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个因贪污被开除党籍的人，最后死在自己订做的一双皮鞋上

三声枪响，一具尸体1929年8月16日，傍晚六点二十五分。

青岛中山路一百一十号，新盛泰鞋店。

夕阳把这条商业街染成昏黄一片。车马声、人语声、码头汽笛声搅在暑气里。

一个年约三十的男人走进鞋店，帽檐压得很低。老板满脸堆笑，从柜台下取出一个鞋盒——客人此前订做的高档皮鞋。

男人接过鞋盒，转身出门。一只脚刚迈过门槛。

“砰！”

后背中弹，身子晃了晃，栽倒。

紧接着又是两枪，穿过头颅和胸口。

血从青石板缝里洇开，染红了那双还没付钱的皮鞋。

店里炸了锅。一个瘦小的身影混在人群中闪出，快步消失在中山路的人流里。

警察十分钟后赶到。死者瞪着眼，仰面朝天，头部一枪、胸口两枪，枪枪致命。

第二天，上海《申报》登了一条快讯：

自首共党王复元十六日下午六点二十五分在中山路被人暗杀，中三枪，当时殒命，凶手逃逸。

寥寥数语。但这条消息背后，是一桩震动中共高层的旧案。

开枪的人，来自一个代号：伍豪之剑

伍豪，是周恩来当时的化名。

死者是谁？

王复元，又名王全，1900年生于山东历城。

出身不高——修表工，后来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做电工兼传达员。

正是在这所学校里，他接触到了进步书刊，卷进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1921年，他进入《大东日报》当校对，遇到了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两人一起办《济南劳动周刊》，一起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2年，他作为工人代表，去苏联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入团、入党，出任济南地方团组织书记。

从修表工到地方党组织书记，用了不到两年。

那个年代，早期中共力量薄弱、人才奇缺。组织看重他的热情和能力，一路委以重任。

1923年，他被派到胶济铁路张店站，在铁路系统建工会、建党团组织。1926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实际上成了中共在青岛的主要负责人。

那时候的王复元，是组织重点培养的骨干。

没有人想到，仅仅两年后，他会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因贪污被开除党籍的人**。

一千块大洋堕落，从1927年春天开始。

那年4月27日，王复元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散会后，中央让他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千块大洋

一千块大洋是什么概念？

当时一块大洋能买一袋洋面粉。上海一石大米约十四元。一千块大洋，能买八千五百多斤大米。

对经费捉襟见肘的中共组织来说，这是巨款。

中共三大时，陈独秀曾在会上坦言：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

王复元回到山东后，把这一千块大洋全部据为己有。

一部分进了餐馆、妓院；另一部分藏到亲戚家里。

他对青岛的同志撒了个谎：上级拨的经费，路上被偷了。

因为他是当地负责人，党员又在秘密状态下活动，这话起初没人怀疑。

尝到甜头，他第二次伸手。

1928年4月，他跑到山东省委机关直属的集成石印书局，对负责人说：自己要去上海找党中央，又说军委要买枪弹，要拿走两千元。

石印书局承担着印刷党内刊物《红星》和党的文件的任务。负责人不知内情，赶紧筹资，很快凑齐两千元交给他。

王复元拿着钱跑了一趟上海。一部分吃喝玩乐挥霍掉，一部分和人合伙做生意，赔了个精光。

###第四幕：纸包不住火事，还是漏了。

石印书局负责人后来向山东省委书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汇报工作，无意中提起了王复元来拿两千元去上海的事。

邓恩铭和上海的党中央联系一直很密，从没听说中央急需款项。

他亲自去上海核实——此事子虚乌有。

邓恩铭随即派人秘密调查，最终证实：王复元虚领、挥霍公款。

1928年，党组织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上都极度困难。邓恩铭冒着危险亲自到青岛找到王复元，严肃批评，督促退款。

王复元得知事情败露，脸涨得通红，辩解说自己是暂时借用做生意，很快归还。

邓恩铭临走时做了具体布置，让青岛党组织继续催款。

此后，青岛党组织多次找他催款。起初他还露面，后来到处躲，人影都见不着了。

眼见无可挽回，山东省委根据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决定将王复元以贪污错误严重为由开除出党

