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生产队记分员，寡妇每天压张纸条我没举报，半年后她送双棉鞋

楔子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底，北风就开始在冀南平原上呜呜地刮，穿过漳河故道那片光秃秃的柳树林子，打在李家堡的土坯墙上，带起一层又一层的干土面子。生产队上工的钟声比往常早了半个时辰，因为天短了，活儿却不少。男劳力们扛着铁锹耙子去南洼翻冻地，女人们则在队部院子里剥花生种，预备着明年开春下秧。

我刚满十九，高中毕业回来在生产队当记分员。说是记分员，其实什么杂活都干。队长李满囤是个四十多岁的黑脸汉子，嗓门大得像铜锣，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二小子，你念过书，会写会算，这工分簿就交给你了。记住，笔杆子底下有良心，一笔一划都是社员们的命。"

我点头，把那个蓝布面的工分簿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块烫手的砖。簿子已经用了好几年，前头几页被雨水洇过，墨迹晕开了，有些名字看不太清楚。我从供销社买来一瓶英雄牌蓝黑墨水，把钢笔尖在墨水瓶子里蘸了又蘸，在第一页工工整整写下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本簿子里会藏进一个寡妇的秘密，更不知道半年之后，一双用旧布和棉花絮成的棉鞋会让我的人生彻底拐了个弯。

李家堡不大，百十户人家，沿着漳河故道的老堤散落着。村东头是李姓本家多，村西头有几户外姓，最西边靠着那片乱葬岗子的是赵寡妇家。赵寡妇叫赵玉兰，二十八岁，男人前年冬天在县砖窑上出了事，塌方砸断了腰，没送到医院就断了气。撇下她和一个五岁的闺女，小名叫丫丫。

村里人都说赵寡妇命硬，克夫。她公公婆婆早些年就没了，娘家在三十里外的王家庄，嫂子不待见她，说她拖个油瓶回去吃闲饭。她就这么一个人拉扯着丫丫过日子，队上照顾她，不派太重的活儿，她也从来不偷懒，给什么干什么，就是不爱说话。那双眼睛黑漆漆的，看人的时候像一潭深水，底下沉着什么，谁也探不到底。

我们记分员每天傍晚要在大队部的院子里给社员们记工分。谁干了什么活儿，干了几晌，有没有请假，都要一笔笔记清楚。月底一汇总，按工分分粮食、分钱。所以这差事看着不起眼，其实关乎每家每户的命根子。

十一月初那几天，北风刮得紧。我裹着父亲那件旧棉袄缩在院子里的石桌旁边，手指头冻得发僵，写字的时候钢笔尖直打滑。社员们三三两两围过来，七嘴八舌报着当天的工分。李满囤站在旁边监督，时不时吼一嗓子："二狗子你今儿下午就干了半晌，别想糊弄！"

轮到赵玉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她牵着丫丫的手走过来，丫丫的小脸冻得通红，鼻涕吸溜吸溜的。赵玉兰站在石桌前面，从她那个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叠得方方正正的，压在我面前的工分簿上。她没说话，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然后拉着丫丫转身就走了。

我愣了一下，把纸条打开，上面是一行娟秀的小字，像是用铅笔头写的："今儿在磨坊推磨一下午，三晌工，麻烦记上。"

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队上有时候活儿零碎，记分员不一定每时每刻都在场盯着，社员自己报工分也是常有的事。我拿起笔，在赵玉兰的名下记上"推磨"、"三晌"，然后把纸条夹进了工分簿里。

可第二天傍晚，她又来了。还是那张石桌，还是那条蓝布褂子，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压在工分簿上。这次写的是："跟车去公社粮站交公粮，装车卸车一整日，算四晌工。"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天天如此。每天傍晚，天将黑未黑的时候，赵玉兰就牵着丫丫出现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她不排队，不跟别人挤，就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等着，等到别人都记完了，她才走过来，把纸条压在我的簿子上。有时候说句话，有时候连话也不说，就看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又带着点恳求，像怕我当众把纸条上的内容念出来似的。

我一开始没多想。纸条上写的活儿都跟她每天干的能对上，磨坊推磨、跟车交粮、晒场翻麦、菜园浇水，都是队上派给她的杂活儿。可记了十来天之后，我觉出不对来了。

那天傍晚她又来压纸条，我趁她不注意，翻了一下前面几页的工分记录。那是十一月中旬，队上正在南洼挖排水沟，男女老少齐上阵。可赵玉兰的纸条上写的是"在饲养室铡草"。铡草这活儿一般是两个人搭档，一个往里续草，一个压铡刀。我专门去问过饲养员李老栓，他说那几天赵玉兰确实在铡草，不过是跟二狗子的媳妇翠娥搭的伙，干了三个下午。

三个下午，顶多算一晌半。可纸条上写的是两晌半。

我的头皮有点发麻。当时钢笔尖戳在纸上，洇出一个小小的墨点儿。我把工分簿合上，想着要不要跟李满囤说。可转念一想，那多出来的工分也就几分，换算成粮食不过几两，犯不着去得罪人。再说赵玉兰是个寡妇，拉扯个孩子不容易，队上本来就应该多照顾照顾她。

这么想着，我就把这事儿压下来了。那天晚上赵玉兰又来，我照常记了工分，什么也没说。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这次那眼神里的试探少了，多了点别的什么，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感激。

十一月过完，十二月，一月，赵玉兰每天都来压纸条。我也每天都记，什么也不说。有时候她来得早，我就让她把纸条直接放在簿子上；有时候来晚了，院子里没什么人了，她会多站一会儿，跟我说句话。无非就是"今儿天真冷"、"丫丫感冒了，我带她去赤脚医生那儿看了看"之类的，都是些家常话。可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软软的，跟平时那个闷葫芦似的赵寡妇判若两人。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照例每天记工分，照例把她的纸条夹在簿子里，一张一张，从薄薄的草纸到裁过的旧报纸边角，渐渐攒了一小沓。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事，包括我爹我娘。家里问我队上累不累，我就说还行。我娘有时候念叨："二小子你天天跟工分打交道，可别得罪人哪。"我就笑笑，说不会。

