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当包工头，手下一个四川女人总在深夜敲我房门

93年南下干工程，女工阿珍为救重病丈夫，什么苦活都抢着干。那晚她浑身湿透敲开我门，我鬼使神差把烟头碾碎在掌心。

第一章 深夜敲门声

1993年，南方的夏天闷热得像蒸笼。

我在东莞一个建筑工地当包工头，手下管着三十来号人，大部分是从四川、湖南过来的农民工。那时候工地条件简陋，我们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隔音差得要命，隔壁翻个身都听得一清二楚。

当包工头看着风光，其实操心的要命。甲方催工期催得像阎王索命，工人又三天两头闹事。那段日子我被折磨得够呛，每天晚上都得灌半瓶白酒才能睡着。

那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多，我刚躺下，门就响了。

咚咚咚。

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别人。

我以为又是哪个工人来借钱，懒得搭理。可那敲门声固执得很，隔一会儿响三下，隔一会儿又响三下。

我骂骂咧咧地爬起来开门，满肚子的火在看到门外的人时熄了大半。

是阿珍。

她站在门口，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刚洗过。走廊的灯泡早就坏了，月光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

“周老板。”她叫了我一声，声音哑得厉害。

阿珍是我们工地上唯一的女工，跟我还是老乡，都是四川那边过来的。她男人陈建国也在我手下干活，两口子去年从老家出来，说是要挣钱给家里老人看病。

我对这个老乡印象很深。她个头不高，但干活比很多男人都利索，搬砖、和水泥、绑钢筋，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工地上有些男的想偷懒，让女人去干重活，她从来不计较。

“咋了？”我下意识把声音压低，怕惊动旁边的工人。

“我、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她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指节发白，“我能不能多揽些活？夜班也行，加多少班都行。”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几天下大雨，工地上的活本来就不多。再说夜班这事，一个女人半夜在工地上干活，万一出点啥事，我这包工头吃不了兜着走。

“你先别急。”我点了支烟，想让自己清醒点，“家里出事了？”

阿珍咬着嘴唇，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

她哭得很克制，肩膀一抖一抖的，就是不出声。这种哭法让我心里堵得慌，像是有人拿砖头压在你胸口上似的。

“建国他……”她深吸一口气，把眼泪憋回去，“他前几天去县医院查了，大夫说，说他肝上有问题，得住院。我们手里的钱不够，我就想……”

“肝上有问题？”我烟都忘了抽，“什么毛病？要紧不？”

“大夫说是肝炎，拖久了会成肝硬化。”她说着，声音又开始发抖，“得住院打针，得吃好药。建国他怕花钱，不肯去，说扛一扛就过去了。可是、可是我看着他眼珠子一天比一天黄，人都瘦脱相了。”

我猛吸了一口烟。

说实话，这事跟我没关系。工地上的人来来走走，谁家没点难处？我要是每个人都管，早就破产了。

可看着阿珍站在门口，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瘦瘦小小的一个人，像是随时会被风吹走，我那颗被工地磨得铁硬的心，忽然就软了一块。

“行了，我知道了。”我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明天我跟调度说一声，给你多排些活。夜班的事你也别想了，不安全。”

“谢谢周老板。”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光。

“别谢了，早点回去歇着吧。”我摆摆手要关门。

“周老板。”她又叫住我，犹豫了一下，“您、您能不能先别告诉建国？他要是知道我私下找您要活，肯定又不乐意了。”

陈建国这个人我知道，老实本分，但是自尊心强得要命。他要是知道自个儿媳妇为了他到处求人，心里肯定不好受。

“行。”我答应了。

阿珍冲我鞠了一躬，转身往自己宿舍走。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我才关上门，重新躺回床上。

可怎么也睡不着了。

脑子里全是她那双红红的眼睛，还有那句“眼珠子一天比一天黄”。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下了，噼里啪啦地打在铁皮屋顶上。我翻了个身，想起自己刚出来打工那几年，也是到处求人，什么苦活脏活都干过。有一年生病发烧，身上就剩二十块钱，连药都买不起，硬扛了三天才退烧。

那种滋味，真他娘的不好受。

算了，都是老乡，能帮一把是一把。

我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章 工地上的女人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透，工地上就开始热闹了。

我端着搪瓷缸子蹲在板房门口刷牙，看着工人们陆续从宿舍里出来。男人们大都光着膀子，肩上搭条毛巾，嘴里叼着馒头往工地走。

阿珍是第一个到食堂的。

她打了满满一盆稀饭，端到旁边的石头上坐着喝。陈建国跟在她后面，走路有点慢，脸色确实不太好，蜡黄蜡黄的。

“老陈！”我叫了他一声。

陈建国回头看见我，赶紧小跑过来：“周老板，有啥事？”

“你脸色不太对啊。”我假装刚发现的样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有没有。”他连忙摆手，“就是这几天没睡好，不碍事。”

我打量着他。陈建国比我大几岁，三十出头，但看着像四十好几的人。长期的体力劳动把他的身体榨干了，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

“有病就去看，别硬撑。”我顿了顿，“钱不够可以先从工资里预支。”

陈建国愣了一下，随即摇头：“真没事，周老板你放心，我干活不会耽误的。”

说完他就去追阿珍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叹了口气。

上午我去了趟调度室，跟管排班的老刘打了招呼，让他给阿珍多排些活。老刘是个老油条，一听这话，眼神就暧昧起来。

“老周，你这是……”他挤眉弄眼，“看上人家了？”

“放你娘的屁。”我骂了他一句，“人家家里有难处，照顾一下怎么了？你那龌龊心思少往我身上安。”

老刘嘿嘿一笑，不说话了，但眼神还是那副欠揍的样子。

我没再理他，转身去工地巡视。

太阳升起来之后，温度一下子就上来了。工地像个巨大的烤箱，钢筋水泥都被晒得烫手。我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转了一圈，身上的汗把衣服湿透了又干，干了又湿。

在四楼楼面，我看见了阿珍。

她正蹲在钢筋笼子旁边绑扎丝，手上的动作飞快。旁边几个男的边干活边聊天，时不时还停下手歇歇，可阿珍从头到尾就没停过，连汗都顾不上擦。

“嫂子，歇会儿吧。”旁边一个年轻工人说，“这太阳毒得很，别中暑了。”

“没事，我不累。”阿珍头也不抬。

那个工人摇摇头，也不劝了。

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阿珍都没发现我。她的注意力全在手里的活上，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滚烫的钢筋上，滋的一声就蒸发了。

