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孤枕难眠

一

俗话说得好：人睡三觉，命比纸薄。可俗话又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这话两头堵，叫老百姓怎么活？横竖都是个输。

冯有福偏偏不信这个邪。他在南城水碓子那片儿住了四十年，开了一间修鞋配钥匙的小铺子，铺面不大，夹在“老刘烧烤”和“山东呛面馒头”中间，像个被两个壮汉挤扁了的瘦子。招牌也简陋，白底红字写着“冯记修理”，风吹日晒久了，“修”字右边的三撇不知飘到哪去，远远看去成了“冯记攸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算卦的。

此刻是凌晨三点十七分。冯有福又醒了。

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十三天。他睁着眼睛躺在铺子后面那间六平米的隔间里，头顶一盏声控灯被楼上住户起夜冲水的声音震亮，昏黄地照见天花板上一条蜿蜒的裂缝。那裂缝他盯了二十三天，从最初的漫不经心到如今简直像在脸上长着——他知道裂缝往东走三寸分了个叉，往北拐了两寸半又分了个叉，活像一棵倒着长的枯树。他有时想，要是人也长成这样，两条腿走着走着忽然分出个叉来，这世界得乱成什么样。

胡思乱想是失眠人的职业病。脑子闲不住，像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滋滋啦啦地响，什么台都串，什么都听不真。

冯有福翻了个身。铺子里的铁架床比他年纪还大，弹簧早就没了弹性，人躺上去像躺在一张弓上，腰眼那儿悬着，空落落的。他试着把腿蜷起来，又把腿伸出去，反复了三回，最后侧过身，面朝斑驳的砖墙。墙上贴着一张九十年代的美女挂历，纸页脆得能当火绒，画上的人嘴唇红得像刚吃过小孩，眼睛永远笑眯眯地看着他。二十三年来，这双眼睛头一回让他觉得不自在——不是那种被注视的不自在，而是被看穿的不自在。好像那画上的人在说：行了行了，别装了，我知道你睡不着。

他确实睡不着。

隔壁“老刘烧烤”的收摊动静透过薄墙传过来，铁皮灶台咣当一声，接着是水管子冲地的哗哗声，老刘媳妇尖着嗓子喊“那个签子你数了没有”，老刘闷声闷气地应了一句什么，听不清，但语气里的疲惫像一盆温水，隔着墙都能浇过来。冯有福跟老刘做了十五年邻居，两个人熟了到了一种境界——老刘打喷嚏他能听出是受了凉还是油烟呛的，老刘媳妇骂人能听出是真生气还是撒娇。这附近的人都是这样，彼此的生活像翻开的书，谁家今天吃饺子、谁家来了亲戚、谁家两口子动了手，用不着特意打听，墙和窗户替你听着看着。

冯有福摸出枕头底下的手机，屏幕亮光刺得他眯起眼。三点二十。他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床上，屏幕朝下，像是能把时间也扣住似的。手机壳背面印着一行字，是儿子冯子轩上小学时学校发的，“平安校园”，字迹磨得只剩“平”字还完整，“安”字只剩半个宝盖头，像个戴歪了帽子的小人儿。冯子轩现在在深圳，据说是做“供应链优化”，冯有福一直没弄明白这词儿什么意思，但每个月儿子往他卡里转两千块钱，比闹钟还准。他不缺这两千块，修鞋配钥匙虽然赚不了大钱，但够他一个人吃吃喝喝。他收下，是因为不收儿子心里不踏实。这世道，孝顺变成了数字，按月到账，跟交水电费似的。

睡不着的时候，冯有福会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比如，他这辈子到底睡过多少张床？他掰着指头算：小时候在河北老家，跟爷爷睡一条土炕，炕席是高粱秆编的，硬邦邦，但爷爷身上的旱烟味闻着就踏实。后来到北京投奔姑姑，睡在客厅的折叠床上，白天收起来当桌子，晚上拉开当床，折叠床的合页夹过他三次大腿内侧的肉，疼得他龇牙咧嘴又不敢叫出声。再后来进了街道的修理厂，住集体宿舍，上下铺，他睡上铺，头顶就是天花板，夜里听着下铺的老周打呼噜，一晚上能打出七八种花样来，像在开个人演奏会。再再后来，娶了媳妇，有了正经的床——一米五宽的双人床，席梦思床垫，两个人睡中间凹下去一个坑，睡着睡着就往一块儿滚。那时候他媳妇常说：“你过去点，挤死了。”他就往边上挪挪，过一会儿又滚回来。后来媳妇走了，床就大了，大到一个人躺在上面像躺在操场上，翻来翻去都碰不着边。

再后来，他把大床卖了，搬进这间六平米的隔间，睡这张铁架床。床窄，反而踏实，像把自己塞进一个模子里，动弹不得，也就用不着翻身了。

可他还是翻身。翻来翻去，跟烙饼似的。

冯有福坐起来，脚踩在冰凉的瓷砖地上，激灵了一下。声控灯又亮了，这次亮得久一些，大概是感应到了活人气。他趿拉上那双灰色的棉拖鞋——左脚的鞋面破了个洞，大脚趾从里头探出来，像只好奇的乌龟——摸黑走到外间的铺子里。

铺子里一股皮革味、金属味、胶水味，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潮味，混在一起，闻久了竟然觉得好闻，像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一样，属于私密的、不可告人的癖好。工作台上摊着白天没修完的一双鞋——对门单元三楼周老太太的足力健老人鞋，鞋底磨穿了，要换一块橡胶底。周老太太八十二了，走路碎步碎步的，一双鞋能穿五年，磨到鞋底比纸还薄，还舍不得扔。她每次来都说：“冯师傅，你给凑合凑合，我这把老骨头走不了几步路，不用太好。”冯有福每次都答应着，但每次都给换最好的底。他想，八十二了，走一步少一步，鞋底可不能凑合。

他坐在工作台前，拧亮台灯。台灯是那种老式的铁壳台灯，墨绿色的灯罩像一顶小帽子，开关是个圆圆的旋钮，拧的时候咔哒咔哒响。这盏灯比他儿子年纪还大，灯泡换了不知多少个，但灯身从来没坏过。现在的电器哪有这事？电视机三年一换，手机两年一换，连电饭煲都用不了五年。东西不坏了，人也不修了，坏了就扔，扔了再买，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差。以前一天能修七八双鞋，现在一天能有两三双就不错。配钥匙的活儿倒是多些，但配一把钥匙五块钱，得配多少把才够交房租？

他拿起周老太太的鞋，翻过来看磨穿的鞋底，洞口圆圆的，边缘磨得光滑，像被舌头反复舔过的一个地方。他想，人的脚底板真是个奇怪的东西，走了一辈子的路，最后把鞋底磨穿了，脚皮却越长越厚。周老太太的脚底板他见过一次——有一回她脚上长了鸡眼，走不了路，他帮她用刀片修了修。那双脚啊，脚趾头都变了形，挤在一起像一把攥紧的干枣，脚后跟裂了口子，深的地方能看见红肉。可就是这双脚，每天早晨六点准时下楼，在小区花园里走三圈，雷打不动。下雪天也走，撑着拐杖走，走得很慢，但不停。

