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大伯从台湾回来探亲，临走时把那双皮鞋留给了村口的哑巴

那年夏天，热得像个不透气的巨大蒸笼。

村口的黄泥路被太阳晒得滚烫，踩上去，脚底板都觉得委屈。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喊，好像要把一整个夏天的力气都用完。

就在这样一个午后，大伯回来了。

他不是我亲大伯，按辈分，我得管他叫大爷爷，但村里人都跟着我奶奶喊，喊他大伯。

一辆黑色的轿车，像一头沉默的、从没见过的怪兽，喘着粗气停在了村口那棵大榕树下。

车门打开，先伸出来的是一双鞋。

一双黑色的皮鞋。

那鞋太亮了，亮得能照出天上云彩的影子，亮得把周围的黄土地都比得灰头土脸。

然后，大伯从车里下来了。

他穿着白色的衬衫，灰色的西裤，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上面好像抹了油，在太阳底下也泛着光。

他整个人，都和我们这个尘土飞扬的村子格格不入。

奶奶早就等在村口了，攥着衣角，嘴唇哆嗦着，想喊，又喊不出来。

大伯看着奶奶，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他走过去，轻轻喊了一声：“姐。”

就这一声，奶奶的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

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得像两个走丢了很久终于找到家的孩子。

周围的乡亲们都围着，没人说话，只有风吹过榕树叶子的沙沙声，和那压抑了几十年的哭声。

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离别四十年，不懂什么叫海峡两岸。

我只觉得，大伯的皮鞋，真好看。

村口的哑巴也蹲在大榕树的树荫下，远远地看着。

哑巴是我们村的“名人”，没人知道他叫什么，从哪里来。他好像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待在村口。

他不说话，只会“啊啊”地比划，但眼神很清澈，像山里的泉水。

他总是在那儿，看着村里人出去，看着村里人回来，像一尊沉默的石像。

大伯他们哭够了，我爹和我叔才敢上前，把大伯往家里领。

大伯的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了哑-巴身上。

他愣了一下，脚步也停住了。

哑巴也看着他，眼神里没有平时的那种空洞，反而像是在努力回忆着什么。

我爹在旁边说：“一个哑巴，脑子有点问题，别理他。”

大伯没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哑巴一眼，然后才跟着我爹他们回了家。

大伯的家，其实就是我家旁边那三间快塌了的土坯房。

那是爷爷奶奶留下的老屋，大伯走了以后，就一直空着，只有奶奶会隔三差五去打扫一下。

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老旧的木床和一张缺了腿的八仙桌。

大伯站在屋子中间，用手抚摸着那张布满裂纹的桌子，一句话也不说。

阳光从破了洞的窗户纸里钻进来，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整个人，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又重新栽回去的老树，虽然站着，但根已经断了。

大-伯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

他带回来一个很大的皮箱，里面装满了各种我们没见过的好东西。

有甜到心坎里的巧克力，有会唱歌的音乐盒，还有一台彩色的电视机。

那台电视机一来，我们家立刻成了全村的中心。

每天晚上，院子里都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所有人都仰着脖子，看那个小小的方盒子里演着光怪陆离的故事。