其实我心里清楚，我是在包庇赵玉兰。我记的那些工分，她多报的也许不止几分，几个月下来，可能多拿了好几十个工分。换成的粮食，够她和丫丫多吃两三个月。可我就是张不开那个口去揭发她。每次看见她牵着丫丫走过来的样子，看见丫丫那双冻得通红的小手，看见赵玉兰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的衣裳，我就觉得，这世道对有些人来说，太苦了。

二月初，天开始回暖。柳树条子泛了青，漳河故道里的冰化开了，水声哗哗的。队上开始准备春耕，李满囤整天带着人在南洼丈量地块，算计着哪块地种什么。记分员的活儿也忙了起来，每天工分簿上密密麻麻都是名字。

赵玉兰还是每天来压纸条。她的纸条上写的活儿从室内的推磨铡草变成了地里的活，翻地、送粪、挑水浇苗。我照单全收，一个字也不多问。只是有时候她递纸条过来，指尖碰到我的手指，凉凉的，带着股肥皂的味儿。那味道很淡，淡得几乎闻不见，可我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挠了一下。

我十九了，在这个年纪，对女人有种说不清的敏感。赵玉兰虽然是个寡妇，可长得并不难看。二十八岁的人，脸上干干净净的，眉眼周正，身条也不像别的农村妇女那样臃肿。她总是把头发梳得利利索索的，在后脑勺扎个髻，用根黑头绳绑着。衣裳旧是旧了些，可补丁都打得整整齐齐。在那些邋里邋遢的农村媳妇堆里，她就像一株被风吹歪了但还直挺挺长着的杨树。

有一天傍晚下小雨，院子里没什么人。赵玉兰撑着把破油纸伞过来，丫丫没跟着。她走到石桌前面，收了伞，雨水顺着伞骨滴下来，在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她今天没掏纸条，而是直接跟我说："二小，今儿我在南洼锄了一天地，你帮我记上四晌。"

我低头在本子上写，她站在旁边看着。雨打在那把破伞上，沙沙沙的，像蚕吃桑叶。我写完抬头，发现她在盯着我看。四目相对，她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别过头去，说了句"谢谢"，撑着伞走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老是她那个眼神，还有那句"谢谢"。她说谢谢的时候，声音比平时更轻，像是只让我一个人听见。我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说不清楚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

三月里，春耕大忙。全队的人都下了地，连七八岁的孩子都被派去拾粪。赵玉兰也被派了重活儿，跟着男劳力们一起在河滩地上翻土。她力气不大，干得慢，可从来不歇。我路过河滩的时候，看见她弯着腰，铁锹一锹一锹地翻着黑油油的泥土，额头上沁着汗珠，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丫丫蹲在田埂上捡石子玩，时不时喊一声"娘"，她就直起腰来应一句，用袖子擦擦汗，接着干。

那画面让我心里一酸。我转过头，加快了脚步。

我娘这几天老念叨我，说我天天魂不守舍的，吃完饭就往大队部跑。我没法跟她解释，只能含糊地说是工分多，得早点去核对。其实我知道，我心里是盼着傍晚快点来，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院子里。

三月底的一个傍晚，赵玉兰又来压纸条。那天她穿了一件崭新的碎花布褂子——说是新，其实也是用旧布改的，但改得合身，衬得她整个人精神了不少。她把纸条压在我面前的时候，丫丫忽然从她身后探出头来，奶声奶气地说："李叔叔，我娘说你的棉袄破了，要给你做双鞋。"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棉袄。袖口确实磨破了，棉花都露了出来。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赵玉兰的脸腾地红了，一把把丫丫拽到身后，嗔怪地说："小孩子胡说什么！"然后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慌乱，有羞涩，还有种我读不懂的东西，转身拉着丫丫就走了。

我拿着那张纸条，站在院子里愣了好半天。棉袄破了，她怎么知道的？她什么时候看见的？那双鞋，又是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对着镜子仔细看了看自己的棉袄袖口。破洞不大，可确实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我忽然想起来，前几天在河滩上碰见她的时候，我脱了棉袄干活，她就站在不远处歇晌。也许就是那时候看见的。

说不清为什么，这个发现让我一宿没睡着。我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狗叫鸡鸣，满脑子都是赵玉兰那张红透了的脸。她为什么要给我做鞋？难道就因为我替她记了那些工分？还是说……我不敢往下想。

四月到了。桃花开了，杏花也开了，漳河故道两岸一片粉白。队上的春耕接近尾声，开始忙着给麦子浇返青水。记分员的活儿稍微轻了些，我有了点闲工夫，就在院子里帮着修理农具。

赵玉兰还是每天来压纸条，可我觉出她有些不对劲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看着我说话，总是低着个头，把纸条往簿子上一放就走。有次我故意叫住她，说玉兰姐你等一下，我核对下昨天的工分。她站住了，身子绷得紧紧的，眼睛看着地上，说："你核吧，我等你。"那个样子，就像做错了什么事等着挨训的小学生。

我心里越来越不安。她这是在躲着我？还是那天丫丫的话让她觉得尴尬了？我想问问清楚，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人家是寡妇，我一个大小伙子，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她拉拉扯扯问东问西，传出去像什么话。

四月中旬，李满囤找到我，说要提前统计上半年的工分，预备着麦收后分粮。我应下来，从箱子里抱出工分簿开始算。一笔一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过。算到赵玉兰的时候，我特意把她的纸条全都翻出来，准备重新核算一遍。

