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晋升排长三个月，刚换上皮鞋，连长说，这不太妥当

第一章 那双皮鞋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张卫根，当上排长了。

命令是团里下的，红头文件，我的名字印在上面，是个崭新的宋体字。

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张，好好干，是个好苗子。

我咧着嘴笑，手心里全是汗，抓着那张任命书，感觉比抓着一支滚烫的枪管还实在。

那年我二十一岁，从一个农村娃，到一名战士，再到班长，现在是排长。

肩上那道杠，多了一颗星。

从一道杠一星，变成了一道杠两星。

领章换了，红底板上，两颗金灿灿的五角星，在太阳底下晃眼。

我爹在信里说，卫根，你出息了，是张家的第一个官。

他让我别翘尾巴，要跟上级搞好关系，要跟下头的兵打成一片。

这些道理我都懂，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早就被锤打熟了。

可心里头那点年轻人的虚荣，就像春天旱地里冒出来的那点野草芽，火烧过，霜打过，给点阳光，它又探出头来。

当排长三个月，我拿到了积攒下来的津贴。

一共是四十二块五毛钱。

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一笔小数。

我捏着这笔钱，手心又出了汗，跟拿到任命书那天一样。

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扎了根，怎么拔也拔不掉。

我想去县里，买一双皮鞋。

一双真正的，黑色的，三接头军官皮鞋。

我们那时候，干部和战士的鞋，是个很明显的区别。

战士们清一色的解放鞋，绿色的帆布鞋面，黄色的橡胶底，结实，耐穿，跑操、训练、下工地，全靠它。

干部们，尤其是连级以上的，都有皮鞋。

那皮鞋，黑得发亮，走在水泥地上，“咯噔、咯噔”的，特别有节奏，特别有派头。

我当了排长，按规定也能穿了。

可我没有。

我脚上还蹬着那双穿了一年多的解放鞋，鞋帮子都磨出了毛边，鞋底的纹路也快平了。

我们连长，高建军，他有一双皮鞋。

那双鞋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鞋面上有几道深深的褶子，像是主人的抬头纹。

可他每天都擦，用一块软布，蘸着鞋油，一遍一遍地打圈，擦得能照出人影。

每次开会，他坐在主席台上，二郎腿一翘，那双锃亮的皮鞋就对着我们，像两门小炮。

我羡慕。

说不清是羡慕那双鞋，还是羡慕穿鞋的那个人，或者说，是羡慕那种身份的派头。

周末，我请了半天假。

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常服，把领章上的星星又擦了擦，坐上了团里去县城的采购车。

车上拉的是白菜和萝卜，我坐在白菜堆上，心里跟揣了个兔子似的，一路颠簸，一路蹦跶。

县城不大，就一条主街。

供销社的百货大楼是全县最气派的建筑，三层楼高。

我径直走上二楼，卖鞋的柜台。

柜台里摆着各式各样的鞋，布鞋，胶鞋，塑料凉鞋。

皮鞋不多，就几双，孤零零地摆在最里头的货架上。

一个女售货员，烫着当时最时髦的卷花头，靠在柜台上织毛衣，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我凑过去，指着那双三接头的军官皮鞋，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一点。

“同志，这鞋，能拿出来看看吗？”

她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部队的？”

我挺了挺胸，“嗯，刚提的排长。”

或许是“排长”两个字起了作用，她的态度稍微热情了一点。

她踩着一个小板凳，把鞋取了下来，往柜台上一放，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三十八块，四十一码，你试试。”

我小心翼翼地把鞋捧起来。

牛皮的，硬邦邦的，散发着一股皮革和胶水混合的味道。

我把它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觉得这股味道，比饭堂里红烧肉的香味还好闻。

我脱下脚上的解放鞋，把脚伸了进去。

有点紧，脚趾头在里面得蜷着。

我站起来，走了两步。

“咯噔，咯噔。”

就是这个声，跟我们连长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从没穿过这么硬的鞋，脚后跟被磨得生疼，可我心里美滋滋的。

镜子里，我看着自己。

一身绿军装，配上这双黑皮鞋，人好像一下子就精神了，挺拔了。

“就要这双了。”我说。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攥得发热的钱，数了三十八块出来，递给她。