大伯不怎么看电视，他总是搬个小马扎，坐在院子的角落里，抽着烟。

他带来的烟很香，和村里人抽的旱烟味道完全不一样，是一种淡淡的、带着点甜味的香。

烟雾缭绕里，他的脸看不太真切，只有眼睛，在忽明忽暗的火光里，显得特别亮，也特别空。

他会给我讲台湾的故事。

他说台湾的夏天，海风是咸的，吹在脸上黏糊糊的。

他说台北的晚上，灯火亮得像天上的星星都掉下来了。

他说那里的水果，甜得能把人的舌头粘住。

他讲得越多，我越觉得，他说的那个地方，像一个遥远的梦。

而他，就是从梦里走出来的人。

可我总觉得，这个从梦里走出来的人，不开心。

他常常一个人走到村后的山坡上，一坐就是一下午。

那儿有我太爷爷太奶奶的坟。

他也不烧纸，也不磕头，就是坐在那儿，对着两座孤零零的土坟，小声地说着话。

像是在汇报这四十年的经历，又像是在忏悔着什么。

还有的时候，他会沿着村里那条已经干涸了几十年的河床走。

那条河床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踩上去软绵绵的。

他走得很慢，像是在寻找什么丢失的脚印。

我偷偷跟在他后面，看他捡起一块光滑的鹅卵石，在手心里摩挲了很久很久。

他的手，很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和我爹那双布满老茧和泥垢的手完全不同。

就是这样一双手，握着那块石头的时候，却在微微地发抖。

他跟村里人说话很少，总是微笑着，客气又疏离。

乡亲们都敬畏他，因为他从一个叫“台湾”的富裕地方来，因为他穿着亮得晃眼的皮鞋。

但他们又觉得他怪。

怪就怪在，他每天都要去村口的大榕树下站一会儿。

他就站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蹲在树荫下的哑巴。

哑巴也看着他。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像两条无形的线，缠绕在一起，谁也看不懂里面藏着什么。

有时候，大伯会递给哑巴一支烟。

哑巴接过去，夹在耳朵上，舍不得抽。

有时候，大-伯会把兜里的糖掏出来给哑巴。

哑巴就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然后对着大伯，露出一个傻乎乎的、缺了门牙的笑。

他的笑，比哭还难看。

但大伯看着他的笑，眼神却会变得很温柔，温柔得像夏夜里的月光。

奶奶跟我说，大伯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他叫“阿木”，是村里最调皮的后生，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没人比得过他。

奶奶说，阿木最好的朋友，叫“阿樟”。

阿樟就是哑巴。

不，那时候的阿樟，不是哑巴。

他不但会说话，还会唱歌，唱山歌，声音亮得能穿透云层。

阿木和阿樟，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他们一起穿着开裆裤长大，一起去跟村里的教书先生念“人之初”，一起扛着锄头下地。

他们曾在大榕树下，用小刀刻下彼此的名字。

他们曾在那条还没干涸的河里，说要一起造一艘大船，漂到河的尽头去看看。

他们还说，要娶一对亲姐妹，以后两家人的孩子，还在一起玩。

那年头，日子苦，但人心是热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大伯就走了。

跟着一群穿着黄军装的人，说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很快就回来。

他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

奶奶说，阿樟去送他了，两个人就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站了很久。

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只知道，大伯走了以后，阿樟就变了。

他开始不说话，整天整天地坐在村口等。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村里人都说，阿木回不来了。

阿樟不信，他就等。

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掉了，等到嗓子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他就成了我们村的哑巴。

一个守在村口，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的哑巴。

我把奶奶的话，偷偷地想了很久。

我再去看大伯和哑巴的时候，眼神就不一样了。

我好像能看懂了。

看懂了大伯眼神里的愧疚，看懂了哑巴眼神里的执拗。

那是一种被时间冲刷了四十年，却依然没有褪色的东西。

我甚至觉得，他们之间，不需要语言。

一个眼神，就足以翻越四十年的山和海。

大伯要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我们全家人都去送他。

那辆黑色的轿车，又像怪兽一样，停在了村口。

奶奶拉着大伯的手，一遍遍地嘱咐：“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要按时吃饭。”

大伯点着头，眼圈红得像兔子。

他从皮箱里拿出厚厚的一沓钱，塞给我爹。

我爹推辞着，说：“大哥，这使不得。”

大伯说：“给孩子上学用，别耽误了。”

他的目光，越过我爹，又落在了不远处的哑-巴身上。

哑巴还是蹲在那儿，像一截枯木。

他没有像其他乡亲一样围上来看热闹，只是安静地，远远地看着。

仿佛这场盛大的告别，与他无关。

也仿佛，这场告别，只与他有关。

大伯跟我们都道了别，然后，他朝着哑巴走了过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跟了过去。

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凝固了。

大伯在哑巴面前站定。

他什么也没说。

哑巴也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抬起头，看着大伯。

他的眼神，还是那么清澈，清澈得像一面镜子，能照出人心底最深的东西。

然后，大伯弯下了腰。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解开了自己的鞋带。

他脱下了那双锃亮的，从台湾穿回来的，我们全村人都羡慕的皮鞋。

他把鞋，轻轻地放在了哑巴的面前。

那双鞋，在黄土地上，依然亮得刺眼。

大伯站起身，穿着袜子，对哑巴说了一句话。

他说：“阿樟，我走了。这双鞋，你替我穿着，就当……就当我陪你一起等。”

