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下岗摆地摊，第一天挣了18块，比工厂一个月工资还多

我叫刘建军，那年二十八岁，在国营纺织厂当了六年机修工。厂子在城西，一千多号人，前几年还好好的，从90年开始就不对劲了，产品销不出去，仓库里堆满了布匹，发霉的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见。工资开始拖，先是一个月，后来两个月，再后来三个月发一回，每次发一半，剩下的打白条。我一个月工资一百二十六块，到手有时候只有五六十。媳妇在街道办的小纸盒厂上班，一个月挣四十多块，两个人加一起，刚够过日子。

闺女那年四岁，上厂办幼儿园，一个月托费就要十五块。我爹妈在乡下，虽说不用我寄钱回去，但逢年过节总得表示表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买菜要等到下午去菜市场捡人家挑剩下的，肉是一个礼拜吃一回，买半斤肥的，炼了油渣炒菜，油留着慢慢用。

下岗的通知是三月下来的，厂里说叫“优化劳动组合”，说白了就是裁人。我们车间一百二十个人，裁了四十多个。名单贴出来那天，我挤在人群里找自己的名字，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到上，第三遍才确认——我在名单上。旁边站着的老王拍拍我肩膀，说：“建军，咱俩都下来了。”老王五十二了，在厂里干了三十多年，头发都白了，蹲在墙根底下抽了半包烟，一句话没说。

我回到家，媳妇正给闺女喂饭。看我脸色不对，问怎么了。我说厂里裁人了，有我。媳妇手里的勺子停了一下，没说话，继续喂闺女。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咋办？”

我说：“不知道。”

那段时间我天天出去找工作。可那年月到处都在裁人，商场、饭店、工地，哪儿都不要人。我跑了半个多月，鞋底磨破了一双，只找到一个活——给一个私人老板搬砖，一天五块钱，不是天天有。去了几天，挣了三十五块，回来腰疼得直不起来，媳妇让我别去了，说再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家里存款就三百多块，还是结婚时候攒的，这些年只出不进，眼看就要见底。闺女下个月的托费还没着落，媳妇的厂子也在传要关门。我躺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想得脑仁疼。

后来是一个远房表哥给我指的路。他比我大两岁，早几年就从厂里出来了，在火车站附近摆地摊，卖袜子、手套、毛巾这些小东西。他说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块，好的时候五六百。我不太信，他在厂里的时候就是个混日子的，车工干不好，钳工干不了，摆地摊能挣那么多？

表哥说：“你不信？明儿跟我去看看。”

第二天我跟他去了火车站。他骑三轮车，我坐后面，车上拉着两大包货。到了地方，火车站广场边上已经摆了一溜地摊，卖啥的都有——衣服、鞋帽、小电器、日用品、小吃。表哥找了个位置，把塑料布往地上一铺，货摆开，就开始吆喝。我蹲在旁边看着，心里直打鼓——这算啥？在厂里上班好歹有个单位，有工友，有食堂，有澡堂子，这蹲大街上跟要饭的有啥区别？

那天表哥卖了四十七块钱，刨去成本，挣了大概二十出头。他把钱数给我看的时候，我眼睛都直了——二十块，我在厂里干四天才有这么多，他还只干了半天。

回到家我跟媳妇商量，说想摆地摊。媳妇沉默了半天，说：“你不怕碰见熟人？”

我知道她啥意思。在厂里干了好几年，工友、邻居、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让人看见在街上摆地摊，脸上挂不住。那时候下岗工人摆地摊，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混不下去了”，是丢人的事。

我说：“碰见就碰见呗，总比饿死强。”

话是这么说，真到了要干的时候，心里还是犯嘀咕。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想了两天，把各种可能都想过一遍——要是被以前领导看见了咋办？要是碰见老丈人咋办？要是闺女同学的家长看见了，闺女在幼儿园被人笑话咋办？想来想去，最后想明白了：人家笑话你是人家的嘴，你揭不开锅是你自己的事。嘴长在别人身上，锅可是自己的。

