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村长女儿举报我偷听敌台,我入狱后,她却年年给我寄东西
发布时间:2025-11-22 01:08 浏览量:5
1969年的秋天,高粱熟了,红得像一片火。
我叫陈进,那年十九。
除了伺候那几亩薄田,我唯一的念想,就是那台藏在床底下的半导体收音机。
那是我拿十斤红薯干,跟县城废品站的老头换来的。缺了个零件,不响。
我花了三个月,用铜丝和破铁片自己绕,自己磨,竟然让它活了过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把头埋在被子里,拧开那个小小的旋钮。
“滋啦……滋啦……”
电流声像黑夜里的虫鸣,挠得我心里又痒又怕。
偶尔,能从那一片嘈杂里,捕捉到几句含混不清的话,或者一段靡靡之音。邓丽君。
我不知道那叫邓丽君,我只觉得那声音像蜜糖,能把人的骨头都听酥了。
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直到那天晚上。
月亮很好,亮得像一盏挂在天上的白炽灯。
我照例蒙着头,在被窝里寻找那个甜得发腻的声音。
门,是被人一脚踹开的。
声音又闷又响,像一记重锤砸在我胸口。
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被子滑落,那小小的收音机暴露在空气里,还在滋啦滋啦地响。
完了。
我脑子里只有这两个字。
进来的是民兵队长,后面跟着几个庄稼汉,手里拿着红缨枪。
村长背着手,跟在最后面,一脸铁青。
他的身后,站着一个瘦小的身影。
是李月婵。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两条辫子垂在胸前。
我们村长的女儿。
月光从门口照进来,刚好打在她脸上。那张我从小看到大的脸,此刻白得像一张纸。
民兵队长的眼睛像鹰一样,立刻就盯住了我床上的收音机。
他一个箭步冲上来,一把抓起,举到村长面前。
“叔,你看!”
村长的嘴唇哆嗦着,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我看着李月婵。
我也在等着她说话。
我们俩就隔着几步远,隔着几个拿枪的民兵,隔着我爹我娘惊恐的抽泣声。
我以为她会替我说句话。
哪怕一句。
毕竟,这台收音机能响,有一半是她的功劳。
她见过我为了找一个合适的铜丝,把家里唯一的铜盆底给撬了,被我爹追着打了半个村子。
她还偷偷从家里拿来一小块松香,告诉我,焊东西的时候用得上。
她说:“陈进,你真厉害,什么都会。”
那时候,她眼睛里的光,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可现在,她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一片死寂的黑。
她往前走了一步,抬起手,直直地指向我。
指向我床上的收音机。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那个死寂的夜里,像针一样,一根一根扎进我的耳朵里。
“我听见了。”
“他每天晚上都在这里听,听那个……敌台。”
敌台。
多严重的一个词。
我爹“噗通”一声跪下了,抱着村长的腿哭喊。
我娘已经晕死过去。
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只是死死地盯着李月婵。
我想从她脸上看出一丝一毫的被迫,或者是不忍。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冷得像冰的决绝。
我被带走了。
手被粗麻绳反绑着,勒得生疼。
经过她身边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压低声音问她:“为什么?”
她没有看我。
她只是看着自己洗得发白的布鞋鞋尖,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我被关在村里的祠堂里,等县里来人。
三天。
我没吃一口东西,没喝一口水。
我没觉得饿,也没觉得渴。
我心里就剩下一团火,烧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
我一遍一遍地想,为什么。
是我哪里得罪她了?
是我上次没答应把她想要的那本《红岩》先借给她?
还是因为上次村里放电影,我跟隔壁村的女孩多说了两句话?
我想不通。
就像你养的一条狗,你天天喂它,给它挠痒,它突然回过头来,狠狠咬了你一口。
你不会觉得疼,你只会觉得荒谬。
县里的人来了,给我戴上了手铐。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玩意儿,冰凉,沉重。
我被押上了一辆解放卡车。
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站满了人。
我的目光越过那些或同情、或鄙夷、或麻木的脸,准确地找到了她。
李月婵。
她就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还是那件碎花衬衫。
风吹起她的衣角,她整个人显得更瘦了。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撞了一下。
我看见她嘴唇又动了动。
这一次,我读懂了。
她说的是两个字。
“活下去。”
我笑了。
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你把我推进深渊,然后祝我好好活着?
