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潢师丨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潢师生活琐忆

1994年秋，在父亲的护送下，我离开乡下，告别父母、亲人，来到了位于县城的潢川师范学校上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独自离家这么远。转眼间已经30年过去。虽然近年居此小城，但终日为生计奔波，竟也无暇回学校一游。纵然如此，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记忆里也常常会浮现出校园里的角角落落、上学时的点点滴滴……让人觉得仿佛又回到了那青葱的岁月，温情的年代。

一、记忆中校园的角角落落

学校的大门是一座大楼，那时候大约是在开着宾馆，整齐的蓝色玻璃幕墙高大、气派，让人目眩。报到时，热情的学哥学姐主动帮提行李，按照班级一直送到宿舍。

穿过大门的穿厅，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将校园左右一分为二。进门的左手边是一座小花园，树木葱茏、花枝招展，特别是那迷人的月季，带着清晨的露珠，清香沁人，总让人流连忘返。花园中间还有一个人工砌成的水池，池中矗立着一座假山。沿着大道再往里走，左边又是一座楼，不过没有门口的高，好像是教职工活动中心，里面还有舞厅。和这座楼相对的右手边是一座工厂，后来才知道是学校的印刷厂。越过这座楼，是学校的大礼堂，第一次在这里看了彩色宽荧幕电影。礼堂过后就是一个上坡，上坡的左手边是学校食堂，面积比老家门前的大塘还要大。食堂的前面是一个操场，向左穿过操场，就是当时我们新生的宿舍楼。沿着操场再往前，就是一座贴着白墙砖的教学楼，教学楼坐北朝南，楼背面就是从大门一直延伸进来的主干道，楼前面是比较宽敞的空地，是下课做操的场地，再往前就是连接新生宿舍的一条林荫道，道边的梧桐树一个人根本抱不过来。林荫道再往里，就是乒乓球台、单双杠、高低杠这些健身器材，高高低低的错落着。一次体育课，在热身运动的时候，我像一只敏捷的猴子，好不容易勉强抓住了高高的单杠，兴奋地做起了引体向上，由于摆动幅度过大，失手摔了个屁股墩，趁着旁边的同学各忙各的没人注意，一边疼得龇牙咧嘴，一边赶紧溜之大吉。在这林荫道的最西头，在一棵梧桐树的枝干上吊着半个氧气钢瓶，据说在没有安装电铃以前，上课下课、上学放学就靠敲响它。初来时，每天上下学我都从它下面经过，直到1996年秋，个子长高了一些，碰头了才再没有从它下面经过了。紧挨着这个白色教学楼的，是一座两层建筑，除了屋顶，外面的墙体全被涂满红色的涂料，于是，这座楼便被称作“红楼”。沿着“红楼”和白教学楼之间的道路直向南走，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大门了，当时是两扇大铁门，铁门外就是居民区了。到了高年级，有时也跟着同学穿过大铁门，通过朝南的巷子跑道衙门口的盛花楼旁边吃早餐——一碗热干面2元钱，还送一碗鱼丸汤（一碗清汤飘着两个鱼丸），老板是个讲究人，留着两撇大胡子，虽然鱼丸汤是免费赠送的，但荆芥头、香葱末还是有的。

在“红楼”的背面，临着主干道下面，是杂草丛生的操场，跑道还是煤渣铺的，隐在杂草中若隐若现，紧挨着操场的是一个长方形的水塘，面积虽不大，四周却满栽着柳树，比我们村子东头的圩子大不了多少，但她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碧湖。由南往北，离开操场，经过碧湖，就回到了食堂的对面，这里也矗立着一栋学生宿舍。在学生宿舍和碧湖之间有一块三角地带，被开辟作一座小花园，散落着枝条繁密的龙爪槐、月季等。

二、无意间的跨班就读

报完名、安顿好我的床铺，给我办齐牙膏、牙刷等洗漱用品后，父亲给我留下100元钱，就匆匆忙忙追赶着班车返乡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稻子才卖两毛七一斤。

忽然之间，从混得熟门熟路的村子、学校，离开家人、同学、老师，一下子来到这个举目无亲、无比陌生的城市，我完全没有考中师范变成“吃红本”的喜悦，反倒是一阵远离家人、无人关心的落寞。

好在有许多同学的陪伴，才慢慢适应了离家的滋味。开学没多久就是中秋节，学校也没有放假，班里还发了月饼，因为这是之前上学所没有的待遇，所以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月结束，除了下食堂，并没有其他开支，父亲留下的一百元还没有花完。