她把钱在木头算盘上噼里啪啦一扒拉，开了张票给我。

我抱着鞋盒子，像抱着个宝贝。

剩下的四块五毛钱，我在楼下买了两斤槽子糕，又割了半斤猪头肉。

这是带给排里战士们的。

回到连队，天已经擦黑了。

我没急着把皮鞋穿上，而是先把它藏在了床下的箱子里。

我把槽子糕和猪头肉分给了排里的兵。

新兵李小山，一个刚从河南农村来的小子，一边啃着猪头肉，一边含糊不清地说：“排长，你真够意思。”

我笑着拍拍他的脑袋，心里却想着箱子里的那双鞋。

夜里，紧急集合哨没响，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悄悄爬起来，把箱子拖出来，打开。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我又把那双皮鞋拿了出来。

我找了块新毛巾，蘸了点水，仔仔细细地把鞋面上那一点点灰尘擦掉。

然后，我又从连部要了点鞋油，学着连长的样子，给它打了一层蜡。

鞋面在月光下，泛着一层幽暗的光。

我把它放在枕头边上，闻着那股皮革味，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是周一，全连要去靶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我起了个大早。

穿戴整齐后，我坐在床边，郑重地穿上了那双皮鞋。

脚后跟还是有点磨，可我不在乎。

我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

“咯噔，咯噔。”

声音清脆，有力。

我觉得自己从里到外，都成了一个真正的军官。

我走出排房，阳光正好。

战士们已经在操场上集合了。

我挺直腰杆，迈着我觉得最标准、最威武的步伐，朝着队伍走去。

我的皮鞋踩在沙土地上，发不出“咯噔”的声响，但每一步，都感觉特别踏实，特别有分量。

排里的兵看见了我。

他们的眼神都齐刷刷地落在了我的脚上。

李小山张大了嘴，眼睛里满是羡慕。

“排长，你这鞋……真带劲！”

我嘴角微微上扬，心里那点虚荣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清了清嗓子，正准备整队。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张卫根。”

我心里一咯噔，是连长高建军。

我赶紧转身，立正，敬礼。

“连长好！”

高建军点点头，他的目光，没有在我脸上停留，而是直接落到了我的脚上。

他盯着我的皮鞋，看了足足有五秒钟。

操场上很安静，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他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眉头微微皱着。

他没发火，声音也不大，跟平时说话一个样。

他说：“小张，你这皮鞋……不太妥当。”

第二章 “不太妥当”

“不太妥当。”

这四个字，像四颗小石子，不重，但准确地投进了我心里那片刚刚泛起涟漪的湖面。

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周围的空气好像也凝固了。

排里那帮兵，刚才还叽叽喳喳的，现在一个个都成了木头人，眼观鼻，鼻观心。

只有李小山，还傻乎乎地看着我，又看看连长，满脸的不解。

我感觉一股热血“嗡”地一下就涌上了头顶。

为什么？

我心里在呐喊。

我当了排长，按规定可以穿皮鞋。

我花自己的津贴买的，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我把它擦得锃亮，是为了体现军官的仪表，是为了给咱们连队增光添彩。

怎么就不妥当了？

这些话，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可一句也说不出口。

在部队，服从是天职。

高建军是我的连长，是我的直接上级。

他的话，就是命令。

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低低地应了一声：“是。”

高建军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那不是批评，也不是责骂，更像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感觉。

有点像我爹看我小时候捅了马蜂窝，既想骂我，又有点心疼。

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摆了摆手。

“去吧，准备训练。”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他脚上那双旧皮鞋，踩在沙土地上，留下一个个清晰的印子。

我站在原地，像一根被霜打蔫了的茄子。

刚才那股子挺拔的劲儿，一下子全泄了。

脚上这双皮鞋，刚才还觉得是荣耀的象征，现在却像是两块烙铁，烫得我脚底板发麻。

周围的兵都看着我，眼神里有同情，有好奇，也有的在憋着笑。

我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地烧。

这是我当排长以来，第一次在全排战士面前丢这么大的脸。

“看什么看！都闲着没事干了？！”

我冲着他们吼了一句。

声音大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战士们被我吼得一哆嗦，赶紧转过头去，站得笔直。

李小山缩了缩脖子，不敢再看我。

我心里又烦又燥，好像憋了一肚子火，没处撒。

“整理队伍！准备出发！”

我用尽全身力气喊道。

去靶场的路，是一条土路。

平时走起来，我觉得挺平坦。

今天，我穿着这双新皮鞋，感觉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

鞋太硬了，不跟脚。

脚后跟已经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

我走得一瘸一拐，姿势难看极了。

我不敢看战士们的表情，只能把头昂得高高的，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到了靶场，我负责组织我们排的射击。

