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我为救战友被炸断腿，20年后，他成了将军，我还在修鞋

那块“祖传”的牛皮，又硬又倔，像上了年纪的人的脾气。

我手里的锤子，叫“吃饭的家伙”，跟我三十多年了，木柄被汗浸得油光锃亮，泛着红光。

“砰、砰、砰。”

声音不大，但有节奏。在这条叫“半截胡同”的巷子里，我的锤声就是报时的钟。

旁边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是儿子淘汰下来的，只有一个台有影，还满是雪花。此刻，它正“沙沙”地响着，播着晚间新闻。

我不爱看新闻，里头的人和事，离我太远。

就像天上的云，看着热闹，飘过去，也就散了。

可今天，那朵云，像是要砸到我头顶上。

电视里，一个穿着将军服的人正在讲话。肩上扛着金闪闪的星，领口的松枝叶，在黑白电视里也看得出威严。

他叫赵振林。

我认识他。

或者说，二十年前，我认识那个还叫“振林”的毛头小子。

手里的锤子，停了。

那张脸，老了，胖了，有了官威，但眉眼里的那股子劲儿，没变。

还是那么精神。

我摸了摸自己的腿。左边，裤管空荡荡的。

风从裤管里灌进去，有点凉。

一九七五年，南疆，闷热的雨林。

我和赵振林，是一个班的兵。

他是我下铺的兄弟。

那时候，他瘦，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爱看书，张口闭口都是“人民”和“理想”。

我呢，农村出来的，大字不识一箩筐，就会使蛮力。

班长说，我俩是“秀才”配“兵”，绝配。

我总把我的口粮分他一半，因为他饭量小，又总把读书看报的心得讲给我听。

他说：“卫国，等战争结束了，国家要搞建设，需要有文化的人。你得学。”

我嘿嘿笑，拍着胸脯说：“你学就行，你当大官，我给你当警卫员。”

他捶我一拳，说：“出息。”

那天的记忆，像烙铁烙在脑子里，带着一股子血腥味和泥土的潮气。

我们小队在执行穿插任务，踩进了雷区。

走在最前面的尖兵，一脚下去，就没了。

我们都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空气里全是死神喘气的声音。

赵振林就在我旁边，他的脸，白的像纸。汗水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淌，滴进泥里。

他哆嗦着，不是怕死，是怕完不成任务。

他嘴里念叨着：“地图……地图在我这儿……”

我们等了很久，排雷兵上不来。队长决定，必须有人趟出一条路。

谁去？

去，就是十死无生。

赵振林忽然撑起半个身子，要去。

他说他是小组长，他有文化，他死了，损失比我们这些大老粗小。

我一把摁住他。

“你他娘的给我趴下！”我吼他，“地图重要，你脑子里的东西更重要！”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那股劲儿。

或许是班长常说的，我这条命，就是为了保卫该保卫的人。

赵振林，我觉得，就是那个该被保卫的人。

我从地上慢慢往前拱，像条笨拙的蚯蚓。

每一下，都可能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下。

我跟他说：“振林，要是我回不来，记得给我爹娘写封信，就说……就说我是英雄。”

他没说话，我能听见他压抑的哭声。

我成功了。

我趟出了一条路。

可就在我们以为安全了，准备撤离的时候，一颗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流弹，引爆了旁边一颗被我漏掉的诡雷。

我只记得，我下意识地，用尽全身力气，把身边的赵振林推了出去。

然后，就是一片火光，和震耳欲聋的轰鸣。

我的世界，黑了。

再醒来，是在后方的医院里。

左腿没了。从大腿根往下，空荡荡的。

赵振林坐在我床边，眼睛肿得像桃子。

他抓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卫国，哥，你放心，我赵振林这辈子，就是你的人。我养你一辈子！”

我笑了，疼得龇牙咧嘴。

我说：“滚蛋，谁要你养。我李卫国，少条腿，照样是条汉子。”

后来，他回了前线，立了功。

我，带着三等功的勋章和一笔伤残抚恤金，回了老家。

电视里的新闻播完了，开始放天气预报。

老婆王淑芬端着一碗热汤面从里屋出来，放到我面前的小桌上。

“老李，又对着电视发什么呆？快趁热吃了。”

她是我回乡后，经人介绍认识的。不嫌我残废，给我生了个儿子，叫李建。

她是个好女人，就是嘴碎，爱操心。

我拿起筷子，没说话。

她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凑过来看了眼电视。

“哟，这不是赵振in……”她不识字，名字念不准。

“是赵振林。”我纠正她。

“对对，就是他。哎呀，都当这么大的官了，真厉害。”她感慨着，然后一巴掌拍在我的背上。

“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当初要不是你……”

“吃饭！”我打断她。

这话，她念叨了小半辈子了。

我不怪她。

跟着我，她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这修鞋摊，一天好的时候能挣个十几二十块，差的时候，一天不开张。