我当时是分在普师四班。在“红楼”的二楼东部靠北的教室。和我一起的同乡同学有两个，彼此相熟。时间一长，才发现，全班同学不仅是有潢川各乡镇的，还有南五县的。我当时大概坐在教室的后面倒数3、4排的样子。左边坐的是一个白雀的、右边坐一个泼河的，好家伙，他们聊天聊得热火朝天，我却根本不知说的是什么！当然，我们潢川的方言，其他县区的同学听起来也是云里雾里，还好，大家都会一点普通话，还是可以交流的。

然而，才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年级里搞了一次活动：凡是喜欢画画的同学，都被集中到美术班的画室里画静物。画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前面的台子上散放着几个水果，一只破碗。胡涂乱画一直是我上学时的臭毛病，什么大刀、长剑，手枪、小鸟，没少在书本上涂抹，为此还挨过不少老师的训。画就画呗！当时也没有觉着咋样，也不知干什么用，画完就交上去了，然后大家各回各班。

没几天，就被同学给收拾书包“护送”到了“红楼”二楼最西头的美术班。后来才知道，当年报考美术专业的学生没有收满，所以在普师班里又搞了一轮选拔，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从普师班调到了美术班，一起来的还有王震、付俊华、程丽华等10余人，期间好像也有因为不太喜欢美术而又返回普师班的同学。和我们班隔着楼梯相邻的是幼师班，现在宁西路小学校长时玉琴，便是当时的班长。

三、师恩难忘

换了班级，自然老师也不同。美术班当然是要突出专业课，素描、国画、水粉、甚至油画，均有涉及。语文数学也一样不落。作为最后“补”进来的同学，在专业课方面我们可都是赤手空拳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和练习的“假把式”，只能在后来的学习中以勤补拙、刻苦补上了。好在我们有一批技艺精湛、精于业务的老师，他们言传身教又德艺双馨，三年里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教育、熏陶着我们。

潘正永老师一直教的是国画。潘老师中等个头，瘦瘦的，穿着很朴素，性格也沉静，不喜喧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上嘴唇的那抹胡须，黑黑的跟鲁迅先生好有一比，就是头发不像鲁迅先生那样根根立起。潘老师很注重基本功的练习，特别是在造型方面，堪称一绝。他画动物、静物，必要经过无数次的观察、临摹，才肯落笔，不满意时，又是弃之再来。潘老师对画画的无比热爱与执着，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虽然他自己经历坎坷，但一直笔耕不辍，常常外出写生，一去数日，置身自然之中，感受自然、师法自然，有时却又物我两忘。

孟黎老师，在我们任课老师中，绝对是重量级的。不仅身材是重量级的，孟老师的油画在潢川也是名噪一时、供不应求，许多单位、楼堂馆所，都有孟老师的大作。孟老师经常一边肩着扛着、或是腋下夹着画框，另一边手提着颜料箱，到我们班画室作画。第一次现场近距离看老师作画，现在想想，可不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叫一个开眼！那么大一块画布，老师手拿着刷子，蘸着调好的颜料，对着画布眯着眼瞄了那么一小会儿，就开始对那画布上下其手，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副令人心旷神怡的杰作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蓝色的天空，飘着棉花糖般的云朵，远处的山峰上映着夕阳的余晖，山脚下是茂盛的白桦林，倒映在那静静的湖泊、清清的河流里……

郜玉亭老师教我们文选。郜老师人也瘦，但是个子高，身体挺直，一身正气，说话还带着些家乡方言的味道。我是酷爱语文的，上小学时就有爱“接嘴”的毛病。于是郜老师就经常在上课时提问我，问得什么问题，现在记不得了，但是，郜老师用那拖着长长声调、而又略微上扬的尾音叫我名字的画面，每每想起还是历历在目。大概是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的一天，在县委门口，远远地看见一个高个子老爷爷推着自行车，穿着灰色夹克衫，停在环球书店门口。我定睛一看，这不是郜老师吗？当时分外激动，可是多年未见，老师学生又多，为避免尴尬，我就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他，在心里默默地祝福老师……

丁玉魁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山水画，也教我们美术字。丁老师的个子高、但是因为很瘦，就愈发显得瘦长。不光胳膊长、腿长，脸也长。丁老师留着几乎齐肩的长发，烫着波浪卷，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还有突出的喉结，很酷、也很man。

丁老师性格开朗，没有架子，说话幽默，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时间长了，便落得个“丁头儿”的美称。“丁头儿”喜欢抽烟，爱喝浓茶。有时课堂上教完我们勾画皴擦点染之后，一边巡视指导，一边就点上了。遇到有的同学画得大差不差的，“丁头儿”还会亲自上手指导。有时是站在案头，伸出夹着烟火的二指禅指指点点；有时干脆坐下来，拈起狼毫就画上了，兴之所至，笔尖直接就着舌尖就洇开了；还有的时候，就教大家题款、钤印的要诀……所以，三年下来，我们班好多同学手里都有“丁头儿”的手迹。