卧倒，出枪，瞄准，击发。

一套战术动作，我平时做得行云流水。

今天，我穿着这双皮鞋，怎么做怎么别扭。

卧倒的时候，皮鞋的硬鞋尖戳在地上，脚踝差点扭了。

爬不快，也爬不稳。

我看着战士们穿着灵便的解放鞋，在地上匍匐前进，一个个都像泥鳅一样灵活。

而我，像一只穿着铁靴子的笨狗熊。

轮到我射击示范的时候，我趴在射击位上，心里憋着一股劲。

训练不行，打靶总得打出个好成绩，把面子挣回来。

我凝神，屏息。

“砰！砰！砰！”

三发子T.D去。

报靶员的声音传来：“张排长，二十五环！”

一个八环，一个九环，一个八环。

这是我当兵以来，打得最差的一次。

我从射击位上爬起来，脸上更挂不住了。

高建军就站在我身后不远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

那一下摇头，比骂我一顿还让我难受。

整个上午的训练，我都魂不守舍。

好不容易熬到收队，我几乎是逃一样地往连队跑。

我一头冲进排房，反手把门关上。

我坐在床边，发疯一样地把脚上那双皮鞋给扒了下来。

脚后跟已经磨出了血泡，袜子和血水粘在了一起。

我顾不上疼，抓起那双皮鞋，就想往床底下扔。

可我的手举到一半，又停住了。

这是我花了三十八块钱买的。

是我三个月的津贴。

是我当上排长的第一个念想。

我看着那双乌黑锃亮的皮鞋，鞋面上沾了些许尘土，在阳光下，依然泛着光。

它那么新，那么漂亮。

它有什么错？

错的不是鞋。

是人。

是我，还是连长？

我把鞋扔在地上，一头栽倒在床上，把脸埋在被子里。

被子里有一股汗味和太阳晒过的味道。

我闻着这股熟悉的味道，心里更委屈了。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我不是个爱哭的人，新兵训练那么苦，拉练走到脚底板起泡，我都没掉过一滴泪。

可今天，我哭了。

为了一双鞋，为了一句“不太妥当”。

下午，指导员王政委来找我。

他比高建军大几岁，总是笑眯眯的，像个邻家大哥。

他手里拿着一管红药水和一包棉签。

“小张，听说你脚磨破了，我给你拿了点药。”

他坐在我的床边，让我把脚抬起来。

他亲自用棉签蘸着红药水，给我擦拭伤口。

“嘶……”

药水碰到伤口，疼得我直抽冷气。

“忍着点。”王政委说，“年轻人，总要吃点苦头才能长大。”

我没说话，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还在为早上的事生气？”他问。

我把头扭到一边。

王政委叹了口气。

“小张啊，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你觉得连长不给你面子，当着全排的面说你。”

“可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闷声闷气地说：“他就是看我不顺眼，觉得我年轻，爱出风头。”

王政委摇了摇头。

“你把老高想得太简单了。”

“你知不知道，老高十六岁就当兵了，参加过南边那场自卫反击战的预备役，虽然没上去，但他的老连长，就牺牲在了前线。”

我愣住了。

这些事，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的老连长，就是因为在一次穿插任务里，为了显得威风，穿了一双缴获来的皮靴。结果在过一片沼泽地的时候，靴子陷进泥里拔不出来，为了不拖累整个队伍，他……”

王政委没有说下去，但他眼圈红了。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锤了一下。

“老高这人，嘴笨，不会说好听的。但他带兵，是把每个兵都当成自己的亲弟弟。”

“他跟你说皮鞋不妥当，不是嫌你臭美，是怕你跟战士们离了心。”

“他常说，干部干部，就是得先干一步。什么时候你都能跟战士们踩在一个泥坑里，滚在一身泥，你这个排长，才算当到家了。”

“你想想，今天在靶场，你要是穿着解放鞋，能摔那一下吗？你的兵看着你穿着皮鞋爬战术，心里会怎么想？”

“他们会觉得，他们的排长，跟他们不一样了。金贵了，娇气了。”

“这心里的墙啊，一旦立起来，再想推倒就难了。”

