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步伟回忆18：我们结婚时，晨报用特大标题说“新人物的新式结婚”

赵元任是江苏常州一个老家的一个独子，并且是个极娇惯的独子。他在前清光绪壬辰年，就是西历一八九二年，生在天津，到九岁才"回"常州的。他教育的经过有过一个很严的先生，很随和的父亲，和一个长于音乐书数的母亲。他十一岁时父母就早亡了，结果好一阵子不照规矩念书，一天到晚放风筝，放洋油纸箱的火飞球，煮洋油做化学试验，给人家的钟表拆了，钟斗得回头，表斗不回头了。他叫这些个把戏叫做科学实验。

他在常州上了一年的溪山小学，就入了南京门帘桥的江南高等学堂的预科。在那儿他有一个美国田纳西省的嘉化先生（ David J . Carver )（我们在一九六六年到巴尔的摩去拜望他，他老人家和师母还健在），他就想将来要到美国去。念世界史时念了一部迈尔通史（ Philip Van Ness Myers ' s General History )，里头有一章提倡将来应该有个世界国，他马上就想入籍做一个世界公民。他那时想，也许世界政府就会设在美国也说不定呢。在一九一 O 年，我那时不用考就可以得庚款官费留美，我不是说我不要吗，他去投考，一考就考上了，七十二个人里第二名。

他上了" China "号船上的时候打算做个电机工程师，坐上了火车过美洲大陆变成了物理学家，赶他在康奈尔一九一四年毕业的时候，又成了个数学家，后来在哈佛一九一八年得的博士是哲学系的。我还记得初认得他的时候，那时不是正在给罗素当翻译吗，我问他学的什么，他说是哲学，我说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学哲学呀？后来哈佛给了他一个谢尔顿旅行奖学金，正在加州大学做闲荡学生，来了一个北大的陶孟和教授，带了使命到柏克莱来，请他到北大教书。可是赵元任觉得他的哲学玩够了一会儿了，所以又回到康奈尔去教物理。他在那儿特别注意声学，常常看那些年长的同事们绕了几百几百尺的电线，还叫它叫"无线电话"呢。不久清华学校来了个有线电报，叫他回去教数学。他就印了几百份告别的油印信给在美的朋友，就回国了。在美国住了整整十年

赵元任和好几个人做过爱（即今天所说的"谈恋爱"，下同）﹣﹣逢是他吹他做过﹣﹣可是他始终没有做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早已定了婚了。他父母过世了不久，他的长辈们就给他定了一个远房的亲戚。他同我的情形不同。我定的是嫡亲的表弟，他这亲戚是远房的，所以按旧规矩要等到洞房花烛夜才看得见人。他们给他定婚的唯一影响，是他更决心出洋，在外国呆着。他从美国写信给伯母、叔父等等提议退婚，但是他们都不大赞成。退婚这事是赵家没听见过的，就是杨家也是少听过的嘛。所以他就老在外国待着，同一些定了婚的小姐们半认真地（?）做爱（即今天所说的"谈恋爱"）。

可是赵元任缺乏和女朋友周旋的资格。他在街上遇见了无论是男朋友是女朋友，一样的目中无人地擦过去，所以他从二年级时候就得了一个心不在焉的" prof ."的绰号。衣服很少烫，皮鞋难得擦。有一次在哈佛的牛津街上走着，后头一个小孩跟着叫："嘿，那个家伙的头发应该剪剪了！"可是这种话得叫了好几次他才上理发铺呢。

赵先生在一九二 O 年回中国时，并未诚心诚意地回国。他向康奈尔告了一年的假回去看看，也许可以给退婚的事弄弄清楚，一年后再回到美国教书。他早已美国化透了，所以愿意长住在美国。一年过了，他回到美国的计划倒是实行了。可是出了一件事情使他永久在中国了，就是人不在中国，精神老是在中国了。我总愿意想，我对于他出国又归国的这一着多少有点影响。不过起头得要有个底子我才能够影响得到他，他得先有个中国底子才行。

什么叫做中国人？我总说除了顶着中国人的脸皮之外，第一得要说中国话。我所以是中国人，是因为我说什么都是说中国话。我说是会说日本话、英国话，一点德国话、法国话，可是无论什么国话，我一说出口来总是中国话的精神。谁要学中国话的文法，只须听我说的英文就行了。赵元任所以是中国人，是因为他说的是全中国的话。他的母亲说北方话，他第一个先生教他用常州音念书。他在长沙给罗素翻译的时候，当地人问他："遭先森基时匪甚的？"（赵先生几时回省的？)他到广东调查方言去，人家问他家是不是在省城？他感觉到处都是家乡，因为处处人都拿他当家乡人。这种融洽的情形并不是一下子就会有的，是渐渐地来的。起头他性子就近乎这些上头，再加上从小四周围都和各处人接触的多。不过离开了中国十年之久，对于他这中国人的中国话。恐怕只有退步没有长进。他初回国时候简直是个外国脑子的中国人。

