开口，而是冲过来拉住我，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拉住我的袖子——

但是没有。

她退的那半步，已经把所有答案都告诉我了。

“你送我的镯子，”她忽然问，“是青海买的那个？”

我攥紧手机，骨节发白。

“扔了吧。”

电话挂断。

我站在原地很久，久到喷枪重新启动，漆雾顺着风向飘过来，细密的白点落满我的工装袖口。旁边堆放保温板的工人喊我：“李工！躲躲啊这玩意儿沾衣服洗不掉！”

我低头看那些灰白色的斑点，像初雪落在深蓝布料上，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印记。

洗不掉也没关系，这件工装穿完这个项目就该换了。

晚上回出租屋，我没开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楼下水果店的大喇叭循环播放“洛川苹果十元三斤”，收摊前涨到十元五斤。卖糖炒栗子的三轮车从巷口经过，混着砂砾的铁锅翻炒声传得很远。

去年冬天姜晚爱吃这家的栗子。每次下班路过我都买一袋，揣在羽绒服内袋里捂着，进门时还冒着热气。她嫌剥壳麻烦，我就一颗颗剥好装在保鲜盒里，她追剧的时候当零食吃。

有一次她问我：“你为什么不嫌烦？”

我说：“剥个栗子有什么烦的。”

她看着电视没回头，但嘴角弯了一下。

那是十一月，她刚考完教师资格证的笔试，估分觉得能过。我们商量着等她面试通过，就找个时间回家见我妈。我妈在电话里问了好几遍“姑娘做什么工作”“父母好不好相处”，我把姜晚的照片发过去，老太太存下来当手机屏保。

现在那个屏保应该换了。

周四凌晨两点，我被手机震动吵醒。是项目值班员的电话，说三单元周奶奶家水管爆了，水已经从门缝漫到楼道。

我套上工装赶过去，到的时候消防还没来，老太太赤脚站在楼梯间，水没过她脚踝，她还弯腰想把地上飘着的塑料盆捞起来。

我把她搀到楼下门卫室，借了水桶和拖把上楼。爆裂的是厨房下水管，老旧的铸铁管锈穿了拳头大的洞，水柱直冲天花板。我关掉单元总阀，帮她把屋里积水扫出门，忙完已经四点二十。

她坐在门卫室塑料凳上，脚上套着我从她家鞋柜找到的棉拖鞋。那双拖鞋太旧了，鞋底磨薄了一层，她坚持要穿，说老伴生前买的，还能穿几年。

“小师傅，喝点热水。”她从门卫老张的保温壶里倒了一杯递过来，手还在抖。

我接过来，玻璃杯很烫，烫得掌心发红。

“您儿子知道这事吗？”

“明天告诉他。”她垂下眼皮，“他工作忙，说了也是白着急。”

我攥着那杯热水没说话。窗外天还没亮，路灯照着小区里横七竖八的电动车，花坛边那只流浪猫又在翻垃圾桶，塑料袋窸窣响了一阵，叼出半根火腿肠。

“我儿子小时候也像你。”周奶奶忽然说，“话少，心细，做事情一步一个脚印。”

我没答腔。她也不需要我答。

“后来他去上海，娶了那边姑娘，两年回来一趟。”她慢慢说，“他爸走的时候，他从机场赶回来，没见上最后一面。”

水凉了。我把杯子搁在窗台上，起身说帮她把阀门换了，明天联系自来水公司换户外管。

“不用换，”她说，“修修就行。换了又要花钱。”

我站在原地，看她弯下腰把那双旧棉拖鞋的鞋跟拔好。

凌晨五点，我离开门卫室，在小区门口的早点摊买了热豆浆和粢饭团，放在门卫室窗台上。

老太太睡着了，头靠着墙壁，花白的短发被水打湿，还没干透。

04

十一月十二号，旧改项目进入收尾。脚手架拆到第四层，外立面露出崭新的米黄色真石漆，阳光下整栋楼亮得晃眼。我在项目部写验收报告，键盘敲到一半，接到社区打来的电话。

“三单元302的周奶奶在家摔倒，社区联系不上家属，她手机里只存了你的号码。”