王-政-委的话，像一盆凉水，把我从头到脚浇了个透。

我看着地上那双皮鞋，它在墙角里，显得那么孤单，那么不合时宜。

我好像有点明白，高建军说“不太妥当”的意思了。

可明白归明白，心里的那股劲，还是没完全顺过来。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我还是觉得委屈。

那是一种年轻人特有的，不被理解的固执。

第三章 一块铁疙瘩

从那天起，我把那双皮鞋收了起来。

用买鞋时包着的牛皮纸，一层一层裹好，塞进了箱子最底下。

上面压着我的旧军装，还有我娘给我做的一双棉鞋。

我又换上了那双旧的解放鞋。

脚后跟的血泡结了痂，一走路就疼，我就在伤口上多垫了几层纱布。

我开始变了。

变得沉默寡言。

每天出操、训练、学习，我把所有事情都做得一丝不苟，甚至比以前更卖力。

早上，我第一个起床，帮战士们把水壶灌满。

晚上，我最后一个睡，查铺的时候，会给每个兵掖好被角。

训练场上，我比谁都狠。

五公里越野，我永远冲在第一个。

过障碍，我胳膊上被木刺划得一道道血口子，眉头都不皱一下。

我不再跟战士们嬉皮笑脸，也不再跟他们吹牛打屁。

我跟他们说话，永远是命令式的。

“快点！”

“没吃饭吗？”

“再来一次！”

排里的兵都有点怕我，见了我都绕着走。

李小山好几次想凑过来跟我说话，都被我一个冷冰冰的眼神给瞪了回去。

我知道，我在跟自己较劲。

也在跟高建军较劲。

你不是说我跟战士们有距离吗？

那我就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他们身上。

你不是说我娇气吗？

那我就把自己往死里练，练成一块铁。

你不是说我穿皮鞋不对吗？

那我就永远穿这双破解放鞋，穿到它烂了，碎了。

我跟高建军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

除了工作上的必要交接，我们之间一句话都没有。

开会的时候，我不再看他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而是盯着桌面上的茶杯，看里面的茶叶梗子沉沉浮浮。

他给我布置任务，我只回答一个字：“是。”

然后转身就走，多一个字的废话都没有。

整个连队的人，都看出了我们俩之间的不对付。

连队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尴尬又紧张的气氛。

指导员王政委又找我谈了几次话。

他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我这是钻牛角尖，说高连长其实很欣赏我，好几次在支委会上表扬我训练刻苦。

我听着，不反驳，也不接受。

我心里就像堵着一块铁疙瘩，又冷又硬，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我承认高建军说的话有道理。

我也承认他是个好连长。

可我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我觉得我的自尊心，被他当着全排的面，狠狠地踩在了地上。

而他，从来没有跟我解释过一句，更没有说过一句软话。

他就那么看着我，用他那种一贯的，沉稳又带着压力的眼神。

好像在说：小子，这点坎你都过不去，以后还怎么带兵打仗？

越是这样，我心里的那股执拗就越是强烈。

我像一头犟驴，认准了一个方向，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段时间，我瘦了十多斤。

人黑了，也精干了。

眼神里没了刚提干时的那种飘忽和得意，多了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那种东西，叫作杀气。

转眼，冬天来了。

北方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

部队接到了命令，要拉到山里去冬训。

那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地图上只标着一个代号。

出发前一天晚上，连里开动员会。

高建军站在前面，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还是那双擦得发亮的皮鞋。

他的话不多，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这次冬训，不是演习，是实战！”

“都给老子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谁要是怕死，现在就滚蛋！”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扫过全连，在我脸上停顿了一下。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躲闪。

我的心里，那块铁疙瘩，好像被他的话给敲了一下，发出“嗡”的一声。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像是鬼哭狼嚎。

我想起了我的爹娘，想起了村口那棵老槐树。

我也想起了那双皮鞋。

它还在我的箱子底，静静地躺着。

我有一种冲动，想把它拿出来，再看一眼。

可我忍住了。

我对自己说，张卫根，你现在是个兵，是个排长。

你要想的，是怎么带着你的兵，从山里活着回来。

而不是一双破鞋。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军用卡车拉着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

车厢里很挤，战士们的钢盔碰着钢盔，枪托抵着枪托。

没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和风声。

李小山就坐在我旁边，他把步枪抱在怀里，手冻得通红。

他小声问我：“排长，你说……咱们真的会打仗吗？”

