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鞋匠托弟弟在北京卖房，惊动专案组，正是罗瑞卿要抓的叛徒

1956年的一个早上，位于上海虹口岳州路的一家信用社走进了一名鞋匠，他低头哈腰地走到柜台前，用浓厚的徐州口音对营业员说道：我是来贷款的。

然而，还没等鞋匠拿出材料，他的耳边就突然传来了一声怒喊：吴蓝田！别装了！这声怒吼着实吓得鞋匠一激灵，紧接着他就被几名神情严肃的公安人员，包围了起来。

而面对着如此阵势，鞋匠当即瘫软在地。 原来，这个叫吴蓝田的鞋匠，曾经是八路军一名青年干部，还被组织寄予过厚望，与很多知名的革命家都当过战友，他有的战友还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

如此看来，吴蓝田可以说是前途无量的，可他又如何沦为阶下囚的呢？

本期文章，笔者就将为大家解读，并回顾大汉奸吴蓝田的堕落过程以及落网之路。

吴蓝田，1911年出生在古城滑县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家境优渥的他，基本上没吃过什么苦头。不过，在求学期间，吴蓝田却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从而培养出了良好的思想觉悟，并在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了共青团。

从那以后，吴蓝田就决心与原本的阶级决裂，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还于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要知道当时滑县的党支部尚未形成，吴蓝田可以说是滑县最早的一批党员。两年后，年仅20岁的吴蓝田回到了滑县开展党政工作，并出任了滑县瓦岗支部书记。

之后在滑县县委书记聂真的带领下，滑县的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吴蓝田在期间表现得相当优异，深受聂真的器重与信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还得到了去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才重新回到滑县任职。回到滑县后，正好原县委书记聂真调任冀南特委工作，于是，吴蓝田便接任了滑县县委书记一职。

一年后，工作成绩出色的吴蓝田被调任豫北地委任组织部长。时间线到这里，吴蓝田都是一名优秀的干部，而且他的工作能力十分出色，深得上级器重。因此，如果说吴蓝田照此发展的话，那么，他的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那条如今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光明的一条路，吴蓝田却没有走到最后，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好色。由于自己的色心使然，吴蓝田开始在歧途上越走越远，而这条歧途，将他彻底推入了深渊。

孔夫子曾说过一句话：

君子好色而不淫。

可以看出，好色本不是一个可以致命的问题。只不过，吴蓝田在自己的这个缺点上，却远离了君子的基本素养，滑落到了“荒淫”的一边。

在参加革命时，吴蓝田其实已经有了妻室了，只不过，这份婚姻是父母之命，他对这位原配夫人一直都不太满意。后来，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与妻子无话可说，对这段婚姻也越来越悲观。

就职豫北地委期间，吴蓝田接触了大量的女干部，这些女干部多多少少都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有的长得还十分出众。在与女干部们不断地接触下，吴蓝田开始想入非非，后来，更是和一个叫做陈克勤的女干部暧昧不清。

俘获了陈克勤的芳心后，吴蓝田坚持与原配离了婚，且离婚后，立即就与陈克勤结婚。由于恋爱自由无可厚非，组织上对此也不好多说什么，也只能是劝告吴蓝田要注意影响。

然而，与陈克勤还没结婚多久，吴蓝田就又对其他女同志有了想法。有一次，他和妇女会干部王某一起工作，见到王某有些姿色，吴蓝田便见异思迁，开始百般挑逗她。

之后，二人私下又约见了几次，两人之间的绯闻也随即传了出去，等传到陈克勤耳朵里时，她怒不可遏，当即与吴蓝田吵得不可开交，还闹到了组织上。

这一次，吴蓝田是婚内出轨，也就是触犯了不准乱搞男女关系这条铁律，很快，组织上就对吴蓝田进行了批评教育。

但鉴于当时是战争特殊时期，干部非常匮乏，加之吴蓝田是初犯，于是，并没有对他做出实质性的处理，只是批评教育，让其反思悔过。

见到组织没有对自己作出处理，吴蓝田也是感激涕零，他“痛心疾首”地表示接受批评，保证决不再犯。而这次事件后，他也的确是老实了好一阵子，其“贼心和色胆”都得到了很大的收敛。

可是，正当大家都以为吴蓝田是诚心悔改的时候，本性难移的他，在一次干部培训中，再一次犯了老毛病。

1939年春，豫北地委举办干部培训班，参加培训的大多是一些年轻干部，有的还是刚刚毕业不久后的学生。当时，吴蓝田作为讲师为学员讲课，而前来听课的一些女学生，着实让他眼花缭乱。