我到医院时，老太太刚拍完CT。急诊室走廊坐满了人，她缩在轮椅上，左手腕包着临时固定的纱布，脸侧有一片淤青。

社区工作人员在旁边打电话，口气越来越急：“先生，您母亲七十多岁了，这次摔倒是幸亏邻居发现及时，万一呢？……我知道您工作忙，但再忙也得——”

她说不下去了，对方大概挂了线。

我把轮椅上的人推进观察室，找护士要了杯温水。老太太没接，盯着窗外停车场的出口，眼睛干涩。

“他不回来。”她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上次回来是他爸下葬，待了两天，连老房子都没看一眼。”

我蹲下来，把水杯放进她没受伤的那只手。

“您还有别的亲人吗？”

她摇头。娘家姐姐前年走了，侄子在外省，十几年没联系。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一个号码。备注是“张律师”，去年签项目合同加的微信，那会儿他说有事可以找他。

周六下午，我在律所见到了周奶奶的儿子。

他叫周泽平，四十一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袖口的扣子是银色的。他从浦东飞回来，落地直奔律所，公文包里还夹着没开完的会议纪要。

“李砚？”他上下打量我，“社区说你是……施工员？”

我没回答，从文件袋抽出三份材料。

第一份，是周奶奶所在楼栋旧改项目的业主联名授权书。按政策，老宅修缮后若纳入城市更新储备名录，拆迁补偿标准可上浮30%。这项条款，我打听到的时候离签约窗口关闭只剩五天。

第二份，是周奶奶这五年来的医疗记录。白内障手术她没做，怕花钱，也怕没人签字。门诊单上有七次被勾选的“患者拒绝治疗”，最近一次是今年八月。

第三份，是她老伴的遗嘱复印件。老房产证上写的老两口的名字，按继承法，配偶与子女各占50%。遗嘱落款日期是三年前，笔迹鉴定报告附在后面。

“这份遗嘱……”周泽平脸色变了，“我没见过。”

“您没见过的东西很多。”我把材料推过去，“您父亲去世时您没赶上，您母亲做手术时您在签海外并购合同，她水管爆裂的那个晚上，我在她家门口帮她扫积水。”

他沉默。

“旧改签约窗口关闭前三天，您母亲打电话问您，拆迁补偿选货币还是产权置换。您说随便，让她自己定。”

他抬起头。

“这三年您回过两次家，”我继续说，“第一次待二十八小时，第二次待三十一小时。您母亲的手机里存着您三个号码，办公室座机、手机、上海家里的座机。她分不清哪个能打通，每个都存了。”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他脸上那道逐渐僵硬的表情纹上。

“李砚，”他声音低下去，“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从文件袋最底层抽出一张纸。是旧改项目后期新增的一户一档补充协议——周奶奶签字，同意将自己名下50%产权份额，无偿赠与一名“非亲属、无血缘、但以真情照顾本人生活者”。

受赠人那一栏，写的是我的名字。

周泽平的脸色彻底变了。

“这不可能。”他站起来，椅子向后滑出刺耳的声音，“她怎么可能把房子给一个外人？你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没动，把那张协议翻到第二页。

附着一张手写信，蓝色圆珠笔，字迹歪斜。周奶奶颈椎不好，写字时会手抖。

“泽平：

妈不怪你。你从小要强，去上海是对的。你爸走那年我想留你，你姑说你刚升总监，请假不好。后来就不敢开口了。

这个小李师傅，他帮你妈换灯泡、修水管、扛米。今年八月十五，社区发月饼，他加班路过，送到家里来，陪妈坐了四十分钟。

妈这房子，当年是你爸攒了七年工资买的。你肯定不在乎，你在上海有房，一千二百万，你上次在电话里说了。

就当妈把这点念想，留给一个像你爸那样、会修东西的人。

他不是外人。”