我并没有给赵元任劝得不弄哲学了，弄一点哲学也没大害处。可是我想我给他说进了中国语言学了。我倒不是劝过他改行，那是劝不动的。我虽然对于哲学懂到够不喜欢他的程度，可是在那时期什么叫做语音学、语言学，我根本就没有听见过。我对他这上头的影响其实自己都不觉得。他也是不知不觉的。上文不是说他对我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吗，我们谈话用普通话、湖北话、上海话（我在中西时上海话都听了进去。可是我始终一句都不说过了那些年这才是第一次说出口来）。不管说什么话，他的口音和本地人一样，我的口音和我的本地的口音一样（外国反而常常说我的英文的口音好）。可是我说的各处话够使他感到中国各处地方的情绪来。他觉得是在中国了。那时候有丁文江、胡适，蒋梦麟，他们都劝他把这门业余的嗜好改成正行，全国方言的调查咧、国语统一咧，那才是他的任务呢。对了，想起来这些事向来他脑子里常常转来转去的嘛。他不是小时候就猜对了四声的音高与时间的曲线吗？他在康奈尔不是还读过一两科语音学吗？这并不算改行啊，这只是回到他的初恋嘛。何不明明白白地招认了呢？

所以这样子赵元任找到了他的本行，找到了他的本国。

因为他找到了我。

我那时非常需要这样自圆其说的想法，因为我自己的事业正弄得一塌糊涂。我这医院的事情怎么办呢？我学的这门医学预备怎么用呢？这就是那个十二月早晨离开中央公园后，脑子里尽转尽转些的问题。

前些年我的女儿如兰慨叹婚姻与事业不能两全，我就骂她净背些陈旧俗套的成语，从旧思想里如何能有新眼光呢？并她自己也用不着愁，因为那次的话说了没有多久，她就结了婚了，她和她丈夫卞学璜就被浙江大学聘请了去办新事业、过新生活了（这事情因战争原因未成事实，后来我女儿在哈佛教书，女婿在麻省工业学院教书，所以还是都在做事）。

那也许是特别的例。对一般的青年女人我总这么样的主张：起初能有多少机会得教育就得多少教育，并且在结婚以前最好先去做点事情。婚姻对于事业固然免不了分去很多时间和精神，结果很可能把女人达到本行中最高地位的机会失掉，但是这话并不是说女人没有本事又结婚又能达到最高的造就（例如居里夫人），更不是女人一结了婚就得放弃一切事业。一个女人对于做家有兴趣并非可鄙的事，但是如果她在成年的时节学的和阅历的愈多，她就愈能拿家庭的发展当她自己学识长进的机会，就不会拿做家当自己退步的推托了。等子女们成人离手了，她在社会上就更有自信心，不是个退步分子了。

可是我恐怕又在想法子自圆其说了。因为我现在兴趣之广、眼光之远，只须看看我一排四个孩子就够广够远了。因为在中国四个孩子是不算多，照老样子四个女儿还要算不够呢，可是在新式家庭里要算多的了。在任何一门科学里，你荒疏了十年、二十年就一退八百里，我那时决定结婚的时候，我知道是会有这影响的。我有时候想，政府当初一定要我们学不大喜欢的产妇科，倒也好，因为免得我后来丢掉了觉得可惜，可是当初若是许我们专修病理学或细菌学，我后来再恢复做事还容易点。甚至我不喜欢的牙科、眼科工作的钟点都好办些。所以我的女儿当中有一两个提议要学医，我就劝她们不要。我说你们的相貌也几乎有我当年的相貌那么美，国家固然是需女医生，可是留给那些难嫁一点的去当医生好了。所以结果第二个女儿新那听了我的话学化学了，她做了黄培云的太太，还接着一直做化学的事业。

我虽然这样自说自解怎么这么快就丢掉了行医的事情，可是也没有料到情形一变，变到这样快。在医院未交代结束以前，我真是忙得不得了。有一阵一连十五晚忙接生，都不能回到医院多待，每天只能看元任一下。我就怀疑地对元任说："你看这样我们能结婚吗？对你将来精神、时间上无妨碍吗？我个人又不能不做事的。"元任很有主张地答应我说："我知道你是爱做事的，你也许会改一点。"我说行医不是像打桥牌一样，你可以随便换一个叫叫的。不过我对于产科向来不喜欢，最是给我容易换的一个机会，如上文所说，所以我们还是定了婚。等结婚以后，元任打算再到美国，第一是想给我换换环境也许好点，因为他看我对医院事很难受。第二么，他本打算再到美国去学语言学。我是爱玩的，医院交代了，就和元任今天玩长城，明天玩明陵的，到处去，一面商量婚礼和出国的事。其时罗素大病在医院内，所以元任有空。还有陈家事，虽然提议多年退婚，元任的家长总没有给这个事弄清楚，现在我们要结婚了，那边总要弄清了才好，所以元任就到南边去一趟，给原媒人找到办这个事，那面提议要两千元给女的教育费，以后她可以独立。元任问我，我向来对钱上不算一回事。我说就给她好了，我们将来也不在乎这两千块钱。