整整一沓纸条，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五个多月，一百五六十张。我一张一张地看，越看心里越沉。她确实多报了。有些天只干了一晌活，报了两晌；有些天歇了半天，报了一整天。算下来，她多拿了将近三十个工分。三十个工分在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能换好几十斤粮食。

我坐在屋里，对着摊了一桌子的纸条发愁。这事儿要是让李满囤知道，赵玉兰轻则扣工分挨批，重则可能被当成"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去游街示众。可要是就这么瞒下来，我这记分员算怎么回事？对得起李满囤那句"笔杆子底下有良心"吗？

我点了根烟，在屋里踱来踱去。窗外的桃花瓣被风吹进来，落在工分簿上，粉的粉，白的白。我忽然想起来赵玉兰那双眼睛，想起来她在雨里撑着伞的样子，想起来丫丫奶声奶气说的那句话。心里一软，做出了个决定：先把这事儿压着，等分了粮再说。到时候我自己想办法，从别的什么地方贴补上那三十个工分。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件事根本由不得我。

四月二十号那天傍晚，赵玉兰没有来。我坐在院子里等到天黑，等到别的社员都记完了工分各自回家，也没见她的影子。我心里有点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第二天傍晚，她来了，可还是没压纸条。她站在石桌前面，从身后拿出一个布包，放在我面前。

布包用一块旧蓝布裹着，打了两个结。她低着头说："二小，这个给你。"然后不等我说话，转身就走了。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双黑面白底的棉鞋。鞋面用的是那种厚实的条绒布，虽然看得出是旧的——布面上有些地方毛都磨没了——但洗得干干净净，针脚密密的。鞋底是千层底，一层层白布叠起来，用麻绳纳得结结实实。最里面絮了一层新棉花，按上去软乎乎的。我拿起来一看，鞋里子还缝了个小口袋，摸着鼓鼓囊囊的，翻开来，里面塞着五毛钱。

我拿着那双鞋，好半天没回过神来。五毛钱，是她替自己多报的工分补给我的？还是说，这就是一双普普通通的棉鞋，那五毛钱是买鞋材料剩下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这双鞋拿到手里的一刹那，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那一晚我又没睡着。我坐在灯下，把那双棉鞋翻来覆去地看。鞋底纳得格外密实，麻绳拉得紧，针脚一排排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士兵。鞋口锁了边，用的是一种暗针法，从外面几乎看不见线头。我试着穿了一下，大小正合适，跟量过我的脚一样。

一个念头在我心里升起来，越升越高，高得让我心慌：她是什么时候量的我的脚？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尺码的？我翻来覆去想，忽然记起来，三月初有一天我在地头脱了鞋歇晌，赵玉兰从旁边过，好像是往我这边看了一眼。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想，也许那时候她就在看了。

这个念头让我浑身的血都热了。一个寡妇，偷偷量了一个小伙子的脚，给他做了一双棉鞋，还往里面塞了五毛钱。这事儿搁谁身上，也不可能不多想。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把那五毛钱又塞回鞋里，用布包好，揣在怀里去了赵玉兰家。她家住村西头那两间土坯房里，院子不大，用树枝和玉米秸扎了个篱笆。我走到篱笆外面，看见丫丫在院子里喂鸡，赵玉兰在屋里忙活。

"丫丫，"我喊了一声，"你娘在不在？"

丫丫抬起头，小脸上露出个大大的笑容："李叔叔！娘！李叔叔来了！"

赵玉兰从屋里出来，系着个蓝布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看见我站在篱笆外面，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来开了篱笆门。

"你咋来了？"她的声音有点发紧。

我把布包递过去："玉兰姐，这钱我不能要。鞋我收下了，可钱你拿回去。"

她看了看那个布包，又看了看我，眼圈忽然就红了。她没接，把手背在身后，说："二小，你收着。那是我该给你的。"

"什么该给不该给的？"我压低声音，"你帮我做鞋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这钱我真不能要。"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黑漆漆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可硬是没让它们掉下来。她抿了抿嘴唇，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二小，我知道你一直照顾我。那纸条上的事儿，我都知道。这五毛钱，是……是我的一点心意。"

她说到"纸条上的事儿"的时候，我的心猛地一沉。她知道了？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知道她多报了工分？那她这半年压的每一张纸条，岂不都是在试探我？

我站在篱笆门口，脑子里轰轰的，像开了锅的水。赵玉兰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一颗，顺着脸颊滑到下巴上，滴在她那双粗糙的手背上。

"二小，"她吸了吸鼻子，"你是个好人。这半年，我天天去压纸条，天天提心吊胆，怕你哪天就捅出去。可你没有。你一个字都没说。我知道你不是傻，你是故意护着我。我这辈子……没人这么护过我。"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进了屋，把门关上了。我站在院子里，丫丫歪着头看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蹲下来，把布包放在门墩上，说："丫丫，这个交给你娘，告诉她，鞋我穿了，钱她还留着给丫丫买糖吃。"

然后我站起来，出了篱笆门，走了。

那天之后，赵玉兰就再也没来压过纸条。每天傍晚她直接到院子里报工分，一是一二是二，再没多报过一个工。可我跟她之间，有些东西变了。以前她来看我一眼就走，现在她会在石桌前面多站一会儿，跟我聊几句家常。以前她叫我"二小"，现在她还叫我"二小"，可那个"小"字的尾音，总是拖得长长的，像是含着什么说不出的话。

村里人开始有闲话了。先是二狗子的媳妇翠娥，那天傍晚来记工分，看见赵玉兰刚走，我就站在石桌旁边出神。翠娥"哟"了一声，说："二小，那寡妇刚才跟你说啥呢？瞧你魂儿都飞了。"

