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相亲时实话实说家里穷，姑娘扭头就走，半路上她又折回来，塞给我30块钱：我看你鞋都破了，买双新的

1988年，我去相亲。

相亲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告诉姑娘我家里穷。

姑娘一听，连个眼神都没多给，扭头就走。

可没想到，她刚走到半路上，又折了回来。

她塞给我30块钱，对我说：“我看你鞋都破了，去买双新的吧。”

01

介绍人老周把相亲地点定在了镇上供销社门口。

他跟我说：“这地方好找，姑娘从隔壁乡过来，骑车方便。”

我早上五点就醒了。

其实啊，我倒不是因为相亲紧张。

而是猪圈里那头老母猪又开始拱门了，哐哐哐的声音，就跟有人使劲砸墙似的。

我一骨碌爬起来，给老母猪加了把糠。

然后，我顺手拿上扫帚，把院子扫了一遍。

这时候，我妈已经在灶屋里烧水了。

灶膛里的火，映照着她的半边脸。

我仔细一看，她脸上的皱纹比去年又深了些。

她看到我进来，头也没抬，说：“你那件的确良衬衫我昨晚洗了，晾在东屋窗户底下，应该干了。”

我应了一声：“知道了。”

她接着又说：“裤子就穿你爹那条藏青的吧，我改过了，腰上收了两指。”

我爹走了三年了。

他留下的衣裳，我妈一件也没舍得扔。

那条藏青裤子，是我爹生前最体面的一条，只有过年的时候才穿。

我妈把它从箱底翻出来，拿起剪刀和针线，仔细地改了腰身。

改好后，她又拿熨斗把裤子烫平了。

严格来说，那根本算不上熨斗。

不过是把铁勺子放在火上烧热，再隔上一块湿布，在衣服上来回按压罢了。

我在屋里换好了衣裳，慢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我妈站在门口，上下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眼。

她的眼神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嘴巴张了张，却什么好话坏话都没说。

只是轻轻吐出了一个字：“鞋。”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向自己脚上那双解放鞋。

这双鞋已经陪了我好长一段时间，左脚大拇指的位置，早就磨出了一个洞。

平时，我会拿一块黑布条从鞋子里头垫着，这样从外面看，就不太能瞧出破绽。

可今天，我特意蹲下去，凑近仔细一瞅。

嘿，那块布条竟往外拱出了一小截，鼓鼓囊囊的，就像一张小嘴似的张着，特别显眼。

我有点不好意思，小声说道：“就这一双能穿的啦。”

我妈听了，没吭一声，只是默默转身，快步走进了屋里。

过了一会儿，她又从屋里出来了，手里捏着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说：“去镇上看看有没有便宜的鞋。”

我看着那两块钱，心里一阵酸涩，没伸手去接。

我知道，这两块钱可来之不易，那是我妈攒了不知道多久的鸡蛋钱。

家里那几只鸡，下一个蛋她就记一笔账。

等攒够十个，她就背上鸡蛋，赶到集上去卖。

我赶紧摆了摆手，连连说道：“不用不用，就见个面而已，又不是扒着脚看。”

说着，我伸手把裤腿往下拽了拽，让它盖住了鞋面的大半截。

我这才放心了一些。

我走出家门，这时候太阳刚刚冒出头来。

清晨的阳光，温柔地洒在大地上。

地里的麦苗上，挂满了晶莹的露水，在阳光的照耀下，亮晶晶的，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

我骑着家里那辆二八大杠出门了。

这链条松松垮垮的，我一蹬起来，就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仿佛在抗议着什么。

这车呀，还是我爹在世的时候买的呢。

你瞧，那后轮的挡泥板都掉了一半，我只好用铁丝把它绑着。

要是骑快了，那半截铁皮就会“啪啪”地打在车轮上，那声音特别刺耳。

从村里到镇上足足有十二里路呢。

我吭哧吭哧地骑了四十多分钟，才终于到了镇上。

到的时候，才刚过八点，供销社的门还紧紧闭着。

我把车支在路边一棵杨树底下，然后就站在那儿静静地等着。

老周跟我说好了，八点半过来。

我就那么站着，眼睛看着镇上的街面一点点热闹起来。

卖油条的摊主把摊子支了起来，一根油条卖两毛钱。

那油条的香味直往我鼻子里钻，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唉，早上走得太急了，就只喝了碗稀饭，这会儿肚子都开始咕噜咕噜叫了。

可我兜里总共就五块钱，这还是我上个月帮人起房子扛大梁挣来的呢，我哪舍得花呀。

“嘿，这钱可得省着点花，还不知道有啥用呢。”我心里默默念叨着。

八点二十的时候，老周来了。

他骑着他那辆半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车把上还挂着个军绿色挎包。

他老远就冲我招手，大声喊道：“来得够早的嘛。”

我回他说：“睡不着。”

老周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圈。

他微微点了点头，说道：“行，看着挺精神的，就是瘦了点。”

说着，他便伸手从挎包里掏出一包葵花牌香烟。

他熟练地抽出一根，递到我面前。

我平时是不抽烟的，可那天也鬼使神差地接了过来。

我把烟叼在嘴上，却没点火。

老周自己也点上了一根，吸了一口。

他把身子凑过来，压低声音跟我说：“姑娘叫秀芬，在乡里的缝纫社上班。”

“一个月能挣四十多块呢，人长得挺周正的。”

“就是她家条件也不算太好，她爹妈想找个踏实的小伙子。”

老周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你就实实在在的，别瞎吹。”

“但也别太缩着，知道不？”

我连忙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周叔。”

02

九点差一刻的时候，秀芬来了。

她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个碎花布包。

那碎花布包的颜色很鲜艳，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亮眼。

秀芬穿了一件淡蓝色的上衣，显得清新又大方。

她扎着一根麻花辫，随着她骑车的动作，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的。

她个子不算高，但是腰板挺得笔直，整个人显得很有精气神。

远远看过去，她就是那种利利索索的姑娘。

老周赶紧迎上去，笑着打招呼：“秀芬姑娘，你来啦，路上没累着吧？”

秀芬停好自行车，笑着回应：“周叔，不累，路挺好走的。”

我站在原地没动。

其实我不是摆架子，是腿有点发僵。

说实话，我都二十四了，还没正经跟哪个姑娘面对面说过话呢。

心里紧张得不行，两只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村里其实有几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人。

我本以为能有机会发展发展，可人家一打听我家的情况，连面都不用见，就直接回了话，拒绝得干脆利落。

就在这时，秀芬推着车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虽然不长，却十分仔细。

她的目光先是落在我的脸上，将我的五官打量了一番。

然后顺着我的脸，扫到了我的衣服上，似乎在审视衣服的款式和新旧。

目光继续往下，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在我脚面上停了一瞬。

就仅仅那么一瞬。

之后，她把视线收了回来，冲我轻轻点了下头，算是跟我打了招呼。

老周在一旁安排着，说：“咱们去供销社旁边的小饭馆坐坐吧，喝碗茶，好好说说话。”