这个女人，是真的拼命。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看见阿珍和陈建国坐在角落里。阿珍把自己的馒头掰了一大半给陈建国，自己就着咸菜喝稀饭。陈建国不肯要，两人推来推去，最后还是陈建国吃了。

下午下工的时候，我去财务那里看了看陈建国和阿珍的工资单。

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不到八百块钱。那时候八百块也不算少了，可要治病，这点钱根本不够看。

我翻了翻工地上的活路表，发现明天晚上有一批水泥要到货，需要人卸车。卸水泥这活又脏又累，一袋水泥五十斤，卸一车能挣十五块钱。平时这种活都是安排身强力壮的男工干。

我想了想，把阿珍的名字加了进去。

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晚上回到板房，我躺在床上发呆。天花板上的吊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手机忽然响了，是甲方那边打来的，又说工期的事。我耐着性子应付了半天，挂了电话之后心情更差了。

当包工头就是这样，上头压，下头顶，两头受气。

我点了支烟，看着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慢慢散开。

外面工地上还有人走动的声音，不知道是谁还在加班。我想起阿珍那双红红的眼睛，想起她说明天开始可以上夜班时眼里的光，心里头说不上什么滋味。

这世道，穷人的命不值钱。

可再不值钱，也得活着啊。

我掐灭烟头，翻了个身，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明天还有一堆破事等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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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沉默的男人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

我给阿珍多排了活之后，她白天上正常班，晚上就去做卸水泥、打扫工地这些零工。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多精力，白天绑了一天钢筋，晚上还能扛五十斤的水泥袋子。

有一回半夜我去工地巡视，看见她一个人在料场卸水泥。五十斤的袋子扛在肩上，整个人都被压得弯下去，但她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把水泥卸到指定的地方，再折回来扛下一袋。

月光底下，她的影子小小的，肩膀上扛着那么大一个水泥袋子，看着让人心里发酸。

我走过去要帮忙，被她拦住了。

“周老板，这是我自己揽的活，不能让别人帮忙。”她用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水泥灰，“您放心，我搬得动。”

“你……”我想说什么，但看她那倔强的样子，又把话咽了回去。

阿珍就是这样的人，别人帮她可以，但她要是不想让你帮，你说什么都没用。

一个星期下来，阿珍瘦了一圈，但工资多了将近一百块。她把大部分钱都给了陈建国，让他去买药。陈建国问她哪来这么多钱，她就说最近工地活多，加班费高。

陈建国信了。

或者说，他假装信了。

有一天下工后，陈建国忽然来找我。

“周老板，我想跟您说个事。”他站在我门口，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

“进来说吧。”

他犹豫了一下，走进来在凳子上坐下。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没喝，两只手抱着杯子，半天没说话。

“有啥事就说。”我点了支烟，等着他开口。

“阿珍她……”陈建国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她最近是不是加班太多了？我看她每天都回来那么晚，人瘦得都脱相了。”

“我跟她说了，让她少干点，她不听。”他抬起头看我，“周老板，我知道您是好人，想帮我们。可是阿珍她一个女的，干那些重活，我……”

他说不下去了，眼圈红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坐在我面前，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他娘的没出息。”他狠狠地捶了自己大腿一拳，“自己的女人养不了，还得让她去拼死拼活地干。”

我沉默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陈，”我把烟掐灭，“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你要是垮了，阿珍一个人更扛不住。”

陈建国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大夫说，这个病好好治能好，但是得花钱。”他的声音闷闷的，“我没敢跟阿珍说，大夫还说了，要是拖下去成了肝硬化，那就……”

“那就治啊！”我有点急了，“钱的事想办法，命没了就真没了！”

“我知道。”陈建国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周老板，我今天来，是有个事想求您。”

“你说。”

“我听说隔壁工地要人，工资比咱们这儿高一点。我想……”他犹豫了一下，“我想过去干。阿珍这边，您帮我照看着点，别让她干太重的活。”

“放屁！”我一下子火了，“你现在这身子骨，去那边能干几天？你要是倒在别人工地上，阿珍怎么办？”

陈建国被我骂得一愣。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儿治病。”我平复了一下情绪，“活的事你不用操心，我给你们想办法。”

陈建国张了张嘴，最后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他站起来，朝我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堵得厉害。这两口子，一个拼命挣钱给男人治病，一个想拼命挣钱不让女人受苦。明明都是为了对方好，可到头来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大概就是穷人的日子吧。

连心疼对方，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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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医院的走廊

该来的还是来了。

那天下午，工地上出了点小事故，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还好只是皮外伤。我正处理这事的时候，有人跑来告诉我，陈建国晕倒了。

我心里一沉，扔下手里的事就往工地跑。

陈建国倒在三楼的楼面上，旁边围了一圈人。阿珍跪在他旁边，使劲掐他的人中，急得满头大汗。

“叫车！快叫车！”我吼了一声，几个工人七手八脚地把陈建国抬起来往楼下送。

阿珍跟在担架旁边，脸都白了，嘴唇直哆嗦。

到了县医院，医生检查了一番，把我和阿珍叫到办公室。

“肝炎急性发作，肝功能损伤比较严重。”医生推了推眼镜，“得马上住院，用进口药。你们家属商量一下治疗方案。”

“进口药得多少钱？”阿珍的声音在发抖。

“一个疗程下来，最少得两千。”医生看着病历本，“后面还得继续治疗，总共得三四千左右。”

三四千。

那会儿一个工人一个月才挣三四百块。

阿珍站在那儿，整个人像被抽掉骨头一样，扶住桌子才能站稳。我下意识伸手去扶她，碰到她胳膊的时候，发现她浑身都在抖。

“大夫，”她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能不能先用便宜点的药？”

“便宜的治标不治本，拖下去会更严重。”医生叹了口气，“你们尽快决定吧，病人耽误不起。”

走出医生办公室，阿珍靠在走廊的墙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

“周老板，”她忽然开口，声音出奇地平静，“您能借我点钱吗？我给您打欠条，利息您说了算。”

“行。”我答应得很快，“你先去给建国办住院手续，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阿珍转过身看我。

她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

“谢谢您。”她朝我深深鞠了一躬，“这笔钱我会还的，砸锅卖铁我也会还。”

“别说这些了，先把人治好。”我打断她，“你在这儿陪着建国，我回去取钱。”

说完我就转身走了。

走出医院大门，我长长地吐了口气。太阳还是那么毒，晒得马路上的柏油都快化了。我骑着自行车回工地取钱，一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