儿子李建，今年二十五了，在工厂上班，处了个对象，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女方家里要十万块彩礼，还要一套房。

房子，我们这大杂院，三代人挤一间小平房，哪来的房？

彩礼，我跟淑芬俩人，把所有积蓄掏出来，也就两万多。

这事儿，像座山，压在我们全家心上。

淑芬又旧事重提：“老李，要不……你去找找他吧？人家现在是大将军，手指头缝里漏一点，都够咱们建儿结婚了。”

“不去！”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面汤溅出来，烫得我手背一红。

“我李卫国是缺了条腿，不是没了骨气！我救他，是当兵的本分，不是为了让他报恩！”

我的声音很大，胡同里几个乘凉的邻居都朝这边看。

淑芬的眼圈红了，没再说话，默默地收拾桌子。

我知道我话说重了。

可我心里的那道坎，过不去。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左腿的旧伤口，又开始“幻痛”，又麻又痒，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我的骨头。

这是老毛病了，每到阴雨天，或者心里有事，就犯。

我悄悄起身，摸到柜子顶上那个落了灰的铁皮盒子。

打开，里面是一枚三等功勋章，和一张发黄的照片。

照片上，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笑得没心没肺。

一个是我，一个是赵振林。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未来有无限可能。

可现实，只给了我们一种可能。

他成了将军，我，成了个修鞋的。

儿子李建回来了，一身酒气。

他没找到工作，跟几个朋友在外面喝闷酒。

一进门，就一屁股坐在我的修鞋凳上，垂着头。

“爸，我……我没用。”

我看着他，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脸上写满了迷茫和颓丧。

这世道，跟我那时候不一样了。

不是有力气，肯吃苦，就能过上好日子的。

淑芬走过来，想骂他，被我拦住了。

我从兜里掏出今天挣的三十五块六毛钱，塞到他手里。

“去，给你妈买点肉，明天包饺子。”

李建没接，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爸，我对不起你跟妈。我……我跟小丽……可能要分了。”

淑芬一听，急了。

“分？为什么分？不是处得好好的吗？”

“她家……她家催得紧。我给不了她想要的。”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那台老旧的电风扇，在“吱呀吱呀”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那一刻，我心里那座叫“骨气”的山，开始动摇了。

我李卫国可以吃苦，可以受累，可以一辈子窝在这半截胡同里。

但我看不了我老婆唉声叹气，看不了我儿子低人一等。

淑芬又哭了，一边哭一边捶我。

“李卫国，你就是个死脑筋！你那条腿是白断的吗？你去找他，你去找他啊！那是你拿命换来的情分，怎么就不能用？”

“我们不是去要饭，我们是去求他帮个忙，给建儿找个好点的工作，这不过分吧？”

“你当他是兄弟，他当没当你是兄弟啊？二十年了，他来看过你一眼吗？”

最后一句话，像把刀子，插在我心窝里。

是啊。

二十年了。

他一次都没来过。

或许，他早就忘了，在南疆的雨林里，有个叫李卫国的，为他丢了一条腿。

或许，在他那样的位置上，我们这样的人，早就成了他需要避嫌的“麻烦”。

我一夜没睡。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我去。

不为我自己，为了我儿子。

我得去问问他，赵振林，你还记不记得，李卫国。

淑芬知道我的决定后，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把我那个压箱底的旧军装翻了出来。

军装是绿色的，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都磨破了。

她仔仔细细地用熨斗烫平了每一个褶皱，又找出针线，把我那枚三等功勋章，端端正正地缝在左胸口。

她说：“去了，咱得体面点。不能让人家看扁了。”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一身不合时宜的旧军装，一条空荡荡的裤腿。

这身打扮，不像去见将军，倒像个上访的。

我苦笑了一下。

儿子李建也知道了，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塞给我两百块钱。

“爸，路上买点好吃的。要是……要是不行，咱就回来。我再想别的办法。”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我按照新闻上看到的地址，打听到了北京的那个大院。

红墙，高门，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

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一行字，我看不懂，但那股子庄严肃穆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这辈子，没来过这样的地方。

我拄着拐，一瘸一拐地走过去。

哨兵立刻拦住了我。

“同志，请出示你的证件。”

他的眼神，像鹰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我有些紧张，从怀里掏出我的退伍证。

那本红色的册子，已经很旧了，边角都卷了起来。

哨兵接过去，翻了翻，又还给我。

“你找谁？”

“我找……赵振林将军。”我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点没底气。

哨兵的眼神里，多了一丝警惕。

“有预约吗？”

“没有。我是他……我是他以前的战友。”

“战友？”哨兵上下打量着我，“哪个部队的？什么时候的兵？”