那饭馆我是知道的。

一碗素面三毛钱，以前我帮人拉货路过的时候，还进去讨过水喝呢。

我们三个人走进饭馆坐了下来。

老周要了一壶茶，给自己倒了一杯。

接着，他很有眼色地说：“我去对面看看化肥到了没，你们俩先聊。”

说完，老周就离开了，饭馆里就剩下我和秀芬。

茶壶被搁在桌子中间，是白瓷的。

可惜，茶壶磕了个口，看着有点瑕疵。

我拿起茶壶，给她倒了杯茶。

她轻声说了声：“谢谢。”

她的声音不高，却很清脆，就像银铃一般好听。

沉默了一会儿，她先开了口，问道：“你家几口人？”

我回答道：“就我跟我妈两个。”

“你爹呢？”

她轻轻放下茶杯，眼神带着一丝好奇，开口问道。

“三年前没的，肺上的毛病。”

我垂下眼帘，语气有些低沉地回答。

她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

那双手微微僵住，原本平稳的动作有了一瞬间的停滞。

她没说什么安慰的话，

只是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有说出那些安慰的话语。

就是“嗯”了一声。

轻轻的一声“嗯”，从她嘴里传出。

我觉得这姑娘挺实在，不来虚的。

我在心里暗自想着，对她有了一丝好感。

“家里几亩地？”她又问。

她的眼神依旧平静，接着抛出了下一个问题。

“四亩水田，两亩旱地。”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牲口呢？”

她微微歪了歪头，继续询问。

“一头母猪，六只鸡，没有牛。犁地找人借的。”

我详细地把家里牲口的情况说了出来。

“房子呢？”

她的目光在周围扫视了一下，然后问道。

“三间土坯房，去年翻过一次顶，换了瓦。”

我一边说着，脑海里浮现出那几间房子的模样。

她一个一个问，跟查户口似的，

她就像一个尽职的调查员，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但语气平平的，没有嫌弃的意思，

她的语气很平淡，没有丝毫嫌弃的神色。

也没有多余的客气。

没有那些虚假的客套话。

我也就一个一个答。

我认真地回答着她的每一个问题。

到后来她问：“你现在做什么？”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探究。

“在家种地，农闲的时候出去打零工，扛大梁、搬砖、卸货，什么都干。”

我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工作情况说了出来。

“一个月能挣多少？”

她的这个问题让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一下。

这个问题让我停了几秒。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老周走之前拿眼神示意过我，

老周临走的时候，眼神不停地向我示意。

意思是别把家底说得太寒碜。

可我看着对面这姑娘，她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眼神清澈。

那目光里，没有一丝试探的意味，也不是在挑挑拣拣，就是在认认真真地了解情况。

我原本到嘴边的那些弯弯绕绕的话，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我深吸一口气，说道：“说实话，收入不稳定。

有活儿干的月份呢，能挣个三四十块钱。

要是没活儿的时候，就只能靠着那几亩地过活。

去年一整年，再加上卖猪崽的钱，到手还不到五百块。”

我说完这话，心里有点紧张，手心都冒出了汗。

五百块啊，在我们那地方，要盖三间砖瓦房，少说也得两千块呢。

娶媳妇的彩礼，行情一般是六百到八百块，还不算那三转一响。

这五百块，就等于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人家：我穷。

秀芬静静地把茶杯轻轻放下。

她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微微低着头，看了一会儿桌面上那道细细的裂缝。

过了一会儿，她缓缓站起来，伸手拎起自己的碎花布包。

然后轻声说了句：“我先走了。”

她没说不合适，也没说再考虑考虑。

就是那么简简单单地站起来，然后转身走了。

我坐在那儿，一动也没动。

茶壶里的水还在冒着热气，她那杯茶才喝了不到一半。

我坐在饭馆里，耳朵捕捉到一阵轻盈的脚步声。

那声音越来越近，紧接着，饭馆的门帘被轻轻穿过。

布帘子晃动了几下，一道明亮的光透了进来，不过很快又暗了下去。

这一切，其实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端起面前自己那杯茶，放到嘴边抿了一口。

哎呀，这茶叶可真不行，喝起来涩得很。

我正打算起身去找老周呢，就瞧见饭馆的门帘再次被撩开了。

秀芬站在门口，她逆着光，我根本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

她慢慢走到桌前，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钱。

她低下头，仔细地数了几张，然后把钱放在桌上。

接着，她伸手把钱往我这边推了推。

“三十块。”她轻声说道。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愣在那里，眼神有些茫然。

她把目光往我脚下看了一眼，然后温柔地说：“我看你鞋都破了，买双新的。”

03

我没有伸手去接那钱。

三十块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要知道，缝纫社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四十多块，这三十块差不多是她大半个月的收入了。

一个刚和我见了二十分钟面的姑娘，竟然掏出大半个月的工资，给一个她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的男人买鞋。

我心里有些触动，但还是把钱推了回去。

“不用，鞋还能穿。”

秀芬站在那儿，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并没有伸手接东西的意思。

我仔细地打量着她的表情。

这回，我算是把她的表情看清了。

那既不是同情的神色，也不是施舍的模样。

该怎么形容呢？

就好像是在热闹的集市上，看到了一件东西。

那个摊子布置得十分简陋，布面也有不少褶皱。

可她却觉得这东西针脚缝得结实，用料也扎实。

走过了之后，又忍不住折回来，再好好看一眼的那种神情。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她突然开口问我。

“哪句啊？”我有些疑惑地回应。

“就是家里的情况，所有说过的。”她又补充道。

“都是真的，没有一句假话。”我认真地回答。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把钱又往我这边推了推，说道：“那你就拿着吧。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实在，不想看着你穿着这双鞋走回去。”

就在这时，旁边炒菜的师傅拿铁勺用力地敲了一下锅边。

顿时，油烟“呼”地一下翻了上来，呛得我鼻子难受极了。

我盯着那三张大团结，看了好几秒。

那纸币看起来并不新，上面折叠的痕迹很深。

纸币的边角也有点起毛了。

一看就是攒了很久的钱。

“我不能拿你的钱。”我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把钱仔细地叠好，递了回去。

可她并没有伸手接钱。

我们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地站着。

中间隔着一张油腻腻的木桌子，那木桌子的表面坑坑洼洼，油垢在灯光下泛着令人作呕的光。

三十块钱整整齐齐地搁在桌子当间儿，崭新的票子在这有些昏暗的饭馆里显得格外醒目，然而我们谁也没有伸手去拿。

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

“要不这样吧。”我搓了搓手，有些局促地说道，“这钱算我借的。你留个地址，我攒够了一定还你。”