说完，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向了那辆黑色的轿车。

车门关上，黑色的轿车缓缓启动，扬起一阵黄色的尘土。

尘土散尽后，村口只剩下我们，和那双被留下的皮鞋。

哑巴蹲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看着那双鞋，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们都以为，他会一直看到天黑。

突然，他伸出了手。

那是一双干枯的、像鸡爪一样的手。

他小心翼翼地，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一样，捧起了那双皮鞋。

他把鞋凑到鼻子前，闻了闻。

然后，他用自己的袖子，仔仔-细细地，把鞋面上沾到的一点点灰尘，擦得干干净净。

做完这一切，他把鞋，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他抬起头，望着大伯离开的方向，喉咙里发出了“嗬嗬”的声音。

两行浑浊的眼泪，从他布满皱纹的眼角，流了下来。

滴在那双乌黑锃亮的皮鞋上。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哑巴哭。

他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着泪。

那种安静，比任何撕心裂肺的哭喊，都更让人心碎。

整个世界，在那一刻，仿佛都失去了声音。

只剩下那个抱着皮鞋哭泣的哑巴，和一棵沉默了四十年的大榕树。

大伯走后，哑巴没有穿那双鞋。

一次也没有。

他把鞋抱回了他住的那个破窑洞里。

有人好奇，偷偷去看过。

说哑巴把那双鞋，供在了窑洞最里面的一个土台子上。

每天，他都要用最干净的布，把鞋擦上三遍。

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把鞋搬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

他自己，就蹲在旁边，守着。

像一个最虔诚的信徒，守护着自己的神明。

那双皮鞋，成了哑巴的命。

谁要是敢碰一下，他就会像疯了一样，冲上去又抓又咬。

村里的孩子不懂事，有一次拿小石子丢那双鞋。

哑巴追了那个孩子三条街，最后把孩子堵在墙角，“啊啊”地叫着，眼睛都红了。

吓得那孩子回家大病了一场。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动那双鞋了。

那双鞋，就那么被哑巴供着，一年又一年。

鞋底从来没有沾过我们村的黄泥。

它永远都是那么亮，那么干净，仿佛随时等着它的主人回来，再次穿上它。

后来，我长大了，去县里上了中学，又去了省城上了大学。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每次回家，我都会习惯性地去村口看看。

哑巴还在那儿。

大榕树也还在那儿。

那双皮鞋，也还在那儿。

只是，哑巴越来越老了，背也越来越驼，像一只煮熟的虾米。

那双皮鞋，皮子也开始老化，出现了细密的裂纹，像老人的脸。

但它依然被擦得一尘不染。

奶奶去世了。

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说：“以后，有空就给你大伯写信，告诉他，家里都好。”

我给大伯写信，告诉他奶奶走了。

告诉他村里修了水泥路，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了。

告诉他，村口的哑巴，还在等他。

大伯的回信很短，字迹也有些颤抖。

他说，他走不开。

他说，他对不起姐姐，也对不起阿樟。

信的最后，他说，那双鞋，就当是他的替身吧。

替他守着故乡，守着那个回不去的约定。

再后来，我大学毕业，留在了城市里工作。

结婚，生子。

生活像一个巨大的陀螺，抽打着我，让我不停地旋转，几乎没有时间回头看看。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我爹的电话。

他说，哑巴快不行了。

我请了假，连夜赶回了村子。

村子变化很大，很多老房子都拆了，盖起了漂亮的小楼。

但村口的大榕树还在，哑巴的那个破窑洞也还在。

我到的时候，窑洞里挤满了人。

哑巴躺在一张破木板搭成的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他的眼睛半睁着，呼吸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随时都会熄灭。

他的怀里，还紧紧地抱着那双皮鞋。

那双鞋，已经很旧了，皮子都开裂了，露出了里面白色的衬底。

但它依然很干净。

我爹说，哑巴已经好几天水米未进了。

谁劝也没用，就是抱着那双鞋，睁着眼睛，看着窑洞的门口。

好像还在等。

我走到他床边，蹲下来。

我轻声说：“阿樟伯，我回来了。”

