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三十一

六、在康奈尔教物理

我在康奈尔总共住过三回：第一回是从1910年到1915年，当学生；第二回是当讲师，教物理；第三回是在1969年，当客座讲师，讲的是跨学科的题目。第二回这段儿生活平和，有趣味，在工作和朋友交情两方面都是如此。1919年6月离开柏克莱到了绮色佳以后，我很快就在布莱恩特街（Bryant Avenue）318号一座漂亮的公寓（以前的主人是一个叫卢瑟〔Luce〕的退休牧师）里头安顿下来了，这比我当学生时候住的林椴树街127号离校园还要近。我来得早，赶上了6月20日康奈尔建校五十周年的庆典。宴会安排在一个大军火库里头，来宾有好几千，轧根儿听不见演讲，那会儿的音响设备不像后来的那么好用，结果聚会只好移到了贝利楼（Bailey Hall）。庆典里头还有一个节目，是建校人埃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塑像的揭幕仪式，塑像立在四方形院子的西头。

我是在1919年10月2日讲第一堂课的，讲的是电磁现象，我没带讲稿。后来上课不带讲稿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不过虽然对自己越来越自信，我还是得承认带讲稿我会讲得更好些。我还教二年级学生实验物理14和高等实验物理25。我跟同事居伊·E. 格兰瑟姆（Guy E. Grantham）一块儿做无线电话的实验，实验的地点是洛克菲勒楼（Rockefeller Hall）。我们用了几百码的电线，为的是三楼讲话二楼能听见。当然这里头重要的是原理，如果你能从一个楼层向另外一个楼层讲话，你也能从一个洲向另一个洲讲话。工作上我一般都是很小心细致的，可是我那心不在焉的毛病（我就是因为这个二年级的时候就得了“教授”的绰号）还是会跟我开玩笑。有一天，11点的时候我走出物理楼，几个学生正往里走，他们问我：“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我说：“当然要上！”然后我去了体育馆，锻炼了一个钟头，等我回来的时候儿，所有人都走光了，我以为是12点的课！不过我得声明，大多数事情上我还是很准时的。有一次，我和女朋友周淑安逛了整个纽约城，我还能赶上夜班的火车，及时赶回了绮色佳，第二天上午8点钟洛克菲勒楼还有我的课呢。今天还能在物理楼的走廊上看到以前所有老师的名单。

就我的个人兴趣来说，我还听了下面这几位教授的课：查尔斯·C. 比德威（Charles C. Bidwell），卡尔顿·C. 默多克（Carleton C. Murdock），约瑟夫·E. 特雷弗（Joseph E. Trevor），欧文斯（F. W. Owens），梅利特，还有O. 冯·恩格伦（O. D. von Engeln）的地质课。我还清楚的记得欧文斯教授的地址，因为是在威斯特本巷（Westbourne Lane），我却老是写信寄到贝斯特文巷（Bestworn Lane）去。不过这次我在物理上下的工夫，也不比我以前在哪个科目上下的工夫更多些。列几本我读的书吧：《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H. G. 威尔斯（H. G. Wells）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和《世界大战》（War of Worlds）；皮尔森（Pearson）的《科学语法》（The Grammar of Science）；巴斯德（Pasteur）的《生命》（Life）；爱伦·凯（Ellen Key）的《爱情与婚姻》（Love and Marriage）；李科克（Stephen Leacock）*的《文学的失误》（Literary Lapse）；霍金**的《人类经验中上帝的意义》（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艾姆斯（Ames）的《新正统》（New Orthodoxy）；艾德理（Adeney）的《圣经批评》（Bible Criticism）；卡波特（Cabot）的《人何以为生》（What Men Live By）。关于弗洛伊德的《智慧与无意识》（Wit and the Unconscious），我的评论是：“弗洛伊德懂得智慧，但是他本人粗俗，并不智慧。”关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的评论是：“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可是像瓦伊辛格（Vaihinger）*这样一个天才，把一辈子都花在给它写评论上，一卷接着一卷写，我就觉着是浪费时间了。”上面这些自然不是物理教学和研究的必读书，必读书里头我最痛恨的是坡印廷（Poynting）和汤普森（Thompson）**写的一本，不过我都忘了书的题目了，不知道是《热》（Heat）还是《力学》（Mechanics）。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 1838—1918）的自传性著作，在作者身后出版，获1919年普利策奖。威尔斯（1866—1946），英国著名作家，以科幻小说闻名，《时间机器》和《世界大战》是其代表作。皮尔森（全名Karl Pearson, 1857—1936），英国数学家，统计学的创始人之一。《科学语法》是其代表作，对爱因斯坦颇有影响。巴斯德（1822—1895），法国著名化学家，微生物学家。爱伦·凯（1849—1926），瑞典女作家，女性主义的先驱之一。李科克（1869—1944），加拿大作家，以幽默小说闻名。——译者注