冯有福把鞋放下，拿起那把用了二十年的橡胶锤子，在手里掂了掂。锤柄是枣木的，被手汗浸得油亮油亮，握在手里像握着一块温热的玉。这把锤子跟了他二十年，比他前妻跟他过日子还长了五年。人和物件的关系有时候比人和人的关系还长久，这话他跟谁都没说过，说出来显得怪，但道理是真的。

他开始剪橡胶底。剪刀咔嚓咔嚓地响，在深夜里格外清楚，像老鼠在啃什么东西。楼上住户大概又被吵醒了，天花板上传来两声跺脚，咚咚，像是心脏跳到了头顶上。冯有福放轻了动作，但剪刀的声音还是免不了。他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爷爷半夜起来编筐，柳条子唰唰唰地响，吵得他睡不着，他就把脑袋蒙进被子里，在被窝里数羊。那时候他以为爷爷是故意吵他，后来才知道，爷爷睡不着的时候手就不能闲着，一闲着就想事儿，一想事儿就心里发慌。手上有活儿，心就不慌了。

他现在也是这样。

橡胶底剪好了，比着鞋底的形状修了修边，严丝合缝。他拿起胶水，拧开盖子，一股刺鼻的气味冲上来，他习惯性地偏了偏头，等那股味儿散一散再凑近。这胶水闻多了上头，有一回他闻得猛了，眼前一黑，差点栽在工作台上，缓了好一会儿才过来。从那以后他学乖了，拧开盖子先晾一晾，跟开红酒醒酒一个道理。

涂胶水的时候，他的手很稳。这是四十年练出来的本事。修鞋的人手不能抖，一抖胶水就涂不匀，涂不匀就粘不牢，粘不牢客人就要回来找，回来找就是砸招牌。他父亲——一个在河北农村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跟他说过一句话：“干什么事，手要稳，心要定。手一抖，事儿就歪了。”他父亲不识字，但说出来的话像刻在石碑上的，一笔一划都带着分量。

胶水涂好了，他把橡胶底按上去，用锤子轻轻敲实，咚咚，咚咚，节奏均匀，像心跳。敲完了，翻过来看看，又翻过去看看，满意地点点头。周老太太明天来取鞋的时候，应该会笑着说一句“冯师傅手艺就是好”。就为这一句话，他觉得这二十三天来的失眠都值了。

不，不对。不是二十三天。他算错了。应该是——

他停下来，想了想。从那天晚上算起，到今天，是三十一天，不是二十三天。他记错了。那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月亮圆得像一面铜锣挂在对面楼的楼顶上。他一个人坐在铺子门口吃月饼，五仁的，嚼着嚼着忽然觉得嘴里没味儿，吐出来一看，嚼了半天还是完整的一口，跟没嚼一样。他就把那口月饼吐在手心里，看了看，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失眠。

所以是三十一天。他把日子记少了八天。失眠的人连天数都记不清，脑子像一块用旧了的抹布，拧不干，擦不净，到处是水渍。

冯有福把修好的鞋放在柜台上，用一张旧报纸盖好，免得落灰。然后他又坐回凳子上，没有回里屋睡觉的意思。他知道回去了也睡不着，与其在床上翻来翻去地烙饼，不如在这儿坐着。铺子里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卷帘门，拉下来之后密不透风，像个铁罐头。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这铁罐头里的一条沙丁鱼，被时间的盐水泡着，越泡越咸，越泡越皱。

他点了一根烟。中南海，点八的，抽了二十年没换过牌子。不是因为这个烟有多好抽，是因为习惯了。人的口味是最顽固的东西，一旦定型就改不了，像他喝不惯咖啡、吃不惯西餐、看不惯年轻人把好好的牛仔裤剪几个洞穿在腿上。他不是觉得不好，他是觉得没必要。这世上很多事情都不是不好，是没必要。没必要换新牌子烟，没必要买智能手机，没必要再找一个老伴儿——

烟头在黑暗里一亮一暗，像某种信号，不知道发给谁看的。

他想起白天的一件事。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一个年轻女人来配钥匙，穿着一件驼色的大衣，头发披着，脸上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好看，又大又亮，但眼白上布着红血丝，像是熬了好几个通宵。她把钥匙递给他，说：“配两把，这把钥匙不好用，插进去老是转不动。”

他接过钥匙看了看，是那种最普通的AB锁钥匙，齿槽磨损得厉害，边缘都圆了。他说：“这把钥匙老了，齿都磨平了，配出来也不好用，要不换个锁芯？”

女人摇摇头，说：“不用换，你就配吧，能用就行。”

他没再说什么，找了一个空白钥匙坯子，夹在配钥匙机的夹钳里，开动机器。配钥匙机嗡嗡地响，砂轮飞转，火花溅出来，像一簇一簇的小烟花。女人站在旁边等，低着头看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口罩上方的那一小片脸上，皮肤白得有些过分，白里透着一层青，像冬天的月光。

钥匙配好了，他拿锉刀把毛边锉了锉，递给她：“试试。”

女人接过钥匙，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然后从包里掏出一把锁——就是那种最常见的挂锁，黄铜色的，巴掌大小。她把新配的钥匙插进去，拧了一下，锁开了。又拧了一下，锁上了。再拧，又开了。她点了点头，把钥匙拔出来，问：“多少钱？”

“十块。”

她扫了柜台上贴的收款码，手机响了一声，然后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回过头，说了一句话：“师傅，你这铺子开了多少年了？”

他说：“四十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四十年啊。”那语气不像是在感叹时间漫长，倒像是在羡慕什么。然后她推门走了，驼色大衣的一角被门夹了一下，她又回身扯出来，动作不急不慢，好像被门夹住是常有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她走了以后，冯有福坐在凳子上想了很久。她在羡慕什么呢？羡慕一间修鞋铺子开了四十年？羡慕他从二十一岁干到六十一岁，一辈子窝在这六平米的地方？羡慕他连个帮手都请不起、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连觉都睡不着？

他不明白。但她的那句“四十年啊”一直在耳朵里转，像一把配好了的钥匙，插进他脑子里某个锁眼里，咔哒一声，打开了什么。

他想起自己二十一岁那年从河北老家来北京，姑姑在车站接他，他扛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一床被子和几件换洗衣服。从永定门火车站出来，北京的太阳白花花地照在水泥地上，晃得他睁不开眼。他站在广场上，四面八方都是人，都走得很快，像被风吹着跑。他姑姑拉了他一把，说：“别愣着，走。”

他就跟着走了。这一走，就是四十年。

四十年。他在这条街上修了多少双鞋、配了多少把钥匙，数不清了。但他能记住一些人的脚——不是那种刻意的记住，是手记住了。那些脚，胖的瘦的，宽的窄的，脚趾头齐整的、变形的，脚底板光滑的、长满老茧的，有脚气的、没脚气的。他的手摸过上千双脚，有些脚隔几个月来一次，有些脚来过一次就再也不来了。不来了，要么是鞋不穿了，要么是人走了。人走了有很多种走法：搬家了，出国了，进养老院了，或者——就是走了。

