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泞里的鞋

2018年深秋，市一中的银杏叶铺满青石路。

我站在校史馆的玻璃柜前，看见一双布鞋。

千层底，黑条绒，鞋头磨得发白，右脚大脚趾处补着块化肥袋子。

标签写着：“1979级校友捐赠，1983年考入北师大。”

我认出那是我的鞋。

2018年深秋，市一中的银杏叶铺满了青石路。那条路我走了二十三年，从青丝走到鬓角染霜，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脚下的落叶这样厚，厚得让人踩上去有些不真实。

校史馆的玻璃柜前，我站了很久。

那是一双布鞋。千层底，黑条绒，左脚鞋头磨得发了白，像一片被风吹淡了的云。右脚大脚趾处补着一小块灰色的化肥袋子，针脚歪歪扭扭，是我二姐的手艺。鞋口处还残留着一点黄泥渍，五十年了，那点泥巴居然还在。

隔着玻璃，我看见一个八岁的男孩赤着脚走在雨后的土路上。泥巴从脚趾缝里挤出来，软塌塌的，冒着热气。那是1973年，我八岁，第一天上学。老师说要穿鞋，我没有。母亲坐在门槛上抹眼泪，父亲在院子里转了三圈，最后叹口气：“先去吧，明儿我想办法。”

第二天，我的床头放着一双新鞋。千层底，黑条绒，母亲熬夜纳的。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像田垄里刚发出的麦苗。我穿上鞋，在院子里跑了三圈，鞋底在冻土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母亲靠在门框上笑，眼睛红红的。

那双鞋我穿了五年。从二年级穿到五年级，从七岁穿到十二岁。脚趾头把鞋头顶出窟窿，母亲剪了块化肥袋子补上。化肥袋子是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尿素”二字，母亲用黑线缝了一圈，远远看去像一只眼睛。后来鞋底磨穿了，下雨天能感觉到水从脚底渗进来，凉丝丝的，像踩着一条小溪。父亲又找了块旧轮胎，剪成鞋底，用麻绳重新绱了一回。

1980年秋天，我考上了县一中。临行前，母亲把那双布鞋洗了又洗，晾在院子里。鞋洗过后变得僵硬，像两片晒干的树皮。母亲说：“带上吧，城里人讲究。”我把鞋塞进包袱，穿上了哥哥淘汰的一双解放鞋。那双解放鞋大了两号，走路时“啪嗒啪嗒”响，像踩着两只船。

县一中的宿舍是大通铺，二十个孩子挤在一起。冬天没有暖气，我们把被子叠成筒状，钻进去，蜷缩着。半夜常常被冻醒，听见窗外北风像狼一样嚎。我摸了摸枕边的布鞋，鞋底硬邦邦的，像母亲的手掌。

那三年，我每周带一罐咸菜，一袋米。每月回家一次，走三十里山路。山路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坡，偶尔有几棵枣树，枣子红彤彤的，挂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我舍不得摘，那是别人家的。

1983年，我考上了北师大。通知书来的那天，母亲哭了。她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手里攥着那张纸，眼泪一滴一滴落在纸上，把“录取”两个字洇得模糊了。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一句话不说，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临走那天，母亲把那双布鞋又补了补，塞进我的包袱。“带上吧，”她说，“城里人讲究。”我在火车上打开包袱，看见那双布鞋旁边，还塞着一双新纳的鞋垫，上面绣着两朵并蒂莲。母亲一生没学过刺绣，那两朵莲花歪歪扭扭的，像两个喝醉了酒的人。

大学四年，我没穿过那双布鞋。我把它们放在床底的纸箱里，和从老家带来的几件旧衣服放在一起。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听见鞋底在纸箱里“咯吱咯吱”响，像是走在故乡的土路上。

1987年，我回到市里，成了一名高中老师。第一个月工资，我给母亲买了一双皮鞋。母亲穿上，在院子里走了两步，笑着又脱下来：“还是布鞋舒服。”她坐在门槛上，低头看自己的脚。那双脚上全是裂口，像干涸的河床。

那之后，我每年回家，都能看见母亲在纳鞋底。她说，趁眼睛还看得见，多纳几双。她纳的鞋底越堆越高，像一摞摞厚厚的岁月。1998年，母亲走了。我收拾她的遗物，在床头的柜子里发现一个包袱，打开，里面是十几双布鞋，大小不一。最小的只有巴掌大，那是给我儿子准备的，可那时我儿子还没出生。