其实我心里清楚，这笔钱借出去，短期内是别想拿回来了。阿珍和陈建国一个月挣那点钱，光是生活费就够紧巴了，哪还有余钱还债。

可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陈建国死在医院里吧？

回到宿舍，我翻开床底下的铁盒子，里面是我存了几年的钱，大概有五千块。本来打算年底回家翻修老房子的，现在看来是别想了。

我从里面数出三千块，用报纸包好，又骑上车往医院赶。

到了医院，陈建国已经住进病房了。他躺在病床上，脸色黄得吓人，眼窝深陷，看着比前几天又瘦了一圈。

阿珍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一言不发。

我把钱递给阿珍，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冰凉。

“三千块，先交上，不够再说。”我压低声音，“别让建国知道是借的，就说是工地上预支的工资。”

阿珍眼圈又红了，但她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

这时候，陈建国醒了。

他看见我和阿珍站在床边，挣扎着要坐起来。阿珍赶紧按住他。

“别动，好好躺着。”

“花了多少钱？”这是陈建国醒来后的第一句话。

“没多少。”阿珍说，“你别操心这个。”

“花了多少？”陈建国固执地追问，眼睛盯着阿珍。

“真没多少……”

“我问你花了多少！”陈建国忽然吼起来，声音嘶哑得像是从胸腔里硬挤出来的。

病房里的其他人都看过来。

阿珍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陈建国这个人平时温吞得很，我从来没见过他发火。

“你是不是又去求人了？”陈建国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你是不是又去找周老板借钱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病不治了，不治了！”

“建国！”阿珍的声音在发抖，“你说什么胡话呢？”

“我没说胡话。”陈建国把头扭向一边，不看阿珍，“这病治不好，花再多钱也是打水漂。你要是背一屁股债，以后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你放屁！”阿珍忽然哭了出来，“谁说治不好？大夫说了能治好！你要是敢不治，我就……”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我看着这两口子，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行了。”我开口打断他们，“老陈，你听我说。这钱是我主动借的，不是阿珍求我的。你现在好好治病，等你好了，给我多干几年活，连本带利还给我。成不？”

陈建国看着我不说话，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

“你要是死了，阿珍一个人带着孩子，那才是真过不下去。”我盯着他的眼睛，“你活着，这个家就还有希望。你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陈建国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

良久，他点了点头。

阿珍一下子趴在他身上，哭得浑身发抖。

我悄悄退出了病房，把空间留给他们两口子。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我靠在墙上，摸出烟想抽，又想起这是医院，只好把烟塞回兜里。

月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把地面照得惨白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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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是施舍

陈建国住院之后，阿珍更拼命了。

她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去医院照顾陈建国，两头跑。有时候实在太累了，就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眯一会儿，天不亮又赶回工地。

我看着她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眼窝都凹下去了，走路的时候都有点打飘。

“你今天别上工了，歇一天。”有一回我对她说。

“不行。”她摇头，“建国下个礼拜又要交药费了。”

“你这样迟早也得倒下！”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你要是倒下了，谁照顾建国？”

阿珍低着头不说话，但第二天照样准时出现在工地上。

我知道拦不住她，只好想别的办法。

一天中午，我把阿珍叫到一边。

“工地要开个小食堂，给工人做夜宵。”我说，“食堂缺个人手，你愿不愿意来？活不重，就是煮煮饭炒炒菜，一个月多给八十块。”

这话半真半假。食堂确实缺人，但本来不打算这么快招人的。

阿珍抬起头看我，眼神里先是惊喜，然后慢慢暗了下去。

“周老板，”她轻声说，“您不用这样。我干得动。”

“什么叫不用这样？”我皱眉，“食堂是真的缺人，你以为我专门为你设的？”

“我知道您是可怜我。”阿珍说，“可是周老板，我不能老让您这样照顾。工地上那么多人看着呢，闲话传出去，对您不好。”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工地上那些闲言碎语，她全都听在耳朵里。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有点烦躁，“你要是真为我好，就少干点重活。要不然哪天你倒在我的工地上，那才是真麻烦。”

阿珍沉默了一会儿。

“食堂的活我干。”她终于松口了，“但白天绑钢筋的活我也继续干。行不？”

我看着她倔强的表情，知道再劝也没用，只好点头答应了。

从那以后，阿珍白天在工地上绑钢筋，晚上到食堂做饭。她还是瘦，但至少不用半夜去卸水泥了。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回宿舍的路上经过食堂。灯还亮着，我走进去一看，阿珍一个人在擦灶台。

“怎么还不回去？”我问。

“收拾完了就走。”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周老板您还没吃饭吧？灶上还有剩饭，我给您热热？”

我这才想起来，自己确实还没吃晚饭。

阿珍麻利地把剩饭倒进锅里，打了两个鸡蛋，切了点葱花，一会儿功夫，一碗蛋炒饭就端到我面前。

金黄色的蛋液裹着米粒，葱花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味道出奇地好。

“你做菜的手艺不错啊。”我含含糊糊地说。

阿珍坐在对面，看着窗外的夜色。

“在家的时候常做。”她说，“建国爱吃我做的饭。那时候他身体还好，一顿能吃三大碗。”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等我好了，天天吃你做的饭。”那天在医院里，陈建国是这么对她说的。

窗外的风把工地上防尘网吹得哗哗作响。

我吃完饭，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放在桌上。

“这是干吗？”阿珍愣住了。

“饭钱。”我说，“以后我要是来不及吃饭，就在你这儿解决。按顿算，该多少是多少。”

阿珍看着桌上的钱，眼圈又红了。

“周老板，”她的声音在发抖，“您这又是何必呢。”

“一码归一码。”我站起来，“你付出了劳动，就该得到报酬。这不是施舍，是你应得的。”

说完我就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很轻很轻的抽泣声。

我没有回头。

月亮很圆，挂在工地塔吊的顶上，像是谁挂上去的一盏灯。

第六章 暴风雨夜

南方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

那天天气预报说有台风登陆，我提前让工人们都撤下来了。下午三四点钟，天就黑得像锅底，狂风夹着暴雨，把工地上的防尘网撕得粉碎。

我带着几个工头在工地上来回检查，确保机械设备都固定好了，脚手架也没问题。等忙完一切，天已经彻底黑了。

回到宿舍，我浑身上下湿透了，换了身干衣服，正打算泡碗方便面，手机就响了。

是医院打来的。

“周先生吗？陈建国的家属联系不上，您能帮忙通知一下吗？他今晚情况不太好，需要家属过来一趟。”