我看了他一眼。

他的眼睛里，是和年龄不相称的紧张和恐惧。

他才十八岁，还是个孩子。

我心里的那块铁疙瘩，突然就软了一下。

我伸出手，拍了拍他的钢盔。

“别怕。”

我说。

“有我呢。”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车厢里，他听见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高建军说的“干部要先干一步”是什么意思。

不是让你跑得更快，也不是让你打得更准。

是让你在你的兵害怕的时候，你能站在他们前面，告诉他们，别怕。

车子停了。

我们到了。

眼前是连绵不绝的、被白雪覆盖的群山。

风更大，雪更大了。

高建军跳下车，他那双皮鞋踩在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他没有回头，只是挥了挥手。

“全体下车！按战斗序列，前进！”

我们的冬训，就这样开始了。

第四章 南边来的风

山里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苦。

我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帐篷，四面漏风。

晚上睡觉，要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再盖上两床被子，还是能被冻醒。

吃的，是压缩饼干和罐头。

有时候能喝上一碗热汤，那就跟过年一样。

水是最大的问题。

附近的小溪都结了冰，要喝水，得先砸开冰层，再把水烧开。

可是在野外，生火是严厉禁止的，怕暴露目标。

我们只能把冰块含在嘴里，等它慢慢化开。

那冰冷的冰块，含在嘴里，感觉五脏六腑都冻成了一坨。

训练科目也都是实战化的。

雪地潜伏，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起来的时候，眉毛胡子上都挂满了冰霜，整个人像个雪人。

山地进攻，背着几十斤的装备，在没过膝盖的雪地里冲锋，每抬一次腿，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

还有夜间射击，紧急避险，各种各样你想到和想不到的科目。

短短半个月，我们所有人都脱了一层皮。

每个人都又黑又瘦，像一群从地里刨出来的野人。

但我们的眼神，都变了。

变得像狼一样，锐利，警惕。

我和高建军还是不怎么说话。

但在训练中，我开始观察他，学习他。

我发现他就像一本活的军事教科书。

他能通过风向和雪的痕迹，判断出哪里可能有敌人埋伏。

他能凭着一点点声音，就分辨出对方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武器。

在一次夜间突袭演练中，我们排负责主攻。

我带着人，摸到了预定的攻击位置。

正准备发起攻击，高建军却通过步话机，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气，让我立刻带人后撤三十米。

我虽然不解，但还是执行了命令。

我们刚撤走，原来潜伏的位置，就被一排模拟的炮弹覆盖了。

要是晚走三十秒，我们排就“全军覆没”了。

事后我问他，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指了指天上的月亮。

“今晚月亮太亮，雪地反光，你们趴的地方，就是个活靶子。”

他看着我，说：“卫根，打仗不是光靠一股子蛮劲。要用脑子。”

这是“皮鞋事件”后，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不是“小张”，也不是“张排长”，是“卫根”。

我愣了一下，心里那块铁疙瘩，又松动了一些。

我低着头，小声说：“知道了，连长。”

那次之后，我开始主动向他请教问题。

关于战术，关于地形，关于武器。

他也不藏私，把他知道的，都一点一点地教给我。

我们的话还是不多，但我们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慢慢消失了。

我知道，他是在用他的方式，磨练我，塑造我。

而我，也在用我的方式，努力地成长，追赶他。

冬训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

那天，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攻防演练。

突然，演习被紧急叫停。

所有的连级以上干部，都被叫到团部去开会。

高建军去了。

他走的时候，脸色很凝重。

我们这些排长和战士们，在原地待命，心里都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几个小时后，高建军回来了。

他召集了全连，站在一块大石头上。

风很大，吹得他军大衣的下摆呼呼作响。

他的脸色，比山里的石头还要冷峻。

“同志们，”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演习结束了。”

“现在，我宣布一个命令。”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

“南边，打起来了。”

“上级命令我们，立刻结束冬训，开赴前线！”

“轰”的一声，人群里炸开了锅。

打仗了。

这两个字，我们天天在喊，天天在准备。

可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还是感到了巨大的震动。

有的人兴奋，攥紧了拳头，觉得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有的人紧张，脸色发白，手脚都在发抖。

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是懵的。

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高建军那句“开赴前线”在脑子里回响。

高建军没有让我们议论太久。

他一挥手，声音提高了几度。

“都听我口令！”

“从现在开始，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清点弹药，准备登车！”

“两个小时后，出发！”