没有比这更恶毒的诅z咒了。
我被判了十年。
罪名是“偷听敌台,思想腐化”。
我被送到了大西北一个劳改农场。
这里的天是灰的,地是黄的,风是冷的。
风里永远带着沙子,吹在脸上,像刀子在刮。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挖渠,修路,搬石头。
太阳出来就干活,太阳下山才收工。
住的是大通铺,几十号人挤在一起,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汗臭和脚臭。
吃的是黑乎乎的窝头和看不见油星的菜汤。
一开始,我还想着申诉,想着我是被冤枉的。
我写了无数封信,全都石沉大海。
后来,我不写了。
我开始恨。
恨是比任何东西都有力量的。
它像一根柱子,支撑着我,让我在无数个想要倒下的瞬间,重新站直了。
我恨那个时代,也恨那个把我推进深渊的李月婵。
我每天都在想她。
想她那张苍白的脸,想她那句冷冰冰的“我听见了”。
我想,等我出去了,我一定要回去问问她。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个答案。
就这么过了一年。
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麻木和沉寂。
有一天,管教把我叫了出去。
他扔给我一个包裹。
牛皮纸包着,用麻绳捆得整整齐齐。
“你的。”管教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愣住了。
谁会给我寄东西?
我爹娘都不识字。
我翻过包裹,在角落里看到了寄件人的名字。
三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眼睛上。
李月婵。
轰的一声,我脑子里所有的血都冲了上来。
我抓起那个包裹,像抓着一条毒蛇,想立刻就把它扔掉。
“不要就给我!”旁边一个犯人眼睛放光。
我死死地把包裹抱在怀里。
我不能扔。
我要看看,她到底想干什么。
是羞辱我?还是可怜我?
我回到通铺,躲在最角落的位置,用颤抖的手解开麻绳。
里面是一双棉鞋。
纳得很厚实,针脚细密。是我娘的手艺。
棉鞋下面,是一包用油纸包着的东西。
我打开,是几块风干的腊肉,还有一小袋炒熟的黄豆。
这是我们老家的东西。
我抓起一块腊肉,狠狠地塞进嘴里。
又干又硬,像石头一样。
我嚼着,嚼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不是感动。
是屈辱。
你把我打入地狱,然后给我一颗糖?
我把剩下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包好,塞到床铺最底下。
我发誓我一口都不会再碰。
可到了半夜,我饿得胃里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
白天干的是重体力活,那点窝头根本不管用。
我听着身边人沉重的呼吸声和磨牙声,鬼使神差地,又把那个包裹掏了出来。
我摸出一颗黄豆,扔进嘴里。
真香。
我一颗一颗地吃,像一个窃贼。
吃完黄豆,我又摸出了那块腊肉。
我把它含在嘴里,不舍得嚼,就那么让那点咸香的味道在嘴里慢慢化开。
那一刻,我恨她。
也恨我自己。
我恨她用这点小恩小惠来腐蚀我的恨意。
我也恨我自己的不争气。
从那以后,每年秋天,我都会收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包裹。
寄件人永远是李月婵。
里面的东西也大同小异。
有时候是几双袜子,有时候是一件棉背心。
永远都有一包吃的。
有时候是腊肉,有时候是红薯干,有时候是晒干的柿饼。
都是我们老家的东西。
包裹里从来没有信,一个字都没有。
这些包裹,成了我在这个鬼地方唯一的盼头。
也是我最大的折磨。
每次收到包裹,我都会经历一次从愤怒到屈辱,再到贪婪,最后到更深的憎恨的循环。
我开始跟包裹里的东西较劲。
第二年,她寄来了一件手织的毛衣。很粗糙的毛线,但织得很密实。
我把它扔在床底,整整一个冬天都没碰。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得了重感冒,烧得迷迷糊糊,半夜咳得肺都要出来了。
同监的老张头看我可怜,偷偷把那件毛衣翻出来,披在我身上。
他说:“小子,跟谁过不去,都别跟自己身子过不去。留着命,才能出去。”
我烧得稀里糊涂,只觉得一股暖意包裹着我。
第二天醒来,我看着身上的毛衣,沉默了很久。
我没脱下来。
第四年,包裹里有一本书。
是那本我没来得及借给她的《红岩》。
书很旧了,书页都泛黄了。
我翻开,在某一页的页脚,看到一个用铅笔画的很小很小的记号。
是一个五角星。
我记得,这是她的习惯。
看到喜欢或者有感触的句子,她就会在旁边画一个五角星。
我找到那句话。
“我们是地下的种子,黑暗是我们的土壤,我们忍受着一切,只为有一天,能破土而出,见到阳光。”
我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
她到底想干什么?