我挂了电话就打阿珍宿舍楼的公用电话。没人接。

我又打了几遍，还是没人接。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风把板房的屋顶吹得咣咣响。

我骂了一句，穿上雨衣冲进了雨里。

阿珍和陈建国住的那间宿舍在我们隔壁那栋板房的尽头。我顶着狂风跑到门口，使劲拍门。

“阿珍！阿珍！你在不在？”

门开了，阿珍站在门口，脸色潮红，嘴唇发白。

“周老板？”她扶着门框，说话的声音都是飘的。

“你咋了？”我心里一沉。

“没事，有点发烧。”她勉强笑了笑，“您找我有事？”

“医院来电话了，建国今晚情况不太好，让家属过去。”

阿珍的脸色瞬间变得更白了。她转身要往外冲，被我一把拉住。

“你这个样子怎么去？路上骑车被风吹跑了怎么办？”

“我得去！”阿珍用力挣脱我的手，声音都变了调，“周老板您别拦我！”

她冲进雨里，还没跑出两步就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我追上去扶住她，她浑身烫得吓人，像是在发高烧。

“你发烧了！这样去不了！”我吼着说，“你回屋歇着，我去医院！”

“不行，我得去……”阿珍还要挣扎，可话没说完，整个人就往我身上倒。

我赶紧接住她，把她打横抱起来送回屋里。她瘦得厉害，抱在怀里轻飘飘的，像一把干柴。

我把她放在床上，给她倒了杯热水。

“你躺着别动，我去医院。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

阿珍躺在床上，眼泪无声地往下淌。

“周老板，”她的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求您了，带我去。”

我看着她，她烧得迷迷糊糊的，还在不停地念叨建国的名字。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如果陈建国真的出了什么事，这个女人可能真的活不下去了。

“行，我带你去。”我做了决定，“你等着，我去找车。”

工地上有一辆三轮摩托车，平时用来拉材料的。我把车推出来，在后斗里铺了两层防雨布，又塞了床棉被。然后回到屋里，用雨衣把阿珍裹得严严实实，把她背上车。

雨下得天昏地暗，雨点打在脸上生疼。我骑着三轮摩托在狂风暴雨中往医院赶，车灯只能照见前面几米的路。

后斗里阿珍缩在棉被里，我时不时回头看一眼，确认她还在。

十几里路，我感觉像是骑了半辈子。

到了医院，我把阿珍从后斗里背下来，她浑身湿透了，烧得直打哆嗦。

“先去急诊看看你！”我说。

“先去看建国！”她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求您了。”

我没辙，只好背着她在医院走廊里跑。护士看见我们，赶紧过来帮忙。

陈建国在重症监护室，我们只能在玻璃外面看着。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脸色蜡黄，呼吸微弱。

阿珍趴在玻璃上，整个人抖得像筛糠。

“建国……”她叫了一声，声音轻得像蚊子哼。

然后她就晕过去了。

我赶紧接住她，护士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抬上担架，推进了急诊室。

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浑身湿透，狼狈不堪。

透过玻璃，我看着里面昏迷不醒的陈建国，又看了看急诊室里正在被抢救的阿珍。

这两个苦命的人啊。

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我靠着墙慢慢蹲下来，把脸埋进手掌里。雨声透过窗户传进来，像是什么人在呜咽。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护士过来告诉我，阿珍是急性肺炎加过度劳累，需要住院。

“她爱人也在我们医院，能不能……”护士犹豫了一下。

“能安排在一个病房吗？”我替她问了。

护士点点头。

一个小时后，阿珍被推进了陈建国的病房。两张病床并排放着，中间只隔了半米的距离。

阿珍还在昏迷，但她的脸朝着陈建国的方向，好像在睡梦中也在看着他。

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这两个躺在病床上的人。

窗外的台风还在呼啸，但这间小小的病房里，却出奇地安静。

只有心电监护仪滴滴答答的声音，和他们两个人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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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两张病床

我在医院守了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台风终于过去了，外面的雨也小了。我坐在病房门口的椅子上，困得直打瞌睡，但又不敢真的睡着。

护士隔一会儿就进来检查一次，看看陈建国的点滴，量量阿珍的体温。

天亮的时候，阿珍先醒了。

她睁开眼睛，先是迷茫地看了看四周，然后一下子想起了什么，猛地坐起来。

“建国！”

“别急，他在旁边。”我赶紧按住她。

阿珍转过头，看见旁边床上的陈建国。他还在睡，呼吸比昨晚平稳了一些。阿珍看着他的脸，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大夫说了，他稳定下来了。”我对她说，“你自己也得好好养着，烧还没退呢。”

阿珍没说话，只是伸手过去，够到了陈建国的被角，用手指轻轻地捏着，像是要确认他真的还在。

“我以为……”她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昨天晚上有一阵，我以为他挺不过去了。”

“别瞎想。”我说，“医生说了能治，那就肯定能治。你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建国知道了又该着急了。”

阿珍抿了抿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去走廊尽头的洗手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胡子拉碴，眼睛里全是血丝，狼狈得不行。

回到病房的时候，陈建国已经醒了。

他偏着头，看着旁边的阿珍。两个人就那么对望着，谁也没说话。

我站在门口，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多余。

“你咋也住院了？”陈建国开口了，声音虚弱，但带着焦急。

“没事，就是感冒。”阿珍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挂两瓶水就好了。”

“昨晚台风那么大，你怎么过来的？”陈建国又问。

“周老板骑车送我来的。”阿珍看了我一眼。

陈建国艰难地把头转向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

“别废话了。”我抢在他前面开口，“你要是真想谢我，就赶紧好起来，回去给我多干几年活。我这投资不能打水漂。”

这话说得不好听，但陈建国听了之后，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这个男人，病成这样没掉过一滴泪，老婆累倒了也没掉泪，可听到我这句冷冰冰的话，却哭得像个孩子。

“行了行了，大男人哭什么哭。”我别过脸去，不想让他看见我也有点绷不住，“你们两个都给我好好的，工地上还等着你们回去呢。”

阿珍也哭了，但她使劲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出声。

病房里安静极了，只有偶尔的抽泣声和窗外鸟叫的声音。

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两张病床之间的地面上，像一条金色的河。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

走廊里已经有护士开始交接班了，忙碌而有秩序。我走到医院门口，点了一支烟。

雨后的空气特别清新，带着泥土和植物的味道。东边的天空泛着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想起昨晚在暴风雨里骑车的情景，想起阿珍缩在车厢后面浑身发抖的样子，想起她趴在重症监护室的玻璃上喊建国的名字。

