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自述：被我二野五兵团部队追击、堵截、辨认、活捉的历程～

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所谓战将宋希濂，是被我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第十六军47师139团在川南活捉的。

宋希濂在1960年代被特赦后自述了这段经过，他有一处明显错误说是我18军47师的部队活捉的他。

这一点是肯定的错误。47师按照军师编制排序肯定是16军的序列，再有16军军史也有这段光荣的记录。18军从黔川经过，没有过打这一仗。 （编者注）

……我（指宋希濂将军）的指挥所仅有的两辆吉普車都派出去了，（1949年11月）24日晨我穿着草鞋随同大家步行前往綦江。我率指挥所人员于当日黄昏时到了綦江附近的三溪镇。

25日上午10时,冷培元带着三千多两黄金从重庆来到三溪,我拨給他一百多两黄金,嘱他送点钱给本部副主任沈静,遣散办事处人员，剩下的作为他今后生活费用:同时我写了一封十分伤感的信,托他带交我的妹妹(那时我的妹妹、妹夫均由湖南来到了重庆),嘱她們俟解放軍进入重庆,局势平静后回湖南去。

26日上午7时,我們开始离开公路西行,我亲自带領的一个纵队是本部直属部队及軍政干部学校的学生,共四千余人。出发前我集合干部讲话,简单地說明此行的目的,要求大家不要丧气，沿途严禁騷扰老百姓,凡有妄取一針一线者,就地枪决。并編組两个纠察队，指派軍政干校教导处长王暘及司合部高級参谋柳峻田分别負責。在路过白沙附近时,有警卫团一排长上树摘食桔柑,纠察队开枪射击,击中該排长的右腿,显然是做得太鲁莽了。我叫他們采取劝告等方式，以后比较好些。

我所率領的这个纵队的行进路线是:綦江--李市坝--沙--朱家沱--万定場--石洞鎭--怀德鎭--赵化鎭一观音鎭--高店場。每日行程的七十华里，一路尚称顺利。到洞鎭时(石洞在泸州北面四十华里),得悉解放軍已进入重庆,大军正沿成渝公路西进，听说内江一带車辆拥塞，秩序很乱;由毕节进的解放軍快要到泸州，泸州已呈混乱状态。遂迅速向宜宾以西地区集結。

到达高店場附近后,本想过江入宜宾再向西去,但在宜宾的十二軍軍长郭汝瑰派参谋来通知我,说奉成都顾总长电話,可许宋希濂带少数人入宜宾,部队不准进城云云。这样,我当然不愿意去宜宾。不得不绕过宜宾北岸一带高地,多走了一天半的路程于12月6日上午1时左右到达宜宾西边四十华里的牛喜场对岸。这时在牛喜场有一千多自称为紅帮的大刀队,拥有少数枪支,封锁江面,不让我們通过。他們都自命为刀枪不入的人，气势汹汹, 我派人前往交涉,不仅沒有获得他們的諒许,而且把派去的人杀害一个,追使我們非用武力对付不可。我乃派112军及警卫团在上下游两处渡江,围攻牛喜場。不用說，他們的抵抗力量是很微弱的，经过一次扫荡，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逃到南山里去了,我們也沒有追击。

下午3时我們渡江后，休息中因现洋甚少,以金子购买东西找不开，很不方便，预定于翌晨派人去宜宾以黄金换批现洋,当天傍晚,我的参谋长彭勵自宜宾来看我,他因体不好,带着本部和干校的一些人及行李等,系由重庆乘輪船先我到宜宾的。我问他宜宾的情况如何,他說:“郭汝瑰部固守宜宾,恐怕沒有这个力量,但郭部的师团长多和我是同学,我到宜宾后和他們交换过意见，他們已在雷波、屏山等地屯积粮弹,如共軍向宜宾进攻,他們就准备把队伍拖入大小凉山打游击，依此情况推断，郭汝瑰部大致不会向共軍投誠。"我听了感到高兴，认为解放軍必先解决郭汝瑰部,才会派兵来追击我,到那时我已走得很远了,这样,西行途中就会比较安全顺利。彭勵对我说明他由于心脏不大好，不适于爬高山及长途行軍,不能随我西行,表示十分歉怅。我安慰他一番,嘱他即在宜宾好好养病;并送了他金子二十两、当晚、彭就回宜宾去了。

由于多日行軍和这一天的紧张生活,感到相当疲乏,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就寝，睡得很熟。

不料到深夜，突然有人猛力推醒我。我惊醒了,睁开睡意很浓的眼睛一看,原来是警卫团副团长朱展翔(他是我的堂弟)。我问他深夜来此有何事，他说:“我有一个在軍校第二分校十五期的同学,也是同乡，一向和我很要好，他現在郭汝瑰部某师某团当副团长，他那个团奉郭汝瑰之命开来牛喜場监观我們，半夜里由宜宾秘密出发，可能不怀好意，他恐宋先生(指我)遭人暗算,特故意請求同尖兵排在前面走，利用机会乘馬快跑来通知我們。”我当問那个副团长(忘其姓名)现在哪里,他说“他已急急赶回去了，计算时間，明早6、7点钟可到这里。”我一看手表,已是3点多钟。 我当时猜想，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很可能是奉蒋介石(听說蒋介石那时还在成都)的密令,想乘我的不备来解决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計。我立即起床，通知各部队馬上做飯吃,大約在天色微明前，我們便全部离开了牛喜場，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足足走了八个钟头才走完四十华里。