他的声音，像一记重锤，把所有人的慌乱和议论都砸得粉碎。

整个营地，立刻就动了起来。

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机器，紧张而有序地执行着命令。

我带着我们排，检查每个人的枪支，分发弹药。

我看到李小山的手，在抖。

他往弹匣里压子弹，压了好几次都没压进去。

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弹匣和子弹，帮他压好。

“啪嗒，啪嗒。”

子弹一颗一颗地被压进弹匣，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把压满的弹匣塞回他手里。

“拿着。”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小山，记住，上了战场，它就是你的命。你得信它，比信你爹妈还得信。”

李小山看着我，眼神里还是有恐惧，但多了一丝坚定。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排长，我记住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去检查下一个人。

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能那么镇定。

也许，是这几个月的磨练起了作用。

也许，是看到我的兵在害怕，我作为一个排长，就不能再害怕了。

两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来时坐的军用卡车。

车队在夜色中，朝着南边，一路疾驰。

南边，那个我们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地方。

那里有我们素未谋面的敌人，有真正的枪林弹雨。

有死亡，也可能有荣耀。

车厢里，没人说话。

只有风声，还有每个人的心跳声。

我摸了摸胸口，那里揣着我爹娘的照片，还有一封没来得及寄出去的家信。

信里，我只写了一句话：

“爹，娘，我去打仗了，等我回来。”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

我也不知道，我的兵，能回来几个。

我只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那个会为了一双皮鞋而委屈哭泣的毛头小子了。

我是一个排长。

一个即将走上战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排长。

第五章 泥里的兄弟

我们被火车拉到了边境。

一下车，一股湿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

和北方的干冷完全不同，这里的空气里，都是植物腐烂和泥土的腥味。

这就是南国。

这就是战场。

我们没有休整，直接进入了指定的作战区域。

这是一片陌生的丛林。

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藤蔓和灌木交织在一起，根本没有路。

地上是厚厚的落叶，一脚踩下去，能没到小腿。

空气潮湿，虫子又多，咬得人浑身是包。

最可怕的，是那些无处不在的陷阱。

一个伪装起来的竹签坑，一块松动的石头下面可能就藏着地雷。

我们走得异常艰难，也异常小心。

高建军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把砍刀，为我们开路。

他那双皮鞋，早就收了起来。

他也换上了和我们一样的解放鞋。

只是他的鞋，比我们的更新，鞋底的纹路也更深。

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到敌后，拔掉一个对我们主力部队威胁极大的炮兵阵地。

这是一块硬骨头。

我们走了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

每个人的脸上都涂着油彩，身上披着伪装网，和丛林融为一体。

第三天凌晨，我们到达了预定攻击位置。

炮兵阵地就在前方不到五百米的一个小山包上。

我们可以看到敌人来回走动的身影，可以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高建军用望远镜观察了很久。

然后他把我们几个排长叫到跟前，摊开地图，布置任务。

“一排、二排，从正面主攻，吸引敌人火力。”

“我带三排，从侧后方摸上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们三排，是尖刀。

任务最重，也最危险。

高建军看着我们，眼神像鹰一样锐利。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我们齐声回答。

“好！”高建军一挥手，“对表，五点三十分，准时发起攻击！”

我们回到各自的排里，做最后的战斗动员。

我把我的兵聚拢在一起。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年轻的、沾满泥土和汗水的脸。

李小山就在我面前，他的嘴唇因为紧张而有些发白，但他的手，紧紧地握着枪，没有再发抖。

我深吸一口气，压低了声音。

“弟兄们，怕不怕？”

没人说话。

“怕就对了！”我说，“我也怕！怕死的不是孬种，不敢去死的才是！”

“咱们的身后，就是咱们的团主力，就是咱们的国家！”

“今天，咱们就是一把刀，要插进敌人的心脏！”

“都给老子拿出点血性来！让那帮狗娘养的看看，咱们中国军人是什么样的！”

“是！”战士们低声吼道，眼睛里都冒着火。

我点点头。

“检查武器，上刺刀！”

“咔嚓，咔嚓。”

一阵金属摩擦声，一把把雪亮的刺刀，装上了步枪。

五点三十分。

天边刚刚泛起一丝鱼肚白。

正面，一排和二排的枪声，骤然响起。

“哒哒哒……”

密集的子弹，像泼水一样，朝着敌人的阵地扫去。

敌人的炮兵阵地，一下子就乱了。

“打！”

高建军一声令下。

我端起枪，第一个从草丛里窜了出去。

“三排！跟我上！”