“丁头儿”不光山水画首屈一指，书法也自成一体。他有时也和同学们在操场上打篮球，动作灵活，长臂善舞；有时也建议我们跟他一起听听戏曲，他还告诉我们，虽然曲艺与书画一动一静，其实艺术都是相通的……

在这些专业老师的言传身教之下，我们班也是人才辈出。虽然毕业后大家天各一方，不常联系，但都还彼此关注。当时班里专业突出的同学很多，现在30年过去，当时的情景多已模糊，猛然回想起来，能记起来的有光山县的陈守志、殷慧、朱兵、郭开超、胡俊杰、朱明玉，淮滨县的张卫忠、陈冬梅、陈耀梅、廖杰、王震、任芸、李晓燕，商城县的戴文俊、朱玲、孙昊、曾丽、刘晓雯、柳家祥、易婧、张永志，潢川县的刘建斌、余良海、王付刚、陈桂林、程丽华、付俊华、魏波，固始县的熊华涛、徐伟、赵晓春、吴萍、江新苗……

他们有的初心不改，一直深耕画坛；有的钻研碑帖，书法有成；有的冲出县城，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站稳脚跟；有的在省市内书画界成绩斐然……当然，更多的是像我一样——毕业之后与专业再也无缘，在基层一直从事着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教学，偶尔整两刷子，也权作消遣。

到了三年级，马志成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一直陪伴我们毕业，直到现在，还经常在群里和我们交流。数学课是王斌老师教的，我数学不照，但是我同桌陈桂林很争气，几乎一个人包揽了课堂上老师的所有提问。

四、那些年校园里关于我的点滴记忆

长头发

记得小时候，我们理发都是在自己家里。村里有理发师傅，每每在比较闲的时候，趁着社员们在家，他就挎着一个精致的小筐——里面装着剃头的工具，如推子、剪刀、梳子、剃刀等，还有打磨剃刀的鐾刀布——主动上门服务，轮流在各个生产队给社员们理发。

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干脆在村头的大柳树下，就近从谁家里拉把椅子或者长条板凳就开始了。也不需要吆喝，需要剃头的大人、孩子就陆陆续续地聚拢来。剃完头当时也不需要给钱，到年底，他会根据每家每户男丁的人数，每人每年大约剃了几刀头来收钱，没有现钱，给稻子也可以抵账。

所以，上城里上学以后，遇到村里剃头师傅的机会就少，头发自然就留得比较长。刚上学那会儿，我个子比较矮，人长得也瘦，加上长时间不理发，于是就有几次被人误以为是女生，甚至我当时的学生证，性别一栏都被填成了女生（这个填错性别的学生证我至今还收藏着）。虽然我是留长发的个例，可后来竟被人错误地以为我们“搞艺术”（美术生）的就是跟常人不一样）：

小饭馆

不知是时代发展快，还是学校食堂改制快。一年级的时候，大家还是吃食堂，每天吃饭拿了搪瓷缸子、快餐杯，打了饭菜就近蹲在食堂大厅的空地上现场解决了，有时人多，能围一大圈。这样做的大抵都是男生，女生一般都是互相帮忙带着饭菜到寝室里吃。

可是到了二年级，食堂还是那个食堂，却都是被个体户承包了。于是各种小炒、蛋炒饭、肉丝面应运而生，甚至有周末喝酒的情形。

我经常光顾的小店老板姓屈，是一名退伍军人，性格豪爽，妻子也很能干，两口子人都挺好，因此相处也融洽。

记得有一回，下午放学我刚吃了一碗蛋炒饭，正准备回宿舍，迎面碰上王同学和余同学一块来吃饭，非要拉着喝啤酒。结果是我仅喝了一杯啤酒，回到宿舍后胃里却是翻江倒海，最终还是一通狂吐，把“本儿”都带走了。可能是先天没有喝酒的潜质，也或许是那次的遭遇留下了阴影，总之，现在的我还是不胜酒力，每每聚会，席到中途都是夺路而逃。

就像十个手指有长短。有人不胜酒力，就有人千杯不醉。一次晚自习后，在宿舍大门口右边的代销点里买东西，瞥见一位很熟的同学向老板娘买酒——一瓶半斤装的宝丰酒、一袋一块钱的花生米，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像喝茶一样简单，根本没离开柜台，喝完之后，抹抹嘴，没事人似的，走了。

