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智高法正诸葛亮，刘璋若听其建议，三分天下轮不到卖草鞋刘备

“璋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松因说璋宜迎先主，使之讨鲁。”（《三国志・先主传》）

建安十六年的成都朝堂，熏香袅袅却掩不住暗流涌动。别驾张松手持地图，唾沫横飞地陈说迎刘备入川的 “妙处”，益州牧刘璋听得频频点头，嘴角已漾开笑意。就在满朝附和声中，主簿黄权猛地出列，朝服下摆扫过冰凉的阶石，声如洪钟：“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蜀，若以部曲遇之，不满其心；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客有泰山之安，主有累卵之危！”（《三国志・黄权传》）

他俯身叩拜，额头触地有声：“愿主公闭境以待天时，莫引狼入室！

刘璋的笑容僵在脸上，满堂寂静。张松急声反驳，骂黄权 “杞人忧天”，群臣也纷纷附和。最终，刘璋怒掷竹简于地，斥黄权 “惑乱军心”，将他贬为广汉县长。黄权起身时，望着刘璋转身离去的背影，指尖攥得发白 —— 他知道，这一贬，不仅是自己的仕途坎坷，更是益州的末日开端。

彼时谁也未曾想，这位被斥为 “庸人” 的黄权，后来会以智谋惊服曹丕，以忠义打动司马懿，其才堪比诸葛亮，其谋不输法正。而刘璋亲手推开的，正是那个能为他守住三分天下的 “定盘星”。

智胜法正：被埋没的 “战略先知”

陈寿曾言，诸葛亮长于 “治戎为长，奇谋为短”，法正则 “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三国志・诸葛亮传》），而黄权的智谋，恰是二者的融合 —— 既有法正的精准预判，更有诸葛亮的全局眼光。

法正劝刘备取汉中时，只言 “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三国志・法正传》），侧重 “趁虚而入” 的战术机遇；

而黄权早在曹操攻张鲁时便向刘备进言：“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黄权传》），直指汉中乃 “蜀之咽喉” 的战略本质，比法正的建议早了整整四年。

后来刘备能 “破杜濩、朴胡，杀夏侯渊，据汉中”，皆源于黄权的最初谋划。

更难得的是，黄权的智谋从不出于私利。法正得势后 “睚眦之怨，无不报复”，连诸葛亮都 “以先主雅爱信正，故不发也”（《三国志・法正传》）；而黄权归蜀后，始终以大局为重，刘备称汉中王时，群臣争相劝进，他却闭门研究巴西郡防务，直言 “张郃善攻，当早补巴郡之防”，后来张郃果然率军来犯，若非黄权早有部署，三巴之地早已失守。

这样的智谋，比法正更稳，比诸葛亮更锐。若刘璋能听他一言，紧闭边境，刘备何来入川之机？即便曹操南下，黄权亦能如守广汉般据城死战，益州何至于落得 “郡县望风而降” 的境地？

堪比诸葛：跨三国的 “忠义贤才”

诸葛亮的伟大，不仅在智谋，更在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忠义；而黄权的忠义，跨越魏蜀两国，更显沉厚。

刘备伐吴时，满朝文武唯有黄权敢犯颜直谏：“吴人骠悍善战，而我军又水路出兵顺流而下，易进难退，为臣乞请您让我为先头部队去试探敌人虚实，陛下应当在后面坐镇。”（《三国志・黄权传》）这般 “以臣为先，以君为安” 的忠恳，堪比诸葛亮《出师表》中的 “亲贤臣，远小人”。可刘备怒而不听，将他派往江北防备曹魏，实则是变相排挤。

夷陵战败后，黄权退路被断，部下劝他降吴，他冷笑：“我受蜀主厚恩，岂能降吴？”；欲归蜀无路，最终无奈降魏。曹丕故意刁难：“卿弃逆效顺，欲追踪陈、韩邪？” 黄权坦然作答：“臣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三国志・黄权传》）这般磊落，让曹丕当场折服，封他为镇南将军，许以 “同车陪乘” 的礼遇。

即便降魏，黄权的忠义从未褪色：刘备病逝的消息传来，曹魏群臣皆贺，唯有他 “闭门不贺，南向而泣”；司马懿与他论及诸葛亮，他直言 “诸葛丞相真乃社稷之臣，每坐起叹述，不去口实”（《三国志・黄权传》注引），即便身处敌营，仍不掩对旧主麾下贤才的敬重。后来他官至曹魏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却始终清廉自守，赏赐皆散于将士，这份品行，与诸葛亮 “不治产业，无私财” 的风范如出一辙。

这样的贤才，刘璋弃如敝履，刘备虽用却不重，最终成了曹魏的栋梁。难怪司马懿叹道：“黄公衡，快士也，蜀中人物若此者，寥寥矣！”（《三国志・黄权传》注引）

千年之憾：刘璋的 “自毁长城” 与刘备的 “错失明珠”

刘璋的败亡，从不是因为 “弱”，而是因为 “盲”—— 盲于识人，盲于辨忠。

他信张松的 “甜言蜜语”，却拒黄权的 “逆耳忠言”；他用懦弱的张任守雒城，却让能守善谋的黄权去当县令。当刘备率军围成都时，益州郡县 “皆望风归降”，唯有黄权 “闭城坚守，直至璋降乃开”（《三国志・黄权传》），这份忠义，比法正的 “卖主求荣”、张松的 “私通外敌”，高下立判。

而刘备虽得黄权，却未能真正重用。夷陵之战若听黄权之劝，让他为先锋试探敌情，自己坐镇后方，何至于被陆逊 “火烧连营七百里”？诸葛亮后来北伐时亦叹：“若公衡在，必不使先主有此败”（《三国志・黄权传》注引）。黄权降魏后，刘备坦言 “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三国志・黄权传》），这份迟来的悔悟，终究换不回那个能定乾坤的谋士。

反观曹魏，曹丕用黄权之谋安抚边疆，司马懿借黄权之见洞察蜀情，终成大业。这世间最可惜的，莫过于 “明珠暗投”，最可叹的，莫过于 “忠言逆耳”。

识人者得天下，弃才者失江山

“天下之争，实为人才之争。” 刘璋坐拥益州天府，手握黄权这般 “智堪比诸葛，忠胜法正” 的贤才，却因 “听不进忠言” 而拱手让人；刘备一生求贤若渴，却因 “意气用事” 错失良将；曹丕、司马懿懂得 “不问出处，唯才是举”，终能驾驭天下。

黄权的一生，是对 “识人用人” 最生动的注解：他在刘璋麾下是 “庸人”，在刘备麾下是 “偏将”，在曹魏麾下却成 “车骑将军”，并非人才变了，而是用才者的眼光变了。

千年后的今天，成都的锦江水依旧东流，仿佛还在诉说着那个遗憾：若刘璋当年肯弯腰拾起黄权掷于地的忠言，若他能给这位谋士一次施展的机会，或许三国的历史，就不会有 “卖草鞋的刘备” 什么事了。而那些被忽视的 “逆耳忠言”，那些被埋没的 “潜龙之才”，终究会成为命运最狠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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