他记得一个老头儿，姓孙，住在水碓子北里，跟他差不多年纪，但身体差得多，走路一瘸一拐的，左脚比右脚短了差不多两公分，鞋底要专门加厚。冯有福给他做了双特制的鞋，左脚鞋底加了橡胶层，像踩着一块蛋糕。孙老头每半年来一次，换一次鞋底，每次来都要跟他聊半天，聊的无非是些家长里短——菜市场的鸡蛋又涨价了，社区医院的大夫态度不好，儿子三个月没打电话了。孙老头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手指头又粗又短，指甲缝里永远有黑泥，洗不干净。冯有福一边干活一边听，偶尔应一两句。孙老头不在乎他应不应，他就是想说，说完了心里就松快些。

去年冬天，孙老头没来。到了开春，还是没来。冯有福心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没去打听。不是不想打听，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站在铺子门口，往北里那边望了望，望不见什么，楼和楼之间隔着一排杨树，杨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像一把把扫帚。他回到铺子里，把给孙老头准备的那双加厚鞋底收进了抽屉最里面，跟一些旧零件放在一起。

有些东西，备好了，就用不上了。

冯有福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那个烟灰缸是他自己用废轴承做的，沉甸甸的，不锈钢的，怎么摔都摔不坏。烟灰缸里堆着小山一样的烟头，有些是今天的，有些是昨天的，有些已经分不清是哪天的了。他从来不倒烟灰缸，等堆满了才倒一次，像在记录某种消耗——一个人用多少根烟才能熬过一个夜晚？答案是不确定的，因为夜晚不是按根算的，是按念头算的。一个念头一根烟，念头多了，烟就多了。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一个圆形的石英钟，是儿子在网上买的，说是“北欧简约风格”，冯有福看着就是一个白盘子上面画了几个数字，连个玻璃罩子都没有，时针分针赤裸裸地转着，像两条光着的胳膊。钟显示四点零三分。离天亮还有两个多小时。

这两个多小时最难熬。夜深到了最深处，黑得不能再黑的时候，天光还没露头，人像被吊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种时候，什么念头都来了，好的坏的，大的小的，远的近的，像一群蝙蝠在脑子里扑棱棱地飞，抓不住，赶不走。

他想起他前妻李桂芬。

李桂芬比他小三岁，河北涿州人，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他在修理厂上班，她在附近一家服装厂做缝纫工。两个人见了一面，吃了顿饭，觉得还行，就处着了。处了半年，结了婚。结婚那天，他在厂里借了一辆车，把她从涿州接到北京，一路上她没说几句话，就低着头看手里的一束塑料花。那束花是他在小商品市场买的，十块钱，红红绿绿的，假的跟真的似的。后来那束花在他们家柜顶上放了三年，落满了灰，最后搬家的时候扔了。

结婚以后的日子，怎么说呢，不算坏，也不算好。两个人都是闷葫芦，不爱说话，吃饭的时候各吃各的，看电视的时候各看各的，睡觉的时候各睡各的。一张床上，两个人，中间隔着一条银河。不是吵架了，是没什么话可说。日子像一条没放盐的鱼，能吃饱，但没滋味。

后来有了冯子轩，日子就有了个奔头。李桂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对他更是没什么话了。他也不在意，他本来就不是个话多的人。他每天早出晚归，在铺子里修鞋配钥匙，挣的钱全交给她，她用这些钱给儿子买奶粉、买衣服、交学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也没饿着。那时候他以为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像修鞋一样，哪儿坏了补哪儿，补好了接着穿，穿坏了再补。一双鞋能穿好几年，一段婚姻也该能穿好几十年。

但婚姻不是鞋。鞋坏了可以补，婚姻坏了，补了也还是坏的，而且补丁摞补丁，越补越难看。

李桂芬是在冯子轩上初中的时候提出离婚的。理由很简单：没感情了。冯有福当时正在修一双皮鞋，听了这话，手里的锥子扎进了手指头，血珠子冒出来，圆滚滚的，像一颗红宝石。他把手指头放进嘴里吮了吮，说：“行。”

就一个字。行。

他没问她是不是有别人了，没问她是不是嫌他穷，没问她是不是早就想走了。他什么都没问。因为他知道，有些问题问了，答案你也早就知道。问了，不过是把已经结了痂的伤口再撕开一次，看看里面还流不流血。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李桂芬走了以后，冯子轩跟着他过。那几年是他最忙的时候，又要看铺子又要管孩子，两头顾，两头都顾不好。冯子轩的家长会他从来没去过，不是不想去，是铺子离不开人。有一回冯子轩在学校跟人打架，被叫了家长，他关了铺子赶过去，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把他数落了一顿，说他“对孩子缺乏关心”。他站在办公室里，低着头，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冯子轩站在他旁边，鼻青脸肿的，但嘴角挂着一丝笑，那笑容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得意，是某种他已经很久没在儿子脸上见到过的东西。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有人撑腰”的表情。他去了，儿子就觉得有人撑腰了。

从那以后，他尽量抽时间陪儿子。但“尽量”这个词，在生活的词典里，往往等同于“做不到”。他还是错过了冯子轩的初中毕业典礼、高中家长会、高考前最后一次动员大会。冯子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名校，但他高兴了好几天，逢人就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老刘笑话他：“又不是清华北大，瞧你乐的。”他说：“能考上就行，能考上就行。”语气里有一种卑微的满足，像一个修了一辈子鞋的人，终于修好了一双最难的鞋。

冯子轩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从最底层做起，慢慢做到了现在的“供应链优化”。这个词冯有福专门查过，查了也还是不太明白，但知道儿子干得不错，工资越来越高，寄回来的钱也越来越多。钱多了，人却越来越远了。以前逢年过节还回来，后来变成一年回来一次，再后来变成两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是匆匆忙忙的，住两天就走，说是工作忙。冯有福理解，年轻人嘛，忙是好事。但他有时候想，忙到连回家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吗？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就把它按下去，像按一个弹簧，按下去又弹起来，按下去又弹起来。

去年春节，冯子轩带着女朋友回来了一趟。那女孩儿是深圳本地人，叫沈佳宜——不是电影里那个沈佳宜，同名而已。长得白净，说话软绵绵的，带着广东腔，管他叫“叔叔”，叫得客客气气，像叫一个不太熟的远房亲戚。他们在家待了三天，那三天里，冯有福使出浑身解数做饭——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番茄蛋花汤。他平时一个人吃饭都是凑合，煮碗面条卧个鸡蛋就算一顿好的了，但儿子回来了，他要把攒了一年的手艺都用上。沈佳宜吃得不多，每样菜夹一筷子就放下筷子了，说“叔叔做的菜很好吃，但我胃口小”。冯子轩倒是吃了不少，但吃的时候一直在看手机，一边吃一边回消息，筷子夹菜的动作都是机械的，像被什么程序控制着。

第三天早上，他们要走。冯子轩在门口换鞋，冯有福站在旁边看着。冯子轩穿的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鞋带系得松松垮垮的，鞋面上有一道划痕，不知道在哪儿刮的。冯有福下意识地说：“鞋给我，我给你补补。”

冯子轩低头看了看鞋，说：“不用，这鞋穿旧了，回去买双新的。”

冯有福“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他站在门口，看着儿子和女朋友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冯子轩冲他摆了摆手，说：“爸，你回去吧，别送了。”电梯门合上了，数字从四楼跳到三楼，跳到二楼，跳到一楼，停住了。