我们像一群猛虎，朝着山包的侧后方扑了过去。

敌人显然没料到我们会从这个方向出现。

他们的火力，大部分都被一排和二排吸引了。

我们冲得很顺利。

很快就接近了第一道堑壕。

就在这时，一挺藏在暗处的机枪，突然开火了。

“突突突……”

火舌像一条毒蛇，在我们面前扫来扫去。

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兵，闷哼一声，倒了下去。

“机枪！卧倒！”我大喊着，把李小山一把按倒在地。

子弹贴着我们的头皮飞过去，打在后面的树上，木屑四溅。

我们被压得抬不起头。

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会被活活打死在这里。

我回头看了一眼高建军。

他也趴在地上，正举着望远镜观察。

他放下望远镜，朝我打了个手势。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要我去干掉那挺机枪。

我朝身边的两个老兵使了个眼色。

我们三个，呈品字形，交替掩护，朝着机枪的方向爬了过去。

地上全是烂泥和树叶。

我把身体压得很低，一点一点地往前蹭。

子弹就在耳边呼啸。

我能闻到子弹划破空气时，那股灼热的味道。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干掉它！

离机枪还有二十米。

我从腰间摘下两颗手榴弹，拔掉保险，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那个火舌喷吐的地方，扔了过去。

“轰！轰！”

两声巨响。

机枪哑了。

“冲啊！”

我从地上一跃而起，大吼一声。

战士们跟着我，冲进了堑壕。

堑壕里，是血肉模糊的敌人。

我们没有停留，继续往上冲。

第二个山头，第三个山头。

我们跟敌人搅在了一起，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

刺刀捅进身体的声音，骨头被砸碎的声音，临死前的惨叫声，混成一片。

我已经杀红了眼。

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剩下劈，砍，刺。

一个敌人从侧面扑过来，我来不及转身，被他扑倒在地。

他张着血盆大口，一口黄牙，朝我的脖子咬来。

我用尽力气，把他的头往旁边一推，同时膝盖狠狠地顶在他的小腹上。

他惨叫一声，松开了我。

我翻身起来，一刺刀结果了他。

就在我喘息的瞬间，我听到了李小山的喊声。

“排长！小心！”

我一回头，看到一个高大的敌人，举着枪托，朝我头上砸来。

我想躲，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闭上了眼睛。

预想中的剧痛没有传来。

我睁开眼，看到李小山挡在了我的面前。

那沉重的枪托，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闷哼一声，软软地倒了下去。

“小山！”

我目眦欲裂，大吼一声，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扑了过去，一刀捅穿了那个敌人的胸膛。

我抱起李小山。

他的肩膀，已经塌下去了一块，鲜血染红了他的军装。

他的脸，白得像纸一样。

“排长……”他看着我，嘴里往外冒着血沫，“我……我是不是……要死了？”

“别胡说！”我冲他吼道，“你不会死！老子不允许你死！”

我撕开他的衣服，想给他包扎。

可是血怎么也止不住。

“排长……我冷……”他的声音越来越弱。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和脸上的血水、泥水混在一起。

“小山！你撑住！撑住啊！”

我背起他，想把他送到后面去。

可是在这个地方，哪里是前，哪里是后？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高建军冲了过来。

他看了一眼李小山的伤势，脸色一变。

“快！止血带！”

他从自己的腿上，解下一根备用的止血带，熟练地扎在了李小山的上臂。

“卫根！你带他下去！快！”

“连长！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我吼道。

“这是命令！”高建军的眼睛红了，“你他妈想让他死在这里吗？！”

“他要是死了，我枪毙你！”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背上已经昏迷过去的李小山。

我咬了咬牙。

“是！”

我背着李小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下跑。

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

我只知道，我不能停。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

我的肺像要炸开一样疼。

可我不敢停。

因为我的背上，是我的兵，是我的兄弟。

我把他从炮火连天的山顶，一直背到了山下的临时救护所。

当我把他交给卫生员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虚脱了，一屁股坐在了泥地里。

我看着自己。

满身是血，满身是泥。

脚上的那双解放鞋，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鞋头也开了个大口子。

可我看着这双鞋，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终于明白了。

什么是排长。

什么是兄弟。

什么是……妥当。

第六章 “很妥当”