他的眼珠，似乎动了一下。

我看着他，又说：“我大伯，他也想你。”

哑巴的嘴唇，微微动了动。

他的喉咙里，发出了极其微弱的“嗬嗬”声。

他用尽了全身最后一点力气，抬起了一只手，指了指门口的方向。

然后，他的手，垂了下去。

眼睛，也永远地闭上了。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

反而，带着一丝解脱的，安详的微笑。

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等到了那个他等了一辈子的人。

哑-巴走了。

按照他的遗愿，村里人把他和那双皮鞋，一起埋了。

就埋在村后的山坡上，奶奶坟的旁边。

下葬那天，天又阴了，和当年大伯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站在坟前，看着那座新堆起的小小土丘，心里空落落的。

我想，哑巴这一辈子，到底值不值？

为了一句可能存在的承诺，用一生的沉默和等待去守候。

这在旁人看来，是多么的愚蠢。

可是，对于哑巴来说，那或许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后来，我给大伯打了电话，告诉他哑巴走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苍老的，压抑不住的哭声。

大伯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地给我讲完了那个四十年前的故事。

那年，他们确实约好了要一起走。

不是去当兵，是去南洋闯荡。

他们凑了钱，买了去香港的船票，约好了在镇上的码头见面。

大伯先到了，等了很久，阿樟都没来。

船要开了，大伯被人群裹挟着，上了船。

他以为阿樟不来了。

后来他才知道，阿樟在来的路上，为了救一个掉进河里的小孩，耽误了时间。

等他赶到码头，船已经开走了。

而大-伯上的那艘船，根本不是去香港的。

那是一艘运兵船，直接把他带到了台湾。

从此，天各一方。

大伯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阿樟。

是他失约了。

他欠了阿樟一辈子的等待。

那双皮鞋，是他唯一能给的补偿。

他希望阿樟穿着它，走在平坦的路上，不再受苦。

可他没想到，阿樟没有穿。

阿樟用自己的方式，守着那双鞋，也守着那个破碎的约定，直到生命的尽头。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坐了很久。

树上，还隐约能看到两个刻在一起的名字，“木”和“樟”。

字迹已经模糊，几乎被岁月磨平。

我仿佛看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清晨。

两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站在这棵树下，憧憬着未来。

一个说：“阿樟，等我回来，给你带最好看的皮鞋！”

一个笑着说：“好，我等你。”

一个简单的“等”字，却成了一辈子的枷锁。

一阵风吹过，榕树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叹息。

几年后，大伯也去世了。

他的骨灰，被送了回来，和奶奶合葬在了一起。

他的坟，和哑巴的坟，就隔着那么几步的距离。

生前没能再见，死后，总算是在故乡的土地上，永远地作伴了。

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他们的坟前坐一会儿。

我会跟他们说说外面的世界，说说我的孩子。

我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

但我总觉得，他们就在那儿，静静地听着。

像当年，他们一起躺在河边的草地上，看天上的云一样。

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

它能把沧海变成桑田，能把少年变成白头。

但有些东西，时间也带不走。

比如刻在树上的名字，比如埋在心底的承诺，比如那一场长达一辈子的，无声的等待。

如今，村口的大榕树下，再也没有那个沉默的身影了。

村里的孩子们，也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哑巴，用一生去等一个人。

他们只知道，那棵树很老了，老得像村里所有人的爷爷。

只有我，每次路过那里，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

我的眼前，会浮现出1988年的那个夏天。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老人，一双亮得刺眼的皮鞋，和一个蹲在树荫下，眼神清澈的哑巴。

他们之间的故事，像一粒被风吹来的种子，落在了我的记忆里，生了根，发了芽。

它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情感，是超越语言的。

总有一些等待，是值得的。

也总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最沉重，也最动人的诗。

那双皮鞋，最终还是被黄土掩盖了。

但它所承载的那份情义和愧疚，却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小小的村庄里，留在了我的心里。

它像一盏灯，在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时常会亮起。

提醒我，要珍惜每一个承诺，要善待每一次相遇。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次寻常的告别，会不会就是永别。

