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女首长比王树声职务还高，中原突围时拒绝照顾：我凭什么？

中原军区从包围中走出来了，绝大多数机关人员都活着脱离了围困。那一夜，山路上有泥水，有血，也有一把被踩烂却仍往前走的布鞋。

突围后的场面很乱，伤员被临时安置，装备点滴清点，指挥员互相对视，像是突然从深水里被拉上来。有人记下了几句：她走在最前面，文件包压在头顶，步子比年轻人还快。有人把那条被泥巴裹得像铸铁的布鞋当成一件战利品，没人笑得出来。

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回头看就清楚了。那阵子，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在中原地区层层封锁，平汉线一带布下三道封锁线，部队处境被围得很紧。李先念坐在作战桌前，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兵力编号像针眼。就在这个时候，机关里的一名女干部进门，把一份电报拍到桌上，直截了当地说要带机关突围。她就是陈少敏，部队里人惯称她“陈大姐”。当时她的职务比某些将领还高半级，但她说的话没半点飘。

这次突围不是走大道的那种撤退。李先念提出了一个办法：让她走大道，派个连护送，别把老前辈扯进去。她把桌子一拍不同意，大路上人多、容易被截。她要求带机关走一条更隐蔽的山路。说完，她就回到队伍最前。有人提醒她身体不行，关节炎很严重，走久了腰直不起来。有人私下里准备了匹骡子想让她坐上去，她看了一眼，把骡子让给了伤员，自己拄着木棍往山里走。

突围的路很难走。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摸黑赶路。半夜下起暴雨，山洪把小路冲垮，队伍没人敢走。她把文件包顶在头上，踩着齐腰深的水往前带。警卫回忆说，她的布鞋早被泥浆裹成块儿，却一步不慢，反而比年轻兵赶路快。有人就那样看着她，想不出别的话来夸她，也不愿意质疑她。

要理解她的决定，得把她早年的经历也拉出来说。她1902年生在山东寿光。十三岁进了青岛的纱厂当工人，机房里的噪音、长时间站立和胳膊上被纱线勒破的伤口，那些都是她记忆的一部分。工头骂她“疯丫头”的事有好几回，她就顶回去：“我有两条腿，不是来给你们跪的。”那会儿的硬脾气，后来在戰场上越来越管用。

抗战打响后，她是山东省委的妇女部长，带着三百来个女学生去沂蒙山区干游击。穿的平常，背的都是土枪。一次被日军包围，她把重要文件塞到怀里，扛着两枚手榴弹冲在队伍前面。那情形把敌人都愣住了，日军指挥官一时间没敢下令开枪。之后她进了新四军第五师当副政委，部队条件差到极点。冬天的战士连棉衣都紧缺，她把自己的棉袄拆了，给伤员补护膝，手里的针线缝了一夜又一夜。师长打趣她，衣服都拆成布块了；她笑着说，布块也抵得住寒冷。

打仗的事上，她也不是只会照顾人的那种。1943年在湖北安陆，她带一个团布伏，亲自蹲下教士兵怎么扔手榴弹，掐秒后再扔那一套动作都示范得利落。那次伏击缴获了好几挺机枪。1944年“打大悟山”的战役里，她先后诱敌深入，然后从四面包抄。那次歼敌数达数千，还缴到了迫击炮。连对方军官的日记里，都写到“共军女将陈少敏，不可轻视”。

基层老百姓里，她的名声更像个亲人。1942年河南大旱时，她去了确山县，带工作队挨家挨户发种子。有一户人家断粮三天，她把自己仅剩的一半小米倒进别人的米缸里。对方想给她磕头，她拉手说，别磕头，大家一块儿求天下雨。这种做法让她在民间的影响力越积越深。到1945年，鄂豫边区扩大到五十多个县，人口上千万。村里人见着她就塞鸡蛋、地瓜，她常常把东西推回去，嘱咐留给孩子吃。

她不爱特殊化待遇。1945年去延安参加党的大会，组织给安排了软卧厢，她硬是换成硬座，和战士们挤在一起。路上遇到敌机投弹时，她把防空洞让给伤员，自己趴在田埂上忙着指挥疏散。新中国成立后做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去工厂视察时，厂里摆出一桌好菜，她夹了两口就宣布不吃，这事儿她受不了，立刻让人撤回去。1975年病重住院，医生说要用进口药，她摇头说普通药就够。护士背着她换了好药，她发现后当着人把药退了回去，气势不小。

这些性格和选择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十三岁在机器房里学会忍耐，几十年一路走来，见过欺压与合作，见过饥荒和战火。她的硬气里藏着一种对群众的责任感，也有一种不愿意把自己当做例外的原则。说句实在话，放在今天，这样的脾性不多见了。

回到那次突围，队伍脱险后有人把她的布鞋收起来当纪念，有人把她拄木棍的背影画成油墨。她自己没要这些东西。伤员多的地方，她把好东西先让人吃，用过的军装被她剪成尿布，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能帮一把就是一把”。那晚山里还在下雨，泥水和烟火味混在一起，帐篷里有人翻来覆去睡不着，话题绕着她说了又说。就这样，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传着，有人当教科书，有人当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