他转身回屋，看见门口鞋柜上放着一双拖鞋——是沈佳宜穿过的，粉红色的，毛绒绒的，上面有个兔子耳朵。她把拖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鞋柜上，像摆在商店的货架上一样。他盯着那双拖鞋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拿起来，放进了鞋柜最里面。

那天晚上，他又失眠了。

二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五点刚过，卷帘门的缝隙里就透进来一线光，细细的，像一把刀片切开了黑暗。冯有福从凳子上站起来，腰“咔吧”响了一声，像掰断一根干树枝。他扶着工作台站了一会儿，等那股酸麻劲儿过去，然后去里屋洗了把脸。

水龙头里的水冰凉，激在脸上，人顿时清醒了。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花白了，不是那种好看的银白，是那种灰扑扑的白，像落了霜的旧瓦。脸上的皱纹比去年又多了几道，尤其是额头上的三道抬头纹，深得能夹住一根烟。眼睛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双不大的、带着点倦意的眼睛，眼皮耷拉着，像永远没睡醒。嘴唇干裂了，起了一层白皮，他用舌头舔了舔，涩涩的。

镜子下面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子上印着“劳动最光荣”，红字已经褪成了粉红色。杯子里插着一支牙刷，刷毛炸开了，像一朵菊花。牙膏是中华的，用了半支，挤得歪歪扭扭，中间粗两头细。他拿起牙刷，挤了牙膏，开始刷牙。泡沫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往下滴，滴在搪瓷杯里，滴在水龙头上。他刷得很认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刷了整整三分钟。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讲究之一——牙要刷够三分钟。因为他看过一个科普文章，说刷牙不够三分钟等于白刷。他记别的记不住，这种没用的知识记得特别牢。

刷完牙，他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口的口袋上绣着“冯记”两个字，是他自己用缝纫机绣的，歪歪扭扭的，但看得清。他拉开卷帘门，“哗啦”一声响，像舞台上的大幕拉开，新的一天开始了。

外面空气冷冽，带着一股烤馒头片的香味——老刘已经开始支摊子了。老刘看见他，冲他喊：“有福！起这么早？不像你啊！”老刘是个大嗓门，说话跟吵架似的，其实没恶意，就是习惯了大嗓门。他在烧烤摊后面忙活，围着一个沾满油渍的围裙，两只手冻得通红，正在往炉子里加炭。

“睡不着。”冯有福说。

“又睡不着？”老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这都多久了？一个月了吧？去医院看看啊。”

“看了，没用。大夫给开了安眠药，吃了两天，第三天就不管用了。跟吃糖豆似的。”

“那换个大夫啊。”

“换了，又开了一种，吃了三天，又不管用了。”

老刘啧啧了两声，说：“你这毛病啊，不是药的事儿。你心里有事儿。”他用一根铁钎子戳了戳炭火，火星子噼里啪啦地溅起来，“我跟你说，人睡不着觉，十有八九是心里有事儿。你把那事儿解决了，觉自然就睡着了。”

冯有福笑了笑，没接话。老刘说的没错，他心里确实有事儿。但什么事儿呢？他说不清楚。不是那种具体的、能摆在桌面上说的事儿——比如欠了谁的钱、跟谁闹了矛盾、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都不是。他心里的那种“事儿”，是一种弥漫的、无孔不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空。像这间铺子里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你呼吸的时候能感觉到它——涩涩的，干干的，缺了点什么。

缺了点什么呢？

他走到街对面的早点摊，买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豆浆是现磨的，热气腾腾的，上面结了一层豆皮。他用筷子把豆皮挑起来吃了，滑溜溜的，有一股豆子本身的甜味。油条炸得酥脆，咬一口“咔嚓”一声，碎渣掉了一桌子。他坐在早点摊的塑料凳上，慢慢地吃着，看着这条街从夜色里一点点醒过来。

街对面的“山东呛面馒头”也开门了，老板姓鲁，山东人，长得五大三粗，但做起馒头来心细如发。他家的馒头又大又白又暄软，一个馒头能顶一顿饭。冯有福有时候中午懒得做饭，就买两个馒头，就着一碟咸菜，喝一杯茶，就是一顿。鲁老板看见他，隔着马路喊：“冯师傅！今天有豆包，新蒸的，要不要来两个？”冯有福摆摆手，指了指自己面前的油条，意思是“已经吃上了”。

再远一点，是“水碓子社区菜市场”，铁皮棚子下面灯火通明，卖菜的、卖肉的、卖豆腐的都已经出摊了，吆喝声此起彼伏。“黄瓜两块五一斤——”“新鲜的带鱼——”“豆腐——卤水豆腐——”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嘈杂但有序，像一首写得很差但唱了很久的歌，跑调跑得理直气壮，听惯了反而觉得亲切。

冯有福吃完早饭，回到铺子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上午的活儿不多，修了一双鞋跟掉了的女式皮鞋，配了三把钥匙，换了一个拉链头。来修鞋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件粉色的羽绒服，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坐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手里攥着一块磨牙饼干，啃得满脸都是口水。女人把鞋放在柜台上，说：“师傅，这鞋跟掉了，能粘上吗？”

冯有福看了看，是一双高跟鞋，鞋跟是那种细跟的，用胶水粘的，时间长了脱胶了。他说：“能粘，但粘了以后最好少穿，这种细跟的鞋本来就容易掉，走路的时候别踩水篦子，别走石子路。”

女人笑了，说：“师傅你懂得真多。”

“修了四十年了，什么鞋什么毛病都见过。”

他拿出胶水，仔细地涂在鞋跟的接触面上，对准了按上去，用橡皮筋绑住固定，说：“放这儿吧，下午来取。”

女人说好，推着婴儿车走了。孩子回头看了他一眼，嘴里含着饼干，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大概是“拜拜”。冯有福冲孩子挥了挥手，孩子笑了，露出两颗小米粒一样的门牙。

下午，周老太太来取鞋了。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进来，每一步都像在丈量什么。冯有福赶紧站起来，把椅子让给她坐。周老太太摆摆手：“不坐了，拿了就走。”她把鞋拿起来看了看，又摸了摸鞋底，说：“冯师傅，你这手艺，真没得说。”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沓零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数了三十五块钱出来，递给他。

“三十就行。”冯有福说。

“说好的三十五就三十五。”周老太太固执地把钱塞到他手里，手指头干瘦干瘦的，骨节突出，像鸡爪子。她的手很凉，碰到他的手心时，他激灵了一下。周老太太大概是感觉到了，笑着说：“人老了，手脚冰凉，没火力了。”然后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了。走到门口时，她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话：“冯师傅，你一个人，晚上要是没事儿，来我家吃饭。我包饺子。”

冯有福说：“好，改天去。”

他知道自己不会去的。不是客气，是觉得不合适。周老太太一个人住，儿子在国外，女儿嫁到天津去了，也是一个人。两个独居的老人坐在一起吃饭，算什么呢？算互相取暖？算同病相怜？不管算什么，都有一种尴尬在里面，像穿了别人的鞋，尺码不对，走不了路。

