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鞣制的皮鞋气味使我回想起了奥斯维辛”

凯尔泰斯在前言中说这本书的外部动机来自于他的出版人对他的一次“深度采访”，但是在他看到整理出来的文本之后，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再重新写一遍，“一部不折不扣的自传。然而，假如我们接受尼采的建议，即小说的体裁源自柏拉图式的对话，那么读者手中现在拿的其实就是一部小说”。

所以，我们把它归入到“52 种小说”这个栏目中。你会看到通篇的对话，如果你深入阅读这本书，你会了解这种访谈式文体的绝对必要性。最近我们发布的文章都有点热衷于探讨“真实”，《K君的档案》以一种直指人心的激烈方式讨论了这一点——毕竟这是一个从集中营里活着出来的人在讲述。

凯尔泰斯在这本书里说到：

“新鲜的鞣制皮鞋的气味使我回想起了弥漫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营房之间的气味。当然，在虚构的情形下，这种点点滴滴的真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本质的区别仍然是：自传是回忆某件事情，而虚构却创造了某种世界。”

当然，就如同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所说，“写作和阅读小说都需要我们将所有来自生活、来自我们想象的材料——我们个人世界的主题、故事、主人公和细节——融入这种光，融入这个中心”。凯尔泰斯这部在小说和对话之间游移的作品，那个主核是“对世界的信任”。在书中只出现过几次的，他称之为“弱智”的母亲，保持着对世界的信任，与他的母亲相对应的是庞大的奥斯维辛幸存者也是最终自杀者的群像。作为一个成熟的、已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陷于抑郁症之中的写作者，他翻检自己的人生——如果真的如他所说，并非是他的好友兼出版人的穷追不舍式的提问，而是他主动地、大力地反复敲击自己的头脑——那么，究其一生，他与奥斯维辛、与米克洛斯·霍尔蒂、与斯大林主义……的纠缠本质上都是是否保持“对世界的信任”的问题。

“你在《惨败》中写道：“十四岁半的时候，一挺装满子弹的机关枪指着我，我盯着看了大约半小时。”我认为，这可能发生在宪兵兵营里。《无命运的人生》为什么遗漏了这个插曲？

从小说的角度讲，这属于逸闻趣事的构成部分，因此应当被排除在外。

但从你的人生角度讲，它仍然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我现在必须得把我从来都不想谈论的所有事情都说出来吗？

那你为什么要写它呢？

也许正是因为我不必谈论它。

这对你来说有那么难吗？

你知道吗？这就像对斯皮尔伯格的系列电影中的幸存老人进行采访一样。我讨厌这样的句子：他们把我们赶进马厩……他们把我们赶到一个院子里……他们把我们带到布达考拉斯① 的砖厂里，等等。

为什么？不是这么发生的吗？

在小说中是的，但小说是虚构的……

据我所知，你所写的是基于真实发生的事情。你怎么会出现在宪兵队那个狭窄的院子里？

总之，实际情况与我在《无命运的人生》中的描述完全一致。一天深夜—我睡得正酣，我靠在坐我身后的人的膝盖上，而坐我前面的人又靠在我蜷起的膝盖上—尖叫声和警报声惊醒了我。一分钟后，我就站在了院子里，站在了有月光的天空之下，一群又一群的轰炸机从天空划过。喝醉酒的宪兵们蹲在矮墙上，在他们的前面，很多机关枪指着挤在营房院子里的群众—我们。讲述这个是多余的，在我的小说《惨败》中，你可以读到更好的描述。

“是的，但是在那里，那个男孩似乎对整个事情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去了那里。

这个，从本质上讲，就是如此。

你对这个场景的—这么说吧—历史背景，从来都不感兴趣吗？

怎么能不感兴趣呢？只是，你知道，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所以，并非虚构，而是现实……

我不想在两者之间做出如此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现在不要再提此事了。问题在于，在卡达尔执政时期获取文献极为困难，尤其是在20 世纪60年代我写《无命运的人生》的时候。仿佛是为了声援纳粹的过去似的，所有的文献都被藏了起来：大部分残缺不全的资料得从图书馆的深处寻找，以前的图书出版为这段历史蒙上了一层完整的面纱。最后，我还是成功地找到了资料—我被逮捕的背景是计划于1944年6月底进行的宪兵政变。这次政变—从本质上讲—目的是把犹太居民从布达佩斯往德国驱逐。我们知道，霍尔蒂①认识到战争的结果并考虑到盟国的声明：战争结束后，将追究所有那些在屠杀欧洲犹太人方面进行合作的人的责任。在职权受限的情况下，他禁止驱逐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宪兵队想改变这一点。作为第一步，他们在拂晓时分包围布达佩斯，把这座城市的行政边界置于其控制之下。众所周知，宪兵队的管辖范围不包括布达佩斯，其管辖范围限于外地，而所谓的“蓝色警察”才是布达佩斯的主管机构。喏，这就是说，他们以某种方式成功地动用了警察：在这一天，警察逮捕了每一个穿越布达佩斯边界的佩戴黄星的人，无论他是否有某种特殊的权利。我就是这样和我的十七个同伴—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一起被逮捕的。我和他们在城市边界以外的切派尔壳牌石油精炼厂工作。