她在暗示什么?
我的脑子乱成一团。
我开始疯狂地猜测。
她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她是不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我传递什么信息?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在我心里滋生。
我开始重新审视这几年来的每一个包裹。
那双棉鞋,是不是怕我冻伤脚?
那件毛衣,是不是怕我熬不过寒冬?
那本书,是不是在鼓励我不要放弃?
不。
我很快就掐灭了这个想法。
这太可笑了。
如果她真的有苦衷,为什么当初要那么决绝?
如果她真的想帮我,为什么不写一封信,哪怕只有一个字?
这一定是她更高明的折磨。
她想让我抱有希望,然后再亲手掐灭它。
对,一定是这样。
我把那本书撕了。
一页一页,撕得粉碎。
然后我告诉自己,陈进,别再犯傻了。
你要记住的,只有恨。
日子就在这种反复的拉扯和折磨中,一天天过去。
十年。
三千六百多个日夜。
我从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快三十岁的男人。
我的手上布满了老茧,脸上刻着风霜。
我的眼神变得像这里的石头一样,又冷又硬。
1979年,平反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进了这个与世隔绝的角落。
一批一批的人被接走了。
有一天,管教又叫到了我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纸。
不是包裹,是一张平反通知书。
他说:“陈进,你可以走了。”
我拿着那张纸,站在太阳底下,看了很久很久。
纸上的字,我每个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我却看不懂了。
自由了?
我竟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
心里空落落的,像被风掏空了一样。
我恨了十年的人,我念了十年的仇,我支撑了十年的目标,突然之间,好像失去了意义。
我该去哪儿?
我还能干什么?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翻出了那堆包裹里的“遗物”。
一双磨破了底的棉鞋,一件起了球的毛衣,还有那堆被我撕碎又拼起来的书页。
我把它们包好,放进了我的行李。
我要带着这些“罪证”,回去找她。
我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回到了那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小镇。
从镇上到我们村,还有十几里山路。
我没有坐车,我一步一步地走回去。
路还是那条路,但两边的景象已经大不相同。
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
地里开始有人用拖拉机。
村口那棵老槐树,好像更老了。
我爹娘还住在老屋里。
我推开门的时候,我娘正在院子里喂鸡。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愣住了。
手里的那把米,哗啦啦地洒了一地。
“进……进儿?”
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爹从屋里闻声出来,拄着拐杖,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一下子就蓄满了泪。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反复说着这句话。
我跪在他们面前,磕了三个响头。
没有眼泪。
十年的牢狱生活,已经把我的眼泪流干了69年,村长女儿举报我偷听敌台,我入狱后,她却年年给我寄东西。
我叫陈进,那年十九。
除了伺候那几亩薄田,我唯一的念想,就是那台藏在床底下的半导体收-音-机。
“滋啦……滋啦……”
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直到那天晚上。
月亮很好,亮得像一盏挂在天上的白炽灯。
门,是被人一脚踹开的。
声音又闷又响,像一记重锤砸在我胸口。
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被子滑落,那小小的收-音-机暴露在空气里,还在滋啦滋啦地响。
完了。
我脑子里只有这两个字。
村长背着手,跟在最后面,一脸铁青。
他的身后,站着一个瘦小的身影。
是李月婵。
我们村长的女儿。
民兵队长的眼睛像鹰一样,立刻就盯住了我床上的收-音-机。
“叔,你看!”
村长的嘴唇哆嗦着, 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我看着李月婵。
我也在等着她说话。
我以为她会替我说句话。
哪怕一句。
毕竟,这台收-音-机能响,有一半是她的功劳。
那时候,她说:“陈进,你真厉害,什么都会。”
她眼睛里的光,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可现在,她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一片死寂的黑。
她往前走了一步,抬起手,直直地指向我。
指向我床上的收-音-机。
“我听见了。”
敌台。
多严重的一个词。
我娘已经晕死过去。
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只是死死地盯着李月婵。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冷得像冰的决绝。
我被带走了。
手被粗麻绳反绑着,勒得生疼。
经过她身边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她没有看我。
我被关在村里的祠堂里,等县里来人。
三天。
我没吃一口东西,没喝一口水。
我没觉得饿,也没觉得渴。
我一遍一遍地想,为什么。
是我哪里得罪她了?