秀芬轻轻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神里似乎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嘴角好像动了一下，仿佛想要露出一个笑容，可最终却没笑出来。

她缓缓地从碎花布包里翻找起来，那碎花布包边角已经有些磨损，显得很陈旧。

不一会儿，她翻出了一小截铅笔头和一张纸条。

她把纸条平铺在桌面上，就着那油腻的桌面，一笔一划地写了一行字。

然后，她轻轻把纸条推到我面前。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去——上面是一个地址。

写的是：青坊乡缝纫社，刘秀芬。

她的字写得不算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每一划都能看出她写得很认真。

“不着急还。”她轻声说完这句话，便转身朝着饭馆门口走去。

她的脚步很平稳，一步一步地，渐渐拉开了和我的距离。

这次她走了就没再回来。

我在桌前呆呆地站了很久，眼神一直望着她离去的方向。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把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折了两折。

接着，我把纸条揣进衬衫口袋里，贴在胸口那个位置，仿佛这样就能把这份情谊紧紧地留住。

老周从饭馆对面慢慢走过来，他原本轻松的步伐在看到我一个人站在饭馆里时停住了。

他看见桌上搁着三十块钱，不禁愣了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人呢？”老周一脸疑惑地问道。

我看着老周，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老周听完，嘴巴咂得“吧嗒吧嗒”响，满脸无奈地说：

“你说你呀，报个好听的数字能怎么着？非得那么实诚。”

我没搭理他，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心里想着自己的事儿。

老周见我没反应，又接着说道：

“人家姑娘给你钱，你还真就拿了？也不知道客气客气。”

“借的。”我淡淡地回了他一句。

老周看了看我脚上那双破了口的解放鞋，那鞋帮子上的破口就像一张咧开的嘴，鞋面上还沾着不少泥土。他轻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没再说话。

回去的路上，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地蹬车。我把自行车从车把上放了下来，双手握住车把，慢慢地推着走。

风从麦地里悠悠地吹过来，那风里带着青草鲜嫩的香气，还有泥土那特有的芬芳。我深吸一口气，那清新的味道瞬间充满了我的鼻腔。

路边的水渠里，水流“哗啦哗啦”地响着。那声音清脆悦耳，就像一首动听的歌谣，听着让人心里格外安静。

我把手伸进兜里，把那三十块钱掏了出来。我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几张钱，看着上面印着的图案。

三张大团结，每一张都崭新崭新的。我把钱在手里轻轻摩挲着，心里有些感慨。

我又把兜里的五块钱也掏了出来，放在一起数了数。加上这三十块，一共三十五块。

我心里盘算着，镇上供销社一双回力鞋要八块五，解放鞋便宜些，只要三块二。

三十五块钱，要是买解放鞋的话，可以买十双呢。

不过，我并没有打算去买鞋。我把钱仔细地叠好，揣回了口袋里。

我跨上自行车，脚踩在踏板上，用力一蹬，车子就动了起来。我迎着风，朝着家的方向骑去。

04

到家的时候，我老远就看见我妈在院子里喂鸡。她手里拿着一个小簸箕，正把谷子一把一把地撒在地上，那些鸡“咯咯咯”地叫着，争着抢着吃谷子。

我轻轻推开那扇有些陈旧的门，缓缓走了进去。

她正蹲在地上，手里捧着一把金黄的苞谷粒子。

听见推门声，她猛地转过头来，眼神里带着一丝慌乱。

由于这一惊，她手中的苞谷粒子“哗”地撒了一半在地上。

几只鸡原本在不远处悠闲地踱步，此刻闻到苞谷粒子的香味，立刻扑棱着翅膀，“咯咯咯”地叫着跑过来抢食。

“咋样？”她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头，一脸期待地问我。

我微微低下头，声音有些低沉，“没成。”

我妈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愣了一下，随后又缓缓地继续撒着地上剩下的苞谷粒子。

她一边撒，一边轻声问道：“嫌咱家穷？”

我轻轻点了点头，“嗯。”

其实，我没提那三十块钱的事。

这倒不是我有意瞒着她，只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一个姑娘嫌我穷走了，可又莫名其妙地回来给我钱买鞋？

这种事，就算我说出来，我妈估计也听不明白。

就连我自己，到现在都没太想明白这姑娘的举动。

夜幕降临，我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

我翻来覆去，床单被我弄得沙沙作响。

隔壁屋传来我妈一阵又一阵的咳嗽声，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入秋以后她就一直这样，这老毛病啊，她总是舍不得花钱去看。

我心里一阵酸涩，伸手在枕头底下摸索着。

我摸到了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把它拿了出来。

借着从窗户照进来的那一缕微弱月光，我仔细地看着纸条上的字。

上面写着：青坊乡缝纫社，刘秀芬。

我在心里把这几个字念了好几遍，每念一遍，那字迹仿佛就在我眼前更清晰一分。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公鸡刚打鸣，我就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

简单地洗了把脸，我扛上锄头就去地里干活了。

秋收刚过，地里一片寂静。

眼下，地里得赶紧翻土，还要施上底肥，这样才能为种冬小麦做好准备。

我独自一个人干活。

那四亩水田和两亩旱地，都得我弯着腰，一锄头一锄头地翻。

大太阳高悬在头顶，晒得我汗如雨下，后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好不容易到了中间歇气的时候，我一屁股蹲在地头上，开始琢磨事儿。

我心里寻思，我可不能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

种地呢，虽说能填饱肚子，饿不着，可也根本攒不下什么钱。

打零工吧，完全是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有没有活儿干全靠运气。

想起我爹走的时候，还欠了三百多块的药钱，到现在都还没还清呢。

家里那土坯房，每年都漏雨，每年都得补，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

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改变现状。

那天下午，我就去找了村里的赵叔。

赵叔以前在县城的建筑队干过，后来伤了腰，才回了村，不过他在城里的门路还在。

我找到赵叔的时候，他正坐在院子里抽着旱烟呢。

我走上前，笑着说：“赵叔，我想问您个事儿。”

赵叔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把烟杆在鞋底敲了敲，说：“啥事儿，你说。”

我连忙问道：“赵叔，您知道县城工地上现在还要不要人不？”

赵叔摸了摸下巴，说：“要倒是要，不过不是扛大梁那种散活，是跟着一个包工头干瓦工，得学手艺。”

我眼睛一亮，又问：“学瓦工？那多久能出师啊？”