我脸上挂不住，板着脸说："翠娥嫂子你别瞎说，人家就是报个工分。"

翠娥撇撇嘴："我可没瞎说。我早看出来了，那寡妇天天往你跟前凑，你还不躲着点？小心满囤队长找你谈话。"

我没理她，可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一下。翠娥这张嘴，在李家堡是有名的传声筒，她要是把这事儿说出去了，用不了三天，全村都得知道。

果然，没出五天，我娘就找我了。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娘把我叫到灶房，一边刷碗一边问我："二小，你跟那个赵寡妇，到底咋回事？"

我心跳漏了一拍，故作镇定地说："啥咋回事？人家就是个社员，我给她记工分，能咋回事？"

我娘把碗重重地搁在案板上："你别糊弄你娘。翠娥都跟我说了，说那寡妇天天给你送纸条，还给你做了双鞋？你知不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你是大小伙子，还没说亲呢，跟她搅和在一起，往后谁还给你说媳妇？"

我憋了半天，说："娘，她不容易。男人没了，一个人带孩子，队上给的工分又少，我不照顾点她，她跟丫丫喝西北风去啊？"

我娘叹了口气："娘不是不让你照顾她，娘是怕你陷进去。你十九了，不是小孩子了。那赵寡妇虽然可怜，可她毕竟是寡妇。你跟她走太近，村里人怎么看？你以后还想不想在李家堡抬头做人了？"

我低下头，不说话了。我娘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每天傍晚看见赵玉兰走过来，我的心就砰砰跳，像揣了只兔子。我想见她，想跟她说话，想看着她笑。我甚至开始盼着天快点黑，盼着傍晚快点来。

五月到了，麦子黄了。金灿灿的麦浪在漳河故道两岸铺开，风吹过去，哗啦啦响。队上开始准备夏收，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学校都放了假，让孩子们去地里拾麦穗。

赵玉兰被分在割麦组，跟在男劳力后面割麦子。她腰里扎着根草绳，弯着腰，镰刀一起一落，麦秆刷刷地倒下去。我在田埂上记录每个组割了多少亩，眼睛却老往她那边瞟。她干活的样子很专注，额头的汗珠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有时候直起腰来歇口气，她会朝我这边看一眼，隔着老远的麦田，她的眼神像一缕丝线，软软地牵过来。

我每次被她看到，就赶紧低下头假装在本子上写什么，可心里那根弦，被她拨得颤颤的。

麦收忙了半个多月，队上累趴了好几个。我也累得够呛，每天从早到晚脚不沾地，工分簿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名字和数字。赵玉兰还是每天都来报工分，可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不是没话说，是周围人太多了，有些话不能当着那么多人说。

有一天，麦收快结束的时候，我在地头碰见了她。那天太阳毒得很，她摘了草帽扇风，脸红扑扑的，鼻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我正好从她旁边过，她叫住我，说："二小，你瘦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笑着说："瘦了好，省粮食。"

她没笑，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压低声音说："丫丫让我跟你说，晚上去家里吃顿饭。她，她想你了。"

她说完这话，脸更红了，转过身就钻进麦田里去了。我站在地头，太阳晒得我发晕。丫丫想我了？还是……她想我了？

那天晚上，我找了个借口溜出家门，去了村西头。走到篱笆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远处传来几声狗叫。赵玉兰家的屋里亮着油灯，昏黄的灯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暖融融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推开了篱笆门。丫丫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抱住我的腿："李叔叔！你来了！我娘做了面条！"

赵玉兰站在门口，围裙还没解，手里拿着双筷子。她看见我进来，嘴角弯了一下，说："进屋吧，面都坨了。"

我坐在她家那张缺了条腿用砖头垫着的方桌旁边，看着赵玉兰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我面前。面条是手擀的，切得细细的，上面卧了个荷包蛋，撒了葱花，滴了几滴香油。在那个年代，这是一顿顶好的饭。

丫丫坐在旁边，拿着个小碗吃得呼呼响。赵玉兰坐在对面，没吃，就看着我。她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白布衫子，头发重新梳过，插了根黑色的簪子。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眉眼映得柔柔的。

我埋头吃面，一口一口，热气扑在脸上，眼睛有点发酸。这几年，从高中毕业回来干活，家里虽然不缺我一口吃的，可从来没人给我单独做过一顿这么好的饭。

"二小，"赵玉兰轻声开口，"以后别老在队部吃凉馒头了。我给你做点干粮，你带着。"

我抬起头，她正看着我，那双黑漆漆的眼睛里映着油灯的火苗，一闪一闪的。

"玉兰姐，"我的嗓子有点哑，"你别对我这么好。"

"为啥？"她问。

"我……我什么都没为你做。就是记了几个工分，那算啥？"

她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二小，你不明白。这半年来，你每天看见我的纸条，什么都不说，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你让我觉得，这世上还有人把我当个人看，不是当个倒霉的寡妇。"

我看着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丫丫吃完了面，打了个哈欠，赵玉兰站起来把她抱到里屋的炕上。等她出来，又坐在我对面。

那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话。她跟我说她男人是怎么出事的，说她娘家嫂子怎么不待见她，说她一个人拉扯丫丫有多么不容易。我说我在学校的事儿，说我爹想让我去公社当文书可我嫌远没去，说我以后想干点啥。

说着说着，夜就深了。油灯的捻子烧得短了，火苗一跳一跳的。赵玉兰站起来，从柜子里摸出个东西，递到我手里。

"这个你拿着，"她说，"天热了，棉鞋穿不住了。我给你做了一双单鞋。"

