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笔迹：1989，我在平顶山郊区的新闻初旅

1989年9月11日，刚高中毕业不久的我，怀揣着满心憧憬，带着高中毕业时买的英雄钢笔，脚蹬人造革皮鞋，踏入了平顶山郊区某乡镇政府的大门。那时的我，年仅 21 岁，青涩且懵懂。老通讯员热情地递给我茶缸，笑着说道：“小X啊，咱这儿的新闻，不求华丽文采，把老乡种地养猪这些事儿讲清楚就行。”

上班没多久，十月初的一天，我迎来了首次下乡采访。虽是金秋时节，可北风依旧凛冽，刮得人腮帮子生疼。在薛庄村，一位被大伙叫做 “老巴哥” 的村民，满脸笑意地攥着皱巴巴的喜糖塞到我手里，激动地说：“记者同志，我43岁才娶上媳妇，全靠承包那二百亩荒山呐！” 那时，他种的泡桐树苗刚冒出嫩绿的新芽，新媳妇是从邻县娶来的。后来我写的稿子在广播里播出，村头小卖部的王婶扯着嗓子大喊：“老巴哥上广播啦！” 那响亮的庄稼汉笑声，透过喇叭传出，嗡嗡作响，至今仍在我记忆中回荡。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乡村生活的质朴与喜悦，也激励着我不断前行。在这之后，我勤奋努力，到年底这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发表了新闻稿件80多篇。

十一月，我跟着农技站穿梭在田埂间。烟洞庄那边正推行立体种植，玉米秆底下套种矮豆秧。老支书掰着指头给我算账：“一亩地能多收三十块，够给娃娃买半年作业本了。” 我在本子上飞速记录，由于太过投入，钢笔尖都戳破了纸。那时的我，对间作套种还一知半解，只顾着看老农撒豆种，那动作犹如天女散花，充满了质朴的美感。

让我最为难忘的，是十二月份那篇盗窃案的稿子。在向派出所所铁栅栏后，十八岁的王某蜷缩成一团，像只虾米般可怜。他带着哭腔对我说：“记者大哥，能帮我给村东头李木匠带句话不？他教我做板凳的手艺，我还没学全……” 回广播站的路上，自行车链子突然断了，我只能推着车在夜色中独行。一路上，满脑子都是他母亲在派出所门口抹眼泪的模样，那场景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也让我对新闻的责任有了更深的认识。

入冬前，我跟着修路的民工一起啃冷馒头。薛庄到毛营的公路开工那天，七十岁的赵大爷拄着锹把子，满是期待地念叨：“等路修通了，让我孙子骑洋车子带我去城里照相。” 后来，当听到广播里播出自己写的这篇稿子时，站长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夸赞道：“你小子现在会抓新闻里的‘人味儿’了。”

前几天收拾老物件，从旧木箱里翻出那些盖着红章的用稿单。纸张的边角已被蟑螂啃缺，可每张背面还留着当年写的采访备忘：“老巴哥家堂屋贴的是胖娃娃年画”“立体种植田里有三只花蝴蝶”。如今，三十六年已然过去，听说薛毛公路要拓宽成柏油路，不知道当年撒豆种的老农是否还健在。那支英雄钢笔，早已干涸不下水，可它陪我走过的那段时光，教会我的道理，远比后来使用的电脑更为实在——好新闻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写出来的，而是用脚底板在黄土地里一步一步踩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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