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呢？

大概就是图身边有个人，在暴风雨的夜里，愿意发着高烧也要来看你一眼吧。

我掐灭烟头，骑上三轮摩托回工地。

今天还有一堆事等着呢。

第八章 流言蜚语

阿珍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出院了。

陈建国还要继续住，但阿珍说什么也不肯再住院了，医生拗不过她，只好开了药让她回去吃。

回到工地之后，我发现有些东西变了。

工人们看我的眼神变得很奇怪。

一开始我没在意。当包工头这么多年，什么眼神没挨过？可后来连一向跟我关系不错的几个工头都开始躲着我，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咋回事？”我拉住老刘问。

老刘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老周，你自己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工地上都传开了。”老刘神神秘秘地说，“说你跟阿珍……那个了。”

“哪个了？”我瞪大眼睛。

“就是……”老刘挤眉弄眼，“那天晚上台风，有人看见你半夜从阿珍宿舍里出来，还抱着她上了车。第二天她又住院了，你也一晚上没回来。”

我气得差点把老刘推个跟头。

“放他娘的屁！那天是医院打电话说陈建国病危，阿珍又发高烧，我才送她去医院的！谁他娘的乱嚼舌头？”

“你别冲我发火啊。”老刘讪讪地退了一步，“不是我说的，是我听底下工人议论的。”

我站在那儿，气得手都在抖。

当包工头最怕这种事。工地上男女关系本来就敏感，一沾上这种事，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更要命的是，陈建国还在医院里躺着呢。要是这些闲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那个人自尊心强得要命，说不定会干出什么傻事来。

“谁先传的？”我盯着老刘。

“不知道。”老刘摇头，“反正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借了阿珍三千块钱，还专门给她安排食堂的轻活。这种事，越描越黑。”

我沉默了一会儿。

“行了，我知道了。”我转身走了。

老刘在身后叫我，我没理。

回到宿舍，我一个人坐在床上发了半天呆。

说实话，我是个粗人，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但这个事情不一样，它不光关系到我，还关系到阿珍的名声，关系到陈建国的病情。

一个女人的名声，在工地这种地方，传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我得想个办法。

第二天一早，我召集所有工人在食堂开了个会。

“这几天工地上有些闲话，”我开门见山地说，“说我周某人跟女工有不正当关系。今天我把话放这儿——”

我扫了一眼底下的人，声音提高了八度。

“陈建国是我手下的工人，他病倒了，老婆发高烧，我作为包工头送他们去医院，这是责任！借钱给他们治病，也是责任！谁要是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站出来，当面跟我说！”

底下鸦雀无声。

“还有，”我继续说，“谁再在背后嚼舌头，让我听见了，立马结工资走人！我周某人说到做到！”

工人们面面相觑，没人说话。

散会之后，我感觉自己的处理方式应该没问题。男人嘛，这种事就得当面锣对面鼓地说清楚，藏着掖着反而让人怀疑。

可我没注意到，开这个会的时候，阿珍就站在食堂后门口。

她听到了我说的每一个字。

傍晚的时候，阿珍来找我。

“周老板，”她站在门口，低着头，“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跟你没关系。”我说，“是那些人嘴贱。”

“可……”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泪光，“可这样对您不公平。您明明是好心，却被说成那样。”

“我说了，跟你没关系。”我有点烦躁，“你管好你自己和建国就行了，别的事不用操心。”

阿珍沉默了一会儿。

“周老板，”她忽然说，“等建国好了，我们就走。去别的工地。”

我愣住了。

“走什么走？”我皱起眉头，“你们欠我三千块钱呢，想跑？”

阿珍被我说得愣住了，然后破涕为笑。

那是我第一次看她笑。其实她笑起来挺好看的，但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过了。

“不走。”她说，“还完钱再走。”

“这还差不多。”我说，“赶紧去忙你的吧，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阿珍点点头，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周老板，”她没回头，“您是个好人。”

说完她就快步走开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板房的拐角处。

晚风吹过来，带着工地上特有的水泥和铁锈的味道。天边的火烧云把整个工地都染成了橙红色。

我点了一支烟，忽然觉得心里头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拨动了一下。

但我很快就把那个念头掐灭了。

人家是有丈夫的人，丈夫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周志强啊周志强，你他娘的想什么呢。

我狠狠吸了一口烟，转身回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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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病房里的对话

陈建国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里，阿珍每天都往医院跑。白天干完活，晚上就骑自行车去医院，第二天天没亮又赶回来上工。

食堂的活她也没落下，该做的都做得妥妥帖帖。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多精力，明明瘦得像根竹竿，却好像永远都不会倒下。

陈建国的病情一天天好转，脸色慢慢变红润了，人也精神了许多。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天我去医院看陈建国，正好阿珍不在。她刚走没多久，回去上夜班了。

陈建国看见我进来，连忙要坐起来。

“躺着躺着。”我拉了把椅子在床边坐下。

“周老板，”陈建国看着我说，“这些日子多亏了您。要不是您，我这条命……”

“行了，翻来覆去这几句话，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打断他，“你要是真感激我，就赶紧把身体养好。工地上少了你一个能干活的，我亏了不少。”

这话说得刻薄，但陈建国听了只是笑。

他比以前瘦了很多，但精神好了，眼睛里有光了。

“周老板，”他忽然说，“我想跟您说个事。”

“什么事？”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组织语言。

“我知道工地上最近有些闲话。”他终于开口了，“说您和阿珍……”

我心里一紧。

还是传到他耳朵里了。

“你别听那些——”我正要解释，陈建国摆了摆手。

“周老板，您不用解释。”他看着我说，“我知道您是好人。那天晚上台风那么大，您冒着雨送阿珍来医院，自己淋了一整夜。这些事护士都跟我说了。”

“那你还……”

“我是想说，”陈建国打断我，“这些闲话肯定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我替阿珍给您道歉。”

“道什么歉？”我皱起眉头，“你又没做错什么，阿珍也没做错什么。错的是那些乱嚼舌头的人。”

陈建国摇了摇头。

“周老板，我知道您不在乎。可是我在乎。”他顿了顿，“阿珍是个好女人，跟了我这么多年，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现在又因为我，连名声都差点搭进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老陈，你想说什么？”

陈建国看着窗外，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

“我在想，”他慢慢地说，“要是我当初没带阿珍出来，她是不是就不用吃这么多苦。”

“你说什么胡话呢？”我心里有点不安，“你要是没带她出来，现在病倒在床上的时候，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