赵叔想了想，说：“看你学得快不快，一般半年到一年。学徒期间一个月给十五块，管饭不管住。出了师以后按天算工钱，一天能有两三块。”

一天能挣两三块钱呢。

要是一个月干满了，那可就是六七十块。

六七十块啊，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心里琢磨着，这可比种地强多了。

我眼巴巴地看着赵叔，赶忙说道：“赵叔，帮我问问呗。”

赵叔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有些担忧地问：“你真想去啊？你妈一个人在家，能行吗？”

我连忙保证：“农忙的时候我就请假回来。平时就麻烦我二婶帮着照看一下。”

赵叔点了点头，应道：“行吧，我给那边打个招呼。”

过了三天，赵叔兴冲冲地带来了消息。

他老远就喊着：“行啦，下个月初去报到。”

我心里一阵欢喜，赶紧跑回家跟我妈说了这事。

我妈听了，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拦着我。

只是到了晚上，我迷迷糊糊中听见她在灶屋里有抹眼泪的声音。

走的前一天，我小心翼翼地从箱子底下把那三十块钱拿出来。

我把钱在手里攥了攥，留了二十块给我妈。

我把钱递给我妈，说：“妈，这二十块你留着用。”

我妈接过钱，叹了口气：“孩子，在外头照顾好自己。”

我点点头，把剩下的十块揣在了身上，这可是当路费和头几天的花用。

看着自己的鞋，破是破了点，但我还是没买新的。

我在心里想着：等我挣了钱，连本带利一起还上。

05

县城的工地在城东，是一片新开发的家属院。

到了工地，我见到了包工头。

包工头姓马，他是个黑脸膛，说话声音特别大。

不过，他看着倒也不凶。

他把我的手抓过去，仔细看了看。

我的手上满是茧子，虎口上还有几道旧伤疤。

他点了点头，说：“干过活的。”

然后，他朝旁边喊了一声：“让他跟着一个老师傅上架子。”

学瓦工啊，比我原本想象的可难多了。

砌墙可不只是简单地把砖头一块一块摞上去就完事了。

那灰缝啊，必须得均匀，每一块砖都得横平竖直的。

等一面墙砌完了，拿线一拉，要是鼓出来那么一丁点，那都不行。

我头一个星期砌的墙，被师傅拆了三回呢。

第三回的时候，师傅把瓦刀“啪”地往灰桶里一插。

师傅皱着眉头，语气严肃地说：“你手上是有蛮力，但是不会用巧劲啊。砌墙跟做人一样，不能光知道使蛮劲，得稳当点儿。”

我没跟师傅犟嘴，心里想着那就拆了重新来。

工地上住的是工棚，一间工棚里住八个人。

是那种上下铺的床，夜里啊，有的人打呼噜，呼噜声震天响。

有的人说梦话，叽叽咕咕也不知道在说啥。

我只要稍微翻个身，那铺板就“吱呀吱呀”地响。

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会伸手去摸口袋里那张纸条。

那张纸条被汗浸了好多回了，上头的铅笔字都有点模糊不清了。

不过，上面的内容我早就记在脑子里啦。

纸条上写着：青坊乡缝纫社，刘秀芬。

一个月有十五块的学徒工钱，吃饭可以在工地食堂吃，不用花钱。

我每个月只给自己留两块钱。

这两块钱用来买牙膏、肥皂，还有几分钱一包的信纸。

剩下的钱，十块寄回家，三块存起来。

存着这钱干什么呢？

当然是还那三十块钱呀。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三个月以后，我好不容易存了九块钱。

再加上一开始剩下的那点零头，嘿，刚好凑了个整数——十块。

可离三十块还差二十块呢。

我心里安慰自己，跟自己说不着急。

但实际上，心里就像有根弦一直紧绷着，怎么都放松不下来。

我跟着师傅学砌墙，学了五个月之后，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行啦，你可以开始独立砌墙咯。”

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马老板把我的工钱给调了，一天能有一块八呢，而且是月底结算。

发工钱那天，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正式工钱——五十四块。

我拿着这钱，心里感慨万千，这可比我爹在世时，我们一家人一整年的零花钱还要多呀。

我回到工棚，坐在床边，把钱摊开，仔仔细细地数了三遍。

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把三十块钱抽出来，找来一张报纸，慢慢地把它包好。

我把包好的钱压在枕头底下，感觉这样才踏实。

接着，我又数出十块钱，准备寄回家。

剩下的钱，我就留着当生活费。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工地放了半天假。

我走到马老板的办公室，敲了敲门，进去后笑着对马老板说：“马老板，能不能借我辆自行车用用？”

马老板头也不抬地说：“行，车钥匙在门口钩子上，用完记得还啊。”

我连忙说：“放心吧，马老板，肯定按时还。”

我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出发了。

这一路骑了一个半小时，我才到了青坊乡。

青坊乡我之前从来没来过。

我站在路口，看到一个大爷，赶忙上前问道：“大爷，请问缝纫社咋走啊？”

大爷指了指前方，说：“往前走，再右拐就到啦。”

我谢过大爷，骑了一段路，发现好像不太对。

又问了一个大姐：“大姐，缝纫社是这边走吗？”

大姐摇摇头说：“不是，你得往回走点，再左拐。”

我按照大姐说的，一路打听着，终于找到了缝纫社。

这缝纫社是个不大的门面，就临街的一间房。

门口挂着块木头招牌，上面的字是用红漆写的，不过有几个笔画都掉色了。

06

门半掩着，从里头清晰地传出缝纫机踩踏板的声音。

嗒嗒嗒嗒，那声音很有节奏，像是在演奏着一曲劳动的乐章。

我轻轻来到门口，站定身子，往里面瞧了一眼。

只见四五台缝纫机整齐地一字排开，几个女工都低着头，专注地干着手里的活儿。

靠窗的那个位置上，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正熟练地拿着剪刀裁布。

我定睛一看，半年没见，秀芬好像瘦了一点。

不过她的精神头倒是很不错，脸颊泛着健康的红晕。

她手里的剪刀如同灵动的燕子，走得飞快。

沿着粉笔画好的线，剪刀流畅地滑动着，弧度平滑，一气呵成。

我在门口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她一直没有抬头。

她的眼神紧紧盯着布料，全神贯注地专注在手上的动作。

最后，还是旁边一个年纪大些的女工不经意间看见了我。

她停下手中的活儿，抬起头，大声喊道：“找谁的？”

秀芬这才缓缓抬起头，目光从布料上移开。

她看见我的一瞬间，手中的剪刀停住了，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惊讶。

我微笑着走进屋子，脚步轻快。

我从口袋里掏出用报纸仔细包着的三十块钱。

我走到她面前，轻轻地把钱放在她面前的布料上。

我看着她，真诚地说：“还你的。”