培训班没有开多久，吴蓝田就与一名陈姓女干部打得火热，陈某是负责学员生活的，其才貌不俗，且没有结婚。

了解了陈某的情况后，吴蓝田好不容易沉寂下来的心顿时燥热了起来，于是，他立即就对陈某展开了攻势，很快，两人便谈起了“恋爱”。

所谓，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

吴蓝田的这点破事，没多久就又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群众都开始议论纷纷。豫北地委领导知晓后，当即对吴蓝田做出了严肃批评和处理，但这次依旧是保留了他的职位。考虑到二人在一起影响较为恶劣，于是，地委决定将吴蓝田调到滑县临近敌占区的地方开展工作，而陈某则被直接调到了冀南的长垣县，也算将两人隔开来。

地委领导始终认为，吴蓝田尽管生活作风有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好同志，因此，三番两次对他予以了信任。

然而，对于这份信任，吴蓝田却受之淡然，丝毫没有体会到上级的良苦用心。更可悲的是，当王从吾等地委领导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时，他俨然从第一次的虚心接受，变成了我行我素，如此表现可谓令人心寒。

正是吴蓝田这种满不在乎，我行我素的行为，终究将他自己推入了深渊，同时，也为滑县的抗日事业带来了相当沉重的阴霾。

在滑县敌占区开展工作时，吴蓝田以组织“救国会”的名义，开始与滑县的土匪势力越走越近，特别是和“反共头子”王太恭，两人的关系可谓相当密切。

在王太恭等土匪的腐蚀下，吴蓝田开始对八路军的苦日子嗤之以鼻，其参加革命时的本心也开始被他抛到了脑后。

之后在土匪和顽固势力的蛊惑下，吴蓝田还公然将陈某从长垣县接到了自己的驻地，并恬不知耻地与其住在了一起。消息传回地委后，上级领导大为光火，赶紧命令吴蓝田火速返回机关接受调查。但是，吴蓝田这次对于上级命令却不闻不问，丝毫没有将组织放在眼里。

考虑到吴蓝田身份特殊，豫北军分区遂决定武装逮捕吴蓝田，将其押回机关发落。很快，有人报告吴蓝田和陈某出现在滑县横村的集会上，部队便立即赶去将其一举抓获，随之将二人扭送区委。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被捕后的吴蓝田，竟会上演一出“四擒四逃”的闹剧。

吴蓝田在横村集会被抓获后，他凭着对环境的熟悉，以及利用押送战士对他的信任在中途逃脱，还带着陈某躲进了敌占区。当时，地委书记王从吾正好外出开会，代理书记信西华怕吴蓝田做出糊涂事，便派人捎信给他，安抚他回到机关，让他等王书记回来再作处理。

听了信西华的话，吴蓝田倒是回到了地委机关附近，但考虑到自己造成的影响有些恶劣，他便想试探一下口风，看看上级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处理。

只不过，信西华原本是想对吴蓝田实施诱捕的，他害怕泄露处理意见后会引起他的恐慌，于是，便推说自己不知道此事。结果，吴蓝田当即起了疑心，认定信西华是在给他下套，连忙从机关附近逃走。

而这一次，他带着陈某躲到了自己父母的家中。

吴蓝田第二次逃走的消息很快又传遍了地委，地委领导深感头疼。不过，这一次组织决定不再对吴蓝田实行抓捕，转而从陈某身上入手，试图挽救这两个迷途干部。

陈某的父亲叫做陈笃之，曾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全面抗战爆发后，时任抗日民众自治会委员长，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而组织在与陈父沟通后，他很明确地反对女儿的做法，并严令女儿与吴蓝田分手。

陈家亲属在得知此事以后，也纷纷前来劝说陈某，一时间使得陈某心生悔意。见陈某心生悔意，吴蓝田也开始反省自己，他通过滑县的交通员聂元昂向组织表达了悔意，坦白了自己想重回组织的想法。

对此，吴蓝田还表示，如果组织允许自己归队的话，就算当个马夫也在所不辞。

他的这番坦白果然重新收获了组织的信任。很快，王从吾书记就给吴蓝田写信，对他承诺：

“只要改过自新，可以安排当教育科长，但是两人必须脱离关系。”

见过王书记的亲笔信后，吴蓝田如释重负，他立即回信作了保证，准备回地委机关。但，好巧不巧，吴蓝田在回地委的途中偶遇了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三团，该团首长知道地委此前对他的处理意见，于是，便将他抓了起来，还派战士将他押送到豫北大队。

这下，吴蓝田再次惶恐起来，他越来琢磨不透上级的心思，而这种惶恐，最终变成了恐惧和绝望。后来，借着上厕所的借口，吴蓝田第三次逃跑，但不久后，他就再次在横村集会上撞见了