我低头一看，是一双黑面白底的布鞋，薄薄的，正是夏天穿的那种。鞋面上没有绣花，可针脚还是那么密，那么匀。

"玉兰姐，"我站起来，手里攥着那双鞋，"你……你到底为啥对我这么好？"

她站在我面前，近得我能闻见她身上那股淡淡的肥皂味。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可最后只是轻声说："因为你这半年来，一直没举报我。"

她说完这句话，伸手推了我一把，把我往门外送。走到篱笆门口，她站在月光底下，说了句："二小，明天见。"

我攥着那双单鞋，在月光里走回家。那天晚上的风暖融融的，带着麦收后田野里的香气。我的脚步轻飘飘的，像踩在云彩上。

可我知道，事情远没有结束。翠娥的闲话已经传出去了，李满囤迟早会知道。我娘的态度很明确，村里人的眼光也像刀子一样。我跟赵玉兰之间隔着的，不光是那五个月的纸条，还有整个李家堡的嘴。

接下来的日子，我提心吊胆地过着。每天傍晚在院子里记工分，看见赵玉兰走过来，既盼着她来，又怕她来。盼的是能看见她，怕的是被村里人看出什么来。

六月初，麦收彻底结束了。队上分了新麦，家家户户都忙活着磨面蒸馒头。赵玉兰也分到了她那份，虽然不多，但足够她和丫丫吃几个月。我去帮她领粮食的时候，她站在粮仓门口，眼睛亮晶晶的，说："二小，今年多亏了你。"

我左右看看没人，压低声音说："别这么说，今年你出工多，该得的。"

她笑了笑，那笑容在阳光底下特别好看。我赶紧转过头去搬粮食，怕自己再看下去就走不动路了。

六月十号那天，李满囤把我叫到他家。他一进屋就把门关上了，黑着脸坐在炕沿上，抽了半天烟不说话。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站着也不是，坐也不是。

终于，他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开口了："二小，你跟那个赵寡妇到底怎么回事？"

我心跳得厉害，嘴上却说："队长，啥事没有。我就是个记分员，人家来报工分，我记工分，就这么简单。"

李满囤盯着我看，那眼神像两把锥子："你别跟老子打马虎眼。翠娥都跟我说了，说那寡妇天天给你压纸条，你俩眉来眼去的。还有人说她给你做了双鞋？你知不知道，她是个寡妇！你一个大小伙子，跟她不清不楚的，你让队上怎么管？你让村里人怎么看？"

我低着头不吭声。李满囤站起来，在我面前来回走，步子又重又急，踩得地面咚咚响。

"二小，"他的语气缓了一点，"我不是不近人情。赵玉兰是可怜，我知道。可你想想，你爹你娘在村里还要做人呢。你要真是……要真是跟她有什么，你让他们老脸往哪儿搁？再说，赵玉兰那边，她一个寡妇，要是传出什么不好听的，她还活不活了？"

我抬起头，说："队长，我跟她真的没什么。就是……就是看她不容易，有时候多照顾点。你要是不放心，以后她来报工分，我让别的记分员记，行不？"

李满囤叹了口气，摆摆手："我不是那个意思。算了算了，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别太过分，别让人抓着把柄。"

我出了李满囤的家门，后背的衣裳都被汗浸透了。我知道，这事儿还没完。翠娥的嘴，李满囤的眼，还有我娘的心，都是悬在我头上的刀。

从那天起，我刻意避着赵玉兰。傍晚她来报工分的时候，我就让另一个记分员小刘来记，自己躲到屋里去。小刘是个十八岁的姑娘，眼睛尖嘴巴快，我让她记了三天，她就跑来问我："二小，你咋不记赵寡妇的工分了？她前两天还问我你怎么不出来了。"

我含糊地说："我最近忙，你帮着记记。"

小刘"哦"了一声，可那眼神明摆着不信。

第四天傍晚，赵玉兰自己来找我了。她直接推开了我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门——其实就是间放杂物的土屋，我平时在那里整理工分簿。她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个手帕，眼睛红红的。

"二小，"她的声音有点抖，"你躲我？"

我坐在桌子后面，手里的钢笔拿也不是放也不是："玉兰姐，你别多想，我就是……就是最近事多。"

她走进来，把门带上了。屋里光线暗，只有窗户纸上透进来一点昏黄的光。她站在我面前，离得很近，我能看见她睫毛上挂着的水珠。

"二小，"她吸了吸鼻子，"你是不是嫌我了？"

"没有！"我脱口而出，"我怎么会嫌你？我……我是怕别人说闲话，对你不好。"

她低下头，手帕在手指间绞来绞去："我不怕。这几年，什么闲话我没听过？我早就不在乎了。我就怕你躲着我。你躲着我，我心里……难受。"

她说到"难受"两个字的时候，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可我听清了。那两个字像两滴水滴在我心上，又凉又烫。

我站起来，绕到桌子前面，看着她："玉兰姐，我不是躲你。我是怕。怕我娘，怕队长，怕村里人。我怕他们说你不好听的，怕他们让你难做。"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黑漆漆的眼睛里突然亮起一点光来："那你……那你心里，是有我的？"

我没说话。可我没躲开她的眼神。那间昏暗的土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外面是傍晚的蝉鸣，远处是下工回来的社员们的说笑声。那一瞬间，我觉得时间好像停了。

赵玉兰忽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粗糙，带着茧子，可暖乎乎的。她握了一下就松开了，退后一步，声音轻轻的："二小，我知道了。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

她转身出了门，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昏暗的屋里，手心还残留着她的温度。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月亮升起来，挂在老槐树的枝桠上，像个银盘子。我娘来叫了我两回，我没动。她叹了口气，回屋去了。