我跟表哥借了二百块钱当本钱，又找他批货的渠道。表哥带我去小商品批发市场转了一圈，教我怎么看货、怎么砍价、什么好卖。我选了袜子、手套、鞋垫这些小东西，本钱小，不怕压货，卖不出去自己也能用。第一次进货，进了五十双袜子、三十副手套、二十双鞋垫，花了一百二十块。剩下的八十块留着当备用金。

出摊的头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把货翻来覆去地整理，袜子按颜色分好，手套按大小摆齐，鞋垫一双双摞起来。又想明天去哪卖，表哥在火车站，我不能跟他抢地盘，得找个别的地方。想来想去，选了汽车站门口，那地方人也多，而且离火车站远，不跟表哥冲突。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把货装进两个蛇皮袋里，用绳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骑车往汽车站去。到了地方才六点多，汽车站已经有不少人了，赶早班车的、等车的、拉客的，乱哄哄的。我在门口找了个位置，把塑料布铺开，货摆好，蹲在旁边等着。

蹲了半个多小时，没人来问。我蹲得腿都麻了，也不敢站起来，怕人家看见我。来来往往的人从我面前走过，有的低头看一眼，有的根本不理。我脸上火辣辣的，觉得所有人都在看我，都在笑话我。有个中年妇女走过来，看了一眼袜子，问我多少钱一双，我说两块，她撇撇嘴走了。我赶紧把袜子收回来，手都在抖。

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个老头，蹲下来翻手套，翻来翻去，问我要一双劳保的那种厚手套。我哪有那种，都是好看的、花哨的。老头站起来走了。我有点急了，早知道进点实用的，进那些好看的有啥用，干活的人谁买？

快八点的时候，来了个年轻姑娘，买了三双袜子，讲价讲到一块五一双，我咬了咬牙卖了。接过四块五毛钱的时候，手还是抖的，但跟刚才不一样，这回是激动。四块五啊，啥也没干，就是蹲在这儿，就挣了将近两块。

有了第一单，胆子就大了一点。我开始学着表哥的样子吆喝：“袜子手套便宜了，纯棉的，耐穿！”声音不大，自己都觉得别扭，但喊出来以后反而没那么紧张了。陆陆续续又有人来问，买了一双鞋垫的，买了一副手套的。到中午的时候，我数了数，卖了十一块钱。

中午不敢走，在旁边的包子铺买了两个包子，一块钱，就着自带的水壶吃了。蹲在马路牙子上吃包子的时候，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也没啥丢人的。这些人谁也不认识我，就算认识又怎样？我又没偷没抢。

下午比上午好一些，又卖了七块多。有个大姐买了我五双袜子，说要给家里人带，我给她算便宜了点，她高兴得直夸我会做生意。到下午四点收摊的时候，我蹲在地上数钱，一把零钱，毛票、硬币、一块的、两块的，数了半天，统共十八块三毛。

十八块三。我攥着那把零钱，手抖得厉害，眼眶热热的。在厂里的时候，一个月一百二十六，干满二十八天，一天四块五。今天我一天就挣了十八块，顶在厂里干四天。要是天天这样，一个月就是五百多块，顶在厂里干四个月。

可我又有点害怕——这是第一天，运气好，以后还能天天这样吗？刮风下雨怎么办？城管来了怎么办？货卖完了进不到货怎么办？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把刚才的高兴劲儿冲淡了不少。

回到家，媳妇正在做饭。我把钱掏出来放在桌上，一把零钱摊开了，她看了半天，问我多少，我说十八块三。她愣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去厨房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在厨房里擤鼻子，我知道她哭了。

那天晚上我们仨吃了一顿好的——炒了个鸡蛋，切了点猪头肉，还买了一瓶啤酒。闺女吃得满嘴是油，高兴得直拍手。媳妇给闺女夹了一筷子鸡蛋，跟我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我说：“你不上班了？”

她说：“厂里放假了，无限期。”

我说行。

从第二天开始，媳妇就跟我一起出摊。她比我放得开，吆喝起来嗓门大，跟人讨价还价也不怵。我们分工，她负责卖，我负责进货和拉货。后来我们又换了个地方，从汽车站挪到了菜市场门口，人更多，生意更好。