这份《通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专门文件里面写着：

“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地清理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开除通知很快秘密传达到各地党组织。

王复元，成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因贪污被开除党籍的党员

从贪官到叛徒被开除党籍的王复元，没有悔改。

他恼羞成怒。

1928年上半年，他投靠国民党。同年11月，他与国民党在山东的头子王乐平勾结，共同发表“反共宣言”。在王乐平的拉拢下，他的胞兄王用章随后也叛变投敌。

“二王”叛党后，开始疯狂出卖组织。

王复元当上了“捕共队长”。当时济南被日军占领，国民党不便公开抓人，便与日伪警察局一起行动。

他带着敌人搜捕共产党地下组织，四处抓人，收买叛徒。仅潍坊一个地区，就有几十名共产党员被捕。山东省委不得不多次转移，才勉强保存下来。

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1929年1月19日，王复元带特务秘密抓捕了**邓恩铭等十七位同志**。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团省委机关全部被摧毁。

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东。

伍豪之剑出鞘消息传到上海，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震怒了。

邓恩铭是中共一大代表，是山东党组织的支柱。

周恩来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作出两个决定：一是把山东党内与王复元兄弟认识的重要干部傅书堂、卢福坦、丁君羊、刘俊才等人迅速调离山东；二是派中央特科人员赴山东锄奸

中央明确指示：**“叛徒王复元一定要解决。”**

中央特科成立于1927年。周恩来的化名是伍豪。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伍豪之剑”

周恩来选定的执行者，叫张英。

张英，原名马宗显，1902年生于山东潍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习武，体格强壮。1923年到冯玉祥西北军当兵，凭武艺和干练升任中尉排长。1925年被选派到苏联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成为中央特科骨干，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

派自己的贴身警卫员去执行这次任务——足见重视程度。

1929年4月，张英化装成商人，从上海出发前往山东。

锄奸行动，正式开始。

###第七幕：一张关系网追踪王复元，绝非易事。

此人叛变后深知自己血债累累，行踪诡秘，警惕性极高。

张英抵达山东后，与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周密筹划。为掩护张英，青岛市委通过地下党员傅书堂的爱人，动员傅家大妹傅桂兰与张英扮作夫妻，一起前往济南。

两人抵达济南后，住在商埠一大马路的“老悦来”客栈。

意外还是发生了。省委秘书处驻地八卦楼被敌人侦得，秘书察觉异情正焚毁文件时，敌人破门而入，从灰烬里翻出尚未烧毁的接头密信。

幸好信里用的是暗语：“我们在青岛无生意可做，今来济南打算在这里做点买卖。”

敌人没能破译，张英暂时脱险。

另一条战线，也在运转。

徐子兴，1899年生于青岛即墨，1925年入党，是青岛邮政总局党支部创始人之一。

关键点是——王复元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28年底王复元叛变后，山东党组织遭严重破坏。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召开联席会议，专题研究铲除叛徒。