周泽平握着那张纸，手背青筋凸起。

“她八月就写了……”他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对。”我把协议收回文件袋，“但今天之前，我没签字。”

我站起身，把那份没有生效的赠与协议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这是您母亲的房子。她愿意给谁，是她的自由。但她给的不是房产证上的那五十平米，是她觉得亏欠您父亲的那份惦记。”

我往门口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她在县医院骨科16床。您今天要是没订回程机票，可以去看看她。”

走廊很长，尽头的自动门感应到有人靠近，无声滑开。十二月的风灌进来，带着医院特有的消毒水气味。

我没有回头看。

走到停车场时，手机震动。周泽平的短信：

“她为什么选你？”

我站在车边看了那条信息很久，没有回复。

因为那天凌晨我在她家门口扫水，那双旧棉拖鞋漂到门边，我弯腰捞起来，放在鞋架上，鞋头朝外，方便她穿。

她老伴生前也是这样放的。

05

腊月二十三，小年。

项目验收通过那天，我在现场待到很晚。施工队撤走了脚手架，楼体在暮色里安静地矗立着，新刷的墙面反射最后一缕天光。我从一楼走到六楼，把每层楼道堆积的建筑垃圾清理干净，又在每个单元门口放了一对新的防滑地垫——自费，一百二十一块钱，从淘宝下单，赶在小年前到货。

最后一趟下楼时，我在三单元302门口站了很久。门关着，门框边还贴着去年春节社区发的“福”字，褪成淡粉色。底下的缝隙里塞着几份未取走的广告纸，外卖单、超市促销海报、宽带续费通知。

我蹲下来，把那些纸抽出来，叠好，塞进门把手旁边的旧报箱。

报箱的锁早就坏了，里面空了很久。

从小区出来，我在门口便利店买了包烟。收银员是个戴眼镜的小姑娘，结账时瞟了一眼我的工装：“师傅，今天还上班啊？”

“下班了。”我说。

“那提前过年好。”

“过年好。”

我把烟揣进口袋，没拆封。戒了四个月，没必要在这时候破戒。

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西安。

“喂，您好，请问是李砚先生吗？我是西安碑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在系统里查到您今年十月预约过婚姻档案查询，当时因系统升级未成功……”

我的脚步停在斑马线中间。

“您需要重新预约吗？”

绿灯在倒计时，数字从12跳到9，身边的人群匆匆穿行。一个母亲推着婴儿车小跑过去，车轮碾过地面缝隙，颠醒了车里熟睡的孩子，哭声很快被风卷走。

“不用了。”我说，“谢谢。”

挂断电话，我站在马路对面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米黄色的楼隐入渐浓的暮色，每扇窗户陆续亮起灯，一格一格，暖黄色，像格子纸上印错的印章。

腊月二十九，我回了趟老家。

我妈提前一周就开始打电话，问我想吃什么、几点到站、要不要去车站接。我说不用，高铁直达，出站坐公交，六站路。

她还是来了。出闸口人挤人，她站在最边上，拎着保温袋，踮脚往人群里张望。我走到她面前，她愣了两秒，说：“瘦了。”

我说：“瘦点好，显精神。”

她把保温袋塞过来，还热着。我低头看，是糯米肉圆子，垫着新鲜粽叶，一个一个码得整整齐齐。

“今年过年在家待几天？”

“初三走。”

“那够长了。”她跟在我旁边，走得有些急，“我买了两条鲤鱼，养在水池里，你爸说等你回来杀……”

她絮絮叨叨说着琐事，我听着，没有应。

年夜饭是四菜一汤，我做的。我爸开了一瓶存了八年的白酒，给我倒满，自己只抿一口就放下了。他血压高，医生不让喝，这瓶酒从我工作第一年存到现在，商标纸边角都磨毛了。

电视开着，春晚还没开始，背景音是各地记者连线采访。我妈把一盘剥好的核桃仁推到我手边，说核桃补脑，你们工地上用脑的地方多。

我没告诉她，工地早就验收了，年后我要调去新项目，在甘肃。

初一下午，我去看了奶奶。她去年摔了一跤后腿脚更不便了，住在城南老小区四楼，上下全靠我爸背。我买了她爱吃的蜜三刀，坐在床边给她剥橘子，她拉着我的手摸了半天，问：“手上怎么多了一道疤？”