一个不经意的约定，会不会就需要用一辈子去偿还。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鬓角染霜的中年人。

我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也经历了很多事。

我渐渐明白，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不断地相遇和别离。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阿樟”，也可能都当过别人的“阿木”。

我们都在等，也都在被等。

我们都在辜负，也都在被辜负。

这就是生活。

平凡，琐碎，充满了遗憾。

但也正是这些遗憾，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厚重而真实。

我最后一次回村，是去参加一个远房亲戚的葬礼。

村子已经彻底变了样，变成了城乡结合部，到处都是机器的轰鸣和扬起的灰尘。

那棵大榕树，因为要拓宽马路，最终还是被砍掉了。

我站在那个光秃秃的树桩前，站了很久。

心里，像是被挖走了一块。

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那些人和事，都随着那棵树，一起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

我突然很想去看看他们的坟。

山路已经荒芜，长满了荆棘。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那个地方。

坟还在，只是坟头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

我拔掉那些杂草，把坟头重新修葺了一下。

我没有带酒，也没有带烟。

我只是坐在那儿，像大伯当年一样，对着三座小小的土坟，轻声地说着话。

我说：“大伯，阿樟伯，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快得我都快不认识了。”

“但是，我还没忘。我没忘那个夏天，没忘那双皮鞋，也没忘你们。”

我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岁月哭。

为那些被我们轻易辜负，却再也无法弥补的情感哭。

太阳快下山了，余晖把整个山坡都染成了金色。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在阿樟伯的坟头，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了一棵小小的樟树苗。

它还很小，很嫩，在晚风中轻轻地摇曳。

但它的根，已经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里。

我看着那棵小树苗，突然就笑了。

我想，有些东西，是真的不会消失的。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着。

就像阿木和阿樟，他们的故事结束了。

但那棵榕树下的等待，那双皮鞋里的承诺，已经化作了这棵小小的樟树苗。

它会在这里，代替他们，继续守望着这片他们深爱了一辈子的土地。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

我离开了村庄，回到了我那喧嚣的城市。

我继续过着我那按部就班的生活，上班，下班，为了生计而奔波。

偶尔，在某个失眠的深夜，或者某个下着雨的午后，我还是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小村庄。

想起那段尘封的往事。

它就像一部黑白的老电影，在我脑海里反复地上演。

每一个画面，都那么清晰。

我甚至能闻到1988年夏天，空气中那股混合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我能听到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叫。

我能感觉到阳光灼烧皮肤的温度。

我也能看到，那双黑色的皮鞋，在黄土地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那光芒，穿透了四十年的岁月，照亮了一个时代最深处的悲欢离合。

也照亮了我心底里，那一块最柔软，最温暖的地方。

它让我知道，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了来时的路。

无论这个世界变得多么冷漠，都不要丢掉心里那份最真的情。

因为，那才是我们作为人，最宝贵的东西。

是支撑着我们，走过漫长而又孤独的人生的，唯一的光。

我的人生还在继续，故事也还在发生。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个讲故事的老人。

我会给我的孙子，讲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1988年的夏天。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从台湾回来的大伯，一个守在村口的哑巴，和一双永远没有沾上故乡泥土的皮鞋。

故事的结尾，是山坡上那棵迎风摇曳的小樟树。

它在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

有些人，虽然走了，但他从未离开。

有些等待，虽然沉默，却能响彻天地。

这，就是我全部的记忆了。

一个关于承诺、等待与救赎的记忆。

它像一颗钉子，深深地钉在了我的生命里，拔不出来，也不会生锈。

每当我想起它，我的心，就会变得很静，很静。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夏天，回到了那棵大榕树下。

我看到了大伯眼里的泪光，也看到了哑巴脸上那比哭还难看的笑。

我明白了，原来，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海峡两岸。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等了你一辈子。

而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的语言，也不是千言万语。

而是，我把我的鞋脱给你，让你替我走完这回家的路。

路很长，也很苦。

但只要心里有念想，就不算孤独。

我想，阿樟伯最后是幸福的。

因为他等到了。

虽然等来的是一双鞋，但那双鞋里，装着一个迟到了四十年的，完整的灵魂。

这就够了。

对于一个用尽一生去等待的人来说，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