战斗结束了。

我们胜利了。

敌人的炮兵阵地被我们成功拔掉。

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们连，牺牲了十二个人，重伤二十三个。

我所在的排，牺牲了三个，伤了六个。

李小山因为抢救及时，命保住了，但那条胳膊，废了。

他要提前退伍了。

我去野战医院看他。

他躺在病床上，右臂上缠着厚厚的绷带，打着石膏，被高高地吊起来。

他的脸色还是那么苍白。

看到我，他想笑一下，却牵动了伤口，疼得龇牙咧嘴。

“排长……”

我坐在他的床边，给他削了个苹果。

“别叫排长了，叫根哥。”

他看着我，眼睛里含着泪。

“哥……我对不起你，给你丢人了。”

我把削好的苹果塞到他嘴里。

“胡说什么。你是我张卫根的兵，是好样的！”

“要不是你，哥这条命就撂那了。”

他嚼着苹果，眼泪掉了下来。

“哥，我以后……是不是就成废人了？”

我摸了摸他的头。

“不是。你是英雄。”

“等你回去了，乡亲们会敲锣打鼓地欢迎你。你是全村人的骄傲。”

我陪他聊了很久。

聊家乡，聊爹娘，聊以后。

我告诉他，等战争结束了，我一定去看他。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一个人走在营地的土路上。

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但空气里，依然弥漫着紧张和悲伤。

到处都是伤员，到处都是打着绷带的战士。

我看到了高建军。

他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瓶白酒，一口一口地喝着。

他面前的地上，摆着十二个酒杯，都倒满了。

那是为我们连牺牲的十二个弟兄摆的。

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他看了我一眼，把手里的酒瓶递给我。

我接过来，也灌了一大口。

辛辣的液体，像火一样，从喉咙烧到胃里。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夜很静。

只有远处传来的，伤员的呻吟声。

过了很久，高建军开口了。

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卫根。”

“嗯。”

“你说……我们打这个仗，到底图个啥？”

我愣住了。

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话，会从高建军的嘴里说出来。

在我心里，他就像一块永远不会生锈的钢铁。

我看着他。

月光下，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晶莹的东西在闪。

我看到他鬓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了白发。

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威严的连长。

他只是一个失去了十二个兄弟的，会伤心，会迷茫的普通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我想了想，说：“连长，我爹跟我说，当兵，就是保家卫国。咱们不打，敌人就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不流血，咱们的爹娘老婆孩子就得流血。”

高建军听完，沉默了。

他又喝了一口酒。

“你爹……说得对。”

他转过头，看着我。

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脚上的那双鞋上。

那双破了口的，沾满了泥土和血迹的解放鞋。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那是“皮鞋事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笑得很难看，比哭还难看。

“这双鞋，”他说，“很妥当。”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为了这句“很妥当”，我差点把命丢了。

为了这句“很妥当”，我的兄弟，断了一条胳膊。

为了这句“很妥当”，我们连，牺牲了十二个弟兄。

值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一刻，我心里那块又冷又硬的铁疙瘩，彻底融化了。

化成了一滩温热的水。

高建军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的手，很重。

“回去睡吧。明天，还有硬仗要打。”

他站起来，把地上那十二杯酒，一杯一杯地，洒在了地上。

“弟兄们，走好。”

他转过身，迈着沉稳的步伐，消失在了夜色里。

他脚上那双解放鞋，踩在地上，没有“咯噔”的声响，却让我觉得，那是我听过的，最踏实的声音。

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原来的驻地。

我因为在战斗中表现英勇，荣立了二等功。

连队给我报了干训队，我要去军校进修了。

走之前，我收拾我的箱子。

在箱子底，我又看到了那双皮鞋。

它还用牛皮纸包着，像新的一样。

我把它拿出来，放在阳光下。

它还是那么黑，那么亮。

散发着一股皮革的味道。

我看着它，想起了那个穿着它，在操场上得意洋洋的自己。

想起了高建军那句“不太妥当”。

想起了李小山。

想起了那些牺牲在南疆丛林里的兄弟。

我笑了笑，把鞋重新包好，放回了箱子底。

我再也没有穿过它。

后来，我从军校毕业，留校当了教员。

再后来，我转业回了地方。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那双皮鞋，我一直留着。

它跟着我，从部队到地方，搬了好几次家，都没舍得扔。

我的孙子问我，爷爷，你留着这双又旧又土的皮鞋干什么？

我摸着他的头，告诉他：

“这双鞋，它不妥当。”

“但是，它让爷爷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