下午四点多，天就暗下来了。十一月的北京，天短得像兔子的尾巴，一不留神就没了。冯有福把铺子里的灯打开，台灯的光晕不大，刚好罩住工作台。他继续修那双女式皮鞋，用砂纸打磨鞋跟的毛边，动作细致得像在做一件工艺品。

这时候，卷帘门被敲了两下，咚咚。

“进来。”他说。

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拉链拉到最高处，竖起的领子遮住了半截脖子。他的脸圆圆的，红扑扑的，像是喝了酒，又像是被风吹的。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双鞋。

“师傅，这几双鞋你看看，能修不？”他把塑料袋放在柜台上，把鞋一双一双地拿出来。一共三双：一双黑色的皮鞋，鞋头磨花了；一双棕色的休闲鞋，鞋帮开线了；一双运动鞋，鞋底的纹路磨平了。

冯有福一双一双地看了看，说：“都能修。皮鞋要上色，休闲鞋要缝线，运动鞋要换底。皮鞋五十，休闲鞋三十，运动鞋八十，一共一百六。”

男人没有还价，说：“行，修吧。什么时候能好？”

“三天。”

“行。”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六十块钱，放在柜台上。冯有福正要找袋子给他装鞋，男人忽然说：“师傅，你这铺子开了很久了吧？”

“四十年了。”

“四十年。”男人重复了一遍，语气跟昨天那个年轻女人如出一辙——不是在感叹时间长，而是在羡慕什么。他看了看铺子四周，目光在墙上那张九十年代的美女挂历上停了一下，又移到工作台上那些工具上，最后落在冯有福的脸上。

“我小时候也住这附近，”男人说，“水碓子南里，八号楼。那时候老有个修鞋的在这儿，是个老头儿，驼背，戴个老花镜，是你吗？”

冯有福笑了：“不是我，那是我师傅。我二十岁来这儿跟他学徒，学了一年他就退休了，把铺子给了我。”

“对对对，就是那个老头儿！姓什么来着……”

“姓马，马师傅。”

“对对对，马师傅！”男人拍了一下大腿，“马师傅人好，我小时候踢球把鞋踢破了，不敢回家，怕挨打，就去找马师傅修。马师傅不要我钱，还给我一块糖吃。什么糖来着……大白兔？”

“对，大白兔。马师傅口袋里永远装着大白兔奶糖，见着小孩就给一块。”

男人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忽然红了。他别过头去，假装看墙上的钟，说：“马师傅现在……”

“走了。走了十几年了。”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说：“时间真快啊。”他把塑料袋留在柜台上，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师傅，你保重。”

门关上了。冯有福坐在凳子上，手里拿着那双皮鞋，没有动。他忽然想起马师傅——那个驼着背、戴着老花镜、口袋里永远装着大白兔奶糖的老人。马师傅教他修鞋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修鞋不是修鞋，是修心。心正了，鞋就正了。鞋正了，走路的人就不歪了。”他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太大了，修个鞋而已，扯什么心不心的。现在想想，马师傅说的是对的。你修一双鞋，如果心里想着“凑合凑合得了”，那修出来的鞋就是凑合的，穿不了几天又坏了。如果你心里想着“要修好，要让人家穿着舒服”，那修出来的鞋就是好的，能穿很久。

这跟过日子是一个道理。你心里怎么想，日子就怎么过。你心里装着“凑合”，日子就凑合。你心里装着“讲究”，日子就讲究。

问题是，他心里现在装着什么呢？

冯有福把皮鞋放下，走到门口，拉开卷帘门，站在街边。天已经黑透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晕在冷空气中显得格外温暖。街上人不多，偶尔有一两个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走过，脚步声在空旷的人行道上发出清脆的回响。对面楼里的窗户一扇一扇地亮起来，像一面面小镜子，映着人间烟火。他能看见那些窗户里面的剪影——有人在厨房里炒菜，油烟冒上来，看不清脸；有人在客厅里看电视，沙发上一坐一躺，大概是两口子；有人在阳台上收衣服，一件一件地取下来，叠好，抱进去。

这些窗户里的生活，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没什么关系。但他看着这些窗户，心里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羡慕，不是孤独，是一种确认。确认这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活着，吃饭，看电视，收衣服，过日子。这些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在他失眠的夜晚里，变成了一种安慰。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坐着，知道远处有人也醒着，虽然不认识，虽然永远不会见面，但知道彼此都在，心里就踏实一些。

他想起一个词：共振。冯子轩上高中的时候跟他解释过这个词，说是一种物理现象，两个频率相同的物体，一个振动了，另一个也会跟着振动，不需要接触，隔着距离就能发生。他当时没太听懂，但现在他觉得自己懂了——那些窗户里的生活，跟他自己的生活，隔着一条街的距离，在某种看不见的频率上共振着。他们做饭，他修鞋。他们看电视，他配钥匙。他们收衣服，他粘鞋底。都是最普通的事情，都在最普通的夜晚里发生。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卑微。

冯有福回到铺子里，关上门，继续修鞋。他今晚不打算睡了，反正也睡不着，不如多干点活。他把那双皮鞋的鞋头打磨干净，调好了鞋油的颜色——黑色里加一点深棕，调出一种不纯的黑，像墨汁里滴了一滴酱油，黑得有层次。他用布蘸了鞋油，一圈一圈地擦，擦到鞋头光亮起来，能照见人影。然后他拿起那双休闲鞋，穿好针线，一针一针地缝。针脚均匀，间距一致，线拉得松紧适度，缝好了以后用手摸了摸，平整光滑，跟新的一样。

缝到最后几针的时候，他的手忽然停住了。他想起了李桂芬——不是那个跟他离婚的李桂芬，是更早以前的李桂芬，刚结婚时候的李桂芬。那时候她还在服装厂上班，每天回来手上都有针眼，十个手指头缠着胶布，像十个小矮人戴着白帽子。他心疼她，但不会说，就默默地帮她烧洗脚水。她把脚泡在热水里，嘶嘶地吸着气，说：“今天踩了一天缝纫机，脚都肿了。”他就蹲下来，帮她揉脚。她的脚不大，但脚掌宽，脚趾头短，踩缝纫机踩出了老茧，硬硬的，像小石子。他揉着揉着，她就睡着了，歪在椅子上，嘴巴微微张开，发出轻轻的鼾声。

那时候他觉得，这就是一辈子了。

后来呢？后来为什么就不是一辈子了？他没想明白。也许不是没想明白，是不愿意去想。想了又怎样呢？能改变什么吗？不能。人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想不明白，想明白了也没用，有用也来不及了。

他把休闲鞋缝好了，放下针线，看了看钟。九点半。不算太晚，但他已经累了——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那种累像一层薄薄的霜，覆盖在所有东西上面，擦不掉，只能等太阳出来自己化。可太阳什么时候出来呢？他说的不是天上的太阳，是他心里的太阳。

冯有福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颈椎发出“咔咔”的响声。他走到门口，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留了一个缝透气。然后他回到里屋，没有上床，而是坐在床沿上，靠着墙，闭着眼睛。他没有睡，只是闭着。黑暗里有声音，楼上的电视机声、隔壁老刘收摊的动静、远处马路上的车流声，混在一起，像一条浑浊的河，从他耳边流过去。他在这条河里浮浮沉沉，觉得自己像一截木头，被水冲着走，不知道要漂到哪儿去。