“据我所知，这次宪兵政变以失败告终。

是的。法拉格 ·加博尔中将在“摄政王”身边担任宪兵队的督察长，他及时获取正在酝酿中的这次政变的信息，把国防军的各个部队联合在一起；这足以对宪兵们形成震慑，最终宪兵们放弃了计划。

但这个时候你已经被逮捕……这件事的发生过程和《无命运的人生》里写的一样吗？

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你写的依然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你为什么坚持虚构这一表达？

你瞧，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几十年后，当我决定写小说的时候，这么说吧，为了供自己使用，我必须明确界定小说、自传、回忆录这几种体裁之间的区别。只是因为我不想给那类书再增加一本，当时—20 世纪60 年代—那类书充斥着图书馆……我该怎么说呢……

大屠杀文学，你不是想说这个吗？

是的，今天就是这么叫的。在20世纪60年代，“大屠杀”这个词还不为人所知。这个词是后来才开始使用的，顺便说一句，用错了。现在，我突然想起来当时是怎么叫的：集中营文学。

这是一个更正确的定义吗？

我们现在最好不要对此进行剖析。

我同意，以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上。现在，我对虚构和自传之间的区别更感兴趣，因为不管是批评家还是读者，都习惯把《无命运的人生》称为“自传体小说”。

这种叫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体裁是不存在的。要么是自传，要么是小说。如果是自传，那么你回想自己的过去，要尽可能认真地努力坚守自己的记忆，对你而言极为重要的是，真实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你就要怎么写，正如俗话所说：你不要给事实添加任何东西。一部好的自传就是一份文献，是“可靠的”时代写照。然而，在小说中，重要的不是事实，是你给事实添加的东西。

但据我所知—你自己在声明中多次重申—你的小说是完全真实的，故事的每个要素都基于文献。

这与虚构并不矛盾。甚至，我在《惨败》一书中描写了我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回忆过去，为了唤醒我记忆中的集中营的氛围……

你刚才闻了你的表带的味道……

是的，因为新鲜的鞣制皮革的气味使我回想起了弥漫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营房之间的气味。当然，在虚构的情形下，这种点点滴滴的真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本质的区别仍然是：自传是回忆某件事情，而虚构却创造了某种世界。

我认为，回忆也是重塑一个世界。

但不能偏离这个世界，而虚构的时候却是可以的。虚构的世界是主权世界，它诞生于作者的脑海之中，并遵循艺术和文学的法则。这是很大的区别，它体现在作品的形式、语言和情节上。虚构的每个细节都是作者想出来的，每个元素……

你是想说奥斯维辛是你想出来的，是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在小说中，我得想出并创造出奥斯维辛。我不能依靠外部的、小说之外的所谓的历史事实。一切都必须用语言和构思的魔力去凭空创造。你要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书：从第一句话开始，你就能感觉到你跨进了一个陌生的主权世界，一切……确切地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在那里发生。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心里的失落感就会增强，越来越感觉失去了立足之地……

是的，施皮罗 ·捷尔吉在其令人难忘的文章《无命运……》中出色地写到了这一点。顺便说一句，这是有关《无命运的人生》的第一篇真正严肃的分析。但我们彻底离题了，我们离那个兵营的院子非常远了。我们谈到宪兵……

他们宣称，他们看见我们从马厩中用蜡烛给英国空军发信号。

你在开玩笑……

不，一点儿也没开玩笑，他们真是这么说的。当时，我也以为是开玩笑，但我后来发现他们绝对不是开玩笑。假如有一枚炸弹落在附近，我们所有人都将被“卸成块”—这就是他们的许诺，而且他们看上去也期待那枚炸弹落下来。他们处于一种嗜杀的情绪之中，大多数人酩酊大醉，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鬣狗一样。这实际上是一个辉煌的场景，但并不适合写进《无命运的人生》里。我的心都快要碎了。你看，这就是虚构。其法则是残酷的。但后来我挽救这个场景，把它写进了《惨败》里。