元任从南边回来后，我就搬出医院到箭杆胡同去住，和两个英国小姐同住。罗素病还未好，所以元任也没有多少事，每天就在我那儿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他就对我说，我须明白他这个人一辈子不会做官的。他的志愿是想做学问、写书和念书，不喜欢做行政事。我回答他，我的行为是像帮助丈夫做行政事的样子，也喜欢，可是近来对交际上已有点厌了﹣﹣可是比一般人还算喜欢交际的。

有一天元任从他姐姐家来，手里抱了两个大红漆描金的拜盒来（就是首饰盒子），说："这是大姐交给我的，说是娘娘的首饰，我也不知道是些什么。"我说等我几时有空再开了看，他就给放在桌子下面了。摆了好几天，我都忘了去开开来看了。又过了三四天，湘姊来了（湘姊就是我的同学朱徵大夫接医院事的）-﹣她也是在乎女人好好做事，看见贯中在乱闹，又加些无聊的人造谣生事，她不平得很，所以常来看我﹣﹣她一看见了盒子说："韵卿，哪里来的这两个好看的盒子？"我说："是元任母亲的首饰，我还没有看呢，也不知道是些什么。"她又问这个是不是赵家拿来算做下定的东西？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答她说："我们都定过了，不要再定了！"湘姊诧异地说："哪一天！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两人又异口同声地说："怎么没有告诉过你呢，早告诉过你，我们从小时不是都定过了吗？"湘姊骂我们："你们怎么婚姻当儿戏的说了玩，这是终身大事，不要乱说。"我们两个人也都回她，我们实在是很认真的，不过形式上我们不在乎。（湘姊对我向来非常关照的。)

湘姊给拜盒从桌底下拖出来说："让我来打开来看看。"我就给钥匙给她，开开来一看，一盒是一副珍珠头面，还有珠花等等，那一盒是些零碎翠如意、戒指、两副镯子、小金锭子等等。湘姊说："这些好东西你们就放在桌子下？!"我说我们并不知道，可是元任在一旁大生气说："我从前在南京念书时家里总说没有钱，他们收了这些首饰。不变了钱给我们念书，收这个有什么用处？若是我没有机会出洋，现在留这个算什么？"湘姊接着说，中国的风俗是如此的，首饰是女人的财产。愿留着财产给子孙，不愿变卖了给念书，若是卖了，就算是败家子了。这种兴趣我和元任一样，一点不在乎的。湘姊又说："元任，这个不关你的事了，这是应该归媳妇的。"（也是中国风俗。）我说："我不在乎，元任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元任说："你拣你要的留下，其余的卖了吧，我们带钱到美国买有用处的东西，好不好？"我回他："我向来不在乎首饰的，我母亲给我一对金镯子我也不要了，一道变现钱吧。"湘姊笑了，骂我们："你们这两个败家子！"（湘姊本是我和贯中同样交情的同学，后来见贯中如此乱闹。所以打抱不平。以后同我特别好。也给医院接过去了，她是熊希龄太太的侄女儿，所以熊太太也给医院帮忙，又给贯中接到香山慈幼院去当医生了。)

我们商量好了，就起头办买卖的工作。但是在中国的习惯，一般装饰品不喜欢用老式的东西（除了留着传代的以外），所以一样价钱的东面必须翻新才值钱。我就给些珠花拆了，重叫人穿新式样再卖。元任的朋友唐滔来，说带现钱到美国去不上算。因为那时一元换一元，带旧货可以得好几倍利的，我们两个人都不懂，就照他所说的办了。又买了一大些中国的古绣货和山东绸的绣货，打算带到美国去卖，想到至少可以一元中国钱换成几元美金用，所以给些现钱都买了东西了。元任又正忙了做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套国语留声机片，因此两个人终日除了在一道谈我们将来的生活爱情以外，还加了一大些忙的事。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元任再到美国去，还是到康奈尔去，还是到哈佛去？因为他离开美国时是康奈尔当物理教员告假走的，可是又想改行学语言学，他就写信给他哈佛的哲学先生霍金先生，有没有机会同时教书和进修。外国有句俗语说"哲学不能焙面包"，就是说不能靠哲学吃饭的意思。可是碰巧这次霍金先生回信说："哈佛可以找你来当哲学教员，同时可以随便听什么课。"所以他就辞了康奈尔物理的事情，答应到哈佛去了。