也不知道漂了多久，他忽然听见一个声音——很轻，很细，像猫叫，又像婴儿哭。他睁开眼睛，侧耳听了听，声音没有了。他以为是幻觉，正要再闭上眼睛，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次清楚一些，是猫叫，从卷帘门外面传来的。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卷帘门往上推了一截。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个哆嗦。低头一看，门槛外面蹲着一只猫——一只橘黄色的猫，瘦骨嶙峋的，毛色暗淡，蹲在水泥地上，仰着头看他。猫的眼睛是琥珀色的，在路灯的反光里亮得像两颗小灯泡。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冯有福蹲下来，看着那只猫。猫没有跑，也没有叫，就那样看着他，琥珀色的眼睛一眨不眨。他伸手摸了摸猫的头，猫眯起眼睛，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猫很瘦，脊背上的骨头硌手，一根一根的，像搓衣板。他摸了摸猫的肚子，瘪瘪的，大概是饿了。

他回屋找了一圈，没有什么猫能吃的东西。他打开冰箱，里面只有几个鸡蛋、半棵白菜、一袋榨菜。他想了想，把鸡蛋煮熟了，剥了壳，掰成小块，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到门口。猫闻了闻，开始吃，吃得很急，噎了一下，咳嗽了两声，又接着吃。他蹲在旁边看，觉得这只猫吃东西的样子像极了一个人——一个饿了好久的人，见了吃的就拼命往嘴里塞，生怕被别人抢了去。

猫把鸡蛋吃完了，舔了舔碟子，又舔了舔嘴巴，然后抬起头看他。琥珀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感激，不是依赖，是一种很淡的、很克制的亲近，像一个人经过你身边时，不经意地看了你一眼，那一眼里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看见了你，确认了你的存在。

冯有福把猫抱起来，猫很轻，轻得像一团棉花。他能感觉到猫的心跳，咚咚咚的，比人的快得多，像一台小马达在身体里运转。他把猫抱进屋里，在角落里放了一个纸箱子，里面铺了一件旧毛衣。猫跳进箱子里，转了两圈，蜷成一团，闭上了眼睛。

他坐在旁边，看着猫睡觉。猫的呼吸很轻，肚子一起一伏的，胡须微微颤动。他忽然觉得困了——不是那种被安眠药强行压制的困，是一种自然的、温暖的、从身体深处升起来的困意，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淹没了他的意识。他靠着墙，慢慢闭上了眼睛。

这一次，他睡着了。

三

冯有福是被猫舔醒的。那只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箱子里跳出来，跳到了床上，用粗糙的舌头舔他的手指。他睁开眼睛，看见猫蹲在枕头旁边，琥珀色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熟透了的杏子。窗外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卷帘门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条金色的光带。

他看了看手机，八点四十。他愣住了——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睡到这个点了。三十一天来，他每天都是四五点钟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今天居然一口气睡到了八点多，而且没有做梦——或者说，做了梦但不记得了。睡眠像一块干净的黑板，被擦得一丝痕迹都没有。

他坐起来，摸了摸猫的头。猫“喵”了一声，跳下床，跑到门口，回头看他。意思很明显：我饿了。

冯有福笑了。他已经很久没有笑了。那个笑容在他的脸上显得有些生疏，像一件很久没穿的衣服，皱巴巴的，但还能穿。他起来洗了脸，给猫热了一碗牛奶，掰了半个馒头泡在里面。猫闻了闻，埋头吃了起来，尾巴竖得高高的，像一根旗杆。

他看着猫吃东西，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得给猫取个名字。叫什么好呢？他看着猫的毛色，橘黄的，想起了小时候吃的一种橘子罐头，叫“糖水橘瓣”，甜甜的，黏黏的。他脱口而出：“叫橘子吧。”

猫没有反对。橘子继续吃它的早饭，耳朵转了转，算是听见了。

冯有福拉开卷帘门，阳光涌进来，铺子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金。他眯起眼睛，站在门口伸了个懒腰，胳膊举过头顶，身体拉得笔直，骨节噼里啪啦地响。老刘在隔壁看见了，喊了一嗓子：“哟！有福！今天气色不错啊！睡好了？”

“睡好了。”他说。这两个字说出来的感觉真好，像一个欠了很久的债终于还清了，浑身轻松。

“我就说嘛，心里没事儿了，觉就睡着了。”老刘得意地晃了晃脑袋，“是不是想通了什么？”

冯有福想了想，说：“大概是吧。”

他没跟老刘说猫的事。不是不想说，是觉得说了就显得太隆重了。一只流浪猫，一个睡不着觉的老头子，两个凑在一起，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似的。其实不是大事，就是——他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就是刚好。刚好在那个时候，刚好在那个地方，刚好他睡不着，刚好它饿了。所有的刚好凑在一起，就不是刚好，是别的什么。他不识字，说不上来。

橘子吃完了早饭，在铺子里转了一圈，到处闻了闻，然后跳上工作台，蹲在那盏墨绿色台灯旁边，开始洗脸。它用前爪蘸了蘸口水，认真地擦着脸，从耳朵擦到下巴，从下巴擦到脖子，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擦完了脸，又开始舔身上的毛，从胸口舔到肚子，从肚子舔到尾巴，舔得一丝不苟，像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仪式。

冯有福坐在旁边看，觉得猫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永远不着急，永远不焦虑，永远活在自己的节奏里。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醒了就洗脸，洗完了就蹲着看窗外，一看就是半天。它们不担心明天，不怀念昨天，只活在此时此刻。这种能力，人早就丢了。人活在过去和未来的夹缝里，被回忆和焦虑两头挤压，把“现在”挤没了。

他想，如果人能像猫一样活着，大概就不会失眠了。

这一天，橘子在铺子里待了一整天。它不吵不闹，不抓东西，不随地大小便，乖得不像一只流浪猫。它有时候蹲在工作台上看冯有福修鞋，脑袋随着他的手动来动去，像一个好奇的观众。有时候跳到地上，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转晕了就往地上一倒，四脚朝天，露出毛茸茸的肚皮。有时候趴在门口，眯着眼睛晒太阳，尾巴尖轻轻地摆动着，像一个悠闲的退休老人。

来铺子里的客人看见了橘子，都觉得新鲜。有个小姑娘蹲下来摸它，它也不躲，还主动把脑袋往人家手心里蹭。小姑娘说：“爷爷，这是你的猫吗？好可爱啊！”

冯有福说：“算是吧。”

“它叫什么名字？”

“橘子。”

“橘子！好好听的名字！”小姑娘高兴地拍了拍手，橘子“喵”了一声，像是在回应。

下午，那个配钥匙的年轻女人又来了。她今天没有戴口罩，露出一张清秀的脸，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亮，但眼白上的红血丝比上次更多了，像一张白纸上画满了红色的细线。她拿了几把钥匙来配，看见橘子，愣了一下，说：“师傅，你养猫了？”

“捡的，昨天晚上自己跑来的。”

女人蹲下来，摸了摸橘子。橘子照例不躲，还翻了个身，把肚皮亮给她看。女人笑了，笑着笑着，眼圈忽然红了。她站起来，别过头去，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巾，在眼角按了按。