聂元昂

。两人交涉无果后，聂元昂答应放吴一马，可事后聂元昂觉得包庇事大，遂向上级作了报告。

结果，地委立即就派部队赶到吴蓝田的住处将其抓获，但在押解的路上，吴蓝田再次逃跑。前前后后的四次逃跑，吴蓝田对八路军的态度，从害怕逐渐变为了愤恨，而那些“无中生有”的仇恨，使得他彻底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0年农历三月初三，吴蓝田跑到了滑县县城，公然向日本侵略者投降，从此，当了汉奸。而我们都知道，那些当了汉奸和叛徒的人，对于自己的原组织、老百姓，永远要比侵略者和反动派更加凶狠。这一点，吴蓝田更是深刻为我们所诠释。

投靠日寇以后，吴蓝田就开始想方设法讨好主子，为了向日本人表忠心，他将全家都搬进了滑县县城，同时积极与新乡、开封等地的日军高层联系，将自己所掌握的关于冀鲁豫根据地的情报和盘托出。

出卖这些重要情报后，吴蓝田果然收获了日本人的信任与器重，他不仅谋到了特务工作团团长一职，还被准许建立自己的武装，其实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有职有权之后，吴蓝田就开始准备报复八路军，他大肆地招兵买马扩充队伍，还公开扬言：

“共产党不让我好活，被我捉住的共产党也别想好死！”

不久后，吴蓝田就打着“反共复仇”的旗号开始疯狂报复，而他的“开刀”目标，就是“出卖”他的聂元昂。

只不过，当时聂元昂并不在滑县一带活动，因此，充满仇恨的吴蓝田只能空叫唤，迟迟拿不到想要“开刀”的人。气急败坏下，他只好让人杀害了聂元昂的侄儿，同时抓了聂家老母，以此来出自己的恶气。

好在乡亲们一同凑了不少钱，才将聂母赎了出来，但在放人时，吴蓝田又放出狠话：

无论聂元昂逃到哪里，都要抓到他

之后，组织出于对聂元昂安全的考虑，便让其带着家眷到太行山工作，久而久之，吴蓝田这才作罢。

除了报复八路军外，吴蓝田还开始大肆地在滑县敛财，而他敛财的方式，竟是敲诈百姓。仗着手中有枪，吴蓝田经常都胡乱抓人，一旦被抓后想要平安出来，就必须缴纳巨额赎金。

但有意思的是，吴蓝田抓的人大多是当地豪绅，特别是他的亲戚，对他更是怕得要命，因为他们基本上都被吴蓝田抓过，且被罚得倾家荡产。

对此，我们倒也不难理解，普通百姓就算被罚得倾家荡产也没几个钱，但那些豪绅就不一样了。而吴蓝田自己本就是地主出身，他当然清楚自家亲戚的情况，这也是他专对亲戚下手的缘故了。

在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的几年时间里，吴蓝田可谓无恶不作，他不仅杀害了大量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还靠着绑票拉人积累了巨额资金，惹得滑县天怒人怨。

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亲手杀害的根据地百姓不下百人，其部下屠戮人数更是数以千计。而为了震慑抗日群众，他还在酷刑上下了不少功夫，光是他自己罗列出的酷刑，就有挑脚筋、钉钉子、刺字等，更不用说砍头、活埋、坐炸弹等常态化的行式了。

对于吴蓝田的斑斑劣迹，根据地军民与其进行了殊死抗争，但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是成了根据地军民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人们终究没能消灭吴蓝田这个大汉奸。

直到日本投降后，滑县才在冀鲁豫反攻大军中路军第二纵队的猛攻下光复，可吴蓝田依旧没有被抓住，这成为了人们的一大缺憾。

不久后，狡猾的吴蓝田就接受了国民党军的改编，这个罪该万死的大汉奸，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还摇身一变成了国军旅长，耀武扬威地回到了滑县，继续欺压百姓。对于这个现状，百姓们只能说是敢怒不敢言。

与“日据”时期，如出一辙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7月，解放军基本解放华北，滑县再一次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这次，吴蓝田却又一次趁乱逃跑，逃脱了人民的惩罚。

而吴蓝田的这一跑，便再没了音信。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清理潜藏在人民当中的反革命分子，中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王从吾，聂真（聂远昂的哥哥）、贾潜没有忘记死难的战友，也没有忘记大汉奸吴蓝田，他们联合向罗瑞卿检举吴蓝田，而此时，滑县人民纷纷上书，请求中央一定要找到大汉奸吴蓝田的下落，并将其绳之以法。

得知滑县人民的心声后，中央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公安部甚至还特意设置了一个专案组，专门来调查吴蓝田的消息。