我想不通。
你不会觉得疼,你只会觉得荒谬。
县里的人来了,给我戴上了手铐。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玩意儿,冰凉,沉重。
我被押上了一辆解放卡车。
李月婵。
她就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还是那件碎花衬衫。
风吹起她的衣角,她整个人显得更瘦了。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撞了一下。
我看见她嘴唇又动了動。
这一次,我读懂了。
她说的是两个字。
“活下去。”
我笑了。
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你把我推进深渊,然后祝我好好活着?
没有比这更恶毒的诅咒了。
我被判了十年。
罪名是“偷听敌台,思想腐化”。
我被送到了大西北一个劳改农场。
这里的天是灰的,地是黄的,风是冷的。
风里永远带着沙子,吹在脸上,像刀子在刮。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挖渠,修路,搬石头。
太阳出来就干活,太阳下山才收工。
住的是大通铺,几十号人擠在一起,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汗臭和脚臭。
吃的是黑乎乎的窝头和看不见油星的菜汤。
一开始,我还想着申诉,想着我是被冤枉的。
我写了无数封信,全都石沉大海。
后来,我不写了。
我开始恨。
恨是比任何东西都有力量的。
我每天都在想她。
我想,等我出去了,我一定要回去问问她。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个答案。
就这么过了一年。
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麻木和沉寂。
有一天,管教把我叫了出去。
他扔给我一个包裹。
牛皮纸包着,用麻绳捆得整整齐齐。
“你的。”管教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愣住了。
谁会给我寄东西?
我爹娘都不识字。
我翻过包裹,在角落里看到了寄件人的名字。
三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眼睛上。
李月婵。
轰的一声,我脑子里所有的血都冲了上来。
“不要就给我!”旁边一个犯人眼睛放光。
我死死地把包裹抱在怀里。
我不能扔。
我要看看,她到底想干什么。
是羞辱我?还是可怜我?
我回到通铺,躲在最角落的位置,用颤抖的手解开麻繩。
里面是一双棉鞋。
纳得很厚实,针脚细密。是我娘的手艺。
棉鞋下面,是一包用油纸包着的东西。
这是我们老家的东西。
我抓起一块腊肉,狠狠地塞进嘴里。
又干又硬,像石头一样。
我嚼着,嚼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不是感动。
是屈辱。
你把我打入地狱,然后给我一颗糖?
我发誓我一口都不会再碰。
白天干的是重体力活,那点窝头根本不管用。
我摸出一颗黄豆,扔进嘴里。
真香。
我一颗一颗地吃,像一个窃贼。
吃完黄豆,我又摸出了那块腊肉。
那一刻,我恨她。
也恨我自己。
我恨她用这点小恩小惠来腐蚀我的恨意。
我也恨我自己的不争气。
寄件人永远是李月婵。
里面的东西也大同小异。
有时候是几双袜子,有时候是一件棉背心。
永远都有一包吃的。
都是我们老家的东西。
包裹里从来没有信,一个字都没有。
这些包裹,成了我在这个鬼地方唯一的盼头。
也是我最大的折磨。
我开始跟包裹里的东西较勁。
我把它扔在床底,整整一个冬天都没碰。
我烧得稀里糊涂,只觉得一股暖意包裹着我。
我没脱下来。
第四年,包裹里有一本书。
是那本我没来得及借给她的《红岩》。
书很旧了,书页都泛黄了。
是一个五角星。
我记得,这是她的习惯。
我找到那句话。
我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
她到底想干什么?
她在暗示什么?
我的脑子乱成一团。
我开始疯狂地猜测。
她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她是不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我传递什么信息?
我开始重新审视这几年来的每一个包裹。
那双棉鞋,是不是怕我冻伤脚?
那件毛衣,是不是怕我熬不过寒冬?
那本书,是不是在鼓励我不要放弃?
不。
我很快就掐灭了这个想法。
这太可笑了。
如果她真的有苦衷,为什么当初要那么决绝?