** 即前文提到的霍金（William E. Hocking）教授，作者在哈佛的老师。——译者注

- 瓦伊辛格（全名Hans Vaihinger, 1852—1933），德国哲学家，以康德研究闻名。——译者注

** 坡印廷（全名John Henry Poynting, 1852—1914），英国物理学家。汤普森（全名Silvanus P. Thompson, 1851—1916），英国物理学家。——译者注

那些年我还多少保留着对语言学的兴趣。我是《科学》杂志在美国的编辑，写了一篇关于注音字母和西方语音之间关系的文章。1920年，我跟一位王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1. 中国话必须先统一，然后我们才能专用拼音字。2. 拼音字字义不明确的问题，可以用多音节词来解决，好多方言的口语里头，主要都是多音节词。3. 拼音方案适用于文学和科学用途的复杂性，直译外国科学名词的时候尤其方便。”事实上，讲了这些话还不到一年，我就加入了国语统一筹备会，还撰写和录制了一套国语留声片。

在康奈尔的这一年我在音乐方面也顶活跃。我写歌，把中国民歌谱上和声，还指挥中国学生的合唱团。我还跟劳拉·布莱恩特（Laura Bryant）小姐学习声乐，音高达到了高BBᵇ，然后参加了贝利楼举办的节日合唱音乐会（Festival Chorus）。1920年2月，我预订了一支价值四十美元的竖笛，最后买了一件价值一百一十五美元的乐器才收手，那会儿这自然是非常高的价格了。我去听音乐会，顶喜欢看弗里德里克·斯托克（Frederick Stock）*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指挥拨奏部分的时候儿，他只用眼睛瞄一下，不用指挥棒。弗瑞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有一次在演奏小提琴，第一乐章演奏完后，灯突然都灭了，原来是绮色佳的一帮职员把电线剪断了，我在日记里头把他们叫做“（非）美国（不）荣誉军团”（“un” American Legion of “dis” honor）。有一个引导员打开手电筒帮忙，然后许多观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打开了手电筒，对准天花板，这样演奏者就能借助反射的光演奏下去。其实当时外面一团糟，闹事儿的人和一群学生打成一团，最后总算恢复了秩序。灯又亮了，音乐会完美收场。反对克莱斯勒的理由自然是因为他是一个奥地利人，而一战才刚结束差不多一年时间。

- 弗里德里克·斯托克（全名Frederick Stock, 1872—1942），美国指挥家，担任芝加哥交响乐团指挥一职长达三十七年。——译者注

** 弗瑞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 1875—1962），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译者注

绮色佳是美国北边的城市，凉爽清澈的晚上能看到北极光。我第一次看到北极光是在1920年3月20日。我在那儿念了五年的书，按理说应该适应那儿的气候。可是有天晚上在洛克菲勒楼实验物理14的实验室里头，温度只有华氏46度，这对绮色佳来讲也是很少见的。在气候温和的加州待惯了，我觉着实在是太冷了。我那心脏跳得厉害的老毛病又犯了，犯的时候常常情绪就很低落。有一回，我半夜醒来，想给两个大夫打电话叫他们来，可是谁也不来。后来我的房东卢瑟给我弄了一点溴化物镇静剂，我又好了。这一年我只去了一次医院，是在2月15日，烧到了华氏100度，心跳每分钟92次，19号我就出院了。有几回完全是做了傻事才得了病。那会儿正是中国科学社刚刚创立的时候，我们这些发起人中有几个为了让它能办下去，从我们可怜的收入里头省吃俭用。我有一个康奈尔的同学叫董时，他发起了一个节衣缩食的比赛，有一次一天吃饭只花了五十美分，还有一次只花了三十五美分，结果很快我们都得了感冒病倒了。中国科学社已经搬到了上海，到1920年才差不多自立了。