我一一报上。

他让我去旁边的传达室等着。

传达室里，有个上了年纪的门卫，正喝着茶看报纸。

我把情况又说了一遍。

他眼皮都没抬一下，指了指墙上的电话。

“自己联系。联系上了，里面有人出来接你，你才能进。”

我哪有赵振林现在的电话。

我只能说：“同志，你能不能帮我通报一下？就说，南疆的，李卫国，来找他了。”

门卫不耐烦地挥挥手。

“每天来这儿攀关系、认老乡的多了去了。将军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没电话，没预约，一概不见。”

我碰了一鼻子灰。

我就那么站在传达室门口，像个傻子。

太阳很大，晒得我头晕。

我从早上，一直站到中午。

腿站麻了，那条假肢，硌得我骨头疼。

期间，一辆辆黑色的轿车，进进出出。

车里坐着的人，我看不清，但能感觉到，他们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有点想回去了。

或许，淑芬说得对。

人家早就不是当年那个睡我下铺的“振林”了。

他是将军，高高在上。

我呢？

我只是个修鞋的，一个断了腿的残废。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一辆吉普车在我身边停下。

车上下来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很干练。

他走到我面前，敬了个礼。

“请问，您是李卫国同志吗？”

我愣住了，点了点头。

“首长请您进去。”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还是认我这个战友的。

大院里，很安静，到处是绿树和草坪。

比我们那半截胡同，干净太多了。

警卫员领着我，进了一栋小楼。

楼道里，铺着红色的地毯，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

赵振林的办公室，很大，很亮堂。

一整面墙的书柜，一张巨大的办公桌。

他背对着我，站在窗前，看外面的风景。

他没穿军装，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但那身板，还是那么挺拔。

警卫员悄悄退了出去，还带上了门。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过了很久，他转过身来。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从上到下，最后，停在我那条空荡荡的裤腿上。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愧疚，还有一丝……疏离。

“卫国，是你啊。”

他的声音，比电视里听到的，要温和一些，但也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威严。

“振林……”我喊了一声，喉咙发干。

他走过来，想拍我的肩膀，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

“坐，坐下说。”

我坐下，沙发很软，我整个人都陷了进去，很不习惯。

我还是习惯坐我的硬板凳。

他亲自给我倒了杯水。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问。

“还行。”我言简意赅。

我不想跟他说我的窘迫。

我觉得，那是给我自己丢人。

“我……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说。

“是吗。”他笑了笑，有些不自然，“人老了，上电视不好看喽。”

我们之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气氛很尴尬。

他不再是那个和我抢馒头、说胡话的毛头小子了。

他和我之间，隔着二十年的光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叫“阶级”的鸿沟。

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

“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他很聪明，一猜就中。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我觉得自己像个乞丐，来讨要二十年前的旧账。

我把头埋得很低。

“我……我儿子，要结婚了。女方家，要彩礼，要房子……”

我没说下去。

我觉得我说不下去了。

我李卫国，这辈子没求过人。

今天，为了儿子，我把这辈子的脸，都丢尽了。

赵振林又沉默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

我摆了摆手。

“早戒了。”

他自己点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卫国，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他缓缓开口，“当年，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撂在南疆了。”

“这些年，我不是没想过去找你。刚开始，部队纪律严，不让随便跟地方联系。后来，位置越高，顾虑就越多。我怕……我怕我去找你，会给你带来麻烦，也给我自己带来麻烦。”

“人言可畏啊，卫国。”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或许是吧。

他那样的人，一举一动，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他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你回去吧。三天之内，我给你答复。”

他的话，很官方，像是在下达命令。

没有嘘寒问暖，没有忆苦思甜。

只有一句冷冰冰的“给你答复”。

我站起身。

“振林，我不是来要你报答的。我……”

我想解释，却发现，我说什么都苍白无力。

他走到我面前，这次，他终于伸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懂。卫国，我懂。”

“你那枚勋章，还在吗？”他忽然问。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

“在。”

“那就好。”他点了点头，像是松了口气，“那才是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东西。”

他让警卫员送我出去。

走出那栋小楼，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梦。

梦里，我见到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

我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又好像失去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回到家，淑芬和李建都在等我。

看我的表情，他们什么都猜到了。

淑芬的眼泪，又下来了。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人家现在是大官了，哪还认得我们这些穷亲戚！”

李建扶着他妈，对我摇了摇头。

“爸，没事，咱不求他了。我明天就去南边打工，我年轻，有的是力气，我就不信我挣不来那十万块钱！”

我看着儿子，忽然觉得，他比我，有骨气。

我一句话没说，默默地回到我的鞋摊前，拿起锤子。

“砰、砰、砰。”