我在想，那个"知道了"是什么意思。知道了什么？知道我心里有她？还是知道我怕？还是知道她在我心里的分量，比我自己以为的还要重？

六月下旬，队上开始忙夏种。玉米、高粱、豆子，一茬接一茬地往地里撒。赵玉兰被派去点豆子，那是轻省活儿，坐在小板凳上，用小锄头刨个坑，丢两粒豆种进去，再把土埋上。我跟在她们后面记工分，有时候故意绕到她那块地附近转悠。

她看见我来，就低着头抿嘴笑，手底下不停。旁边的妇女们打趣她："玉兰，你看啥呢？脸上开花了？"她就啐一口："去去去，干活！"

六月二十五号，傍晚，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赵玉兰来了。她没有去院子里报工分，直接到土屋来找我。手里提了个布兜子，往我桌上一放。

"二小，"她说，"给你做了双鞋。"

我愣了一下："你不是给过我了吗？"

她笑了，笑得有点狡黠："那双是单鞋，这双是凉鞋。夏天穿凉鞋凉快。"她打开布兜子，里面是一双用旧轮胎底子做的凉鞋，鞋面用黑布条编的，样式简单，可看着就结实。

我拿着那双凉鞋，心里又热又酸。她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却惦记着给我做了一双又一双鞋。棉鞋、单鞋、凉鞋，春夏秋冬，她是不是打算把四季都给我做齐？

"玉兰姐，"我的嗓子堵得厉害，"你别再做了。你……你留着工夫歇歇，看你手都糙了。"

她把手往身后藏了藏，说："不碍事。做鞋又不累。再说了……"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给你做鞋，我心里舒坦。"

那天晚上，我穿着那双凉鞋走回家。脚底下的轮胎底子软硬适中，走起来咯吱咯吱响。我娘在屋里听见声音，出来看了一眼，脸就拉下来了。

"又穿她做的鞋？"她问。

我"嗯"了一声，没多说。

我娘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股说不出的沉重："二小，你是铁了心了？"

我站在院子里，月光照在我脚上那双黑布条凉鞋上。我想了想，说："娘，她是个好人。"

我娘没再说什么，转身回了屋。可我知道，她心里那关，还没过去。

七月初，连下了几场大雨，漳河故道的水涨了起来，浑浊的河水漫上了河滩。队上组织人去堤上巡逻，怕发洪水淹了庄稼。李满囤带着男劳力们扛着铁锹去加固河堤，女人们在家里忙着排水，院子里、菜地里到处都是挖出来的小水沟。

赵玉兰家的院子地势低，雨水灌进来，屋里进了半尺深的水。她一个人又搬东西又往外舀水，忙得脚不沾地。我知道后，趁中午歇晌的时候溜过去帮忙。她看见我来，眼圈就红了，嘴上却说："你来干啥？让人看见又说闲话。"

我没理她，卷起裤腿就进了屋，把炕上的被褥搬出来搭在篱笆上晾着，又拿桶往外舀水。丫丫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个小水瓢，跟着一起舀，小脸憋得通红。

赵玉兰站在旁边看着我忙活，忽然说了句："二小，要是我家没这场水，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我直起腰，抹了把脸上的雨水："你说啥呢？我有空就来。"

她没说话，可嘴角弯了上去。那笑容跟往常不一样，带着点甜甜的东西，像夏天的西瓜瓤。

雨停了之后，天热得厉害。七月下旬，玉米已经长得半人高了，高粱也抽了穗。队上的活儿没那么忙了，可我的工分簿上，关于赵玉兰的记录，越来越多了。不是我给她多记，是她出工出得比以前多了。以前有零碎活儿她不太争，现在只要是队上派活，她第一个报名。夏天晒场、菜园拔草、饲养室清粪，脏活累活她都干，工分挣得比以前多了一倍。

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拼命。她想让自己配得上我，想让人说不出闲话。可越是这样，我越心疼她。每天傍晚她在院子里报工分的时候，我就多看她两眼。她整个人瘦了一圈，可精神头比以前好了，眼睛亮亮的，跟人说话的时候也爱笑了。

七月二十八号，那天特别热，蝉叫得像要把嗓子喊破。傍晚时分，我正坐在院子里记工分，忽然听见村西头传来一阵吵嚷声。我跑过去一看，赵玉兰家的篱笆门前围了一圈人。赵玉兰站在院子中间，面前是二狗子的媳妇翠娥，两只手叉着腰，嗓门大得像铜锣。

"赵寡妇！你还要不要脸了？天天勾搭人家二小，你当全村人都是瞎子？人家还没说亲呢，你个克夫的寡妇，想把人家的前程也克没了？"

赵玉兰站在院子里，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丫丫躲在她身后，吓得直哭。旁边围观的村民有劝的，有看热闹的，七嘴八舌乱成一团。

我挤进人群，站在赵玉兰面前，冲着翠娥说："翠娥嫂子，你嘴巴放干净点！赵玉兰怎么得罪你了？你在这儿撒泼？"

翠娥看见我来了，更来劲了："哟！二小！你来了正好！你自己说说，你是不是跟这寡妇不清不楚的？她给你做鞋，你给她多记工分，你俩的事儿全村都知道了！你爹你娘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攥紧了拳头。赵玉兰在后面拉住我的胳膊，声音带着哭腔："二小，别，别跟她吵……"

我转过头看着她。她眼睛里全是泪水，可那泪水里没有怨，全是怕。她怕我因为她跟人打架，怕我被人看笑话，怕我因为她坏了名声。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拳头松开，冲着翠娥说："翠娥，你回去问问二狗子，去年冬天在南洼偷队上白菜的事儿，我要不要也跟队长说道说道？"

翠娥的脸色一下就变了。去年冬天南洼的白菜地被偷了十几棵，李满囤查了好久没查到人，原来是她家二狗子干的。这事儿我一直压着没提，今天为了赵玉兰，我豁出去了。

围观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翠娥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嘴张了张，最后一句话没说出来，转身推开人群走了。

