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年的留美学生：胡适们是怎么围观辛亥革命的？

1911 年 10 月 12 日，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间宿舍里，20 岁的胡适正对着一张报纸发呆。

他的日记里只写了一句话：“

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城遂为党人所据。

”

没有慷慨激昂，没有热泪盈眶，甚至连一句感叹都没有。这个后来被称为 “新文化运动旗手” 的年轻人，此刻只是一个普通的留美学生 —— 隔着太平洋，旁观

一场正在改变祖国命运的革命

。

这一年的胡适，正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读大二。他的日常是考生物学、植物学，是写《美国大学宜立中国文字一科》的辩论稿，是和同学打牌、学游泳、练书法。但从 10 月 12 日开始，他的日记里多了一项固定内容：看报。

1914年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时

“报载

袁世凯

果不肯出山，而以足疾辞”“闻有兵轮三艘为新军击沉于江中”“广州新将军凤山赴任尚未登岸，有党人以炸弹投之，凤山死”—— 这些零碎的消息，像一块块拼图，在他的日记里慢慢拼凑出辛亥革命的轮廓。

他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担心家人的安危：“

汉口戒备甚严，念大哥与明侄在汉不知如何？

” 大哥胡洪骏当时在汉口经商，武昌起义的炮火一响，消息断绝，胡适只能在日记里反复念叨。

另一方面，他又忍不住对时局评头论足，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他骂了一句 “

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看到岑春煊被派去四川，又忍不住 “

捧腹狂笑

”，觉得 “岑某威望素著” 这话简直是笑话。

这不是胡适一个人的反应。

在康奈尔，在哈佛，在哥伦比亚，留美学生圈子里炸开了锅。有人激动地奔走相告，说 “满清要亡了”；有人忧心忡忡，担心 “内乱不止，列强瓜分”；还有人忙着组织集会，讨论 “中国的未来该怎么走”。

胡适属于中间派

。他没有像一些激进学生那样，立刻放下学业，嚷嚷着要回国 “投笔从戎”；也没有像保守派那样，哀叹 “礼崩乐坏，国将不国”。

他只是每天看报，和同学争论，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写在日记里。这种选择在当时便引发分歧，有同学赞其 “清醒”，也有人批其 “冷漠”，认为留美学生应回国效力。

10 月 30 日，是农历重九，胡适在日记里写：“

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三川独立，尚未可知；桂林长沙俱成战场；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何时乎！

”

字里行间全是焦虑，但也仅此而已。

这一天，他依然要去上植物学课，依然要准备地质学的小考。革命是远方的炮火，学业是眼前的饭碗 —— 对于

作为第二批庚款留美生的他来说

，后者显然更被他看重。

留美学生的态度差异，其实还藏着阶层的烙印。那些出身官宦世家的学生，大多对革命持观望态度，担心 “

改朝换代，家业不保

”；而像胡适这样家道中落的子弟，对清政府没有多少感情，更关心革命能不能带来一个 “更好的中国”。

胡适的老家安徽绩溪，是个偏远的小县。他的父亲胡传曾做过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但早逝，家道中落。

他能出国留学，全靠

庚子赔款

的资助。在他的日记里，很少提到 “忠君爱国”，更多的是对底层百姓的同情 —— 比如他看到美国报纸上的中国移民新闻，会感叹 “

亡国人宁有言论之时哉

”。

但他也绝非坚定的变革者。1911 年 6 月，他参加了一个基督教夏令营，差点就成了基督徒。那段时间，他天天读《圣经》，写 “愿为耶稣信徒” 的信。要不是后来觉得 “宗教太过迷信”，他可能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这种摇摆，其实是当时留美学生的集体写照。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对清政府的腐朽深恶痛绝；

但他们又长期生活在海外，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一知半解。他们既渴望改变祖国的命运，又害怕革命带来的动荡。

胡适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件小事：1911 年 4 月，他和同学讨论 “中国宗教情状”，有人说 “孔教是中国的根本”，有人说 “佛教太消极”，还有人说 “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吵了半天，也没吵出个结果。

这种 “纸上谈兵” 的讨论，在留美学生圈子里很常见。他们热衷于谈论 “宪政”“共和”“自由平等”，但

这些词汇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书本上的概念，而非需要付诸行动的理想。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胡适的日记里只字未提。这一天，他在忙着写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论文，还去看了一场萧伯纳的戏剧。

直到 1912 年 9 月，他才在日记里提到 “民国元年”。此时的他，已经从农学院转到了文学院，开始研究哲学和文学。辛亥革命的硝烟，在他的日记里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对 “文学革命” 的思考。

很多年后，有人问胡适：“你为什么不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胡适回答：“我当时只是一个学生，能做的就是好好读书，将来用知识改变中国。”

这话看似冠冕堂皇，

而翻开他 1911 年的日记，能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胡适

—— 他不是什么 “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只是一个在异国他乡，隔着太平洋旁观祖国巨变的年轻人。他有担忧，有焦虑，有对未来的迷茫，但更多的是对自己学业和前途的考量。

对爱国的理解因人而异

，胡适做了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实选择。显然，他不是英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振臂一呼的英雄，更多的人，只是像他这样，在自己的位置上，优先考虑自身的生计与发展。

就像他在 1911 年 5 月写的那首《孟夏》诗里说的：“

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

” 异国的风景再好，也抵不过对故国的思念。只是这份思念，没有转化为投身变革的行动，而是成为了日后治学的一份心理底色。