这一定是她更高明的折磨。
她想让我抱有希望,然后再亲手掐灭它。
对,一定是这样。
我把那本书撕了。
一页一页,撕得粉碎。
然后我告诉自己,陈进,别再犯傻了。
你要记住的,只有恨。
十年。
三千六百多个日夜。
我的手上布满了老茧,脸上刻着风霜。
我的眼神变得像这里的石头一样,又冷又硬。
一批一批的人被接走了。
有一天,管教又叫到了我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纸。
不是包裹,是一张平反通知书。
他说:“陈进,你可以走了。”
自由了?
我竟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
心里空落落的,像被风掏空了一样。
我该去哪儿?
我还能干什么?
我把它们包好,放进了我的行李。
我要带着这些“罪证”,回去找她。
从镇上到我们村,还有十几里山路。
我没有坐车,我一步一步地走回去。
路还是那条路,但两边的景象已经大不相同。
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
地里开始有人用拖拉机。
村口那棵老槐樹,好像更老了。
我爹娘还住在老屋里。
我推开门的时候,我娘正在院子里喂鸡。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愣住了。
手里的那把米,哗啦啦地洒了一地。
“进……进儿?”
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跪在他们面前,磕了三个响头。
没有眼泪。
十年的牢狱生活,已经把我的眼泪流干了。
我在家待了三天。
三天里,我一句话都没说。
我娘小心翼翼地给我做我以前最爱吃的饭菜,但我吃什么都像在嚼蜡。
我爹就坐在旁边,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看着我,叹气。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怕我想不开。
他们也怕我去找李家报仇。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都是躲躲闪閃的。
我像个瘟神。
第四天,我开口了。
我问我娘:“李月婵呢?”
我娘的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
她抓住我的手,哀求道:“进儿,都过去了。咱不找了,好不好?咱好好过日子。”
“我就是问问。”我的声音很平静。
我爹在一旁敲了敲烟袋锅:“她……还在村里。”
“结婚了?”
“没。”我爹摇了摇头,“一直没嫁人。”
没嫁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爹呢?那个老东西。”我说的“老东西”,是指她爹,前任村長。
“前几年就退下来了,身体不好,去年冬天没抗住,走了。”
走了?
我心里那股憋了十年的火,突然找不到地方撒了。
我设想过无数次我回来后的场景。
我冲进李家,指着老村长的鼻子骂他,砸了他的家。
或者,我找到李月婵,把那堆她寄给我的东西,一样一样扔在她脸上。
可现在,一个死了,一个没嫁人。
这算什么?
“她现在……干啥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
“在村西头的卫生所,当了个赤脚医生。”
卫生所。
我站了起来。
我娘一把拉住我:“儿啊!你别去!千万别去啊!”
我轻轻挣开她的手。
“娘,你放心,我不动手。”
“我就是想问她一句话。”
我来到村西头的卫生所。
那是一排很破旧的平房,墙皮都脱落了。
门口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用白漆写着“红旗村卫生所”。
我推门进去,一股浓浓的草药味扑面而来。
屋里光线很暗,只有一个女人背对着我,在药柜前抓药。
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只是颜色更旧了。
还是那两条辫子,只是没那么乌黑了。
我的心脏突然跳得很快。
十年了。
我以为我会冲上去,抓住她的衣领,质问她。
可我站在那里,一步都动不了。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
她似乎听到了动静,转过身来。
看清我的一瞬间,她手里的戥子“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药材洒了一地。
她也老了。
眼角有了细细的皱纹,脸上也没了当年的光彩。
只有那双眼睛,还是那么黑,那么深。
我们俩就这么站着,对视着。
空气仿佛凝固了。
十年来的恨,十年来的怨,十年来的疑惑,在这一刻,全都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
我只问了这三个字。
但我觉得我用尽了一生的力气。
她没有回答。
她只是看着我,眼圈一点一点地红了。
然后,她蹲下身,开始一颗一颗地捡地上的药材。
她的手抖得很厉害,捡了好几次都捡不起来。
我看着她那个样子,心里的火又“噌”地一下冒了起来。
又是这样!
又是这种沉默!
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还是这样!
我冲上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你说话啊!”我几乎是在咆哮。
她的手腕很细,冰凉。
被我抓着,她也不挣扎,就是不停地掉眼泪。
那眼泪一颗一颗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
“你哭什么?!”我更火了,“你有什么好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是我陈进!”