队伍在高家場附近休息一天。我当时估针,解放軍尙未到宜宾，纵然快到了，解决郭汝瑰部也得花两三天时间,其他解放軍大部正在向成都附近前进围歼胡宗南部。有解放軍的追击,沿途虽然不免有些困难，例如道路崎嶇、粮秣补給的缺乏等問题,总是可以设法解决的。

但事情却和我所設想的相反。12月8日下午3点多钟,副参谋长罗开甲带着紧张惊惶的神色跑来对我說:“某参謀刚才在长話线上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宜宾郭汝瑰部叛变,已派人前迎共軍,共军即可到宜宾。”

我听了这个报告后,看出了間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心情沉重。因为解放軍到宜宾后,必然很快就会知道我在高家場,必然会派队伍来追击，而且他们行动迅猛，经常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一天行軍一百五六十里,在他們不算一回事,这样很快就会追上我們、一经被追上，就很难脱离了。我告訴罗开甲，通知各部队仍预定计划于明日出发，同时要少校以上的干部于明晨7时集合开一个会。

第二天,是一个寒雨的早晨,天气非常阴沉，我带着忧郁的心情来到一个古庙里,对集合在那里約有一百名的将校級人員讲话，大意是这样的:“我們在軍事上是被共軍彻底打垮了，我們剩下力量已是很有限了!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对大家說，是十分艰苦，甚至是十分危险。但是我們不願做共軍的俘虏，不願在共产党统治下过残酷可怕的生活,我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軍人,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現在，我們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是越过越苦的,走的是崎嶇难行的小道,吃的有时可能很粗糙,甚至不够吃,如果情况紧张的話,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多里。…你們自信有勇气有决心願意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当酌发遣散费……” 我讲話約一个小时,說得悲凉慷慨,在場的人,多有泣下者,我說完后,要求他們每一个人都慎重考虑一下結果，司令部及軍干部学校共有二、三十人領了遣散费走了。我决定把队伍分作几路走,以免太长，耽误行军，并发给各单位一些金子,有一百两的有五十两的。

我們14日下午2时左右才到了犍为县属的清水溪。这是岷江上游一个相当繁华的市鎭,我派人找商会以黄金换銀元,他們答应想办法,但只限于少数，最多只能换三十两，而且规定每两只换银洋四十元,我也同意了。不料这件事情未办好,忽然原在那里的四川队伍刘树成部(刘湘系)一个营,仓皇地离开清水溪，开向沐川去，同时商会的负责人及地方行政人员都逃避，街上商店突然乱紛紛地关上門板。询問之下，始知是解放軍离洁水溪只有四五华里了。

这个消息,是一个晴天霹露，我們正在吃飯，我立即从座位站起来,说了一声“来得好快!”随即率部队自清水溪向南行,大約走了五六华里，在一个小山坡上便听到清水溪市街上的机枪声和步枪声,大约是解放軍扫蕩少数的地方团队。

我們走了二十华里,到了一个小村庄,已是天黑了。大家都觉得行軍一天疲乏了，主张在此宿营。我说，“绝对不行!如果今晚不走，不到明天早晨，便都会被共軍所俘虏。”命各单位立即做飯吃,晚上9点多钟,开始夜行軍。

到15日上午8时，先头部队到了铁炉場(那里有一个煤矿公司)。忽然后卫部队枪声大作，继之迫击炮弹也速续地射击过来这是解放軍追击来了。我即传令前卫部队加快行軍速度，同时命警卫团的一个营在南面山头占領阵地，阻滞解放軍的行进。

我們于下午1时到黄丹，与昨晚到了此地的顾葆裕部及干教导总队会合,我命顾率所部立即先行,教导总队在黄丹东北高地布防,掩护警卫团撒下来,我率干校学生随顾部之后行进。翻过几个高山,晚上9时左右到达大渡河边的一个小市镇铜街場宿营。当警卫团回来时，始知該团的第二营已被解放軍追击部队在铁炉場以北地区包围解决了。到深夜,一二二軍的高超部也来到了 。始知丁树中所率的二千多人,被另一路解放軍追上包围歼灭了。丁树中下落不明,高超部因走在前头,沒有被解放軍截获。

自綦江出发,落伍沿途逃散，加上被解放軍解决的，达四千人左右,16日晨到达大渡河边的,实仅五千余人了。除顾葆裕部已先行外,在我身边还稍有战斗力的,为高超部和教导总队。我們沿着大渡河南岸西行,命这两部轮流作后卫。16日上午10时左右,解放軍又追上了我們。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右有大江,左有高山)解放軍追击部队无法超越我們,只能与后卫部队保持接触,我們昼夜不停的走,解放軍昼夜不停的追,迫得我們没有喘息的余地。每天有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担任后卫的部队,常是一个连或一个排的歼灭,力量愈来愈少了。道路是这样的难走,司令部原有几十匹馬,至此有的饿死了，有的堕入悬崖救不出来，行李大部分丢光了。我們只得依靠两条腿,在黑夜中摸索前进。忘记了飢饿,忘记了疲乏,走,快走,为了一个目的--逃命!