“是啊。”陈建国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说不清的苦涩，“可是周老板，有时候我看着她瘦成那样，白天干活晚上还要来医院照顾我，我就想，我陈建国这辈子欠她的，下辈子都还不完。”

我沉默了。

“所以我想好了，”陈建国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等出了院，我要好好跟她过日子。再苦再累，我也要让她过上好日子。”

“这才对嘛。”我松了口气，“想开了就好。”

陈建国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走出病房的时候，总感觉陈建国那番话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走廊里的灯光很暗，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走到医院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住院楼的灯光。

算了，别想那么多了。人家两口子的事，我一个外人操什么心。

我骑上车，消失在夜色里。

第十章 出院那天

陈建国出院那天，是个大晴天。

南方的秋天终于有了一点凉意，风吹在身上不再黏糊糊的了。

阿珍一大早就去医院了，我批了她一天假。工地上的人都知道今天陈建国出院，有几个关系好的工人还凑了份子钱，让我帮忙带过去。

我到医院的时候，阿珍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正在帮陈建国收拾东西。

陈建国换下了病号服，穿上自己的旧衬衫。那件衬衫穿在他身上松松垮垮的，看得出瘦了很多，但整个人的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周老板！”他看见我，笑呵呵地打招呼，“您怎么来了？工地上不忙吗？”

“再忙也得来接你。”我把工友们的份子钱塞给他，“弟兄们凑的，别嫌少。”

陈建国看着手里的红包，眼圈又红了。

“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赶紧打岔，“大男人动不动就红眼圈，像什么样子。”

阿珍在旁边偷偷地笑。

回去的路上，我骑着三轮摩托，阿珍和陈建国坐在后面。陈建国一路上都在东张西望，像是好久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一样。

“变化真大啊。”他感慨，“我住院那会儿还是夏天呢，现在都秋天了。”

“你再住久一点，工地都盖完了。”我头也不回地说。

阿珍轻轻拍了陈建国一下，两个人相视而笑。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这一幕，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好像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特别在意阿珍的一举一动。她笑的时候，我也会不自觉地跟着笑；她难过的时候，我心里也堵得慌。

但我知道这种感觉不对。

人家是别人的媳妇，我对她好是出于老乡的情分，是出于包工头的责任。

仅此而已。

到了工地，一群工友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跟陈建国打招呼。陈建国笑呵呵地跟每个人说话，阿珍站在他旁边，脸上也带着笑。

那天晚上，我让食堂多加了几道菜，给陈建国接风。工人们围坐在一起吃饭喝酒，热热闹闹的。

陈建国不能喝酒，以茶代酒，挨个敬了一圈。敬到我的时候，他端着茶杯的手有点发抖。

“周老板，”他说，“我陈建国这条命是您给的。从今往后，您让我干啥我干啥，绝没有二话。”

“行了行了，”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说那些没用的干啥。以后好好干活，好好对阿珍，比什么都强。”

我说这话的时候，不经意地看了阿珍一眼。

她正好也在看我。

四目相对的瞬间，我看见她眼底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但那个瞬间很短，短到只有一秒。

她很快就低下了头，继续给陈建国夹菜。

我仰头把酒干了，火辣辣的酒液顺着喉咙往下淌，辣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对，是酒太辣了。

一定是酒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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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回归正轨

日子恢复了正常。

陈建国出院后不能马上干重活，我给他安排了些轻省的差事，让他先养一段时间。阿珍还是白天绑钢筋，晚上管食堂，忙得脚不沾地，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九月底，工程进度加快，甲方那边催得紧。我每天都泡在工地上，从早到晚地转，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有一回我饿着肚子巡视工地，阿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手里端着一个饭盒。

“周老板，您又没吃饭吧？”她把饭盒递过来。

我打开一看，是一份红烧肉盖饭，肉切得方方正正，肥瘦相间，酱汁浓郁，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这……”

“食堂剩的。”阿珍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端着饭盒，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她走得很稳，背挺得直直的，跟我第一次见她时那副随时会倒下的样子判若两人。

从那以后，我桌上的饭盒就没断过。有时候是午饭，有时候是晚饭，有时候还带一碗汤。阿珍从来没跟我多说过什么，放下就走，好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其实我心里明白，食堂根本不会“剩”这么好的饭菜。

但我没说破，她也没解释。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阿珍和陈建国的生活慢慢走上了正轨。陈建国恢复得不错，已经可以正常干活了。他们的工钱加上食堂的收入，一个月下来能攒下不少。

发工资那天，阿珍来找我。

“周老板，这是这个月的三百块。”她把一沓皱巴巴的钞票放在我桌上，“还差两千七。”

我看了看桌上的钱，又看了看她。

她的手指粗糙得像砂纸，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水泥灰。

“不急。”我说，“你们先攒着，等宽裕了再还。”

“不行。”阿珍摇头，“说好了按月还的。您已经帮了我们那么多了，不能连规矩都坏了。”

我拗不过她，只好把钱收下。

阿珍走的时候，脚步轻快了很多。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那沓皱巴巴的钱。每一张都被仔细地抚平过，叠得整整齐齐。

这个女人，真的不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着，转眼就到了年底。

工地上的活基本结束了，大部分工人都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过年。阿珍和陈建国也打算回四川老家，说是家里的老人想孩子了。

临走前一天晚上，阿珍敲开了我的门。

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

“周老板，这是给您做的。”她把布袋递给我，“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您别嫌弃。”

我打开一看，是一双棉鞋。针脚细密，鞋底很厚实，鞋面上还绣了一朵小小的花。

“您一个人在工地上过年，脚冷。”阿珍低着头，“这个保暖。”

我拿着那双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谢谢。”我的声音有点哑。

“应该是我谢谢您才对。”阿珍抬起头看着我，“周老板，要不是您，建国可能已经……”

她没说完，但意思我已经懂了。

“回去好好过年。”我打断她，“明年还得回来给我干活呢，别忘了你们还欠我两千多块钱。”

阿珍笑了，笑得很灿烂。

“不会忘的。过完年我们就回来。”

她转身要走，我叫住了她。

“阿珍。”

她回头。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周老板。”

她走了，走廊里回荡着她的脚步声。

我关上门，把那双棉鞋放在枕头边上。布鞋有一股淡淡的皂香味，很朴素，但让人心安。

窗外的工地上，有人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把夜空映得通红。

又是一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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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春天来了