“怎么了？”冯有福问。

“没事，”女人吸了吸鼻子，“我小时候也养过一只橘猫，叫小橘子，跟这只长得一模一样。后来……后来没了。”

她没说是怎么没的。冯有福也没问。有些事，不用问也知道——死了，丢了，送人了，不管是怎么没的，都是一种失去。失去这件事，不分大小，不分轻重，一只猫和一个人，在失去的那一刻，心里的那个洞是一样的深。

女人配完钥匙走了，走的时候又摸了摸橘子的头，说：“小橘子，再见。”橘子“喵”了一声，目送她出门。

晚上，冯有福给橘子洗了个澡。橘子一开始不乐意，在水盆里扑腾了两下，但很快就安静了，大概是觉得温水泡着还挺舒服。他用洗发水——他没有猫用的沐浴露，只能用自己用的海飞丝——把橘子的毛搓出泡沫来，橘子的毛湿了以后显得更瘦了，皮包骨头，像一只脱了毛的鸡。他一边搓一边说：“你太瘦了，得好好吃，吃胖点儿。”橘子“喵”了一声，好像在说“知道了”。

洗完了用毛巾擦干，橘子变成了一团蓬松的橘色毛球，比原来大了整整一圈。它抖了抖身上的水，甩了冯有福一脸。冯有福抹了一把脸，说：“你这个没良心的。”橘子歪着头看他，琥珀色的眼睛里有一种狡黠的光，像是在说“你活该”。

那天晚上，橘子睡在他的枕头旁边，蜷成一个小小的橘色圆圈。他躺在铁架床上，听着橘子均匀的呼吸声，觉得这张床忽然不那么窄了。一个人的时候，床再窄也觉得空。多了一只猫，床没变宽，但心里觉得满了。这种“满”不是那种被填满的满，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充实，像一杯水倒到八分满，不多不少，端着不累，喝着刚好。

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一夜无梦。

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橘子成了冯有福铺子里的常驻居民，也成了水碓子一带的小明星。附近的人都知道了“冯记修理”有只橘猫，又乖又胖——胖是因为冯有福喂得好。他专门去超市买了猫粮，挑了最贵的那种，营业员说“这是进口的，天然无谷”，他也不懂什么意思，反正贵的就是好的。橘子吃了进口猫粮，毛色渐渐亮了起来，从暗淡的橘黄色变成了金灿灿的橘红色，像秋天熟透了的柿子。

它还长胖了。原来瘦得皮包骨头，现在圆滚滚的，走起路来肚子一甩一甩的，像一只移动的小南瓜。老刘开玩笑说：“有福，你这猫快赶上猪了。”冯有福说：“胖点好，胖点好看。”他说话的时候看着橘子，眼神里有一种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温柔。

橘子不仅胖了，还懒了。它每天的生活极其规律：早晨睡到自然醒——大概九十点钟——起来吃早饭，吃完洗脸，洗完脸蹲在窗口看街上的行人，看到中午吃午饭，吃完午饭睡午觉，睡到下午三四点起来，在铺子里溜达几圈，吃点儿零食，然后继续睡，一直睡到晚上。晚上是它最精神的时候，但它不闹，就蹲在冯有福的工作台上，看他在灯下修鞋。台灯的光照在两个人——不，一个人一只猫——身上，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像一幅简笔画。

冯有福有时候跟橘子说话。不是那种“喵喵喵”的装可爱，是真的说话，用人话，像跟一个人聊天一样。

“橘子，你说这人啊，好好的鞋，穿两天就不要了，扔了买新的。我们那时候，一双鞋穿三年，鞋底磨穿了补，补了磨穿，磨穿了再补，一双鞋能穿成三双鞋的命。现在的人，什么都图快，快了就浪费，浪费了就再买，买了再浪费，循环往复，无穷尽也。”他最后那句“循环往复，无穷尽也”是学他儿子冯子轩的口气说的，冯子轩以前在家背课文的时候老念这句。

橘子“喵”了一声，表示赞同。

“还有这个钥匙，”他拿起一把刚刚配好的钥匙，对着灯光看了看齿槽，“以前的人，一把钥匙用一辈子，锁坏了换锁，钥匙还用原来的。现在的人，搬家就换锁，换锁就换钥匙，钥匙跟一次性的一样。你说这钥匙招谁惹谁了？”

橘子又“喵”了一声，这次声音长一些，像是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冯有福笑了：“你就知道喵，你倒是说两句人话啊。”

橘子跳下工作台，走到食盆旁边，回头看了他一眼。那意思很明确：我饿了，别废话了。

他站起来，给橘子倒了猫粮。橘子埋头吃了起来，咔嚓咔嚓的，嚼得脆响。他看着橘子的吃相，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他这些年来最接近“陪伴”的东西了。不是爱情，不是亲情，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纯粹而简单的陪伴。它不要求你什么，不抱怨你什么，不嫌弃你穷、不嫌弃你老、不嫌弃你睡不着觉。它只是在旁边待着，用它的存在告诉你：你还在，我也还在，我们都还在。

这就够了。

有一天晚上，冯有福又失眠了。不是那种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是睡到半夜忽然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他看了看手机，两点十五分。橘子蜷在他枕头旁边，睡得很沉，肚子一起一伏的，发出轻微的呼噜声。

他没有动，怕吵醒橘子。他就那样躺着，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声控灯。灯没有亮，因为没有人制造声音。黑暗里，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节奏比橘子的呼噜声慢得多。他想，人的心跟猫的心，频率是不一样的。猫的心跳一分钟一百多次，人的心跳一分钟六七十次。但奇怪的是，两种不同的频率，却能待在一个屋檐下，各跳各的，互不干扰，又彼此呼应。这不就是共振吗？冯子轩说的那种物理现象——频率不同的东西，不会共振，但可以共存。共存也是一种关系，不比共振低级。

他翻了个身，面朝橘子。橘子在黑暗中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他能感觉到它的温度——小小的身体像一个暖水袋，散发着稳定的、持续的热量。他把手放在橘子背上，橘子的毛柔软而温暖，像一块上好的绒布。橘子大概是感觉到了，往他手心里拱了拱，呼噜声更大了。

他的手心贴着橘子的背，感受着它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快得像一串小鼓点。两种心跳，一快一慢，在黑暗中交织在一起，像两条不同速度的河流，汇入同一片大海。

他忽然想起马师傅说的那句话：“修鞋不是修鞋，是修心。”他现在懂了——修心不是把自己修成一个完美的人，是把自己修成一个完整的人。完美是假的，完整是真的。一个人可以不完美，但必须完整。完整的意思是，你接受自己的所有——好的坏的，光鲜的丑陋的，清醒的糊涂的，睡着的失眠的。你接受自己半夜两点十五分醒来，接受自己跟一只猫说话，接受自己修了一辈子鞋还是修不明白人生。你接受这一切，然后继续修鞋，继续喂猫，继续活着。

完整，就是不跟自己较劲。

冯有福闭上眼睛。他没有强迫自己睡着，也没有焦虑“明天会不会精神不好”。他就那样闭着眼睛，手放在橘子背上，听着两种心跳声，在黑暗中安静地待着。他不知道自己后来睡着了没有——也许睡着了，也许没有，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不怕失眠了。失眠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只是身体的一种状态，像下雨一样，下就下吧，总会停的。