她看着那个报纸包，又抬头看了看我，眼中满是疑惑。

她轻声问道：“这才多久？”

我认真地回答：“六个月。”

她放下手中的剪刀，动作轻柔。

她伸出手，拿起报纸包，慢慢打开看了看。

然后，她又把钱重新包好，推了回来。

“我说了不着急啦。”

我摆了摆手，脸上带着些不以为意的神情。

她皱了皱眉头，认真地说道：“钱这个东西，欠着不踏实。”

我见她态度坚决，便不再推辞。

她伸出手，接过我递来的纸包，动作很是小心。

然后，她走到抽屉前，轻轻拉开抽屉，将那纸包缓缓放了进去，才合上抽屉。

之后，她慢慢低下头，重新把剪刀拿在手里，眼神专注，好像刚才还钱的事儿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我在原地站了几秒钟，心里琢磨着，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还钱，钱还了，这事儿也就算清了，该走了。

我抬脚朝着门口走去。

就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在我身后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穿的还是那双鞋。”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

果然，还是那双解放鞋。

这双鞋我穿了好久，左脚大拇指那儿的洞比半年前大了一圈，原本垫着的黑布条已经不管用了，我只好找了一截胶布从外面粘着。

我满不在乎地说：“能穿就行。”

她听了，没再说话。

我走出了门，来到自行车旁，跨上车，骑走了。

骑出去大概两里地，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喊我。

我赶紧回头一看，原来是秀芬。她骑着她那辆女式自行车，正使劲儿地追上来呢。

我看到她的车筐里放着个东西，上面用块蓝布盖着。

不一会儿，她骑到我旁边，缓缓停了下来，喘着气，伸手把蓝布掀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黑色的布鞋。

这布鞋可不一般，是千层底，而且是手工纳的那种。

仔细瞧那鞋面，是黑色的灯芯绒材质。

灯芯绒的表面，细腻柔软，针脚更是细密得很。

一看就知道，这双鞋花了不少的功夫才做成。

她笑着对我说：“你脚多大我不太清楚呢。

我照着我爹的鞋样子做的，是四十二码。

你快试试，看看大不大呀。”

我一下子愣住了，有些惊讶地问道：“你什么时候做的呀？”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缝纫社里有的是边角料呢。”

我缓缓接过那双鞋，小心翼翼地翻过来看了看鞋底。

只见那白色的千层底，是一层一层用布浆糊粘起来的。

然后再用麻线一针一线地纳实。

那密密麻麻的针脚，排列得整整齐齐。

我走到路边的土坡旁，慢慢坐了下来。

接着脱下了那双破旧的解放鞋。

解放鞋的鞋面已经破了好几个洞，鞋底也磨得很薄了。

我把新鞋拿在手里，轻轻抖了抖，然后穿上。

刚刚好，大小正合适。

鞋底厚实得很，脚踩上去，有种被稳稳托住的感觉。

就好像是有一双温暖的手，轻轻地托着我的脚。

我站起身来，走了两步。

一边走，一边低头仔细看了看。

嘿，脚面上那个窟窿没了。

秀芬静静地站在旁边，两只手背在身后。

她专注地看着我穿鞋走路的样子。

这一回，她笑了。

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个浅浅的酒窝。

我也笑了。

那笑容，仿佛是春日里第一缕冲破阴霾的阳光，干净而纯粹。

这是我那年头一回笑得没有什么心事。

心中没有了那些沉甸甸的负担，笑容自然就变得格外轻松。

“鞋合适的话……”她顿了一下，声音比刚才轻了一点，像是怕惊扰了这片刻的宁静。

“过年的时候你还来？”她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轻轻咬着嘴唇，看着我。

我不假思索地说：“来。”

07

从青坊乡回工地的路上，我蹬得特别快。

风在耳边呼呼作响，像是在为我加油。

链条还是咣当响，那声音仿佛是一首欢快的乐章。

挡泥板还是啪啪打车轮，可我一点也不在意。

因为脚底下踩着的，是一双新鞋。

新鞋的皮革散发着淡淡的光泽，每踩一下都感觉充满了力量。

那年过年，我带着攒了三个月的钱回家。

沉甸甸的钱袋子，装着我三个月的辛苦和希望。

一百六十块。

我妈接过钱袋子，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她小心翼翼地把钱倒在桌上，手指头颤抖着数了两遍。

“这么多？”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惊讶和欣喜。

“瓦工挣得比小工多。”我笑着解释道。

我把一百块交给她，认真地说：“妈，把欠的药钱还了，剩下的买点年货。”

我妈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点了点头，说：“好，好。”

六十块我留着。

这六十块，是我给自己的一点小奖励。

年初四，我骑车去了青坊乡。

车轱辘在地面上快速转动，我满心期待。

这回不用问路了，轻车熟路拐了两个弯就到了缝纫社。

缝纫社的大门紧闭着，里面静悄悄的。

大年初四缝纫社不上班，秀芬不在。

我心里有点失落，但还是决定去她家找找。

“不知道秀芬在家不？”我一边骑车一边嘀咕着。

她家在乡后面的一条巷子里，三间瓦房，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利利索索。

院门口，种着一棵石榴树。

那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几条红布条。

这红布条，是过年的时候扎上去的，在冬日的微风中轻轻晃动。

“叩叩叩”，我抬手敲响了院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是她妈开的门。

她妈是个瘦小的妇人，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

围裙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面粉，手上也满是面粉，白花花的。

她妈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

那眼神里带着一丝惊讶，就像突然看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人。

然后，她妈回头冲着屋里喊了声：“秀芬，有人找。”

过了一会儿，秀芬从屋里出来了。

她换了件红色的棉袄，那红色鲜艳夺目，在这冬日里格外亮眼。

她的辫子没扎，松散地披在肩上，发丝随着她的走动轻轻飘动。

我一下子就觉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具体哪里不一样，我还真说不上来。

也许是那身红棉袄，也许是她披肩的长发，又或许是她身上多了一种说不出的韵味。

秀芬笑着对我说：“快进屋坐吧。”

我跟着她进了屋，她去倒了杯红糖水。

热气腾腾的红糖水，在杯子里冒着热气，散发着甜甜的香气。

她妈在旁边的案板前包饺子，包得很熟练，动作又快又稳。

她时不时拿眼睛瞄我，那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又带着一丝好奇。

我坐在方凳上，心里有点紧张。

手不知道往哪放，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搁在膝盖上。

秀芬看着我，笑着问：“在县城干得怎么样？”

我挠了挠头，说：“还行，师傅说我砌的墙现在能见人了。”

秀芬又问：“一天多少工钱？”