“我他娘的在里面待了十年!十年!你知道十年是怎么过的吗?!”
“你毁了我一辈子,你现在哭给我看?!”
我把那包“遗物”狠狠地摔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这些东西,是你寄的吧?”
“你什么意思?可怜我?施舍我?”
“还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求个心安理得?”
“李月婵,我告诉你,我不稀罕!”
她终于抬起了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陈进……”她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对不起。”
“对不起?”我冷笑起来,“一句对不起,就想换我十年?”
“你爹呢?让他出来!让他也跟我说句对不起!”
“我爹……他去年冬天……已经不在了。”她哽咽着说。
我愣住了。
心里的那股气,像被戳破的气球,一下子泄了一半。
“不在了?”
“是。”
我松开了她的手,后退了两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最恨的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在我面前哭得像个泪人。
我这十年的恨,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无力,且可笑。
屋子里又陷入了死寂。
只剩下她压抑的哭声和我的喘息声。
过了很久,她终于止住了哭。
她擦了擦眼泪,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
盒子很旧了,上面的红漆都剥落了。
她用一把小钥匙打开锁,从里面拿出厚厚一沓信。
信封都已经泛黄了。
她把信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我问。
“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狐疑地拿起最上面的一封。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一个日期。
1969年10月。
我进去的第二个月。
我抽出信纸。
上面的字迹很娟秀,是她的字。
“陈进:
我知道你恨我。
你应该恨我。
如果恨我能让你活下去,那就请你一直恨下去。
农场冷,我托人给你捎了双棉鞋,是我娘纳的,你小时候总穿,应该合脚。
别冻着。
月婵。”
我浑身一震。
我又拿起第二封。
“陈进:
一年了。
你在那边还好吗?
我听说西北的冬天很冷,我给你织了件毛衣,毛线不好,你别嫌弃。
一定要活着。
月婵。”
第三封。
“陈进:
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他总是咳嗽, रात里睡不着。
他说,他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爹娘。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爹娘。
每次在村里碰到他们,我都绕着走。
我真没用。
月婵。”
第四封。
“陈v进:
我把你那本《红岩》又看了一遍。
我记得你最喜欢里面的那句话。
我把它画下来了。
陈进,你就是那颗种子。
你要忍着。
月婵。”
……
一封又一封。
整整十年。
一百二十封信。
每一封,都跟随着那个包裹。
只是,它们从来没有寄到我手里。
我一封一封地看下去,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这些信里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狠狠地敲打着我那颗冰冷坚硬的心。
我以为的施舍,是她的牵挂。
我以为的羞辱,是她的赎罪。
我以为的折磨,是她让我活下去的信念。
我抬起头,看着她。
我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
“为什么……为什么不把这些信寄给我?”
她摇了摇头,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不敢。”
“我怕……我怕这些信会害了你。”
“我更怕……你看了信,就不恨我了。”
“陈进,你不知道,”她捂着脸,泣不成声,“那时候,只有恨,才能让你活下去啊!”
“你胡说!”我还是不信,或者说,我不敢信,“你当初为什么要举报我?!”
“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痛苦。
“因为……因为如果我不举报你,你就会死。”
“什么?”我如遭雷击。
“你出事前一个星期,县里来了个工作组,专门来抓典型。我们村,分到了一个指标。”
“村里早就有人看你不顺眼了,说你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总摆弄那些‘西洋玩意儿’。赵家那个二愣子,他……他早就把你给写信举报到公社去了。”
赵二愣子!
我记得他!我跟他家因为地界的事吵过架!
“我爹……他把那封举报信压下来了。”
“他知道一旦工作组的人从公社那里拿到信,你就不只是去劳改那么简单了。”
“那是什么罪名?里通外国!是要……是要枪毙的!”
我的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
我扶着桌子,才勉强站稳。
“所以……”
“所以,我爹让我去举报你。”
“他说,我们自己村里的人举报,性质就不一样了。这叫‘人民内部矛盾’。他去县里求情,找关系,最多……最多就是判几年。”
“用十年牢狱,换你一条命。”
“他说,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呆住了。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张泪流满面的脸。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恨了十年的真相,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这太荒唐了。
太残酷了。
我宁愿她是因为嫉妒,因为怨恨,因为任何一种卑劣的理由。
我也不愿意是这个理由。
因为这个理由,让我十年的恨,都成了一个笑话。
我成了一个天底下最愚蠢的傻子。
我以为我是受害者。
原来,我才是那个被保护的人。
我以为她是加害者。
原来,她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痛苦。
我坐牢,是有期限的。
而她心里的那座牢,是无期的。
“那你……为什么不嫁人?”我听到自己用一个陌生的声音问。
她惨然一笑。
“我这个样子,谁敢娶?谁愿意娶?”