人群散了之后，赵玉兰家的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还有抽抽搭搭的丫丫。赵玉兰蹲下来抱住丫丫，脸埋在她的小肩膀上，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站在她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脸上全是泪痕。

"二小，"她的声音哑哑的，"你走吧。以后别来了。"

"啥？"我愣住了。

"你听见了，"她擦了把眼泪，"翠娥说得对。我是个寡妇，名声不好。你跟我搅在一起，把你也拖下水了。你爹你娘咋办？你以后还咋说媳妇？"

我蹲下来，看着她。她躲开我的眼神，把头扭到一边。

"玉兰姐，"我说，"你看着我。"

她不动。我伸手把她的脸扳过来，她的脸颊湿漉漉的，又凉又热。

"我不管别人说啥，"我一字一句地说，"我就问你一句：你心里有我吗？"

她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几次，终于发出一声微不可闻的"嗯"。

我笑了，笑得眼睛发酸："那不就结了。我不走。谁赶我我也不走。"

那天晚上，我回去跟我娘摊了牌。我说娘，我要娶赵玉兰。我娘手里的饭碗啪嗒掉在地上，碎了。我爹从里屋出来，黑着脸坐着，一句话没说。

我娘哭了一晚上，我也跪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娘的眼肿得像桃儿，她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叹了口气说："儿大不由娘。你要是铁了心，娘也没办法。可你得想清楚，这路不好走。"

我说我想清楚了。

七月底，我去找李满囤，把赵玉兰多记的那三十个工分的事儿说了。我说队长，这事儿是我瞒着，要罚罚我。李满囤抽了半天的烟，最后把烟锅子往桌上一磕，说："行了，过去的事儿就算了。你要是真打算跟赵玉兰过日子，就好好待人家。寡妇也是人，别亏了人家。"

八月一号，我跟赵玉兰领了结婚证。那天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的褂子，还是用旧布染的，可穿在她身上，比什么都好看。丫丫跟在后面，穿着新做的小裙子，手里举着根糖葫芦，笑成了一朵花。

婚礼很简单，就在她家院子里摆了三四桌，请了几个近邻和队上的干部。我娘没来，托人送来了一床新被面。我爹来了，喝了半斤老白干，醉醺醺地拉着赵玉兰的手说："闺女，苦了你了。以后……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赵玉兰哭了，我也哭了。丫丫不知道大人们哭什么，也跟着咧开嘴嚎了起来。院子里的人笑的笑，哭的哭，闹成了一锅粥。

洞房花烛夜，我坐在炕沿上，赵玉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双崭新的棉鞋，厚实的条绒布面，千层白布底子，里头絮着雪白的新棉花。

"给你做的，"她轻声说，"冬天穿。"

我拿起那双鞋，翻过来一看，鞋底上纳了一行小字，用红线绣的："二小·秋。"

"这是……"我看着她。

她的脸红了，低着头说："我本来想绣'同心'的，可村里人看见了不好。就绣了你的名字和季节。"

我握着那双鞋，心里热乎乎的。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她给我做了四双鞋。棉鞋、单鞋、凉鞋、又一双棉鞋。每一双都是她一针一线纳出来的，每一双都藏着她说不出的话。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灯下，她把那沓纸条拿出来给我看。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一百多张，叠得整整齐齐，用一根红头绳扎着。

"这些东西，"她说，"我留着。等丫丫长大了给她看，告诉她，她娘当年是怎么骗到她爹的。"

我笑了，一把把她搂进怀里："谁骗谁还不一定呢。你给我做鞋做上瘾了？"

她靠在我胸口，声音软软的："做一辈子的鞋，够不够？"

"不够，"我说，"下辈子接着做。"

灯花爆了一下，噼啪一声响。窗外传来蛐蛐的叫声，夏天的夜晚又长又暖。我穿着赵玉兰做的单鞋，搂着赵玉兰，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可生活不是童话。结了婚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寡妇门前是非多"。村里人的闲话虽然少了，可还是有人在背地里嚼舌根。尤其是我娘，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那根刺一直没拔掉。她看赵玉兰的眼神，总是带着点距离，说话也客客气气的，不像对自家人。

赵玉兰敏感，她能感觉到。可她从来不抱怨，照样每天早起做饭、下地干活、收拾院子，对丫丫好，对我也好。她干活更拼命了，像要把以前欠下的工分全都补回来。我劝她别太累，她总是笑着说不累。

九月，秋收开始了。玉米、高粱、豆子，一茬接一茬地往队部院子里运。全队的人忙得昏天黑地，连吃饭都在地头解决。赵玉兰被分在脱粒组，跟几个妇女一起摇脱粒机。那东西又重又笨，摇起来费劲得很，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可她从来不叫苦，每天回家还给我做饭洗衣服。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一天晚上，我帮她揉胳膊，揉着揉着就红了眼圈。她看见了，笑着说："你哭啥？我又没断胳膊断腿。"

我说："玉兰，你别这么拼。咱家不缺你那份工分。"

她摇摇头："不行。我得让人知道，你娶的不是个懒婆娘。"

我搂着她不说话。我知道，她在用她的方式，替我争面子。

十月初，秋收结束，分了粮。我们家分了不少，玉米、高粱、豆子，堆了半院子。赵玉兰高兴得像个孩子，围着粮食堆转圈，说今年冬天不用愁了。丫丫也跟着转，一边转一边喊："娘！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那天晚上，赵玉兰做了顿好的。蒸了一锅白面馒头，炒了一盘鸡蛋，还炖了只鸡。那可是过年的待遇。我爹我娘也被请来了，一家六口人——加上丫丫——围坐在桌子前，热热闹闹吃了一顿饭。