我回答道：“一块八。马老板说开了春要是接到大活儿，可以涨到两块二。”

秀芬点了点头，说：“那还不错，挺有盼头的。”

她妈这时候插了一句：“小伙子，你吃了没？”

“留下来吃饺子吧。”

她妈热情地说道，脸上堆满了笑容，眼神里满是期待。

我连忙摆了摆手，赶紧回应：“不了不了，我就是来坐坐，坐一会儿就走。”

秀芬她妈看了看自己女儿，那眼神里似乎藏着点什么小心思。

秀芬呢，一直低着头，脸颊微微泛红，那浅浅的酒窝又悄悄跑了出来。

我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个姑娘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觉得我穷，转身就走了。

可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还给我钱让我去买鞋。

我把钱还回去之后，她居然又做了双鞋送给我。

今天我再来找她，她又留我下来吃饺子。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不是那种一见面就天雷地火、天崩地裂的感觉。

而是你往前走一步，她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她伸手递过来一把，你就伸手接着。

就这么来来回回的，两个人之间的路，就这么一步一步踩出来了。

08

那年春天，我没直接回县城。

我专门去找了赵叔，一脸诚恳地问他：“赵叔，您能不能帮我再介绍几个活儿啊？”

赵叔听了，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吃惊地说：“你才学了大半年瓦工，就想着包活儿啦？”

我赶紧解释：“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包。”

接着我又说道：“我在工地上认识了几个工友，有木工、有电工，还有钢筋工。”

大家都是从村里出来打拼的，每个人干活都特别踏实。

他们的手艺也都很精湛，个个都拿得出手。

如今县城里到处都在搞建设。

小活儿却没人愿意接，大包工头根本看不上这些小工程。

散工又很难凑齐人数，没办法完成这些小活儿。

我心里就琢磨着，想把这几个人拢起来。

专门去接那些两三万块钱的小活儿。

我把想法跟赵叔说了。

赵叔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皱着眉头，看着我问：“你有本钱吗？”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

赵叔接着又问：“有人脉吗？”

我想了想，说：“就工地上认识的那些人。”

赵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知道包工程光有手艺可不行。

还得会算账，要清楚每一笔钱的进出。

得会跟人打交道，跟各种人都能把关系处好。

还得会处理麻烦事儿，遇到问题能妥善解决。”

我连忙点头说：“我知道。”

赵叔叹了口气，说：“我帮你打听打听吧。”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儿。

但是那双千层底的布鞋穿在脚上，感觉特别实在。

走路的时候稳稳当当的，能给我不少信心。

开春以后，我带着三个工友接了第一个活儿。

是给镇上粮站修一面围墙。

这活儿不算大，工钱一共八百块。

四个人一起干了半个月，最后每人分了两百块。

第二个活儿是给一家私人作坊盖库房。

这是个三千块的工程。

我自己垫了四百块的材料钱。

这四百块啊，是我从年后就开始省下来的。

为了凑这钱，我还管我妈借了一百块。

我妈当时有点心疼我，拉着我的手说：“闺女啊，这钱你拿去用，可得小心着点。”

我点头说：“妈，您放心，我有数。”

最后这活儿干完，挣了六百多块。

第三个活儿是别人介绍给我的。

县城东边新开了个养鸡场，要盖鸡舍。

这个活儿比之前大多了，工程款有一万二呢。

我手里钱不够，愁得不行。

秀芬看我这模样，主动说：“别愁啦，我帮你想想办法。”

她把缝纫社的工友介绍给我认识。

其中有个工友的男人在信用社上班。

秀芬带着我找到那个工友，跟她说：“姐，我这朋友接了个大活儿，钱不够，您看能不能让您爱人帮个忙。”

工友笑着说：“行啊，我跟我老公说说。”

后来，那工友的男人帮我担保贷了两千块周转资金。

那可是我第一次借正经的贷款啊。

当我接过那笔钱的时候，手都是凉的，心里直打鼓。

秀芬一下子就看出来我害怕了。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怕什么呀，你又不是拿去赌，是拿去干活的。干活的钱，肯定挣得回来。”

这话虽然不重，但是特别能压得住我心里的不安。

鸡舍盖完以后，养鸡场老板来验收。

他这儿瞅瞅，那儿摸摸，最后满意地点点头，说：“小姑娘，活儿干得不错。”

然后就给我结了尾款。

他还跟我说：“我有个亲戚也有个活儿，到时候给你介绍介绍。”

那年年底，我坐在桌子前，仔仔细细算了一笔账。

从开春到入冬，我大大小小接了七八个活儿。

去掉材料钱、工钱，还有还的贷款。

手里净剩了一千四百多块。

一千四百块。

我紧紧地盯着那叠散发着微微光泽的钱，心里五味杂陈。

在昏黄的灯光底下，我全神贯注地数了四遍。

每数一遍，我都仔仔细细，就怕数错了。

我默默地想着，要是我爹还在的话，

大概会吧嗒着旱烟袋，满脸欣慰地说：“够了，够盖三间砖瓦房了。”

09

八九年的春节，年味正浓，大街小巷都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我怀揣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去秀芬家提亲。

没有所谓的三转一响，

既没有崭新的自行车，也没有精致的缝纫机，

更没有时尚的手表和能播放动听音乐的收音机。

彩礼我精心备了八百块，

用一张鲜艳的红纸小心地包着，

然后轻轻地搁在一个竹编的篮子里，

上头还仔细地盖着两块红布，希望能讨个好彩头。

篮子里还整齐地放了两瓶酒，那酒香似乎都快透出来了。

两条烟安静地躺在那里，仿佛也在见证着这重要的时刻。

还有四斤糖，那甜蜜的气息仿佛已经弥漫在了空气中。

秀芬她爹端坐在堂屋正中间的方桌后头，

他的背挺得笔直，脸上没什么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

他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

之前我来过几回，每次跟他热情地打招呼，

他也只是轻轻地、淡淡地朝我点点头。

秀芬她妈站在旁边，眼神里透着紧张。

她的手不停地在围裙上擦来擦去，似乎怎么也擦不干净。

“小伙子，”秀芬她爹终于开了口，声音低沉而稳重，

“你家的情况我都知道。”

我连忙诚恳地说道：“叔，我不瞒你。

家里现在还是三间土坯房，墙体都有些斑驳了。

我妈身体也不算好，时常会犯些小毛病。

但我今年包活儿挣了些钱，

明年开春打算起新房，让家里人能住得舒服些。”