在了解了吴蓝田的深重罪恶后，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对此案相当重视，对此，他还特意指示专案组和平原省（1952年撤销）公安部门：

“活着就要见到人，死了就要见到尸体。”

很快，公安部门就在全国下达了对吴蓝田的通缉令，一时间关于吴蓝田的劣迹人尽皆知，他彻底成了过街老鼠。

然而，尽管外界对于吴蓝田的责骂铺天盖地，但这个刽子手的具体下落，却始终没有半点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吴蓝田的案件逐渐成为了悬案，他似乎就像是突然消失了一般。

直到1956年，滑县公安部门截获了一封从北京寄给吴蓝田的信件，这封信惊动了专案组，这起案件才重新有了眉目。

根据信件上的信息，北京公安很快就在西单找到了寄信人段馥廷，而经过公安部门的询问后，段馥廷立即就说出了他与吴蓝田的关系，原来两人是表兄弟。

此后，通过对段馥廷这条线索的追查，公安部门得知吴蓝田的弟弟吴信修（化名吴尊周）早在1950年就奉吴蓝田之命回到了北京，

准备卖掉此前在北京购置的房产。

然而，当吴尊周刚到北京不久，就被街道动员参了军，最终卖房的事宜就落到了段馥廷身上。

整整六年的时间，段馥廷才将房产卖掉，之后他联系不到吴尊周，于是，便写信准备告诉吴蓝田。只不过，段馥廷并不太清楚吴蓝田的情况，以为他还在滑县，便将信件寄到了他的老家。

而正是这封信，将潜逃多年的吴蓝田，重新揪了出来。

根据段馥廷的交待，吴尊周此时正在部队服役，公安部门遂立即与解放军总参谋部联系，很快就查出了他的服役单位是在甘肃的九〇二一部队。

查出这个重要的信息后，滑县公安局遂向该部党委发出了公函，请求部队配合。而后，吴尊周见部队找上门，他深知自己瞒不住了，便将自己所知和盘托出。

原来，从滑县逃出后，吴蓝田就带着不义之财和吴尊周和，一起逃到了徐州一带，并在这里又娶了一妻一妾。

淮海战役开始前，吴蓝田深感国军无望，便又带着妻妾逃到了上海，开始，在上海隐姓埋名生活下来，吴蓝田依靠妻妾做童鞋，在街上贩卖，以维持日常的开销，这时候吴蓝田成了上海的一个小商贩。

新中国成立后，吴家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在走投无路下，吴蓝田这才让弟弟到北京卖掉自己此前置办的房产。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弟弟到北京后，会误被动员去参了军，结果，这彻底打破了他的安排。

不过，当部队领导问到吴蓝田的下落时，吴尊周却表示一无所知，他证明了段馥廷所说的情况属实，也交代了自己和兄长刚逃到上海时的住所，但此后他并未与兄长见过面，所以，并不知道他如今的下落。

而凭着吴蓝田在上海这个至关重要的信息，专案组立即着手展开了调查。

但由于上海实在太大，找人犹如海底捞针，案件迟迟得不到进展。为此，专案组又将重心放在了吴尊周身上，为了从他口中得到更多有效的信息，专案组还专门到了平凉见他，向他阐明了利害。

而在公安人员的努力下，吴尊周也总算松口，供出了母亲与自己在一次通信中提到的现住地。根据吴尊周提供的线索，专案组对上海宝山路一带展开了详尽调查，果然找到了一名与吴蓝田外貌特征、年龄都非常相符的人，只不过他的户主姓名叫做虞金山，与吴蓝田并不相符。

考虑到吴蓝田可能是更名潜藏，侦查员还是将情况上报给了上级，而经过熟人的辨别后，发现这个叫虞金山的小鞋匠，确是吴蓝田无疑，正是罗瑞卿要抓的叛徒。

不久后，抓住吴蓝田要去信用社贷款的机会，专案组一举将其抓获。但在抓获过程中，老奸巨猾的吴蓝田却装糊涂，还用一口流利的徐州话，为自己叫冤。结果，当公安人员吼出“吴蓝田”这个名字时，他的脸色顿时大变，这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1956年9月，吴蓝田被押送回滑县受审。接受了公安部门的审讯后，吴蓝田对于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期间他还试图通过忏悔来博取同情，企图减轻自己的罪恶，以此来谋一条生路。

但对于他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法院和人民都并不为所动，最终在群众的公审之下，审判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罪名定刑，决定判处其死刑。

判决一出，法庭人人喝彩，滑县人民也是争相庆贺。毕竟这一天，滑县百姓已经等了太久太久，而枪毙这个刽子手，也是太多人的心愿了。

1957年3月20日，吴蓝田于道口镇被执行枪决，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大叛徒，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