我娘吃到一半，忽然放下筷子，看着赵玉兰说："玉兰，以前是娘不对。娘……娘不该那么对你。"

赵玉兰愣了一下，眼圈瞬间就红了。她低下头，使劲摇头："娘，你别这么说。你没错，错的是我。"

我娘站起来，走到赵玉兰身边，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傻闺女，你受委屈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有啥事，跟娘说。"

赵玉兰终于忍不住了，扑在我娘怀里哭了起来。我娘拍着她的背，自己也掉了泪。丫丫看着大人们哭，也跟着嚎。我爹端着酒杯，老泪纵横。

那顿饭吃了很久。吃完之后，我娘拉着赵玉兰的手去灶房洗碗，两个人叽叽咕咕说了半天话。我坐在院子里抽烟，心里像是卸下了一块大石头，轻松得想飞。

十月中旬，天开始转凉了。我翻出赵玉兰给我做的那双新棉鞋，试了试，大小正好。鞋底纳得比去年那双还要密实，针脚也格外匀。我穿在脚上走了两步，又暖和又舒服。

赵玉兰从屋里出来，看见我穿着新鞋，笑了："咋样？合脚不？"

我点点头，把她拉到身边："合脚。你怎么老给我做鞋？你也不怕累着。"

她靠着我肩膀，轻声说："做鞋的时候，我想的都是你。一针一线地纳，心里就踏实。你穿着我做的鞋，走到哪儿，我都觉得你还在我身边。"

我低头看着脚上那双棉鞋，忽然想起来去年冬天，她第一次给我压纸条的时候。那时候我只觉得她可怜，可现在，我才真正明白那沓纸条的分量。那不是纸，那是一个女人把自己揣在怀里的小心翼翼，是她在最无助的时候伸出来的手。她赌的是我的善良，而我接住了。

十一月，又到了记工分的时候。今年的冬天来得比去年晚，可风还是那么硬。我坐在大队部院子里那张石桌前，手还是冻得发僵。社员们三三两两围过来报工分，二狗子、翠娥、李老栓、小刘，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走。

赵玉兰是最后一个。她牵着丫丫的手走过来，丫丫又长高了一点，扎着两个小辫子，见了我就喊"爹"。我应一声，心里美滋滋的。

赵玉兰没掏纸条。她站在石桌前，直接说："今儿在南洼翻了一天地，三晌半工。"

我在她名下记上，抬头看着她。她冲我眨眨眼，嘴角带着笑。

"玉兰姐，"我忽然叫她，"你今年不压纸条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在冬天的傍晚里，暖得像一盆炭火。

"不压了，"她说，"以后我光明正大地报工分。有你这个记分员在，我还怕啥？"

我也笑了。丫丫在旁边喊："爹！娘！回家吃饭了！"

赵玉兰伸出手来，拉住我的手。她的手还是粗糙的，带着茧子，可暖乎乎的。我站起来，把工分簿夹在胳肢窝底下，另一只手牵着丫丫，一家三口往家走。

冬天的风又刮起来了，卷着干土面子打在脸上。可我脚上穿着赵玉兰做的棉鞋，脚底板暖洋洋的，连带着心里也暖了。那沓纸条还夹在工分簿里，用红头绳扎着，一张都没有少。它们是这个冬天最暖和的东西，比棉花还暖和。

从那以后，每年入冬，赵玉兰都会给我做一双新棉鞋。鞋底上照例绣着字，从"二小·秋"开始，然后是"二小·冬"、"二小·春"、"二小·夏"，一年四季轮着来。后来绣的字变了，变成了"同心"、"百年"、"好合"。丫丫长大了，也开始跟着学纳鞋底，小小的手捏着针，有模有样的。

再后来，队上分了地，不再记工分了。那个蓝布面的工分簿被我收了起来，压在了箱底。可那沓纸条我一直没扔，偶尔翻出来看看，那些娟秀的铅笔字还是那么清晰。每一张纸条都是一个傍晚，每一次压纸条都是一次试探。她用了半年时间，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交到了我手里。

而我，接住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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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一九九八年，丫丫出嫁。她穿着大红嫁衣坐在炕上，哭得稀里哗啦。赵玉兰站在旁边，也是眼泪汪汪的。我坐在外屋，脚上穿的是赵玉兰今年新做的棉鞋——鞋底上绣着"金婚"两个字。

二十年了。从那张纸条开始，到棉鞋，到结婚，到生儿育女，到丫丫出嫁。我们俩一起走过了二十年。她还是那么爱做鞋，我还是那么爱穿她做的鞋。村里人都说，李二小那双脚，是他媳妇用针线养出来的。

丫丫出嫁那天晚上，家里只剩我们两个人。赵玉兰坐在灯下，手里又拿起了一双鞋底。我在旁边看她纳鞋，灯光照在她脸上，皱纹多了，可那双眼睛还是黑漆漆的，还是像那年冬天我第一次见到的样子。

"歇歇吧，"我说，"都累了一天了。"

她摇摇头："不累。给你做鞋，我什么时候都不累。"

我凑过去，看见鞋底上又绣了新字。这次是三个字——"一辈子"。

我笑了，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粗糙的，可暖乎乎的，像那年冬天一样。

"一辈子不够，"我说，"下辈子你还得给我做鞋。"

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那笑容像四月的桃花，粉的粉，白的白，在昏黄的灯光底下，开得正好。

窗外传来蛐蛐的叫声，又是一个长长的夏夜。我穿着赵玉兰做的棉鞋——虽然是夏天，可她说新鞋要先踩一踩才合脚——踩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咯吱咯吱响。

从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到一九九八年的夏天，二十二个年头。一双棉鞋，换了一辈子。

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