他静静地看着我，眼神深邃。

“起新房？就你一个人，能行得通吗？”秀芬她爹满脸狐疑，眉头紧紧皱成了一个“川”字，眼神里满是怀疑。

我拍了拍胸脯，自信满满地说道：“我自己就是个瓦工，干活那是一把好手。而且我的工友里头，有经验丰富的木工，还有技术娴熟的电工。材料钱我先垫着，要是不够，我就找信用社贷。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他没有立刻接话，只是缓缓低下头，轻轻抿了一口茶，眼睛盯着茶杯里打着旋儿的茶叶，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过了好一阵，秀芬她妈轻轻推了秀芬一把，小声在她耳边说道：“闺女，别害羞，有啥想法就说出来。”

秀芬站在灶屋门口，两只手不停地绞着围裙带子，指节都泛白了。她的脸涨得通红，红到了耳根，像熟透了的苹果。

“爹，”秀芬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愿意。”

就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却仿佛有千斤重。

秀芬她爹把茶杯稳稳地放在桌子上，先看了看秀芬，眼神里满是慈爱和关切，然后又看了看我，目光里多了几分审视。

“你说你要盖新房。那啥时候能盖好呢？”他语气平和，但眼神里透着一丝期待。

我想了想，认真地回答道：“明年入秋之前，肯定能盖好。我保证！”

“行。房子盖好了，就来接人。”秀芬她爹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几分肯定。

那天回去的路上，天上慢悠悠地飘着雪花，像一片片洁白的羽毛。

我骑着那辆咣当响的二八大杠，车子每蹬一下，就发出一阵刺耳的声响。在雪地里，车轮蹬出了两道深深的车辙，像是两条蜿蜒的小路。

我脚上穿的还是那双千层底布鞋，鞋底沾上了雪，变得滑溜溜的。每踩一步，都得小心翼翼的，但好在还能踩得住。

10

那年开春，天气还有些冷，我就开始张罗着盖房子。

地基是我和两个工友一起挖的。三月的土硬邦邦的，我抡起镐头，使劲儿往下一砸，只留下一个白印。

“这土可真硬啊！”一个工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喘着粗气说道。

“没事，慢慢来，总能挖好的。”我一边说着，一边又用力地挥动着镐头。

我蹲在地基坑里，手里紧紧握着铲子，一下一下用力地铲着土。

这土又干又硬，铲起来格外费劲，我的胳膊都有些酸麻了。

这时，我妈搬了张小板凳，慢悠悠地走过来，轻轻放在旁边，然后静静地坐下，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

她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眼神里满是关切。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拿起旁边的水碗，递到我面前，温柔地说：“孩子，累了吧，喝口水。”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接过水碗，仰头喝了一大口，水顺着喉咙流下，滋润着干渴的嗓子。

又过了一阵，我要去扶一下砌墙的线，有些手忙脚乱。

我妈赶紧站起身，快步走过来，稳稳地帮我扶着线，嘴里念叨着：“稳住，别着急。”

材料是分批买的。

一开始，先买砖。我联系好了卖家，三辆拖拉机一辆接一辆地拉来满满当当的砖，那砖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旁。

接着，又去买水泥、沙子和钢筋。我在建材市场里来回穿梭，仔细比较着不同商家的价格和质量。

木料是最后买的，要的是椽子和檩条。我跑了三个木材市场，一家一家地问价、看货。

每到一家，我都仔细查看木料的质地，用手摸摸，敲敲，听听声音。

然后和老板讨价还价：“老板，这价格能不能再便宜点啊？我买得多。”

老板有时候会说：“已经很便宜了，这质量没话说。”

我就接着磨：“再便宜点，我以后有生意还介绍给你。”

最终，在一番努力下，以比较满意的价格买下了木料。

每花一笔钱，我都认真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这还是秀芬教我的呢。

有一次，秀芬看着我忙忙碌碌地买材料，就拉着我的手说：“账记清楚了，心里才有数。你把每笔钱都记好，以后查起来方便。”

我点点头，说：“好，我听你的。”

房子盖了四个月。

在这四个月里，每天我都早早地来到工地，开始一天的忙碌。

中间，下了一场大暴雨。

那天晚上，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地上，我睡得正香，突然想到刚砌好的东墙。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顾不上穿好衣服，就急忙爬起来，拿着塑料布往工地跑。

到了工地，雨水已经把东墙的根脚泡了，我心急如焚。

我赶紧把塑料布盖在墙上，雨水打在身上，冰冷刺骨，不一会儿我就浑身湿透了。

第二天一早，秀芬骑车过来了。

三十多里路啊，她天没亮就出发了。

我远远地就看到她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放着一个暖壶，车把上挂着两个包。

她到了我面前，跳下车，喘着气说：“可算到了，快，喝口姜汤暖暖。”

说着，她从车后座拿下暖壶，倒了一碗姜汤递给我。

又从包里拿出两身干衣服，递给我说：“快换上，别感冒了。”

我换了衣服，喝了姜汤，身上渐渐暖和起来。

然后，我又接着干活。

秀芬就在旁边递砖。

她弯下腰，拿起一块砖，递给我，说：“给，接着。”

一块一块的，从早上递到天黑。

晚上，我看到她手上磨出了两个血泡，心疼地说：“秀芬，你手都这样了，别干了。”

她却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小伤而已。”

说着，她自己拿针挑了血泡，缠上布条。

第二天，她又像往常一样，接着递砖。

入秋时分，天气渐渐转凉，那座精心建造的房子，终于在大家的期盼中盖好了。

四间宽敞的砖瓦房，稳稳当当地坐北朝南。

它前面还带着一个不算大却很温馨的小院子。

工人们仔细地在院子里铺上了平整的水泥地面，在墙根下特意留出了一小块土地，想着日后种点葱蒜。

我满心欢喜地站在新房的门口，眼睛直直地往外看。

只见院墙外面，那条蜿蜒的土路依旧朴实。

路两边的杨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在秋风中轻轻摇曳。

这时，我妈从屋里缓缓走了出来，静静地站在我旁边，也跟着往外看了一会儿。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满是感慨地说：“你爹要是看见就好了。”

国庆节后面那个周末，天刚亮，我就早早地出发去青坊乡接秀芬。

没有大张旗鼓地大操大办。

两家人一起在镇上的饭馆摆了四桌酒席。

来的都是实在亲戚和几个平日里一起干活的工友。

秀芬穿着一件自己亲手做的大红色棉袄，看上去格外喜庆。

棉袄的胸口绣着一朵娇艳的牡丹花，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了她的心意。

她羞涩地坐在新房的床沿上，屋里点着两支红蜡烛。

温暖的烛光轻轻地映在她的脸上，那光影仿佛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

她脸上那个浅浅的酒窝，在烛光的映衬下，比那摇曳的蜡烛还要明亮。

11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也快。

九零年，我在县城认真地注册了一个小工程队，还正式挂了牌子。

1991年，我终于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十万块以上的工程。

那是给一个乡镇企业盖厂房，我兴奋得好几宿都没睡好。

开工那天，我一大早就到了工地，看着那片空旷的土地，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大家都加把劲啊，这可是咱们的大活儿！”我扯着嗓子喊道。