雪地鞋

冬天总是毫无征兆、无法商量也无法避免地来了。纷纷扬扬的雪花瞬时就覆盖了校园，到处白茫茫一片，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掷雪球、打雪仗，欢声笑语在校园上空荡漾，只有碧湖宛如处子，静静地倒映着岸边的柳树，不起一丝波澜。

男生、女生们都穿上了过冬的标配——雪地鞋、长围巾。雪地鞋除了尺码大小，款式也没有男女之分，它当时就两种颜色，一款红色，适合如花般娇艳的女生；一款蓝色，自然是稳重、内敛的男生的首选。那时商贸城旁边的小商品市场是各种物资的集散地，雪地鞋都是从那里流动出来的，一双大概就十多元钱。除了批发雪地鞋，还有配套的棉鞋垫子，一块钱一条，大约1米长左右，买回去自己可以剪个2-3双鞋垫子。当时一些有头脑的学生——大多是学哥，就各个寝室地推销。什么鞋垫、袜子，随着季节的变换还有洗发水、牙膏牙刷等产品，利润不大，主打一个走量。

不知是哪根筋没有接对，没有长围巾的我竟整了一双红色的雪地鞋，且在偌大的校园里大摇大摆地晃了整整一个冬季。从教室到宿舍，从宿舍到食堂，校园的角角落落几乎逛了一个遍。甚至连人声鼎沸的大礼堂也照样出入不误！按现在的话讲——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大礼堂内舞台对着的小房子被改做是音乐班的琴房，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们练琴时那叮叮咚咚的声音旁若无人，时而如疾风骤雨般激越，时而像小河流淌般舒缓，时而若小鸟般窃窃私语，时而似恋人般缱绻缠绵……

时间匆匆，忘了当时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反正不会是一年级——如果是一年级的话，不用老师动手，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学哥早就把“嚣张”的我摆平了。

文艺小青年

可能是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小学时候的我就对语文比较感兴趣。现在回想起来，倒不是因为我父亲是教师——他当时是民办教师，且一直教数学，反倒是我姥爷，经常在我的耳边讲一些历史典故，什么“牛耳大，龙耳小”、洗耳恭听、费仲尤浑、苏老泉……听得我迷迷糊糊。后来上了中学，才知道这些人物可都不简单，特别那“苏老泉”，竟然是苏轼、苏辙他爹苏洵。姥爷家还有半部《封神榜》，一寸多厚，繁体字，也不像我们上学时的课文，横着一行去一行来，而是竖着排版，一竖行一竖行的，现在想来，怪不得古人有“读《左传》，从上到下，书往右翻”的联句。星期天到姥爷家，除了帮忙干点打水的活，就是翻那半部《封神榜》，认不得的字就按照上下文顺，反正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再后来，我大哥的高中语文教材又成了我的好伙伴，里面的古文不仅有了注释，还有译文，《雨霖铃》《兵车行》《孔雀东南飞》等古诗文都是那时候看的，看的次数多了，自然就记住了。

江集中学的李泽平老师教我们三年级古文，课堂上随口而出的一副“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对联，又激起了我对对联的喜爱与收集。

到了师范，每周一早上跑完操后的升旗仪式之前，学校广播总会播出一篇文章——相当于现在的“国旗下讲话”，播完以后还会刊发在学校的校报《碧湖报》上。每每聆听，特别羡慕那些作者，于是暗下决心，吭哧瘪肚地准备了半学期，终于播出了一篇，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别提有多爽。

学校卫生室对面，有一家书店，名字是叫“文渊阁”还是“文瀚阁”已记不清，可以租借课外书。我当时特别着迷小小说，除了寻找一切机会读，有时还不知深浅的写。当时这家书店有一套6册的小小说文集，都是大家，如许行、谢志强、凌鼎年等人尽收其中。每册定价8元，然囊中羞涩，虽努力争取“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但最终也只得其三。

行文至此，搅起多少陈年往事、青涩回忆，一时竟难以入眠。回望前文，得《自嘲》打油诗一首：

那时长发非俊男，农家儿郎少酒钱。

雪地一抹红色艳，是我文艺小青年。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毕业返乡教学，一直从事语文教学，经常和文字打交道，有时还得给孩子们讲作文、写下水作文，20多年下来，也算是积攒了一些文字。幸得教体局原信息中心张恒老师引导，迈进了作协的大门，一路跌跌撞撞，勉强行走至今。

岁月如歌。日月如梭。回首三年师范生活，遥远而又清晰，就像太阳底下的万花筒那般奇幻多姿——既有年少无知的迷茫，也有奋起直追的努力；还有鲜衣怒马的青葱，可谓是：欢笑伴着眼泪浇灌成长，困难磨练意志助力腾飞。

2025年3月17日夜于潢川

作者简介

姚康明：潢川县教体局工作，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