五

转眼到了腊月。北京的天冷得像刀子，风刮在脸上生疼。冯有福在铺子里生了一个小煤炉，炉子上坐着一壶水，水开了就“呜呜”地叫，蒸汽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把寒冷逼到角落里。橘子怕冷，整天蜷在炉子旁边，把自己烤得浑身发烫，毛都烤卷了。冯有福把它往旁边挪了挪，说：“别烤糊了，烤糊了就不是橘子了，是烤橘子。”橘子不满地“喵”了一声，又蹭回去。

腊月二十三，小年。冯有福买了一斤饺子皮，剁了一斤猪肉白菜馅，包了八十个饺子。他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给老刘送了二十个，给鲁老板送了二十个，剩下的四十个冻在冰箱里，留着慢慢吃。橘子不吃饺子，但他专门给橘子煮了一块鸡胸肉，撕成丝，拌在猫粮里。橘子吃得很开心，吃完以后舔着嘴，尾巴翘得老高。

他坐在铺子里吃饺子，蘸着醋和蒜泥，一口一个。饺子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流出来，烫嘴，他嘶嘶地吸着气，但舍不得停。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硝烟味顺着门缝钻进来，跟饺子醋的味道混在一起，有一种奇异的和谐。他忽然觉得，这个年，好像没那么难熬。

去年过年，他一个人坐在铺子里，看了一晚上春晚，看到十一点就关了电视，上床睡觉。睡不着，又起来坐着，坐到天亮。大年初一，老刘叫他去家里吃饭，他去了，但坐在人家家里浑身不自在，吃了半顿饭就走了。今年不一样了，他有橘子。橘子不会说话，不会包饺子，不会放鞭炮，但它会在旁边蹲着，用琥珀色的眼睛看着他，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腊月二十五，冯子轩打来电话，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公司有个项目赶进度，走不开。冯有福说：“没事，工作要紧。”挂了电话，他坐在凳子上发了一会儿呆。橘子跳上来，蹲在他膝盖上，用脑袋蹭他的手。他摸了摸橘子的头，说：“没事，有你呢。”橘子“喵”了一声，声音软软的，像一团棉花糖。

年三十那天，冯有福把铺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贴了一副对联。对联是鲁老板送的，山东老家带来的，红纸黑字，写着“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他贴的时候把上下联贴反了，老刘看见了笑他：“有福，你连上下联都分不清了？”他说：“分得清，就是故意的。反着贴，福就到了。”老刘笑得更厉害了：“你这歪理，一套一套的。”

晚上，他给自己做了四个菜：红烧鱼、炖排骨、蒜蓉西兰花、凉拌黄瓜。鱼是鲤鱼，取个“年年有余”的彩头。他做鱼的手艺一般，鱼皮煎破了，卖相不好看，但味道还行。橘子闻到鱼香味，在桌子底下转来转去，喵喵地叫。他夹了一块鱼肉，挑了刺，放在橘子面前。橘子闻了闻，吃掉了，又抬头看他。他又夹了一块，挑了刺，给它。一人一猫，你一块我一块，把那条鱼吃了个精光。

吃完年夜饭，他打开电视看春晚。春晚还是老样子，热热闹闹的，花花绿绿的，但没什么意思。他看着看着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橘子趴在他腿上，也睡着了。电视里在倒计时，“十、九、八、七……”数到“一”的时候，窗外鞭炮声震天响，他被吵醒了，橘子也被吵醒了，一人一猫同时睁开眼睛，对视了一下。

“新年好。”他对橘子说。

橘子“喵”了一声。

“你几岁了？”他问橘子。

橘子当然不会回答。他不知道橘子的年龄，不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他没检查过——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不知道它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但这不重要。重要的不是过去，是现在。现在，它在这儿，在他腿上，在新年的鞭炮声里，安安静静地蹲着。

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橘子走了呢？像它来的时候一样，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走。不告而别，不知所踪。他会不会难过？会的。但他现在已经不怕难过了。因为他知道，难过不是坏事。难过是一个人心里还有柔软的地方，还有能被打动的东西。一个不会难过的人，才是真的完了。

他抱着橘子，走到门口，拉开卷帘门。外面是一片白——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了，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路灯的光照在雪上，反射出一种莹莹的蓝白色，像童话里的世界。街上没有人，没有车，只有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无声无息。他抱着橘子站在门口，看着雪，看了很久。

橘子在他怀里动了动，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把脑袋埋进他的臂弯里。他能感觉到橘子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快而有力，像一面小鼓。他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慢而沉稳，像一面大鼓。两面鼓，两种节奏，在这个雪夜里有各自敲着，谁也不影响谁，但合在一起，就是一首曲子。

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梦想过很多东西。梦想过发财，梦想过出名，梦想过住大房子、开小汽车。后来这些梦想一个都没实现，他在这间六平米的铺子里，修了四十年鞋。四十年，他没有出过国，没有坐过飞机，没有吃过西餐，没有去过酒吧。他的人生，在很多人眼里，是失败的、平庸的、不值得一过的。

但他不这么觉得。

他修了四十年鞋，让无数人的脚走得舒服。他配了无数把钥匙，让无数人回得了家。他在这条街上待了四十年，看着这条街从土路变成柏油路，从平房变成楼房，从冷清变得热闹，又从热闹变得冷清。他是这条街的一部分，这条街也是他的一部分。他的手指上有胶水的痕迹，他的衣服上有皮革的气味，他的耳朵里有配钥匙机的声音。这些东西构成了他，就像年轮构成了树。

他不需要别的了。

冯有福抱着橘子回到铺子里，关上门，关了电视，关了灯。他躺在铁架床上，橘子照例蜷在他的枕头旁边。窗外雪光映进来，屋里不是完全黑暗的，有一种朦胧的亮。他看着天花板上的那条裂缝——那条他盯了三十一天的裂缝。裂缝还在，像一棵倒着长的枯树，分着叉，拐着弯，蜿蜒着伸向远方。他不再觉得那条裂缝讨厌了。它就在那里，跟橘子一样，跟他自己一样，是这间铺子里的一部分。

他闭上眼睛。这一次，他不知道自己会睡着还是失眠。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不再害怕夜晚。夜晚不是敌人，它只是白天的一个邻居，两个轮流值班，各司其职。白天他修鞋，晚上他躺着——睡着也好，醒着也好，都是他的时间，都是他的人生。

橘子发出轻轻的呼噜声。这声音像一首催眠曲，又像一台发动机，推着他往前走。他不知道要往哪儿走，但没关系，走着就行。

雪还在下。整条街都白了，白得像一张没有写字的纸。明天早晨，会有人在这张纸上踩出第一行脚印。也许是周老太太，去花园里走那三圈。也许是老刘，去烧烤摊前生火。也许是那个年轻女人，推着婴儿车来取修好的鞋。也许是鲁老板，隔着马路喊“冯师傅，今天有豆包”。

也许是他自己。

冯有福在橘子的呼噜声里，慢慢地沉了下去。不是沉入睡眠，是沉入一种更深的、更广的东西里。那东西没有名字，没有形状，没有颜色，但它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像水在水里，像空气在空气中。他不需要抓住它，不需要理解它，只需要——在。

他在了。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