工人们干劲十足，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1992年，秀芬生下了一个闺女。

孩子呱呱坠地，七斤二两，嗓门特别大，哭声震得整个产房都嗡嗡响。

“这闺女以后肯定是个厉害角色！”我笑着对秀芬说。

秀芬虚弱地笑了笑：“只要她健康就好。”

1993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还清了所有贷款。

可我并没有满足于此，又贷了新的款，买了一辆二手东风卡车。

“有了这辆车，拉材料就方便多了。”我拍着车身，满心欢喜。

日子就像滚雪球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又小又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雪球越滚越大，也有了些分量。

不过，这一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就说1991年那个厂房的工程，到结尾款的时候，对方却拖了三个月。

“老板，这工程款什么时候能结啊？我们工人都等着发工资呢。”我第一次去要钱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道。

对方老板皱着眉头：“再等等吧，最近资金有点紧张。”

我没办法，只能一次次地去催。

第二次去，我磨破了嘴皮子：“老板，您看我们干活也不容易，这钱您就早点给了吧。”

老板还是那句话：“再等等。”

我又去了五次，每一次都吃闭门羹。

直到第七次，我几乎要绝望了。

“老板，您要是再不给钱，我们真的没法干下去了。”我红着眼眶说。

也许是我的坚持打动了他，老板终于把钱付清了。

那三个月，工友们的工钱都是我自己垫的。

为了凑齐这笔钱，我把家底子都掏了个精光。

秀芬知道后，把她存的八百多块钱拿了出来。

“你拿着吧，这钱你用得上。”秀芬把钱塞到我手里。

我推辞道：“不用，你留着自己用。”

秀芬瞪了我一眼：“你又来了。咱俩是一家人，一家人的钱分什么你的我的。”

她的话跟当年她说“你又不是拿去赌”一样，虽然不重，但却压得我心里暖暖的。

1994年年底，我接到了一个大活儿。

是县城新建中学的教学楼，这可是我接过的最大一个工程，也是最难的一个。

这是一座三层楼，采用的是框架结构，工期预计为八个月。

从开始备料，一直到最终竣工，我整个人瘦了足足十五斤。

那段时间，秀芬怀上了老二。

她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只能挺着大肚子坐在家里。

她帮我认真地算账，仔细地打电话联系供应商，还一趟趟地跑信用社续贷。

有一回，她坐公共汽车去县城给我送账本。

车上人特别多，挤得水泄不通。

这时，一个年轻小伙子给她让了座。

她刚坐下，就发现账本掉在了车门口。

她赶紧又费力地挤回去捡。

就在她捡账本的时候，差点被关门的车门夹到。

这件事是后来工地上看门的老头儿告诉我的。

老头儿一脸认真地说：“你媳妇挺着那么大的肚子，专门来给你送东西，你可不能亏待人家啊。”

我赶忙点头说：“我知道，我肯定不会亏待她。”

教学楼最终按期完工，并且顺利通过了验收。

尾款也一次性结清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

秀芬正在灶屋里给闺女熬粥。

她的肚子已经有八个多月了，弯腰都有点困难。

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把她手里的锅铲接了过来。

她靠在门框上，静静地看着我搅粥。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当年要是在老周面前说了假话，我就不会回来了。”

我正搅着粥，手突然停了一下。

我疑惑地看着她，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没说假话？”

她微微一笑，说道：“你那双鞋。”

我一脸诧异，重复道：“鞋？”

她耐心地解释：“真穷的人不会觉得穿破鞋丢人。你要是说家里条件还行，却穿着那双鞋，那我就知道你在骗人。你说家里穷，还穿着那双鞋，这就对得上了。”

她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实话实说的人，就算穷也穷得坦坦荡荡。我那三十块钱，不是给一个穷人买鞋的，是给一个说真话的人。”

这时，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下，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闺女在堂屋里拍着小手，大声喊着：“饿了，饿了。”

我赶紧把粥盛好，小心翼翼地端了出去。

那双千层底的布鞋，陪伴我度过了许多时光。

慢慢地，鞋底磨透了，鞋面也开了线。

秀芬看着破旧的鞋，心疼地说：“我再给你做一双吧。”于是，她又做了一双新的千层底布鞋。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双鞋也穿坏了。

秀芬没有丝毫犹豫，又开始动手做了起来，没过多久，一双崭新的千层底布鞋又出现在我面前。

后来，日子渐渐好了起来，各种鞋子都买得起了，有皮鞋、运动鞋，还有品牌的旅游鞋。

可每年冬天，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穿上她做的千层底。

穿着那双鞋，走起路来特别稳当。

12

前年，我回老家去。

路过当年那个供销社，发现它早就不在了。

那条街改了名字，街道两边盖起了好多崭新的高楼。

记忆里的小饭馆也没了踪影。

不过，那棵杨树还在。

它比以前粗了很多，那大大的树冠都快把半条街给遮住了。

我站在树底下，看了好一会儿。

秀芬挎着我的胳膊，也静静地看着那棵树。

闺女已经上大学了，老二正在读高中。

我妈的身体养好了，跟着我们住在县城的新房子里。

当年的那三间土坯房还留着，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会回去住上两天。

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

这棵石榴树的枝，是秀芬从她娘家那棵树上剪下来，栽到这里的。

每年秋天，树上都会结满红彤彤的石榴，像一个个灯笼似的。

那天，我站在杨树底下，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

只见一双黑色千层底布鞋，灯芯绒的鞋面，白色的鞋底。

那针脚细密得很，一看就知道花了不少功夫。

秀芬顺着我的目光也看了一眼，叹了口气说：“今年那双鞋底纳得不如以前密了，眼神不如从前啦。”

“够穿了。”我轻声说道。

她听闻，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

那浅浅的酒窝，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俏皮又可爱。

恍惚间，我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

那时，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边上，她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般出现在我面前。

“给，这双布鞋你拿着。”她声音清脆，带着一丝羞涩。

我有些局促地接过布鞋，手指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心中涌起一阵异样的感觉。

“这……这太贵重了。”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她甜甜地笑了笑，那酒窝依旧浅浅的，说道：“不贵重，你穿着合适就行。”

岁月如白驹过隙，三十年的时光匆匆流逝。

可她的笑容，她那浅浅的酒窝，却一直刻在我的心间。

如今，再次看到她笑，那浅浅的酒窝，跟三十年前那个在土路边上递给我一双布鞋的姑娘，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