那么目前就是结婚的问题了。我们两个人都想，我们没有父母了﹣﹣其时我的生父母全在，就是大伯和姨姨，可是照中国风俗不算我的父母了，只能照伯父母算，不过结婚时若是父母不在了，也须用亲伯父母出名，何况是我的生父母呢？-﹣但是我们又要改革中国的老习惯，所以就定了用我们自己两个人出名发通知书，又想到结婚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事，何必夹着一般别人在里面忙而花钱呢？所以除自己两个人以外，打算不告诉一个别人。到中央公园格言亭里自己照了相印通知，声明不收礼﹣﹣是真不收礼，以后连元任的姑母家送鲜花篮来都退回去了，他们当然气了，因而断绝了往来多年。为着这个缘故，所以后来两个女儿结婚，恐一般人不谅解我们的真心实意地想不收礼，只得让送来的就收了。从这上使我们感觉到一样事要改革旧俗。真是不容易的事，可是我们那时还有年青的勇气，竟做到了。

我们结婚就是结婚，找好了房子，元任从罗素处搬出来，我从箭杆胡同搬出来，住在小雅宝胡同甲四十九号。两个人忙得简直哪像新娘子新郎，像两个人刚打了架的样子。到了通知书上定的结婚钟点，我们两个人其实在户部街的邮政总局发通知书呢。以后打电话请适之和朱徵（湘姊）到我们新家来吃晚饭﹣﹣我们两个人各人带了我们自己的下人，元任的下人还叫我杨大夫，我的下人还叫他赵先生，以后一直到出国还没改口。那天的晚上我们虽然有厨子，我说："让我来自己做几样极家常的菜，以后可以留一个话把子给人说，好玩点。"所以我预备了四碟四碗。等到胡适和朱徵两个人来了，还不知道我们就是那天算结婚呢。吃完了晚饭，元任说："我们有一样事要麻烦你们二位。"他就拿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他们两位做证人签名字，这就算我们结婚了。本来我们打算连这点手续都不要。后来任叔永劝我们说："你们成熟的人这样子不要紧，不过防着不懂事的年轻人学着瞎闹，你们最好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的印花税，才算合法。"这婚书和寄亲友的通知书如下：

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恭敬的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历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

告诉诸位，他们结婚的仪式是如下：

（第一节第一段由本人和证婚人签名）

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徵女医士；

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他们申明，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

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

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该社各处的住址如下：

南京成贤街中国科学社胡刚复博士上海大同学校胡明复博士

北京西四牌楼羊肉胡同四十五号任叔永社长

又告诉诸位，他们两个人旅行到六月底回来之后，很希望朋友们、亲戚们常常到北京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敝舍来茶谈，叙旧知新。同四十九号敝舍来茶谈，叙旧知新。

下签名人赵元任和杨步伟同意申明他们相对的感情和信用的性质和程度已经可以使得这感情和信用无条件的永久存在。

所以他们就在本日，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历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成终身伴侣关系，就请最好朋友当中两个人签名作证。

本人签名

杨步伟

赵元任

证人签名

朱徵

胡适

不过这里白话诌诌的新人物的新文学是四十多年前的了，现在看看觉得有些地方可笑，并且因为里面说些什么"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所以元任有个天文家朋友 George van Biesbroeck 收到了（英文的）通知书，就在他的 yerkes 观象台的"布勒登"牌子上贴起来，所以我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了。

那晚适之走了就给我们的消息报告给《晨报》翟世英（菊农），因为他们早有我们要结婚的消息，可是不知确定日期，常对他打听，所以适之就给证书抄去，和通知书一并给了他们。第二天，《晨报》特号大字标题是"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我们当年这无仪式的结婚仪式，不但是在那时轰动一时，就是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要说学赵元任夫妇的结婚仪式，但是没有一次学像了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女儿们也学不像。在四十四年前，我们两个人所想的结婚的事，并不是要好奇来引人注意，我们的理由是，第一，想到结婚这个事只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最大，而别人不过加入热闹而已，即是要热闹，我们可以慢慢地请朋友来，更可以热闹长一点；第二的理由，我们是完全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所以拼命地想到只表示婚姻是两个人的关系，与家族无关。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大标题。我们见着罗素，问他我们结婚的方式简单不简单？他说："够简单了，不能再简单了！"

杨步伟（1889—1981），出身南京望族，自幼性格果敢、勇于任事，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女性之一。她先后在南京旅宁学堂、上海中西女塾读书。二十岁时，应安徽督军柏文蔚之邀，任崇实女子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医学，回国后开办“森仁医院”。1920年，与赵元任相识，次年结婚。1938年，全家赴美，此后一直定居美国。著有《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国食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