“村里人都说我是个白眼狼,连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都出卖。”
“我爹退下来以后,我们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没脸嫁人,也没资格嫁人。”
“陈进,我把你害成这样,我怎么有脸去过自己的好日子?”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为我承担了十年骂名,为我蹉跎了十年青春的女人。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想说“对不起”。
想说“我错怪你了”。
想说“谢谢你”。
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所有的语言,在这样沉重的真相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力。
我转过身,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卫生所。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照得我睁不开眼睛。
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
我像一个幽魂一样,在村里的小路上走着。
我走到了我们小时候一起掏鸟窝的那片树林。
走到了我们一起摸鱼的那条小河边。
走到了我们最后一次说话的那个谷堆旁。
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回忆。
那些被我用恨意尘封了十年的回忆,此刻全都翻涌了上来。
我记得她把省下来的糖分给我一半。
我记得她在我被欺负的时候,像个小豹子一样挡在我面前。
我记得我第一次把收-音-机弄响的时候,她看着我,满眼都是崇拜。
我一直以为,她是我生命里的一道光。
直到那一天,她亲手把这道光掐灭了。
可我现在才知道,她不是掐灭了光。
她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那把会让我粉身碎骨的屠刀。
她自己却被那把刀,凌迟了十年。
我在河边坐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我回了家。
我对我爹娘说:“爹,娘,我想娶月婵。”
我娘愣住了。
我爹沉默了很久,抽完一袋烟,说:“你想好了?”
“想好了。”
“她不会嫁给你的。”我爹说。
“为什么?”
“她觉得对不起你,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自己。”
我爹说得对。
我去找了她三次。
她都避而不见。
第四次,我堵在了卫生所门口。
我把那一百二十封信,整整齐齐地放在她面前。
“李月婵,我们两清了。”我说。
她看着我,不说话。
“你用十年,换了我一条命。我用十年,恨错了你。”
“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那就用你的下半辈子来还。”
“嫁给我。”
她的眼泪又下来了。
她摇着头:“陈进,你不懂,我配不上你。我脏了。”
“你脏?”我笑了,“李月婵,这个世界上要是你都算脏,那就没有干净的人了。”
“你听着,我陈进今天就在这儿告诉你。”
“我蹲了十年大牢,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爹娘老了,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就是一个劳改犯。”
“你要是嫌弃我,我现在就走,这辈子都不再出现在你面前。”
“你要是不嫌弃……”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明天早上,我来接你。”
说完,我转身就走。
我没有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看到她拒绝的眼神。
那天晚上,我又是一夜没睡。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去了她家。
我站在她家院子门口,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出来。
如果她不出来,我该怎么办?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那扇破旧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
李月婵走了出来。
她换了一件新做的蓝色土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的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哭了一夜。
但她看着我的时候,嘴角却带着一丝笑。
那是我十年来,第一次看到她笑。
像冰雪初融,像春暖花开。
我们没有办婚礼。
只是请村里几个关系好的长辈吃了顿饭,领了一张证。
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日子过得很清贫,但很安心。
我在县里的一个工厂找了个电工的活。因为我在农场里跟老师傅学过,手艺还算不错。
她还是在村里的卫生所当医生。
我们的话很少。
十年的隔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
我们之间,好像永远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我们都很默契地,不再提那十年。
我把那一百二十封信,和那个装信的木盒子,都收了起来。
我怕看到它们,就会想起那些痛苦的日子。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
直到有一天,我提前下班回家。
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炕上,手里拿着那个木盒子,肩膀一抽一抽的。
她在哭。
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过一封信。
是我写给她的。
“李月婵:
见信如唔。
今天厂里发了工资,我给你买了块布,蓝色的,跟你那天穿的衣服一个颜色。
天冷了,做件新衣裳吧。
陈进。”
这是我放在她枕头底下的。
我嘴笨,不会说那些肉麻的话。
我就学着她当年的样子,给她写信。
有时候是告诉她我今天修好了几台机器。