过完年，工人们陆续回来了。

阿珍和陈建国是初八那天到的，比别的工人晚了两天。陈建国穿着一件新衣服，虽然不贵，但干干净净的，人也比年前胖了不少。

“周老板，给您拜个晚年！”他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

阿珍站在他身后，穿着那件熟悉的碎花衬衫，头发剪短了些，看着精神了很多。

“在家养得不错嘛。”我上下打量着陈建国，“看来阿珍没少给你做好吃的。”

“那是。”陈建国嘿嘿一笑，“回了老家天天大鱼大肉，我都吃胖了十斤。”

阿珍在旁边轻轻推了他一下：“别瞎说，哪有十斤。”

看着他们两个打打闹闹的样子，我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1994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二月份，工地上的木棉花就开了，红彤彤的一大片，远远看去像是着了火。

新的工程开始了，我又忙了起来。

一天下午，陈建国来找我。

“周老板，我想跟您商量个事。”他的表情很认真。

“什么事？”

“我想承包食堂。”他说，“阿珍一个人管食堂太累了，我想跟她一起干。工地上吃的这方面，我们两口子包下来，保证让弟兄们吃好。”

我愣了一下。

“你一个男人，去管食堂？”

“管食堂怎么了？”陈建国笑了，“阿珍做菜好吃，我来打下手，买菜洗菜切菜洗碗，什么都干。这样阿珍就不用两头跑了。”

我看着陈建国。

这个男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他只知道埋头干活，从来不想别的。现在居然会主动提出承包食堂，懂得为阿珍分担了。

“行。”我答应了，“试试看吧。要是不行，你再回工地上干活。”

“谢谢周老板！”

陈建国高高兴兴地走了，脚步轻快得像个小伙子。

食堂承包之后，阿珍确实轻松了很多。陈建国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买菜，回来洗菜切菜，忙完了中午饭又忙晚饭，一点不比在工地上轻松。但他干得很起劲，整天乐呵呵的。

有时候我去食堂吃饭，看见他们两个在灶台前忙活，陈建国系着围裙在那洗碗，阿珍掌勺炒菜，油烟缭绕中配合得天衣无缝。

“周老板，今天的红烧排骨，您尝尝。”陈建国端着一盘菜走过来。

我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肉炖得烂而不散，酱香浓郁。

“好吃。”我竖起大拇指。

陈建国回头冲阿珍得意地笑了笑，阿珍白了他一眼，嘴角却忍不住上扬。

那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不是嫉妒，也不是羡慕。

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

晚上回到宿舍，我翻出了那双棉鞋。冬天穿了一季，鞋底已经磨薄了，但鞋面上的那朵小花还在。

我把鞋放回枕头边上，关了灯。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铺在地板上，像一层薄薄的霜。

春天来了，一切都在变好。

我也该往前看了。

第十三章 深夜电话

五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家里打来的，说我娘摔了一跤，腿骨骨折，住进了县医院。

我放下电话就开始收拾东西。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跑，家里人照顾得少，心里本来就过意不去。现在老娘摔了，说什么也得回去一趟。

我把工地上的事交代给老刘，让他暂时代管。老刘虽然嘴碎，但干活还算靠谱。

“我回去几天就回来，工地上你盯紧点。”我对老刘说。

“放心吧，又不是第一次了。”老刘拍着胸脯保证。

我正要走，阿珍追了上来。

“周老板，您这是要回家？”她跑得有点喘。

“嗯，家里有点事。”

“什么事？要紧不？”

“我娘摔了腿，回去看看。”

阿珍犹豫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塞给我。

“这是我和建国的一点心意，您带回去给老人家买点东西。”

我低头一看，红包里是五百块钱。

“这是干什么？”我赶紧推回去，“你们还欠着我两千多呢，拿这个还债还差不多。”

“一码归一码。”阿珍学着我的口气说，眼神很认真，“欠您的钱我们慢慢还，这是给老人家的心意。您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

我被她噎得说不出话。

“拿着吧。”阿珍把红包塞进我手里，“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我攥着那个红包，红纸被阿珍的体温捂得微微发热。

“知道了。”我把红包揣进兜里，“你们也好好的。”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转了两趟汽车，终于到了家。

我娘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但精神还行。看见我回来，嘴上骂着“你回来干啥，挣你的钱去”，手却死死抓着我不放。

“你就嘴硬吧。”我在床边坐下，把红包拿出来，“这是我工地上两个工人托我给您的，说让您好好养病。”

“人家工人给你娘包红包？”我娘狐疑地看着我，“什么工人这么好心？”

“就是……”我顿了顿，“就是我帮过的两个工人。两口子，之前男的生病，我借了他们点钱。”

我娘上下打量着我，那种当娘的审视儿子的眼神。

“女的？”

“什么女的男的，是两口子。”我有点心虚。

“你少跟我打马虎眼。”我娘哼了一声，“你娘我活了六十多年了，什么看不出来？这红包，是那个女工人给的吧？”

我没说话。

“儿啊，”我娘忽然叹了口气，“你在外面的事，娘不管。但是有一样你得记住——”

她看着我，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经历过世事的光芒。

“别人家的媳妇，再好也是别人家的。”

“娘，你说什么呢？”我哭笑不得，“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我就是帮了他们一个忙，没别的。”

“那就好。”我娘闭上眼睛，“娘就是提醒你一句。”

我在病房里坐了很久，直到天黑才回老屋。

老屋很久没人住了，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我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有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

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一会儿是阿珍在月光下扛水泥的样子，一会儿是她笑着往我手里塞红包的样子，一会儿又是我娘说的那句话——“别人家的媳妇，再好也是别人家的”。

折腾到后半夜，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在家待了五天，我娘的伤情稳定了，我才动身回东莞。

走的那天，我娘又叮嘱了一句：“记住娘说的话。”

“记住了记住了。”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回到工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刚进大门，就看见食堂的灯还亮着。

阿珍和陈建国正在收拾灶台，看见我回来，两个人都迎了出来。

“周老板，您回来啦！”陈建国笑呵呵地打招呼，“老人家怎么样了？”

“好多了，养一阵子就能下地。”我说。

“那就好那就好。”陈建国搓着手，“您还没吃饭吧？阿珍，给周老板下碗面。”

阿珍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端到了我面前。面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切了细细的葱花，还滴了几滴香油。

“趁热吃。”阿珍说，语气平淡，像是在跟任何一个普通工友说话。

可我看着那碗面，眼眶忽然有点发酸。

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

也可能是因为，这碗面和我娘做的味道，有那么一点点像。

我低头吃面，一句话也没说。

阿珍和陈建国在旁边说着食堂的事，什么明天买菜的菜价涨了，什么猪肉不太好买。我嗯嗯啊啊地应着，把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