我低头看，虎口那道印子早淡了，她指的大概是另一个，前阵子被角磨机蹭的，结痂刚脱落，露出粉色的新肉。

“干活不小心。”我说。

“找对象没有？”

我妈在旁边咳嗽了一声。

“快了。”我掰一瓣橘子塞到她手心，“您吃。”

她牙口不好，含了半天才咽下去，忽然说：“那个姑娘，你手机照片里的，咋不领回来过年？”

我剥橘子的手顿了一下。

“她家里有事。”

奶奶点点头，没有追问。窗外的阳光斜进来，照着她满头的白发，白得像刚下的新雪。

初三我提前改签了车票，没让我妈送。她在厨房忙活，说要给我装酱菜，玻璃罐不够，满屋子找密封瓶。我站在门口说了声走了，她追出来，手里攥着一包用保鲜袋裹了三层的香肠。

“路上吃。”

“嗯。”

“到了打电话。”

“嗯。”

她站在楼道口看着我下楼，身影在窗户玻璃上折成模糊的一团。我没回头，步子很稳，直到走出单元门才停下，把香肠塞进背包最里层。

火车启动时窗外飘起细雪。邻座是个带小孩的年轻妈妈，孩子四五岁，趴在窗边呵气画笑脸。我靠回椅背，打开手机相册，划过一千多张工地照片，最后停在去年春天那张银杏树下的合影。

手指悬在删除键上方，很久，没有按下去。

火车穿过隧道，车厢暗下来，屏幕光映出我自己的脸。

我把手机扣在桌板上。

窗外重见天光时，雪停了，平原覆着薄薄一层白。孩子已经睡着，母亲靠着座椅假寐，安静里只有车轮碾过轨道的规律声响。

我从背包掏出那袋没拆封的香肠，拆开保鲜袋，抽出一节，慢慢嚼。

咸，硬，有松枝熏过的焦香。

和我妈每年做的味道一样。

车窗外掠过成片农田、零落的村庄、远处高速公路串成线的车灯。我忽然想起周奶奶说过的一句话。

她说，人这辈子，像种麦子。该撒种时撒种，该收割时收割，中间的日子就是等。等雨，等太阳，等麦穗自己黄。

火车广播提示前方到站。

我把香肠收好，背包拉链拉紧，拎下来放在脚边。

雪还在下，站台上的人缩着脖子快步走，鞋底在薄冰上打滑。我随着人流走出车厢，冷风灌进领口，灌得人一激灵。

站前广场空阔，路灯把雪花照成发亮的绒絮，一片一片落下来，落地就化了。

我把工装领子立起来，朝地铁口走去。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

一条新短信，号码陌生，内容只有六个字：

“李砚，春节快乐。”

发信时间显示三十秒前。

我没有停步，走进地铁口，把手机揣回口袋。

电梯下行，风从隧道深处涌来，裹挟着熟悉的潮湿和铁锈气息。站台上稀稀落落站着等车的人，有人低头看手机，有人靠着立柱打盹。

列车进站，车门打开。

我踏进车厢，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对面车窗映出我自己的轮廓，胡子又冒茬了，头发该剪了。

列车启动，灯光明灭。

窗外掠过隧道壁上飞速后退的电缆和管道，焊接点、标识牌、年代久远的漏水印渍，依次滑入黑暗。

我把头靠在玻璃上，闭上眼。

——那串数字，我存过，删过。

但它在这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倾听，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您们带来启发和思考。我是星星说事，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故事，期待您的关注。祝您阖家幸福！万事顺意！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