你怎么能这样……这样……

玩世不恭？

我不想说出来……

你使用这个词伤害不了我。我将自己的人生视为小说的素材—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使我摆脱了所有的羁绊。

那么，我问一个问题：那天晚上，你是什么感受？当时，你还没有这种漠然的……与其说玩世不恭，我更愿意说讽刺……之所以说讽刺，是因为你正面对死亡。你就不害怕吗？

我可能也害怕，我今天已经记不起来了。然而，更重要的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另外的一种认知。许多年后，我在《惨败》中做了成功的表述：“我理解了我的世界的简单秘密：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我都可能被枪杀。”

痛彻心扉的认识……

既是，又不是。你知道，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而言，尤其是当他被伙伴们和同龄的孩子们包围时，他可以与他们分享自己的命运。夺走他的生活热情并不那么容易，里面有某种……某种纯净的天真，这使他消除了完全无助、完全绝望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成年人可能早就被摧毁了。

这个观察是基于你的亲身体验，还是后来听到或阅读到的？

我有亲身体验，但我也读到了。你看，老实说，在内容相似的书海之中，真正能够真实地表达纳粹死亡集中营无与伦比的经历的书籍非常之少。在这些非凡的作者之中，也许让 ·埃默里的随笔对这个话题谈得最多。他有一个非常精确的词语：Weltvertrauen—我这样翻译：对世界的信任。喏，他描述了没有这种信任，生活是多么的艰辛。谁一旦失去这种信任，谁在人们中间就注定永远寂寞。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把另外一个人看成自己的同伴，而会永远将其当成敌人（原始的措辞是“Mitmenschen，德语，意思为邻人”和“Gegenmenschen，德语，意思为敌人。”)。当让 ·埃默里在比利时的一个改造成监狱的防御工事里遭受酷刑时，盖世太保摧毁了他对世界的信任。他虽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幸存了下来，但却终归徒然。数十年后，他对自己执行了判决—他自杀了。

典型的现象是，这些出色的—非常出色的—随笔最近才由“过去与未来”出版社出版，并且印数少，而这也仅仅是埃默里作品的一个单薄的选集，但我们还是回到你的“对世界的信任”上吧。

哦，是的，我认为，即使在我完全衰老的情况下，这种信任，即使现在不那么外露，但依然可以在我身上看得到。我只是设想，成年人的义务就是把我从这里救出去，让我安全无虞地回家。这个今天听起来有点儿可笑，但我确实就是这种感觉。我毫不动摇地相信，我的死里逃生归功于这种孩子气的信任。

而无数其他的孩子……

死了。是的。成为一个例外并不容易。

你和另外十七个人从公共汽车上被抓走并被送往奥斯维辛。这些人之中是否有人活了下来？

战争结束后，我的母亲刊登了一则广告。无人问津。其实，在 1944年夏天我失踪的时候，她也刊登过广告。在广告里，她希望在切派尔海关边境失踪的孩子们的父母与她联系。

这样的广告会在德国占领下的匈牙利刊登出来吗？

看样子，会刊登出来的，因为已经刊登出来了。但我的母亲也做过比这更奇葩的事情，她突然决定去军事部—我认为当时就是这么叫的—她去的时候，胸上佩戴着黄星。

她可能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

她固然勇敢，但主要是她不知道自己的周围发生了什么。她“对世界的信任”始终没有动摇。我的母亲是位美丽的女人，衣着优雅，无所畏惧。当她根据法令规定佩戴黄星登上“有轨电车后门的台阶”时，男士们纷纷从座位上跳起来，让她去坐他们在车内的座位。她为自己像当时大名鼎鼎的女演员特凯什 ·安娜而感到自豪—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人们在大街上向她索要签名。她只是不愿意正视事实，不愿意去评估危险的严重程度。我简直无法想象她是怎样闯入某个高级官员—上尉或少校—的办公室的。“但是，尊贵的夫人，”官员对她说，“您至少应该把衣服上的黄星摘下来……”这句话对她来说就足够了。我的母亲要求官员把儿子归还给她，或者告诉她儿子在哪儿、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官员马上就过问了此事。我的母亲被告知，她的儿子和同伴们一起被送往埃尔代伊,在那里的一个林场从事“伐木”工作；即便这个说法没能打消她的疑虑，但我的母亲当时在现场至少是暂时地相信了，因为她想相信。当时，人们在绝望中保持着对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幻想。