可好日子没过几天，麻烦就来了。先是城管，说我们不能在菜市场门口摆，影响交通。赶了我们好几次，有一次还差点把货没收了。我们跟他们说好话，递烟，求情，最后让我们挪到旁边的小巷子里，人流量少了一大半。

然后是同行。巷子里已经有好几个摆地摊的了，卖菜的、卖水果的、卖日用品的，都是下岗工人。我们去了以后，有个卖鞋的大姐不乐意了，说我们抢她生意，指桑骂槐地说了好几天。我不想跟她吵，都是混口饭吃，何苦为难彼此。后来我主动跟她搭话，送了她两双袜子，关系才缓和了一些。

最大的问题还是货。我从表哥那里进货，他也要挣钱，到我手里利润就薄了。我开始自己跑批发市场，一趟一趟地跑，货比三家，找最便宜的。后来认识了一个浙江来的批发商，人实在，给我的价比别人低，我就固定从他那里拿货。

那段时间是真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骑车去批发市场进货，回来跟媳妇一起出摊，摆到天黑才收。夏天晒得脱皮，冬天冻得手脚生疮，下雨天打着伞也要出摊，一天不出摊就一天没收入。有次下雨路滑，我骑车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货撒了一地，我坐在雨里一样一样捡回来，浑身湿透了，回家媳妇看见我这样，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可日子确实好起来了。摆摊第一个月，刨去本钱，我们挣了四百多块。第二个月五百出头。第三个月，我们租了一个铁皮棚子，从地摊变成了固定摊位，卖的东西也多了，袜子手套之外，又加了内衣、毛巾、帽子。虽然还是小本生意，但总算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了。

那年年底，我算了算账，这一年摆摊挣了将近六千块。我把钱存进银行的时候，柜员问我存多少，我说六千，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可能觉得不多，可对我来说，这笔钱意味着闺女能继续上幼儿园，意味着过年能给爹妈寄回去二百块，意味着我们不用再天天吃白菜帮子了。

可我心里始终有个疙瘩。那年秋天，我在街上碰见了以前厂里的车间主任老马。他看见我，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建军，听说你摆地摊了？”我说是。他“哦”了一声，点点头就走了，那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看不起，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好像是惋惜，又好像是庆幸自己没落到这步田地。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想，如果厂子没倒，我还在车间里修机器，一个月拿一百二十六，会是什么样？可能还是那样，吃不饱饿不死，每天按部就班，上班下班，混到退休。可厂子倒了，我下了岗，被逼着去摆地摊，反而挣得更多了。这算啥？是我不幸还是我幸运？

我又想，那些还在厂里等着的工友们，有的等了半年，有的等了一年，最后还是散了。老王等了一年多，厂里把欠的工资补了一些，给了他一千多块的安置费，就打发回家了。他五十三了，出去找工作没人要，在家闲着，天天喝酒，老婆跟他吵。我去看过他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说：“建军，还是你有胆量，早早出来了。”我说我不是有胆量，我是被逼的。他说：“被逼的也是本事，我连被逼的胆子都没有。”

后来几年，摆摊的生意慢慢不好做了。商场越开越多，超市到处都是，人们买东西讲究牌子、讲究环境，地摊货越来越没人买了。我又转了行，开过小吃店，跑过运输，倒腾过水果，折腾来折腾去，总算没让一家人饿着。

闺女现在都大学毕业了，在省城上班，一个月挣大几千。媳妇常说，要不是当年下了岗，咱家哪能供得起闺女上大学。我说可不是嘛，不下岗我现在可能还在厂里修机器，一个月拿三千块，也就那样了。

可这话说完，我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下岗那时候，谁不是吓得魂都没了？好好的铁饭碗说没就没，几十年的单位说散就散，你问问当年那些下岗工人，哪个不是一夜白头？可现在回过头看，要不是那一跤摔下去，多少人还在原地转圈呢？

有时候我在想，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总得被逼到墙角，才知道自己还能翻墙？要是日子一直安安稳稳的，是不是就一辈子蹲在墙角底下，还觉得挺舒服？可话说回来，谁又愿意被逼到墙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