“周老板，您早点休息。”陈建国说，“我们先回去了。”

他们两口子并肩走出食堂，陈建国很自然地牵起了阿珍的手。

阿珍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然后转过头，跟着陈建国消失在夜色里。

我一个人坐在食堂里，面前是空空的碗，汤都喝干净了。

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窗外的虫子在叫个不停。

我把碗端起来去洗，冷水冲到手上的时候，整个人终于清醒了一些。

周志强，别想那些没用的了。

人家过得好好的，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把碗洗干净，倒扣在架子上，关了灯，锁了门。

月亮挂在塔吊顶上，还是那么圆，那么亮。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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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尘埃落定

一晃眼，1994年秋天就到了。

工地上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开始进入装修阶段。食堂的生意也越来越好，陈建国和阿珍的手艺在工地上出了名，连隔壁工地的工人都跑过来吃饭。

十一月底，陈建国把最后一笔钱还给了我。

“两千七，加上利息，一共两千九。”他把钱整整齐齐地放在我桌上，“周老板，您数数。”

“哪来的利息？”我把多出来的两百块推回去，“说好了借多少还多少。”

“不行不行。”陈建国连连摆手，“借了这么久，不给利息说不过去。”

“你再这样我翻脸了。”我假装生气，“拿回去。给阿珍买身新衣裳，让她也打扮打扮。”

陈建国犹豫了一下，把钱收了回去。

“周老板，您对我们两口子的恩情，我这辈子都记着。”他认真地说，“以后您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绝不含糊。”

“行了，别在这儿煽情了。”我摆摆手，“忙你的去吧。”

陈建国走了几步，又折回来。

“对了周老板，”他挠了挠头，“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

“我和阿珍想着，等这个工程干完了，就回老家去。”他说，“家里老人年纪大了，孩子也该上学了，不能老在外面飘着。”

我心里咯噔一下。

“回去干啥？种地？”

“我想在镇上开个小饭馆。”陈建国说，“阿珍手艺好，我们寻思着能不能做点小买卖。攒了点本钱，够开个小店了。”

“好事啊。”我挤出一个笑容，“你们两口子开个夫妻店，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借您吉言。”陈建国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等开了张，您一定要来尝尝阿珍的手艺。”

“一定一定。”

陈建国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陈建国和阿珍要走，这事我早就料到了。他们不可能在工地上干一辈子，迟早要回去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可真到了这一天，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就像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一样。

晚上，我一个人在工地转悠。工地上到处是建筑材料，钢筋水泥堆得像小山一样。我爬到最高的一层楼面上，看着脚下的城市灯火通明。

远处是东莞的夜景，霓虹闪烁，车水马龙。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化，新的楼不停地往上长，可盖楼的人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谁也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

我点了一支烟，看着烟雾被晚风吹散。

算了，想那么多干什么。

人家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我有我的路要走。

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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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告别

年前最后一天，工地彻底停工。

工人们都走光了，食堂也关了门。阿珍和陈建国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坐第二天早上的火车回四川。

晚上，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食堂里坐着，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门开了，阿珍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件新棉袄，是陈建国用还利息的那两百块钱给她买的。枣红色的，衬得她的脸色特别好看。

“周老板，我就知道您在这儿。”她在我对面坐下，“明天一早我们就走了，今晚来跟您道个别。”

“嗯。”我应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阿珍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在桌上。

“这是给您做的。”她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双新棉鞋，比去年那双更厚实，鞋面上绣了两朵小花，“您一个人在工地上，冬天冷，穿这个暖和。”

我看着那双棉鞋，喉头发紧。

“去年那双还能穿。”我哑着嗓子说。

“那双都磨破了。”阿珍笑了一下，“这双做得更结实，够您穿好几年的。”

“谢谢。”我把棉鞋收下，手指摩挲着鞋面上细密的针脚。

“周老板，”阿珍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我跟建国能有今天，全靠您。这份恩情，我们两口子一辈子都不敢忘。”

“别说这些了。”我打断她，“你们回去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阿珍点了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开口了。

“周老板，有句话我一直想问您。”

“什么话？”

“您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我被她问住了。

为什么对你们这么好？

因为你们是老工？因为看你们可怜？因为陈建国病的不是时候？

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说，“可能就是……看不过去吧。”

阿珍看着我，目光很温柔。

“周老板，您是个好人。”她说，“特别好的人。”

说完，她站起来，朝我深深鞠了一躬。

“您多保重。”

“你也是。”

阿珍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好像想回头，但最终还是没有。

门开了，又关上。

食堂里又剩下我一个人。

我把那双棉鞋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鞋底纳得很厚实，针脚密密实实，每一针都走得均匀工整。不知道她做这双鞋花了多少个晚上。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下来，滴在鞋面上，洇开一小片水渍。

我赶紧用手去擦，越擦越多。

后来我干脆不擦了，就那么捧着鞋，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食堂里，像丢了魂一样。

窗外的风吹得铁皮屋顶哗啦啦地响，远处的街上偶尔传来几声鞭炮声。

天快亮了的时候，我把棉鞋揣进怀里，锁了食堂的门。

路过阿珍和陈建国住过的宿舍时，我停下脚步看了一眼。门窗紧闭，里面空无一人。

他们已经走了。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自己的宿舍走去。

清晨的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子割。我缩了缩脖子，加快了脚步。

走了几步，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间空宿舍。

“再见。”我轻声说了一句，也不知道是在跟谁说。

然后我转过身，大步走向自己的宿舍。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把整个工地照得金灿灿的。新的一天开始了。

尾声

多年以后，我早已不在工地上了。

包工头的日子结束了，我回了老家，在县城里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有一年过年，我收到一个从四川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包腊肉和一双新棉鞋。

包裹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周老板，新年快乐。我们的馆子开张三年了，生意很好。建国身体也很好。孩子考上了初中。一切都好。——阿珍”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

“棉鞋是今年新做的，您试试合不合脚。”

我试了。正合脚。

那天晚上，我把那双棉鞋放在床头，一夜无梦。

窗外有人在放烟花，五颜六色的，照亮了大半个天空。

这世上总有些人，在你生命里路过一下子，却让你记住一辈子。

阿珍和陈建国，不知道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们馆子的招牌菜，还是不是当年工地上那碗红烧肉的味道？

如果有一天路过你们的小镇，我想去尝尝。

就是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南方工地上的包工头。

他可是记得你们的。

一直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