因为徐子兴与王复元相识，党组织决定：让他借这层关系深入虎穴，**以假自首骗取敌人信任**，为锄奸创造条件。

1929年4月1日，王复元来到青岛。徐子兴按党的指示赶到火车站“迎接”，成功骗取信任，当上了“捕共队员”。

“徐子兴自首叛变”的消息传开后，招来许多白眼和责骂。

一向看重气节的徐子兴内心煎熬，但为了党的工作，他只能忍辱负重。

他一边掩护身份，一边了解敌人的“反共”部署，及时向青岛市委汇报。一次，他在一封信里查到王复元等五人的合影，立即交给市委——这张照片，成了锄奸行动的关键线索。

第八幕：皮鞋店的陷阱1929年8月15日，徐子兴获得关键情报：

王复元已从济南潜回青岛，买好了次日的火车票准备返济开会。临走前，他要去中山路的新盛泰皮鞋店取一双订做的高档皮鞋。

情报通过陈少敏迅速转达青岛市委。市委立即通知张英和王科仁。

王科仁是山东省委交通员。此前的锄奸准备中，他曾扮成卖香烟的小贩，在街头寻找叛徒踪迹。

8月16日下午，青岛中山路车水马龙。

新盛泰鞋店坐落在中山路一百一十号，是当时青岛首屈一指的高档皮鞋店。那时青岛有句顺口溜：

头顶盛锡福，脚踏新盛泰，身穿谦祥益，手戴亨得利。

新盛泰的皮鞋按顾客需求量身定做，价格远超市价。

王复元坐人力车到了中山路和四方路交界口，在附近徘徊了一阵，没敢贸然进店。

眼看太阳西斜，再过不到一小时火车就要开了。他借着一面橱窗大玻璃的反光朝店里望了一眼——没有客人，只有小伙计在整理存货。

他压了压帽檐，快步走进新盛泰。

他不知道，店内外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张英和王科仁提前进入现场。按市委部署：张英在马路上警戒接应，王科仁尾随进店盯住目标。

王复元递上鞋票，不停瞥着门外，低声催促。伙计不敢怠慢，赶紧进屋取鞋。

高档皮质、时髦款式、油亮色泽。

就在这时，店里走进一位英俊青年——长袍马褂，手持折扇，胸前垂着一根金色表链。

正是化装跟踪的王科仁。

王复元下意识去摸怀里的手枪。只见那青年径直来到柜台前，用折扇点了点伙计，和气地说想看看鞋样，准备定制一双。

眼睛看都没看他一眼。

王复元松了口气，蹬上新皮鞋，站起来端详。

就在小伙计进屋取鞋样的刹那——

王科仁掏枪转身，一枪正中王复元脑门。紧接着又是两枪，穿过胸膛。

三声枪响，王复元当场毙命。

门外也响起几声枪响——那是张英在制造混乱、掩护撤离。

路上行人四散奔逃。王科仁大步走出店门，与张英会合，从容消失在混乱的人流中。

十分钟后警察赶到。王复元瞪着眼、嘴巴微张，仰面朝天倒在血泊里。那双新订做的高档皮鞋沾满血迹。

他再也没有机会穿上。

王复元死时，二十九岁。

代价锄奸行动没有就此结束。

铲除王复元后，张英和王科仁又奔赴济南，伺机铲除另一大叛徒——王复元的胞兄王用章。王用章随后也被处决。

“伍豪之剑”在山东大地上划出一道凌厉的寒光。这次行动，后来被纳入安全保卫工作的战术手册。

但代价，同样沉重。

徐子兴在完成锄奸任务后继续潜伏。1931年4月，他奉命去码头迎接中共中央从上海派来的交通员，因交通员在船上即被特务盯梢，两人接头时同时被捕。

敌人施尽酷刑，逼他供出党的机密和击毙王复元的经过。他的回答只有四个字：

“莫名其妙。”

敌人又把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抓来一起拷打。他的回答仍然是“莫名其妙”。

同年6月，妻子李毅抱着孩子到济南监狱探望。徐子兴坚定地告诉她：

我活着是党的人，死了是党的鬼！

1931年8月19日黎明，济南大雨如注。徐子兴和二十一名战友高唱《国际歌》，在济南千佛山下英勇就义。

张英后来在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军师长，1932年不幸牺牲。

那双没付钱的皮鞋回头看王复元这一生，像一条抛物线：

修表工——地方团组织书记——青岛党组织负责人——贪污犯——开除党籍——叛徒——捕共队长——一具倒在鞋店门口的尸体。

总共，二十九年。

他贪的是多少钱？一千块大洋，加两千块大洋。

按当时的购买力，不算天文数字。但就是这三千块大洋，买断了他的政治生命，也买断了他的命。

1926年8月，中共中央在《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里写得很清楚：

若继续容留贪污腐化分子，“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洗清这些不良分子……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王复元用他的贪欲与背叛，验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外敌再凶，尚可抵御；内贼藏于营垒之中，才最致命。

而防止内贼最根本的办法，说到底就三条：

把钱管好。把人管好。把纪律挺在前面。

1929年8月16日傍晚六点二十五分，青岛中山路新盛泰鞋店门前的那三声枪响，至今仍是一记警钟。

那双沾满血迹的高档皮鞋，终究没有等到它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