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他蹲下来刮了半天，刮出了中国的救命药

汤飞凡是湖南醴陵人，1897年生。他这个人做事有股蛮劲——早年在湘雅医学院学医，后来到哈佛医学院深造，研究的是病毒学，在国际上已经有些名气。抗战爆发后，他没有留在美国，回来了。中央防疫处当时是全国最核心的防疫和生物制品机构，从北京迁到南京，又从南京迁到长沙，一路颠沛流离，设备丢得差不多了。1939年，汤飞凡接任处长，把这个烂摊子搬到了昆明西山脚下的高峣村，在荒滩上重新建起实验室。

刚到昆明的时候什么都缺。没有自来水，科研人员得划船到滇池中心取水，回来用唯一一台还漏水的锅炉消毒、制蒸馏水。没有蛋白胨（培养细菌必需的原料），自己想办法造。汤飞凡带着二十来个人，一边生产破伤风血清、霍乱疫苗、牛痘苗这些战场急需的东西，一边坚持每周在家里开读书会，读外国学术期刊，跟踪世界前沿。

1941年秋天的一次读书会上，他们读到了英国牛津大学弗洛里和钱恩团队关于青霉素的论文。青霉素1928年由弗莱明发现，但直到弗洛里团队解决了提取纯化方法，才真正成为药物。此时正值二战，青霉素被英美列为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菌种和生产技术严禁外流。中国市场上一盒盘尼西林要一根金条，前线伤员伤口感染的死亡率超过七成，没死在枪下的人，大把大把死在化脓和败血症上。

汤飞凡决定自己造。

第一步是找菌株。青霉菌在自然界到处都有，但能高效产出青霉素的菌株凤毛麟角。从1941年冬天开始，汤飞凡发动全处的人和医学院的学生，从腐烂水果、发霉衣物、古钱币、土壤里到处收集霉菌，带回实验室分离培养。朱既明、黄有为、卢锦汉、樊庆笙、魏曦这一批年轻人，前后筛了四十多株帚状霉菌，大部分要么不产药，要么产量极低。汤飞凡自己还从印度带回过几十株国外菌种，效果也不理想。

转机出现在1942年。那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搬出来晒。一双旧皮鞋鞋面上长了一层浓密的绿霉，汤飞凡看见了，蹲下来刮了半天，让朱既明他们赶紧拿去分离培养。这株从旧皮鞋上找到的霉菌，就是后来编号"第22号"的本地菌株——在四十多株候选菌株里，它的产药效率是最高的。这双皮鞋后来作为文物，收藏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馆里。

菌株有了，后面的事更难。没有大型金属发酵罐，没有恒温设备，没有高纯度化学试剂，连冷冻干燥机都没有。黄有为自己画图纸、找工厂，硬生生造出了一台简易冷冻干燥装置。提取环节因为缺氧化铝吸附柱，他们改用醋酸戊酯和乙醚反复萃取，后来醋酸戊酯也断供了，就换乙酸乙酯代替。检定方法也改了——自制的圆柱板精度不够，就改用琼脂杯法做定性检测。这些"土法"不是蛮干，是在吃透了牛津团队方法之后，根据本地条件做的技术替代。他们还发明了油剂接种法，把孢子混在花生油里接种到含锌离子的玉米浆培养基中，比当时美国量产工艺用的方法还多了一层创新。

1944年9月5日，昆明高峣村。五瓶封装好的青霉素摆到了实验台上，每瓶5000牛津单位，总共大约140毫克黄色粉末。这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批青霉素。一瓶留在处里保存至今，两瓶送重庆，两瓶分别寄往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请权威机构检定。牛津大学的诺曼·希特利（青霉素提取方法的核心发明人之一）和威斯康星大学先后回了信，给出的是肯定和鼓励。

第二批产品直接进了临床。惠滇医院的姚汉平医生选了几名外科创伤后已经血中毒、被认为救治无望的伤员，注射国产青霉素后，高烧退了，伤口开始愈合，全部活了下来。昆华医院的试验也得出了同样结果。

当时有个英国人叫李约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后来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那位，1944年正在中国考察。他到了昆明中央防疫处，亲眼看到那个没有自来水、锅炉还漏水的"手工作坊"，看完后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写了一篇报道，说这里"由中国最有才干的细菌学家汤飞凡医生主持"，"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保持着高标准的洁净"，"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他没有用"神迹"这种词，但一个英国顶级科学家愿意在《自然》上专门介绍这个昆明郊外的小实验室，本身就是最高的评价。

青霉素试制成功后，汤飞凡没有停。1940年上半年，中央防疫处生产了霍乱疫苗417万毫升、破伤风血清303万毫升，不仅供应国内战场，还供给东南亚盟军。他还顶着风险给陕甘宁边区送过十万支牛痘苗。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要救的是中国人的命。

但汤飞凡这辈子最玩命的一件事，不是青霉素。

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向沙眼研究。当时中国沙眼发病率高达55%，农村地区"十眼九沙"，致盲率5%。1955年，汤飞凡和助手张晓楼等人采用鸡胚卵黄囊接种法加链霉素抑菌，首次在世界上分离出沙眼病原体——后来被命名为"汤氏病毒"（TE8，T表示Tang）。为了证实这株病原体确实能引起沙眼，1957年，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拦不住的事：让助手把沙眼病毒滴进自己的眼睛里，引起了典型的沙眼症状，然后整整40天不做任何治疗，全程观察记录病变过程，直到确认无疑。

1958年，汤飞凡在北京去世，终年61岁。

他没有等到国际社会的全部承认。1970年，国际微生物学界将沙眼病原体正式归类为衣原体（Chlamydia trachomatis），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大会上，为他追授金质奖章——这是该组织的最高荣誉。当时组织方还准备推荐他申报诺贝尔奖，但人已经不在了。1992年，邮电部发行了包括汤飞凡在内的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

昆明西山脚下那个荒滩上建起来的实验室，后来成了中国抗生素工业的摇篮。汤飞凡带出来的那批人——朱既明、黄有为、樊庆笙、魏曦——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微生物学和生物制品领域的奠基人。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她在演讲中提到了自己从中医古籍里获取灵感的经历。很少有人记得，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往自己的眼睛里滴过病毒，有一群人在没有自来水的庙里造出了青霉素。

那五瓶1944年的黄色粉末，重量只有140毫克。但在它们之前，中国前线的战士伤口感染了只能硬扛；在它们之后，中国有了自己的救命药。汤飞凡这辈子信奉一句话，是他年轻时学医就立下的志向："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各位读者，一个在哈佛已经站稳脚跟的科学家，抗战爆发后回到国内，在没有自来水的村子里带着二十来号人造出了青霉素，后来又把病毒滴进自己眼里做实验。你怎么看他这一生？关注我欢迎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