有时候是告诉她我在街上看到了什么新鲜事。
有时候,只是提醒她记得按时吃饭。
我以为她从来没看过。
原来,她都收起来了。
她看着我,哭着说:“陈进,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我梦见你在农场里被人打,梦见你饿得去啃树皮。”
“我一闭上眼,就是你被押上卡车时,看我的那个眼神。”
“那个眼神,跟了我十年,怕是要跟一辈子了。”
我把她揽进怀里。
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这么亲密。
她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
“月婵,”我抚摸着她的头发,“都过去了。”
“过不去的。”她在我怀里摇头,“陈进,你不知道,我最后悔的,不是去举报你。”
“我最后悔的,是当初没有跟你一起走。”
“如果我跟你一起被抓走,跟你一起去劳改,哪怕是死在路上,也比这十年好过。”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终于明白了。
她心里的那座牢,比我待过的那座,要坚固得多,也黑暗得多。
而打开这座牢的钥匙,不在我手里,而在她自己手里。
从那天起,我不再刻意回避过去。
我会跟她讲我在农场的事。
讲那个偷偷给我披上毛衣的老张头。
讲我们怎么在菜汤里捞那几片可怜的菜叶。
讲我第一次收到她寄来的包裹时,我是怎么一边骂她,一边偷偷吃掉那些黄豆的。
我讲的时候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她听着,有时候会哭,有时候会笑。
慢慢地,她晚上不再做噩梦了。
她的话也多了起来。
她会跟我讲村里谁家的小孩感冒了,谁家的老人腿又疼了。
她会抱怨药材不够用。
我看着她,觉得那个我记忆里爱说爱笑的姑娘,好像一点一点地回来了。
1985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取名陈念。
思念的念。
儿子的出生,像一道温暖的阳光,彻底照亮了我们这个家。
月婵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她抱着儿子,常常会看着看着就笑了。
她说:“陈进,你看,他多像你。”
我说:“像我什么?像我一样傻?”
她会轻轻捶我一下:“不许胡说。”
日子就像村口那条小河,安静地流淌。
我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她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好医生。
我们攒了钱,翻盖了老屋,变成了村里第一批砖瓦房。
儿子一天天长大,聪明又懂事。
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年没有那件事,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电工,或者一个无线电工程师。
也许,我们会更早地结婚,生子。
也许,我们的生活会更顺遂一些。
但没有如果。
那十年,像一道深深的疤,刻在了我们两个人的生命里。
它夺走了我们的青春,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但也正是这道疤,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
我们都从那场时代的洪流里活了下来。
我们都从各自的牢笼里走了出来。
这就够了。
2009年,我六十岁了。
从工厂退休了。
月婵也从卫生所退了下来。
我们的头发都白了。
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工作,成了家。
孙子都快上小学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好。
我和月婵在院子里晒太阳。
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突然说:“月婵,你还记得我那台收-音-机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怎么不记得?为了那个破玩意儿,你差点把家里的铜盆都给拆了。”
“那不是破玩意儿。”我纠正她,“那是我做的第一台收-to-listen-to-enemy-radio。”
我故意把那几个字说得很重。
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我握住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月婵,我不恨了。”
“我早就……不恨了。”
“其实,我该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成了一抔黄土了。”
“如果不是你那些包裹,我也撑不过那十年。”
她的眼圈又红了。
这个女人,好像一辈子都在为我流泪。
“陈进……”
“别说话。”我打断她,“听我说完。”
“这辈子,我最高兴的事,不是弄响了那台收-音-机。”
“也不是活着走出那个鬼地方。”
“而是那天早上,你打开门,对我笑了一下。”
“那一下,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她再也忍不住,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几十年前那样。
阳光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
院子里,孙子正在追着一只蝴蝶跑。
儿子和儿媳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我看着这一切,心里无比的平静和满足。
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那些深入骨髓的恨意,那些无法言说的苦楚,在这一刻,都随风而逝。
我这一生,被时代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但它也给了我最好的礼物。
那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女人。
她举报我,是为了救我。
她折磨我,是为了让我活下去。
她用她的一生,来偿还一份她本不该背负的债。
而我,用了半辈子,才读懂她那份深沉而残酷的爱。
幸好,还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