只有这声音，能让我心安。

两天后。

我正在修一双开了胶的解放鞋。

一辆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胡同口。

这车，比我上次在赵振林大院里看到的，还要气派。

胡同里的邻居，都伸长了脖子看。

车上下来两个人。

一个是上次那个年轻的警卫员。

另一个，是赵振林。

他换上了一身便装，一件灰色的夹克，一条普通的裤子。

但他身上的那股气场，还是藏不住。

他一出现，整个胡同都安静了。

他径直走到我的鞋摊前。

我愣住了，手里的锤子，都忘了放下。

他看着我这简陋的摊子，看着我满是油污的手，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

“卫国。”他喊我。

我“嗯”了一声。

他从警卫员手里，拿过一个信封，递给我。

信封很厚。

“这里面，是十万块钱。”他说，“不是我给你的，是我……我代表组织，补发给你的伤残补助和生活补贴。”

他又拿出一个红本本。

“这是房产证。城南那边，一个部队分的家属院，两室一厅。我跟上面申请了，按政策，你这样的战斗英雄，早就该分房了。是下面的人，工作疏忽了。”

我看着他手里的东西，没接。

我不知道该不该接。

“振林，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你应得的。”他的声音很沉，“卫国，对不起。是我，来晚了。”

他弯下腰，想要看看我的腿。

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

他停住了。

“那天，你走之后，我想了一夜。”他说，“我想起了南疆的雨，想起了猫耳洞里的烟味，想起了你推开我的那一下。”

“卫我李卫国，是个兵。保家卫国，保护战友，是我的天职。我丢了条腿，我不后悔。我拿了三等功，国家给了我抚恤金，我不亏。”

“我来找你，是我没本事，是我这个当爹的，没用，我看不了我儿子受委屈。”

“但这钱，这房子，我不能要。它不是我李卫国用锤子，一锤一锤挣来的，我拿着，心里不踏实。”

我的声音不大，但胡同里的人，都听见了。

淑芬从屋里冲出来，想去拿那钱和房产证，被我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赵振林看着我，看了很久。

他忽然笑了。

“你还是那个脾气，一点没变。”

他把信封和房产证，塞到我老婆淑芬手里。

“嫂子，你收下。这不是施舍，这是一个战友，对另一个战友的敬意。也是一个国家，对一个英雄的亏欠。”

他转头对我说：“卫国，钱和房子，你必须收下。这是为了孩子。但你这摊子，我希望你继续摆下去。”

“为什么？”我不解。

“因为，”他指了指我手里的锤子，“这把锤子，比我肩上那颗星，要干净。”

说完，他对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愣住了。

然后，我缓缓地站直了身体，虽然只有一条腿，但我站得笔直。

我抬起手，回了一个礼。

虽然不标准，但那是我这辈子，最用力的一个军礼。

他走了。

黑色的轿车，消失在胡同尽头。

胡同里，炸开了锅。

邻居们都围了上来，羡慕的，嫉妒的，说什么的都有。

淑芬抱着那信封和房产证，哭得像个孩子。

李建走过来，扶着我。

“爸，我……”

“好样的。”我拍了拍他，“比你爹强。”

那笔钱，我们给儿子结了婚。

那套房，我们没去住。

淑芬说，住不惯楼房，还是这大杂院，有邻居，有烟火气，热闹。

房子，留给了儿子和儿媳妇。

我的鞋摊，还在。

我的锤子，每天照样“砰、砰、砰”地响。

只是，我的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那座压了我二十年的山，好像被搬开了。

那条时常“幻痛”的腿，好像也不那么疼了。

有时候，修鞋修累了，我会看看那台黑白电视。

偶尔，还能在新闻里看到赵振林。

他还是那么威严，那么遥远。

但我知道，在某个瞬间，他和我，是一样的。

我们都记得那片南疆的雨林。

我们都记得，一个叫李卫国的兵，和一个叫赵振林的兵，曾经是过命的兄弟。

这就够了。

有一天，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人，拿着一双很贵的手工皮鞋来找我。

鞋底开了一点线。

他说，这鞋，对他很重要。

我接过来，仔仔细细地给他缝好了，用鞋油擦得锃亮。

他很满意，问我多少钱。

我说：“五块。”

他愣了一下，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一百的。

“不用找了，老师傅。”

我把钱推了回去。

“五块，就是五块。我修鞋的，凭手艺吃饭，一针一线，都对得起良心。”

他看着我，肃然起敬。

他走后，我看着手里的五块钱，笑了。

这钱，干净。

我把它和我今天挣的其他钱，放在一起，抚平了每一个褶皱。

太阳下山了，胡同里升起了饭菜的香气。

淑芬在屋里喊我：“老李，吃饭了！今天给你炖了肉！”

我应了一声：“欸，来了！”

我收好我的摊子，拿起我的拐杖，一瘸一拐地，往那片温暖的灯光走去。

我的腿是断了。

但我脚下的路，走得踏实。

我的人生，不值什么钱。

但我活得，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