当18日正午,解放軍追我們追得很紧,后卫部队又在进行着抵抗,枪声响彻大渡河谷时,警卫排的名叫万朝生的一个战士(有高小文化程度),忽然在行列中自言自語地說:“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塗地!”

我听之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觉得这是一个祥的预兆。

想到楚霸王的烏江自刎,想到石达开在大渡河的結局，联系着自己的目前处境,看来是很难摆脱复灭的命运了。

经过整整三天三夜极度紧张的战斗行軍,我于18日深夜,也是19日上午2点多钟,抵达了川康边境的峨边县--沙坪。我到心力交瘁，疲困万分。

顾葆裕已于六个小时前到了这里。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补給司令罗文山,他所属有一千多人,还有几十辆卡車,路过成都时，顾祝同委以第八纵队司令的名义，率部并带着几十辆卡車于12月17日到了峨眉县南边的龙池、新場一带。通过无线电的联系,我告訴他可于18日晚到沙坪,他便派了上校站长宋湘陵来沙坪候接我。

在这危难万分之际,加添了这支力量,使我又产生了希望。

但事情总是朝着我所設想的相反方向发展，解放軍第十八軍（应该是第十六军）的第四十七师这时到了峨眉县，他們的任务本是防止胡宗南部向西昌逃窜,得知龙池、新場一带有反动武装,还有車辆,便立即派了一个团追击。这个团于19日拂晓到了新场，罗文山率部投誠，而我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

19日天甫微明,顾葆裕便率所部沿南岸西行向金口河去了，我由于太疲乏,睡了一觉,到早晨7点多才起来,吃过早飯后,便命本部及干校一律渡河，然后会同罗文山部沿乐西公路走。到10点多钟,约渡过了一千人,我也渡河到了北岸山脚下。

突然山上枪声大作,机关枪的火力对着南岸待渡的队伍扫射,那边队伍便乱紛粉地向南面一带山地逃窜。已经过了河的，一部分向西走,走不到三百步,便被解放軍堵住了。我率警卫排向东走，走不到一华里,也被解放軍堵住了。在山上的解放軍,又分几路冲下来了。这样,大家就毫无抵抗地解除了武装。

我在这走投无路之际,觉得当俘虏是多么可耻,抽出手枪准备自杀,正举手时,被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抓住。很快解放軍就过来了,我成了解放軍的俘虏。但不到半个小时,十天来一直紧紧追击我的解放軍某部,来到了南岸东南一带高地,因两岸的解放軍事先沒有联系,他們便向北岸射击,弹如雨下。我乘解放軍无暇看管时又带了几个人跑到一个庙里的楼上躲藏起来。

两岸的解放軍通过号音的联絡:知道都是自己部队,误会消除了,北岸的解放軍随即进行搜查,我們又被搜出来了。我平时着士兵同样的草黄色棉軍服,当解放軍干部詢问我的姓名身份时，我答叫“周伯瑞”,是司令部的一个軍需。他們信以为眞,在河滩上,解放軍团政委向大家说明解放軍对待俘虏的政策后,要大家指出誰是宋希濂,也没有人啃声。就这样,19日晚在北岸的一些民房里,大家默默地坐在地下过了一夜。不用说，这一夜，我精神所感受的痛苦,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

20日晨7时左右,解放軍命我們在沙滩集合,准备把我們这千多人押送到峨眉县去。我想这在路上可能还有逃脱的机会，暗暗地叫几个亲信靠着我一道走。不料正在这个重要关头，突然王尙述过河来了。

王尙述是苏北人,据他說,他原在解放軍,是个相当于营教导员的地位的干部，于1948年冬在湖南衡阳打入我所办的軍政干部学校,在校进行秘密活动。1949年8月他在恩施被发觉,通过审讯后供出他投入軍政干校的目的及种种活动情形。本部第二处和干校的一些重要干部,均主张将他枪毙,我没有同意,亲自找他談了一次,随即派他在校本部办公室工作。我軍轉进时,他一直一路跟着走,可能由于走得太累,他掉队了,所以19日他沒有过河来。这天早晨他过河来后,看見我坐在被俘的行列里,立即走向解放軍指揮员所住的屋子里去,很快就来了一位許教导員找我去。我懂得了这是为什么,当他一开口问我是誰时,我毫无犹豫地說“我是宋希濂。”

1949年,对于我来,可以說是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死了父亲,死了妻子,打了败仗,弄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虽說这一年我还只有四十二岁,但头发已脱落了不少,两鬓也开始花白了。

由于几乎一切事情都不如意，感到心力交疼,意态索然，觉得应该是自己生命的終結了,活下去还有什么意味!

1949年，应該說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应该說是我一生中的轉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