我把那些鞋带回了城，放在书房的柜子里。每年夏天，我会拿出来晒晒。阳光透过玻璃照在鞋面上，那些歪歪扭扭的针脚便亮起来，像是母亲的目光，温柔地落在我身上。

2008年，村村通公路。我开车回家，柏油路一直通到村口。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见一个孩子穿着雨鞋在泥地里跑。他母亲在后面喊：“别跑，鞋要掉了！”那孩子回过头，冲我笑了一下。我看见他的脸，忽然想起八岁的自己。

2013年，我捐出了那双布鞋。校史馆的人来家里，看见我书房的柜子，问：“这些都是吗？”我摇头，只拿出那双千层底。那人看了看标签：“1979级？”我说：“对，1979年，我八岁。”

现在，那双鞋躺在校史馆的玻璃柜里。标签是打印的，字迹工整。旁边还放着几本我的教案，一本《语文教学通讯》，和一张黑白照片——1983年，我穿着白衬衫站在校门口，笑得很傻。

我站在玻璃柜前，忽然觉得脚上有些凉。低头看，我脚上是一双进口皮鞋，锃亮，舒适，没有一丝褶皱。可此刻，我却觉得脚底下是泥泞的土路，泥巴从鞋底渗进来，凉丝丝的，像踩着一条小溪。

身后传来学生的笑声。他们涌进校史馆，围在玻璃柜前。“这是谁的鞋啊？”一个女孩问。“陈建国，咱们学校的老师。”一个男孩说，“可土了，补丁摞补丁。”

我没说话，转身走出校史馆。银杏叶在脚下沙沙响，像是踩在雪上。我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玻璃柜里的布鞋静静地躺着，像两条搁浅的船。鞋底上的泥渍在灯光下微微发亮，那是故乡的泥土，五十年了，它还在那里。

我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鞋底要纳得厚，路才走得远。”可她没有告诉我，走得再远，脚底下还是那片泥泞的土地。

风吹过来，银杏叶纷纷扬扬，像是下了一场金色的雪。我站在雪里，觉得脚底下又湿又凉，像是走在1973年的土路上。只是这次，路两边没有了田野，没有了老槐树，没有了母亲倚在门框上的身影。

我低下头，看见皮鞋尖上沾了一片银杏叶，金灿灿的，像一只蝴蝶。

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门卫大爷过来关门。他看见我，笑了：“陈老师，看自己的鞋呢？”我说：“嗯。”他说：“我小时候也穿过这样的鞋，我妈纳的。”他顿了顿，又说：“现在没人穿了。”

是啊，没人穿了。可我站在这里，却觉得那双鞋还穿在脚上，沉甸甸的，像两条装满泥土的船。

夜深了，我走出校门。路灯亮了，柏油路上车来车往。我站在路边，忽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身后的校史馆黑沉沉的，像一个巨大的盒子，里面装着一双布鞋，和五十年的时光。

我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我想起母亲纳鞋底时的样子：她坐在煤油灯下，针尖在头皮上蹭一下，然后扎进厚厚的布层。针穿过时发出“嗤”的一声，像是穿过了漫长的岁月。

我掏出手机，给在老家的二姐打电话。她说：“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想起咱妈纳的鞋底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双鞋还在吗？”我说：“在，在校史馆里。”她说：“那就好，那就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灯下，觉得眼睛有些湿。我想起1973年的那个早晨，我穿着新鞋在院子里跑，母亲靠在门框上笑。那时候，她还不老，我也还小。

那时候，一双布鞋就能走遍天下。现在，天下太大了，大得让人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又走了几步，觉得脚底下有些软。低头看，是银杏叶铺成了厚厚的地毯。我踩在上面，听见“沙沙”的响声，像是踩在雪上。

可我知道，这不是雪。这是五十年的时光，落在地上，铺成了一条路。

我沿着这条路，慢慢地往前走。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长过五十年的岁月，一直延伸到1973年的那个早晨。

那时候，我八岁，赤着脚，走在泥泞的土路上。母亲在后面喊：“穿上鞋，别冻着。”

我回过头，看见她站在晨曦里，手里提着一双布鞋，千层底，黑条绒，鞋底上沾着新鲜的泥土。

那双鞋，我一直穿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