我到现在还没怎么讲我在康奈尔的朋友。奇怪的是这一年我交的朋友似乎比往年都多，老少男女都有。所以到我快走的时候儿，我给大概有一百五十位朋友发了一封通函，我先手写然后再复印寄给他们。打那以后我又寄了四封这样的通函，一次比一次写得长，我把它们叫做“绿信”，因为它们都装在绿色封套里头，要么就是标题用的是绿色。这次在康奈尔，我常常儿看到梅利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时候我会带着他的女儿露易丝和茱莉亚去看电影。我还见到了那位高年级姓金的同学，康奈尔1912届的。不过我记着是在去纽约的时候见到的，我给他讲“我的格言”，他给我讲“伟大人物可能会想到的一些思想”。还有一位可能还算不上朋友的人来找过我，他是从南京来的普莱斯先生，我跟他用常州家乡话聊天，谈得很高兴。我记得很清楚，天津青年会的罗伯逊也来找过我，我们在物理实验室见的面。几年前我还在南京听过他演讲，我发现他中国话讲得极好，甚至还带一点我的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我这个年纪应该正是对女孩子感兴趣的时候儿，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我经常见到李美步、邝翠娥、瑞贝卡·佩弗，最经常见的还是周淑安。我跟罗伯塔·奥利芬特（Roberta Oliphant）（后来成了梅里休〔Merrihew〕夫人）和许海伦（Helen Huie）约会，带邝翠娥去看电影《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跟菲尔伯特的友谊一如既往，她比我大几岁，我做盲肠炎手术的时候她是我的护士。我在康奈尔这一年，大多数时候专跟周淑安约会，每次去剑桥必定去看她，还跟她一起逛纽约。我会给她写长信，还在日记里头用第二人称称呼她，玩了几天回到绮色佳后，我觉着“某种勇气不时袭上心头”*。可是我不敢靠她太近，首先，因为那时候社会的标准比后来严格得多，任何身体上的亲近都非同小可；第二，我们俩都订婚了：我一小儿就跟一个从没见过的女孩子订了婚，我在前面讲过，淑安则是跟我的朋友胡宣明订的婚，胡宣明是跟我1910年一块儿考取清华庚款留学美国的同学。我还跟我的舅舅冯聃生和其他亲戚写过信，让他们帮我退亲，不过我和他们都没把这个想法太当回事儿，直到我回国后真的喜欢上了别人。

- 此处原文为“a sort of Vague-mut schleicht mir occasionally ins Herz hinein”，为英德混合文体，译文参照张源译本。——译者注

我在康奈尔的教职自然是一年一聘的。1920年春天，我收到了施赞元*从华盛顿发来的信，说严鹤龄**打电报给他，要我来年来清华学堂教数学。我跟梅利特教授商量这件事，他跟我说，我可以向康奈尔请假一年，然后再回来。我考虑了几天，最后决定接受清华的邀请。我觉着出国十年后回到中国，是一件顶让人兴奋的事儿，而且可能还有机会解决我的个人问题。

- 施赞元（1888—？），江苏苏州人。1914年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驻华华盛顿中国教育团团长。——译者注

** 严鹤龄（1879—1937），浙江余姚人。190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外交部秘书、参事等职，1920年任清华学堂校长。——译者注

在康奈尔的这一年，我优柔寡断和内向的性格，不像我在芝加哥和柏克莱“游学”那一年那么厉害了，不过我还是在日记里头找到了下面几条：“洗心革面，回到我先前圣洁的本性。”（1910年12月8日）*还有：“我一直都态度乐观，习惯把所有事情都归置到一个大的计划里头，每件事都各得其所，这让我心境平和泰然，我觉着对我身体也有很大的作用，至少让我免了多余的忧虑不安和怨天尤人。”（1920年7月24日日记）。最后一段是我决定回国以后不久写的。〔一〕

我一旦做好了回国的明确计划，所有的事儿都一帆风顺，虽然在准备的最后一刻很是慌乱。我寄了几十张通知地址变更的明信片，准备好随身带的手提包和手提箱，一个大箱子和大衣箱托运到旧金山，三箱书和一个打字机装船海运。在我横跨美国大陆的路上，换乘火车的时候儿，我还抽空去了趟威斯康星的麦迪逊，和叶企孙泛舟游览了蒙多达湖（Mendota Lake）。

- 原文如此，日期似有误。——译者注

〔一〕引了上面两段话后，过了差不多一年，我在日记里头找这两段话，可是就是找不着。不过我确实记得写过这两段，它们肯定是放在其他的笔记本里头，而不是记在日记里。

1920年7月25日下午1点12分，我在旧金山坐上了中国邮轮公司的尼罗河号，船的排水量有一万四千吨。汽笛长鸣，彩旗飘舞，轮船缓缓开动，我告别了待了十年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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