令人震惊。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自从我读了你的书，我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匈牙利的犹太人真的是一点儿也不知情吗？他们一点儿也不清楚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吗？

我只能谈自己在布达佩斯的体验，这是我在我的家庭小圈子和熟人圈子中获知的：这里没有人猜疑任何事情，我从未听说过奥斯维辛这个名字。每个犹太家庭都偷偷地收听BBC电台—只要犹太人“不必上交”他们的收音机—一旦听到电台节目对自己的乐观构成干扰，他们就挥手：“英国的宣传。”

这个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有无数的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心理原因。事实是，匈牙利军队在顿河覆灭① 之后—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犹太劳工也失去了性命，他们被用于在战场上挖地雷—战争的压力得以缓解。1943年，短暂的宽慰蒙蔽了犹太人的双眼，他们以为自己享有特权。有关卡洛伊 ·米克洛什② 总理的“摇摆政策”的传言被人们争相传播。人们说，他背着德国人“与盟国和解”。1944年3月19 日，德国人占领匈牙利，开始扩大比克瑙的火葬场，并铺设一段新铁轨。按照计划，从匈牙利运来的犹太人将通过这段新铁轨抵达那里。一名叫艾希曼的高级党卫军官员抵达布达佩斯。犹太委员会花了较大的一笔钱接待了他。同时，他们也收到了所谓的《弗尔巴报告》。来自斯洛伐克的囚犯鲁道夫 ·弗尔巴经过漫长且非常细致的准备之后，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他起草了这份报告，准确地描述了在这家死亡工厂里发生的事情。这份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集中营正在做接收匈牙利犹太人的准备工作，虽然当时是准备期，但报告已经预示了这些人的毁灭性命运。匈牙利犹太委员会讨论了这份报告，决定不把其内容告知数十万犹太人。顺便说一句，宪兵已经开始把犹太人往匆忙设立的犹太隔离区驱赶。

如何解释犹太委员会的决定？

我认为，无法解释。对于你的问题，我可以给出一个看似非常矛盾的答案：他们想阻止在犹太人中爆发恐慌。

苦涩的悖论……很遗憾，最悲哀的是，它是贴切的。所以，你也不知道，火车要带你去哪里。

没有人知道。六十个人挤在运牛的火车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奥斯维辛这个名字。

《无命运的人生》中有一个情节：柯韦什从钉着铁丝网的窗户缝隙瞥见一个空旷的车站，在黎明的曙光中，他从建筑物上读到了奥斯维辛这个名字—这是虚构，还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绝对真实，它很好地服务于虚构。

所以，与此相关，你不怀疑逸闻趣事……

不，因为不可能想出更好的情节。此外，我也没有胆量想出这样的情节。

喏，你看……

你让我看什么？

毕竟，你受现实的束缚，你在写现实，而且是活生生的现实。比如，这里有一块足球场，你在《船夫日记》中写道，你清楚地记得奥斯维辛的……

比克瑙的……

“好吧，比克瑙的足球场，但你却不敢把它放进小说之中，直至你在博罗夫斯基的作品里发现了它。

你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塔杜施 ·博罗夫斯基属于那类屈指可数的作家，他们在死亡集中营里发现了有关人类生存的某种重要的新闻，而且能把它讲述出来。他写了五六篇重要的短篇小说，风格清晰，形式辉煌、经典，让我想起了普罗斯佩 ·梅里美的短篇小说。后来，他也自杀了。但现在，你告诉我，每当你抓住某种真实而具体的细节时，你就把“现实”挂在嘴边，为什么你每次都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因为你用你的小说理论模糊了真相。你把自己排除在了自己的故事之外。

没有这回事。只不过我的位置不在故事里，而是在书桌那里（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这样的家具）。请允许我举很好的例子为我做证。比如，假设拿破仑和俄法战争从来就不存在，《战争与和平》还是一本好书吗？

这个我得思考一下……我想，是的。

但是，拿破仑确实存在过，俄法战争也是真实的，而且所有这些都有十分准确的记载，历史事实就在眼前，这只会使这本书变得更好，不是吗？

这是真的。

假如司汤达《帕尔马修道院》里的年轻主人公法布利斯不知所措地在田野和树林里四处游荡，连续不断地撞上大炮和骑兵部队，听见含混不清的叫喊声和命令声，这本身就是有趣的虚构，不是吗？

是的。

但假如我们知道他正穿过滑铁卢战场，这会使故事变得更有趣，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